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以清廉正直闻名。比如他任左都御史时，官场上行贿受贿、营私舞弊成风。于是，他上书皇帝要求制定严厉的制度，以改变不良风气。他的建议被康熙采纳，责令都察院严惩不法之徒。此举对于治理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他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有识之士，经常向康熙皇帝推荐人才，比如有名的王士祯、汪琬、陆陇其、邵嗣尧等人，都是经他力荐而受到朝廷重用的。
由于陈廷敬很有才华，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三人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绸缎各二匹。
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元月，陈廷敬被调任为吏部右侍郎，管理户部钱法。针对存在的问题，陈廷敬于八月上疏：“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现在，百姓最为不便的主要是钱价。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造成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按说，
销毁钱币，其罪至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长久不能禁止，就因为私商能从中获取厚利。因为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如果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就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铜价。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顺治十年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原本是为阻止私铸，但结果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如果这样，那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之地收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寥寥无几。应当减少师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随着铜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
陈廷敬这一上疏，送至朝廷后，康熙很重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并付诸实行。
同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当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陈廷敬深切痛恨。他于二十四年正月向朝廷上疏：“贪廉这两方面，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贪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品质。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俞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受讥笑，富有的人铺张而无人反对，使得大家竞相奢侈，成为一种风气。于是，贪污求利，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
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表示赞同，指出，今后“务须返朴还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
当时，由于农民赋役苛重，加之水旱灾荒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陈廷敬及时向朝廷反映了一些地区遭灾后的真实情况，并提出豁免钱粮税收的一些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
为维护清廷的统治，陈廷敬又上疏说：“总督巡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和指导吏员，这样做才能使百姓长期安定下来，并不是让吏员只明察于理事，尽自己的职责就够了。孔子说过：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行上之教，就要首先师检查总督巡抚。这样巡抚可能会说：‘问题师是在于那些吏员。如果吏员清廉能干，不加派火耗税收，理事时就不会贪赃受贿，也不会搜括百姓，百姓也就不致于因触犯刑法而痛苦。’倘若官吏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可以说是对上有罪。当然，也并不完全是官吏的罪过。上司清廉，则吏员自然不敢贪赃犯法，上司如贪赃不法，吏员虽然也想廉洁，然而却是不大容易办到的。
凡是官吏加派火耗，贪赃受贿，搜刮百姓，他每天就忙碌于察言观色，逢迎上司，又哪里有工夫去行上之教呢?百姓看到吏员的所做所为，就会说：‘这样的人还能教导我吗?’管教不听，就用刑法。群吏这样做，是总督巡抚导致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当今首要的是总督巡抚要人选合格。他们要不为利欲所动。自己身正，才能管好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都留心为民办事。百姓就能够休养生息。”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通令，凡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就会起到以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巡持总督的考察，则要看他是不是廉洁奉公，为群吏做出了榜样。
陈廷敬的上疏，被朝廷采纳了，并根据他所提内容，规定了若干条文，下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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