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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于连性格的矛盾性

2024-06-26 来源:好走旅游网


论于连性格的矛盾性

摘要:《红与黑》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其书刻画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朽和虚伪,该书在世界上影响巨大,形成西方的“红学”。《红与黑》之所以如此经久不衰,是因为其中主人公于连充满了无限的矛盾与反差的各种思想和行为,他虚伪,阴险,踩着女人的肩膀向上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也是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代表,更是拿破仑时代的悲剧人物。

关键词:红与黑;于连;虚伪性;妥协性;反抗性;悲剧性

历史上左右的文学巨著《红与黑》历史地再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的社会氛围。它是一部具有极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意义的作品,作者以细腻、深刻的笔调成功的塑造了主人公于连这个复杂的艺术形象,一个孱弱腼腆的平民青年,只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为了实现他那巨大的野心,他不仅仅要处处显示知识和能力上的优势,还要采取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例如虚伪、作假和违心之举。然而当他爬上一定的位置,他才明白他仍然是一个“汝乃山区穷乡下人”。这就是于连·索黑尔的悲剧命运的过程。历来对他有各种评价,归纳众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人认为,于连蔑视贵族、勇于抗战,是代表当时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贵族统治阶级的英雄形象,是怀抱“法国大革命的原则的一个伟大的任务”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于连具有极虚伪和丑恶的灵魂,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②,总之,于连的性格是多元多层次的,是一个复杂地整体系统。

一、反抗与妥协

于连怀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进取心,但是又是一个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有志青年,于连曾

“混迹于上流社会”但他始终在反抗着。这是他性格中主要的,也是可贵的一面。

于连是一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艺术形象,他出生于法国北部偏僻小城维立叶尔市的一个私有者家庭,他的父亲发财观念很重,要三个孩子都在自己的锯木厂里干活,于连从小身体较弱,干不了重活常躲起来读书。这样影响到锯木厂赚钱,利欲熏心的父兄经常打骂他,于是,性格内向,孤独倨傲的于连从小就形成了一种反抗的心理。

同时于连又生活在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当时反抗的贵族阶级拼命打击那些逐渐强大的资产阶级,同时又剥夺大革命时获得的部分土地和权利的广大小生产者、平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企图堵塞非贵族出身的青年的出路。则平民阶级、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共同被仇视和压迫的对象。而在拿破仑初年,拿破仑仅是一个小小的下层军官,很卑微,便做了世界的主人,这为于连他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拿破仑也成了于连的崇拜对象,他充满激情地说:“一个富有热情的心灵,应该有所发明和有所建树。”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平民的反抗意识和小资产积极个人进取的野心。为此于连还孜孜不倦地读卢梭的《忏悔录》、《拿破仑出征公报节略》、《圣爱伦回忆录》这些书启迪他懂得了人间不平等的仇恨,加强了平民意识,再一次增强了他的民族反抗性。

于连的反抗贯穿于他的全部生命生活历程,他的两次爱情冒险也都是出于他对上流社会的报复。于连以征服上流社会的决心征服了玛德儿,触犯了这个金钱门第为基础的社会。木尔利用市长夫人的信,侮蔑他“贫穷而贪婪”、“专门诱惑”、“十足伪善”等,他美梦破灭,又遭诬蔑,怒火在射向市长夫人枪声中宣泄,由此,他开始了对特权阶级的公开反叛。当反叛得到无情的镇压后,他从天堂社会的五彩云雾中跌落到社会的尘埃中之后,平民阶级的意识强烈迸发了。如果说这种反

抗以前都是通过心理活动来表现的,那么,在法庭上,则是通过语言公开宣言的。 于连十四岁的时候,维立叶尔华丽宏伟的礼拜堂重新建起来了,他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神父,一年薪俸可以拿到十万法郎,相当于当年拿破仑麾下著名大将薪俸的三倍,他又起了“宁愿冒九子一生的危险也得发财的野心”。作为一个贫穷的青年,野心使他“不顾一切地要赚取金钱。”这种小生产者带有明显的妥协性。当于连由彼拉援引以秘书身份出现在巴黎侯爵府时,在忍耐和伪善方面,他更加成熟了,他达到了人生阶梯的最高峰。

侯爵府是一个“阴谋与伪善的中心”进出那儿的贵族,各个都是“漂亮的坏蛋”和“戴着勋章的恶棍”。在这种环境中,于连起初感到自己完全是陌生人非常孤独,后来于连参加保皇党人的反革命复辟黑会,并到国外递送反革命情报,这对于连来说,是性质最严重的妥协行为。就连连玛德儿也说:“他不是一只狼,只不过是狼的影子罢了。”他从小对生活道路的抉择,就是对“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的妥协,从军或当教士,目的都是为了发财。在侯爵府陪侯爵夫人吃饭时,他最受不了侯爵夫人和夫人的朋友们的轻蔑,但他毕竟经历了维立叶尔市市长府第的“锻炼”,经历了贝尚松学院的“修行”,他以礼貌的轻蔑、聪明的言辞和果断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但随着他日益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于连的妥协性也与日俱增,当侯爵送给他一枚十字勋章时,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妥协性开始占了上风。从上面可看出,于连盲目的妥协性纯粹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他的野心和妥协,都是表现出他反抗社会的一面。 二、自尊与自卑

平民阶层的出身使于连面临与生俱来的心理压力,自小又生活在一种弱势的家庭环境中,造成他内心深处极为隐秘的自卑情结,但这是基于阶级出身和由此而生的社会地位造成的;它又总是和于连性格的另一方面——自尊、自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连一生,无时无刻不交织着这样一组性格矛盾,他时刻不忘地维护着自身尊严,希望用自尊来掩盖自卑,对自己出身的平民阶层充满高度自信,深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连有着十分敏锐的贫民意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刻刺激着他,他惟恐自己出身贫民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蔑。未入市长家前,对“当佣人”是那样恐惧,在市长家门前感到一种无法克服的胆怯,甚至“不敢举起手来拉门铃”,在这种阴影的情结下 “不过,先生,你懂拉丁文,是真的吗?”,德·雷纳尔夫人只是随便地问一句,就立刻大大刺激了于连的自尊心,开始竭力摆出一份冷面孔。德·雷纳尔夫人得知于他衣服少时,准备为他添置衣服,他不但没有接受市长夫人的惠赠,相反对此他感到病态的愤怒,觉得是一种侮辱。

“拉手”情节更表明了其深藏内心的自卑感。他认为雷纳尔夫人在被他碰到时不应缩回去,这是他的“职责”,夫人每一次痛苦地唤醒了自己真实的贞节观念,对于连有所冷淡时,他便会备感屈辱,便会本能地记起她是上流社会。

因与德 ·雷纳尔夫人的恋情败露,只好去贝藏松,在贝藏松神学院门口为了找一家客店寄存自己的便服,可他在一家家客店门口经过时,却不敢走进任何一家。来到贝藏松时,感觉到进去那就出不来的人间地狱,同皮拉尔神父谈话时,心剧烈跳动着,嗓音颤抖,竟多次差点晕了过去。

在侯爵府豪华庭院中间“惊讶得目瞪口呆”,接受侯爵府客人考试时,豪华的陈设使他无法保持冷静,两面镜子也让他不自在。于连所有这些表现在上流社会的一举一动都不

得在局促不安中显露出他内心极为隐秘的自卑情结。这种自卑也使于连不敢和玛蒂尔德光明磊落地恋爱,成为他产生真挚爱情的障碍。他时刻忘不了自己的卑微的出身,忘不了“他那个心怀不满的平民的可悲角色。”

基于出身不平等的这种自卑心理作用下的某种病态反映,在于连一生中此起彼伏,绵绵不断,但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维护自我尊严,而且在维护自己尊严这一过程中,他始终表现出了对自己出身的那个平民阶层充满的高度自信。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并不卑贱。”他极端鄙视富人,他看不起凯吕斯、德·吕兹、克鲁瓦泽努瓦这些贵族青年的空虚无聊,枯燥乏味和缺乏性格,和瓦勒尔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他们的蛮横无理有上千法里远”,“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也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们表现出来。总之他对高贵的出身从来就不顶礼膜拜,他从来就不曾出于本能地尊敬过这些贵族,相反他意识到“这是我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因此他对命运和社会发怒,他想:“这些贵族,假如有可能的话让我和他们进行一场武器对等的决斗,他们又会怎样呢?”结论是明显的。他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地盼望着这两种东西,而且配得上他们”。

在于连和玛蒂尔德小姐的交往中,他的自卑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敢于轻视傲慢的玛蒂尔德小姐,并曾这样想:“我知道保持我的自尊心,我没有向她说我爱她。”当他收到小姐的爱情告白信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终于战胜了情敌柯西乐侯爵,可以平等地与拉莫尔侯爵坐在同一条凳子上。他立刻自豪地得出结论:“侯爵和我的价值,已经过去了,结果是汝拉山的穷木匠占据了重要的一面。”这哪里是什么谈情说爱,简直就是一场斗争,而斗争的目标便是贵族阶级的荣誉和地位。

三、正直与虚伪

在于连十八岁时,西朗介绍他做市长的家庭教师,他爬上了社会竹竿的第一节,他初到市长家,首先关心是否和仆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强烈的平民意识使他不愿做奴仆,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于连对这个唯立叶尔市最富贵气概的人的家庭,包括温柔而美丽的市长夫人,都怀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和憎恨,当时权贵人物以骂拿破仑为时髦,他扮演神甫角色不得不当众附和,为了能爬上上流社会,他只好用“卑鄙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以伪善作武器和社会抗衡。

接着西朗又推荐于连到省城贝尚神学院,他爬上了社会竹竿的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于连对人间地狱的一次经历。神学院里的修道士们都是一些利欲熏心,阴险狡猾的伪君子,他们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大搞阴谋诡计和秘密侦探。在神学院于连的信件被扣押,行李被秘密搜查,言行受到了秘密监视,甚至还故意引诱他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在这种阴谋恐怖的地方,于连的思想性格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不信宗教、不信天主,却要伪装出虔诚与顺服。他将自己强烈的反抗心和高傲的性格隐藏起来,注意克服各种鲁莽和不谨慎,他开始被迫用虚伪的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面具。但是他并非生来虚伪,在神学院阴森恐怖、利欲熏心的神父们都是伪善的无耻之徒 ,教士们互相猜忌、告密、谄媚、倾轧。在这种环境下,内心正直的于连也变得更加虚伪自私。他明明鄙视憎恨他们的这些行径,却忍气吞声地适应他们,他们明明是无神论者却扮演成虔诚的教徒,以博取彼拉尔院长的赏识。在这里,根本不信仰上帝的于连强压心中的感觉,极力表现出伪善的面貌逢人就背诵《圣经》和《教皇传》这两部连他自己也觉得无用的书,借以展示自己的才华,他希望一方面能保护自己,另一方面能为自己的前途铺好路。在侯爵府,他同样以虚伪抗虚伪,用轻蔑回答轻蔑,在狼的社会里,他要把自己也变做狼,然后和他们相咬,保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他的虚伪既是对那个社会的妥协,也是对那个社会的反抗,这种被迫的虚伪和以妥协方式出现的对抗,使他的野心又蒙上了一层虚伪中妥协的性质。

在于连奋斗历程中,其思想的点滴中时时透出作为一个平民青年的正直。他从18岁

到德·瑞纳市长家作家庭教师,到23岁谋杀德·瑞纳夫人被送上断头台,尽管他的行为中有不高尚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平民出生的人,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没有泯灭那善良的天性。于连第一次到市长家门时,那脸带泪珠,怯懦腼腆的憨态,实在是一个善良淳朴的青年农民;他和儿时的伙伴富凯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这个满脑子是拿破仑事业和满怀激情的青年,对贫穷人们富有同情心,面对贫苦人的悲惨场景,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怜悯的眼泪。当他获得金钱、土地、贵族封号和中尉头衔以后,于连没有忘记维里维尔城受苦的平民,他寄去五百法郎让神父分给和他从前一样穷苦不幸的人们,并要求不要说出他的姓名。

在小说最后,于连对上诉的拒绝,拒绝向资产阶级法庭求饶更使他性格正直的一面上升到了极致,法庭上对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控诉和自白,在他看似虚伪的一生中套上了他应有的正直的花环。他忏悔了自己对雷纳尔夫人的罪行,但他认为他不是受到同阶级的人审判,他受到他们审判和惩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作为一个出身在卑贱阶级里的平民,却企图凭着良好的教育混入上流社会。他声称:“我的罪行没有金钱作为动机,它决不会是可耻。”

四、雄心与野心

在《红与黑》中,作者多次称于连为“英雄”、“我们的英雄”。于连是个头脑敏锐,意志坚强,高傲自尊的青年。

他出身平民,崇拜拿破仑。因为在拿破仑的时代,坚强的个性可以不凭门第和财产而发挥自己的才能。于连说:“在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已经被杀死,或者在三十六岁时就当上了将军。”他满怀英雄气概,充满英雄幻想,却生不逢时,生活在王政复辟

时期。在这个封建专制的时代,上层贵族社会是决不容许下层平民进入政界,施展抱负的,于连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尽管他用尽种种手段想打入上流社会,然而都失败了。

当他发现他的种种追求都毫无意义时,他放弃了卑鄙的手段,不愿向现实社会妥协。他说:“天才要么成为拿破仑,否则就要像个罪犯被处决掉。”他不顾别人的解救,毅然选择了死。他临死前的法庭答辩表现了他的英雄性格的力量,他说:“先生们,我没有荣耀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可以看见我是一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做反抗的举动罢了。……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他的演说,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力度,体现了人物在与周围环境、反动势力的冲突中,所表现出的力的热情:以死反抗,抛弃名利,显示了高尚的情感和坚强的心灵。于连是一个平民反抗者形象,司汤达式的力的英雄。

于连是一个缺少爱的年轻人。于连性格孤傲倔强,头脑聪明过人,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渴望出人头地,跻身与他既仇视又向往的上流社会。为此,他在三个不同的环境里作了三次大拼搏,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先开始,于连是凭着精通拉丁文,当了维里埃尔市市长德·雷纳尔家的家庭教师,得以接触上流社会。由于不堪忍受贵族气十足的德·雷纳尔市长对自己的歧视,他征服并占有了德·雷纳尔夫人,以此表示一个平民青年对上流社会的挑战。与德·雷纳尔夫人的暧昧关系败露后,他不得不离开维里埃尔市,经谢朗神父的介绍来到了省城贝尚松的神学院,在这里,他变得虚伪起来。他本来是个无神论者,却钻研神学,幻想有朝一日能当上大主教。凭着聪明好学和假装的虔诚,他深得神学院院长的赏识,被连连提升。但由于被卷入了神学院的教派斗争,不久又在神学院失去了立足之地。后来,他到了巴黎保王派头子木尔侯爵府,替侯爵当秘书。他的个人野心在这里急剧膨胀,一面千方百计向侯爵表中心,一面拼命追求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小姐,眼看就要“功成名就”,地位、金钱、美女、荣耀纷至沓来,却被德·雷纳尔夫人在教会势力的胁迫下写的告密信破坏了锦绣前程。他愤怒,开枪打伤了德·雷纳尔夫人,终于落如敌视他的贵族和教会势力下的

重重陷阱,因而被判死刑。他拒绝上诉,也不期求赦免。他清醒地认识到,复辟王朝是决不会允许自己这样的平民青年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就这样带着重新抬头的平民意识走上了断头台。

他的双重性格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作者在于连爱情描述中始终把他对贵族阶级的报复与争得自己平等自由的愿望联系在一起。他占有他们的妻女不在于肉感,而在于满足他那平民的、要求尊重的灵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残酷的阶级斗争,所以说连的双重、矛盾的性格的形成也与当时社会环境摆脱不了关系。

注 释:

[1]赫明斯.司汤达小说研究[M].天津:中津大学出版社,1964:25.

[2]蒋承勇.司汤达小说:反映的变形[J].外国文学研究,1990,(2):124.

参考文献

1.司汤达.郝运译.《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

2.秋芬.《红与黑》中于连的矛盾性与悲剧性.科教文汇(上半月);2006年08期.

3.夏春莲.论《红与黑》中于连形象[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0期.

4.郭成芳.自我实现与悲剧人生——析《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社会隐喻意义.山东外语教学;2004年03期.

5.郭建辉.《人生存困境的呈现——<红与黑>中于连形象的现代意味》.怀化学院学报.2003年2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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