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编撰《通鉴》以后，司马光又明确谈到，只要“新义胜旧义，新理胜旧理”，则“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这种过分强烈的主观价值取舍，难免会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所以，当有门生向朱熹请教“班史与《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时，朱熹耐人寻味地回答说：“读其书自可见。”至少就《通鉴》西汉部分纪事的写法而言，朱熹显然不甚满意。
过去钱穆向学生教授阅读《通鉴》的方法，谓“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此语堪称真诀金针，诚深有心得之言，惟令人稍感遗憾的是，钱氏在具体阐释其应用对象时，乃特别强调说：“然而真讲起来，他所更重要的还是在删掉史料方面。”对司马光着意“添进”《通鉴》里面的内容，并没有给予切实的关注。其实我们今天阅读《通鉴》，更为需要注意的问题，还不是司马光出于自己的道义理念或关注重点而径行删除减省旧史某些纪事，而是他为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而采录了一些根本不该采录的著述，乃至荒诞不经的小说故事，有意以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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