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我家这个年的记录。
过年的前几天，大约是从初二十五开始，妈妈就开始筹备年夜饭。她买了很多东西，在加上乡下各种亲戚送来的腊肉或蔬菜，还有，她竟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半只羊，这些就构成了年夜饭的原料。她做了很多火锅，冻在冰箱里到除夕才拿出来。总之，那几天，她，和我的几位亲戚，就一直在厨房里弄那些鸡，牛肉，鱼肉，等等。
我当然也有任务，就是去超市里买了春联和过年待客用的糖果糕饼。买了春联的时候，我没看到夹在上下联之间的横批，买回来一看，竟然是“恭喜发财”，因为我家并不做生意，贴这个好像有点怪，总之，我被大家嘲笑了一番。而买糖呢，在这时候占据柜台的永远是“徐福记”，不知为何，于是我在各种糖堆里都抓了一把，然后提着袋子去称重。但是，过年前夕的超市简直是人满为患，而秤只有一个，于是我就做了长长的队伍中的一员。糖袋上贴上条纹码标签后，我就在人流的推搡中下楼，往收银台的方向一看，呵，又是条条长龙啊。我便站在一列队伍后面，耐心等待。没想到快轮到我时，竟发生一桩意外。我把春联放在收银台上，没想到那春联太长，重心不稳，一下掉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女士一脚踩在上面!她正对收银员说话，丝毫没注意到脚下的情况，不过因春联外有塑料纸，它并没被弄脏。我回家对妈妈说这件事，并问她这是否会影响春联的吉利性。她说没关系，但还是埋怨了那名女士几句。
也正是这几天，我一位在长沙读书的朋友在常德短暂逗留。我们几乎天天聚在一起，二十八，下了大雪，“未若柳絮因风起”，我们就在大雪中行走，晚上，我们在家里看电影，，然后，我们在一个住宅小区一起长大的六个朋友聚了两个小时，事实上，已经多年没凑得这么齐了，然后朋友就坐车回长沙了，我也在莫名地惆怅中迎来了一年的最后一天。
早上起来，我们提着垃圾下楼，然后把垃圾放在垃圾车里，这是我听到垃圾车边的清洁工小声嘟囔道：“三十初一，不倒垃圾”，那我们刚刚岂非做了有违习俗的事?不过，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没关系，几年没有三十，只有二十九。
接下来要到爷爷家里去，爷爷生病已经有很多年了，一一年我们把他从医院里接出来，放在家里照顾，今年到他那里去过年是为了让他觉得更热闹。一同过年的还有姨奶奶，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姑姑，就是姨奶奶的女儿，姑父，堂叔，厨房里，客厅里，到处都是欢笑声。
年饭在中午吃，所以我先前称其为年夜饭恐怕不对，爸爸解释，鱼是必须要有的，象征“年年有余”，但实际上这道菜没什么人动筷子，又有笋子，象征“节节高升”，果然中国人还是崇拜财富与权力呀……即使将来中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些根植在民众心里的传统思想恐怕还是会顽固地存在着吧。
吃喝一番后，大家又回到火炉前，休息了一下，大家就向万金公墓进发。据说在一年的最后一天去扫墓也是传统，而且必须是下午。通往万金公墓的路上堵满了车。到了公墓，拜祭了奶奶跟姨爷爷，在打道回府的路上，买了烟花准备晚上放。
晚饭吃了中午剩下的菜。
我家里的人好像对春晚没什么兴趣，倒是一群人围着火炉坐，眼睛盯着手机，忙于回复他人的贺年短信的场景蔚为奇观。看了春晚的人大摇其头，表示没意思。接近零点时，我们就到院子里的空坪里放烟花。其他人也抱着与我们同样的想法，于是到两年交界的那时，天空五色斑斓，全城是轰鸣声，大约日军空袭中的重庆就是如此吧。骤然的热闹后，天空复归于岑寂。大家又进屋说了一会话，就各自回家了。
回家后，我们仿佛都有点亢奋，没有谁睡得着，于是又吃了一碗面，百无聊赖地把电视台调来调去，折腾到三点多才睡。
之后的几天，父母在客厅里看中央三台那些小品集锦，我在房间里看书，大约是睡得太晚的原因，自从过年后，脑子就不太好使了。
不记得是初几了，我们到桃源去了一趟，我奶奶那边的亲戚们都聚居在那里。我在那里吃了很多牛肉串，是真的牛肉串啊，不是用别的肉混充的，还得了许多红包。经我观察，这一群亲戚的娱乐方式就是——打麻将，当然以电视的声音作为背景。我和爸爸到桃源县城里转了转，发现桃源的商铺大多已开门了，而此时常德市里还是一片萧条冷落的景象。
又过了几天，我的祖籍，桃江，来了一群亲戚，我们一起吃了一次晚饭，席间他们谈起桃江的种种大小事件，比如某堂姐结婚了，某堂弟读书不用功等，他们说话时，我就在心里默默梳理这许多的亲戚关系，等我在脑中编制出一张世系图，我们的饭也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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