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辅导之时事政治：当代中国改革的整体性与路径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历时30多年，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客观环境不断变化，执政党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更加复杂、繁重，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政府的治理方式，都需要与时俱进。从这一意义上说，改革永无止境。即使中国本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准，同样需要继续改革，只不过改革的内容、方式会发生重大变化而已。探讨当下中国改革若干问题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实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奋斗目标。

当下改革要不要注重整体性？这本不应该成为疑问。无论从哪个视角来说，改革都需要整体性原则，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改革的重心不同而已。

首先，整体性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事物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每一要素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之中。即使我们把目光仅仅局限于政治生活中，政治生活的各要素如价值、制度（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组织机构设置等也构成了特定的政治生态，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相应变化。比如，价值取向或分权或集权，那么制度、组织机构设置无疑也都倾向于分权或集权。再把目光放宽些，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看，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造就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基础，必然产生行政权力干预一切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市场经济的基础，决定了政府的行政权力是有边界的，从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治理方式必将随之变化，否则我们就不必提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不必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的改革本身是深刻而广泛的革命，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整体性变化。当我们说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这些观点时，指的就是这种整体性原则。这不是整体主义，而是改革开放理所固然、势之必然的逻辑。

其次，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整体性从改革开放发端就有清醒的认识和预见。早在被称为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强调“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正确”至今发人深省！三中全会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改革开放方针、平反冤假错案，对组织人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做了多方位调整。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邓小平多次讲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比如，1985年会见外宾时，指出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986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在社会领域，他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达到共同富裕。他在1993年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换言之，中国改革的初期和中期，在具体做法、措施上确有不少不明确之处，被迫“摸石头过河”，但改革的大方

向、总目标和三步走战略目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从开始就是明确的，这恰恰是中国改革没有出现类似苏联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