茶马古道从哪儿开始
是的，茶马古道从哪儿开始呢？
是的，茶马古道从哪儿开始是个极为令人困惑的话题，但在这之前，还有另一个同样令人困惑的话题：什么是茶马古道？对于要介入茶马古道文化的人来说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到人们对茶马古道文化的介入及其深度。明白了这个话题之后，茶马古道作为文化母题的文化值域才可以成为有趣的视点。
这种思考的必然延伸是：在时间、空间、政治、历史、文化中茶马古道又是从哪儿开始的呢？带着这些问题上路，对于文化心灵来说可能更有一些来自自己的动力。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去寻求一下茶马古道是从哪儿开始的。这不是很枯燥的，每个人都可以试试。
茶马古道是一个极为宽泛的话题，它几乎包括了唐宋以来中原地区和青藏高原所有东西向交通道路，但是最终成型的只有青藏、滇藏、川藏等三条合合分分后又分分合合的三条。茶马古道不仅因为川滇出茶，青藏高原有马而局限在中国西南地区。实际上，浙茶、闽茶不时有闻于过去的青藏高原，那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虽然茶马古道缘茶与马而生，但是这条古道的维系经营却与历朝政治和商贸的发展分不开。实际上，茶马古道的本质终点在民国以前始终是中西部的西安和西部的拉萨。从这个时间段上来看这个空间段，这种国政经营的茶马古道在文化中更具有本质意义。因为茶马古道的茶马更确切的含义并不是以茶易马或用马换茶，而是维系达五个朝代的“贡马赐茶”�D�D是中原政要和高原豪僧之间在统治人民时的互为犄角的陈旧方式。这方面，中原政治表现出了更加的苦心或说刻薄，因为其一再地察禁私茶，一朝一朝地进行了巨细不遗的官茶税引制度的完善和实质管制。中原政治对西部的古老希望唐宋以降都不约而同地寄托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西鄙秦陇地区。而这儿的西安则是自古就是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在历代帝政者的眼睛里、头脑里、甚至在其灵魂里“西鄙”之西安乃至天水都是魂牵梦绕的国政基地，无异于京畿。唐以降，凡中国西部诸边事用兵，无论是新疆、青海、西藏还是四川、云贵等区，莫不从西北重镇西安、天水、河州（临夏）出。这种情势深刻地影响着早期茶马古道的走势和维系经营。然而当代茶马古道的热心者们却很少关心这些因素的存在，也许这会儿这些个事实太习以为常了。情形就是这样。
实际上，有元以来四川盆地、青藏高原等地的官吏调度和差使往来一直从西安、天水出。北赴青、新，南走川、藏乃至滇、黔（主要是其北部）。有元一代，战马多自蒙古及西夏、祁连出，马政由此不依青藏高原。所以当时的“茶马古道”在兵政驿道的维度上才更有价值，也更富客观性一些。那时的“茶马古道”实际上很内容地概括应该是“帛玩古道”。蒙人嗜佛，于是梵刹器玩多自西藏上贡，西藏因吐蕃慕华之风的贵族式遗延，而元室所赐多为丝绸布帛。这种贡赐制度下的通勤货物之人也往往是官僚和僧侣。当然，这时的茶在颁赐中也有着相当份量，因为蕃人自唐代就开始广延茶风了。但还不是后来的茶马古道。
这一时期的茶马古道已经具备了南北两条主要干道，甚至将这条合合分分的茶马古道的西部总驿由拉萨西推向萨迦。在这一时期虽然元初进军吐蕃，首次是从滇境入藏，但明睿的元初政治家们则极看重自吐蕃时代就存在的北道。自长安经天水、定西、河州或金城、鄯城、赤岭、唐古拉、黑河、当雄至拉萨的这条古驿道之所以被看重是因为蒙古部落的民间势力已经跨祁连山而进入新疆天山南北的东部地区及青海的西海以北、以西地区。形势所成，政治所因，于是茶马古道的早期刍形“帛玩古道”以北道为主进行了绵绵不绝的贡赐通货。而这时的南道则偏安一方有了极民间化的通货发展。
翻开通志看看，实际上这时的西部边政大体走势为北治南疏，云贵西部和川藏切合之处民间化的商业贸易十分频繁，有边匪充僧进贡冒赐者，还有边民间各取所需的物物交换者，还有边弁居奇牟利者，更有由于大都和萨迦对于滇川藏三界共同的鞭长莫及式的政治疏遥带来的土豪势力的发达这一现实下的“政治自由化”前提下的经济繁荣：实际上的自由贸易区在慢慢生成。帕竹政权对萨迦政权的兴替和元时川滇顽吏的存在是这个自由贸易区存在的政治佐证；而多见于历代国家档案中的边蕃部族式的剽掠和其奢侈生活同样证明了这个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存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匪充僧侣的现象一直沿袭到了明代中晚的匪僧发冢和锦衣卫囿僧故事。说明茶马古道南路的民间化经济培植有着很长的时间机遇。这也是有明一代茶马古道南路才真正发达的社会基础。当然当时明中央对帕竹政权的仔细也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中央实施了其“广封众建”的西藏政策对早已形成的滇川藏临界贸易区来说，实际上是把官僚黑市式的混乱经济合法化了。这一事实背后是后来的茶引课税式的茶政和高原马政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说，这条商道的茶马古道化时代才真正到来�D�D是茶马古道的南路。
在元朝以后，明清两代，在边防或常规战争中，部队的机动化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边防和扶政都需要快速的军事支持。但是，战马不出自内地，而更多地产自泛安多藏区和康藏一带，前者更加轴心地重要，以致康熙皇帝值年主祀时总不忘遥祀西海，其原因概出自泛安多藏区盛产被称为“西海龙驹”的战马。对于一个泱泱大国来说，战马比战刀更重要，当然对明智的政治家来说才更加是这样。战马总是供不应求，这极大地促使中央封建政权中的马政成为主要的资治手段。但是，产马地区更多地与中央政权保持着一种“联邦”性质的政体构架关系。这一方面使习成自唐代的贡玩赐帛制度慢慢地向贡马赐茶的例制方面沿革；另一方面中央和藏区地方两个政治势力开始有了中性的策应变化：在中央治马政时；地方开始文化习俗地、政治经济地用心于茶政。相互发现了彼此的政治胃口和资政品味。于是，茶马之政实际上已经是中央和地方之政的中坚内容。这里面对于地方来说即青藏高原来说有着更细微的政治影响力。对西藏地方来说，通过一代代的僧侣的苦心经营，他们持茶；泛安多地区的土豪们则持马；于是僧俗之间的资政轴心也就有了献马赠茶的茶马契约关系，这一层意思。于是，茶马对于每个时代不同的当政者来说都实际上是拴住了每一方的政治味口。茶马古道也在如此背景上因政治而成了古驿通货主要形式的概括性话题。到这时人们也才可以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明代政治家的睿智。这是茶马古道的政治生成背景。
上述只是从边政常理上来说是这样的。那么，这也只能算是茶马古道的政治生成之常规上是样的。但是，南北二路的这条茶马古道实际上并不是长安到萨迦地一劳永逸，而是变故重重。如果政治生活真有个长治久安的话，那么这条中国的茶马古道很可能就成为了横贯亚非的另一条丝绸之路了。但是据后来的史实看，这只是个美好的泡影了。萨迦僧侣们得元室荫庇之后，骄奢淫逸，宿淫乱戒，他们努力地毁灭掉了自己的僧侣形象后，使自己不僧不俗地一败涂地，被帕竹僭欺。从此那个庞大的萨迦僧团就永远地具有了行脚僧人的恒久形象。萨迦再也不是元时茶马古道的终道大驿了。那个形成中的茶马古道亚非大道化的奢望不但不可能，而且萨迦再也不是后来的茶马古道的终点了，它只是一个历史终点而已。顺次，拉萨便成了茶马古道更恒久的终点站了。这是茶马古道的政治取舍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