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现代性的文本特征
杨安刚
摘 要 近年来，海内外文学理论界、批评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问题提出了异议，主张从文学本身探究中国文学现代性特征，从文学的现代性上整体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重要的创作流派，其文本的现代性特征已经显现。通过对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文本的主题、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现代性特征进行探索，表明“鸳鸯蝴蝶派”文学作为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过渡时期的文学，已经具有了现代性。
关键词 清末民初 “鸳鸯蝴蝶派” 现代性 20世纪中国文学
按照传统中国文学史的描述，我国的文学发展总是和中国的政治进程同步的。从我国近百年文学的分期来看，就可证明这一点。中国20世纪分为近代、现代、当代几个历史阶段；相应的，中国20世纪文学也分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三个时期。这种忽视文学本身的特性，而只着眼于社会历史的分期法，对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的整体性人为地设置了障碍。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始于“五四”时期，无人否认，也不可否认。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确立却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崭新的小说形态的确立，可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如果仅仅从“五四”来研究其现代性，那么必会掩盖清末民初中国文学家们在现代性上的努力。基于此，国内的陈平原、谢冕、陈忠实等学者，国外的李欧梵、王德威等学者从文学本身的现代性角度，对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口号。这种提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读者所接受。对于“现代性”这个词，并不是我国就有的，它是我国与国外进行文化学术交流过程中引进和演化而来的。李欧梵先生在其论著中认为，““现代性”是后来的学者
［1］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描述”，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包
含着复杂的因素，是在外部世界的冲击和本身内部传统变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种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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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进程在20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的思想领域表现的就很明显，在文学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综观20世纪百年的中国文学，有两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最引人注目，在中国小说向现代性迈进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清末，由梁启超、黄遵宪等一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学革命活动，使小说摆脱了的“小道”地位，攀上了文学殿堂的正宗位置；二是五四时期，真正现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得以确立，并在创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两个时期一个是现代小说的开启之时，一个是现代小说的确立之初，并且与当时的政治活动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因此，人们的目光被吸引在这两个时期。但是在清末民初的二十年里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学现象，与前两者迥异非常却异常兴盛，那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本文以后称“鸳派”)。
“鸳派”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个文学流派，其文学创作前接晚清，后续“五四”，正好处于新旧过渡时期。我们要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脉络，那么，“鸳派”文学是不可越过的一环。我们在宣扬“五四”文学现代性精神的同时，总会苛责前人的缺点，长时期以来对“鸳派”文学的文学苛责或否定就是一个实例。“其实“鸳派”小说并没有丧失现代性这一因
［2］那么我们素，只是这些小说的现代性被“五四“主流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和压抑了”。
就从文学本身来探究“鸳派”文学的现代性。
一、“鸳派”的由来
“鸳派”产生于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学派别之一。关于对它的理解，文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鸳派”文学应该多是那些专描写“才子佳人”的故事的作品，包括哀情、悲情、艳情、苦情和惨情等涉足“情”字的那类才是名副其实的“鸳派”小说。鲁迅曾在其《上海文艺一瞥》中说及：“这些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
［3］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
他在这里点出了“鸳派”名称的由来。当时人们常常引用“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两句诗来概括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渐渐地就习惯于称这类小说的作家为“鸳鸯蝴蝶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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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其发生在民初，是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进入低潮的背景下产生的言情、哀情、武侠、侦探、滑稽、历史甚至黑幕小说，都属于“鸳派”。因为所有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文学观为基础。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中对通俗文学这样定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兹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续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
［4］以上两种观点中所说及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的多种文学题材，其实都是指的通俗文学，是一种在现代都市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面对广大都市市民阶层的文学。因此，其实“鸳派”文学指的是清末民初所有的具有娱乐性、趣味性的面向大众的作品。“鸳派”应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是其中以言情小说取得的成绩最大，影响也最广泛,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它掀起了“鸳派”文学的一次高潮，一举奠定了“鸳派”学的言情基础。那我们就从言情小说来探究“鸳派”文学的现代性。
二、“鸳派”文学的现代性体现
关于“现代性”这个词，人们常常与“现代化”联系起来，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性是现代化各种属性的总称，并且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根据李欧梵先生的论述，“‘现代性’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由工业领域波及到
［5］当西方现代化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向世界的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等领域”。
个角落输出，这种输出在近代世界历史中表现为西方对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略与掠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为生存在压迫下进行现代性的追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最具有这样的典型性，并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救亡，二是民族启蒙。清末的一系列的“洋务运动”是民族救亡的尝试，归于失败，而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族启蒙的重要性，发起一系列的文学运动，把文学作为民族救亡的工具。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把小说放到了文学的正宗地位，为适应政治的需要，文学自身不断发生变化，突破了古典小说的一些樊篱，具有了新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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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显现了现代小说的某些特征。孔范今、范伯群等认为清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中国
［6］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及发行渠道等方面
都与传统古典小说有了新的质素。“鸳派”文学紧随其后，并且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文学改良，我们看其是否具有现代性，应该从其本身看是否对古典小说有了新的突破，是否在《海上花列传》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探究“鸳派”文学的现代性就是要发现“鸳派”文学身上具有的不同于古典小说的新的因素，打破古典小说本身具有的局限，为真正的现代小说的确立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中国的古典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志怪传奇，经过宋元话本小说的发展成熟，到明清随着《红楼梦》的诞生中国古典小说达到了最高峰。综括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构成原则，就是以讲述“故事”为核心的程式化原则，其基本特征是：一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强调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以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尾线性结构来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故事情节的强调使人物失去了独立性，使人物依附于情节；二是中国古典小说在叙述故事情节时，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这种模式给人以明显的感觉是有一个外在的叙述者，就象是在看一部电视剧；三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语言采用的是全知全能式语言，重在用语言叙述，而少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事件外部环境的细致描绘，明清之际的小说语言已大大演进，但是还没有使语言得到彻底的解放，充分的发挥功能。
清末明初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声和国人的呐喊声，中国开始了以西方为参照和价值标准的现代化追求历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接踵而来。政治上的风起云涌在文学上击起了千层浪，一系列文学变革把小说推到了历史的潮头，担负起“开启民智”的重任，当人们的政治热情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低落的时候，“鸳派”文学便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鸳派”文学以消遣娱乐为主，但从其文学文本来看，我们看到“鸳派”文学在主题、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已经显示了现代性的种种迹象或张力，打破了古典小说的多方面的限制。
（一）文本主题的现代性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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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掀起了“小说界革命”，揭开了中国小说史新的一页。他在文中提出：“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者，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
［7］此文中作者把小说视为“改良群治”的工具，并力倡小说的翻译与创作，使之担负启治之”。
蒙的重责。同时，由于“小说界革命”的兴起，本来在晚清出现的“域外小说”翻译风潮更加猛烈，大量的“域外小说”被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读者以启迪。其中，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最为著名，这部小说的进入，开中国新小说言情之始，是为“鸳派”言情小说之祖。被同时翻译过来的还有《上尉的女儿》、《一千零一夜》、《九三年》等富含民主、自由、启蒙、解放思想的“域外小说”。在中国文学内部向现代性迈进的张力和大量“域外小说”的刺激下，中国的文学家们开始了“新小说”的创作。
“新小说”的创作是从“政治小说”开始的，是伴随晚清政治改革的高涨而出现的。其主题是“改良群治”，担负起政治启蒙的功用。虽然并没有摆脱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套路，但小说却摆脱了过去的卑贱地位，提高到文学正宗的位置。但是，其高涨是被政治改革所左右的，当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治革命的热情陷入低潮，政治小说也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新小说”关注的问题也随之进行了转移，由“改良群治”转向“表现男女婚姻爱情问题”的主题上来。“鸳派”小说中的言情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
以徐枕亚的《玉梨魂》为例。《玉梨魂》叙述了才子何梦霞与美貌寡妇白梨影的恋爱悲剧。何梦霞作为一个家庭教师栖身于白梨影的夫家坐馆，梨影因怜才而热恋梦霞，梦霞也“欲得天下第一多情之女”而钟情于梨影。但是，迫于当时封建礼教的压力，他们只能通通信、作作诗，借此来发泄心中的相思之苦。梨娘很是痴情，她想自己不能和梦霞结合，就打算把自己的小姑许配给他，以弥补这个缺憾。事情得到公公的同意，然而梦霞的心上人是梨娘，小姑则为这个不自主的婚姻而伤心，三个人都怨都恨，梨娘因情而病，病中因拒绝服药而殉情，何梦霞在深受刺激后也有所醒悟，他发出了“励我青年，救兹黄种”呼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最后战死杀场。这部作品在当时发行量很大，曾被数次重版，可见人们在当时对男女婚姻问题是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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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关注兴趣的。此小说虽然是用骈体写成的，但是并不影响其主题的先进性。何梦霞和白梨影的死是对封建社会婚姻观的一种抗争，一种控诉，揭示的是封建社会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能自由的痛苦。需要指出的是，《玉梨魂》虽然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但却被“五四”作家所批判，他们称其“发乎情，止乎礼”，是对封建道德观的留恋和维护。我们并不否认，这部作品与“五四”文学中反对封建婚姻的作品相比，不是那么的彻底，不是那么的到位，甚至和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情节上还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是，它毕竟涉及到了反传统封建质素这个问题，也感觉到了某种不平等和不自由，只不过作者显然不具备彻底的反叛精神。这些不足尚需要“五四”作家去弥补，但不能掩盖“鸳派”小说向现代性迈进的痕迹。“没有这些小说中的“殉情”、
［8］“惨死”、就没有“五四”小说中的“出走”、“私奔”。”“五四”新文学家们提出 “人的文学”
口号，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而“鸳派”小说中的言情小说从“情”的角度首先使人得到了初步的不自由的感性体验，为“五四”文学中人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做了情感上的铺垫。 “鸳派”文学走向了俗化，同时也比较接近了小说的艺术本性——作家们试图以更世俗化的情趣和更巧妙的艺术手段打动人心，陶冶人情。
（二）叙事、结构的现代性
“对于新小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题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
［9］我国的“新小说”家在 “域外小说”的传入中，注意到传统小说与外国小说在叙叙事方式”。
事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并在创作实践中零星地引入一些外国小说的技巧。“鸳派”小说家也从“域外小说”中得到启示，并继承了这些技巧，在创作中大量的应用。
首先是人称的变化。在我国传统古典小说中，叙事方面常常是以说书人身份出现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来统摄全篇的，到了清末，小说中说书人的地位有所动摇，但长篇小说仍保留说书人的套路，短篇小说虽然作了一些尝试，但是比较幼稚、粗糙。“鸳派”作家对此模式作了新变，他们采用了多种方式，让叙事者介入小说，以小说人物的身份出现，其中最典型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运用，这在“鸳派”小说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吴双热的《孽冤镜》。作品采用第一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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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叙述“我”的好友王可青与薛环娘的爱情悲剧。叙事者以第一人称直接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主要通过他的视角和行动，让读者了解了王可青和薛环娘爱情悲剧的前因后果和各种细节。也正是他的议论与慨叹，深化了读者对男女主人公的同情，表现了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家长制的不满。徐枕亚在《玉梨魂》中创造了一个“言说者”的角色，这个“言说者”的功能不止于一般小说的第三人称，他常常兼职担任第一人称的任务。在小说中，作者插入大量的诗词，极富抒情之能，那许多感同身受的情境，在描述之后，惟恐不足，而层层叠叠的渲染；由于言说对象的高度一致，所以尽管小说采用的是骈体、散体的形式，但与读者产生共鸣，这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最大优势，也是《玉梨魂》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确立的标志，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是其标志的一个支撑点。“鸳派”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虽然没有其深刻的思想性，但却在叙述形式上预示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与“五四”同路的。同时，“鸳派”第一人称小说的流行为“五四”小说培养了大批的读者，使其习惯了这种“叙述”方式，为“五四”小说被大众所接受做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是“鸳派”的小说开头结尾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破了古典小说以诗词入篇结尾的套路。在开头上，“鸳派”作家受到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创作小说开头或设置悬念，吸引读者，或是以写景抒情开头，为整篇营造一种氛围。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大多习惯于顺时序地叙写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而“鸳派”的侦探小说在西方侦探小说叙事方式的影响下广泛采取悬念倒置的叙述方式，如程小青的《舞宫魔影》以广寒宫舞场红舞星柯秋心的死来设置悬，在谁是凶手的悬念中涉及诸多的可疑人物，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在小说的结尾上，出现了不是 明确交代故事结局的开放性结局。例如周瘦鹃的小说《似曾相识燕归来》，讲述留学美国的学生朱良材与纽约少女爱丽司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人分别两年后在纽约重会，但爱丽司嫁给了一个酒鬼，当朱良材到爱丽司家中时，爱丽司的丈夫已死去。小说写到这里后便停笔，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这是对古典小说的一大突破。
第三，传统小说重视历时性的描述和纵向展开，较少注意共时性的叙述和横向展开。现代小说的布局则注重以局部显示整体，在共时性的叙述中以小见大，“鸳派”的小说家那时已开始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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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小说的创作，注意横断面的截取。如包天笑的短篇小说《电话》主要是由一对恋人的对话构成，这种小说结构，情节的安排方式营造了小说式的话剧舞台空间，能在短小的篇幅中影射更多的内容。
第四，“鸳派”小说在小说体式结构上的实践，也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就是在“鸳派”小说家的创作实践中进入中国小说体式的范畴中的。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是第一人称出现的，都是叙事的参与者，如包天笑的书信体小说《冥鸿》，由未亡人“娟”给亡夫的十一封信组成；中国第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是徐枕亚的《雪鸿泪史》，与《玉梨魂》是姊妹篇，只不过是由章回体改为日记体。“鸳派”小说虽然在这一时期大都采用章回体，但是，正是“鸳派”小说中这些零星的书信体、日记体小说的出现，撕开了章回体小说的一统天下的口子，使小说文体的结构向现代性迈出了一小步。这也说明“鸳派”小说家并没有一味沉浸在传统小说的浸染中，而是在创作中不断地进行创新，不断地接受外来的事物。他们的态度是开放的，包容的。“鸳派”作家在进行大量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为了适应现代都市生活快节奏的发展以及人们的阅读需求，更多地关注生活横断面的截取，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如包天笑的短篇《电话》，包天笑与徐枕亚合写的《小学教师之妻》，周瘦鹃的《似曾相识燕归来》、《阿朗安在》、《鱼》等。包天笑主编的《小说画报》全部都是短篇作品，这些短篇小说与“五四”短篇小说相比较，虽不是“精品”，但是他们在短篇小说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做了尝试的。如果说“五四”短篇小说给人的是一种精神的启迪和解放，那么，在此之前，广泛流行的“鸳派”短篇小说则为“精神”的阅读者培养了习惯。
（三）语言的现代性——支持白话文创作
自晚清“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始，文言与白话文这两种文体形式被小说家在创作中进行了取舍。在创作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和作者认识到白话小说符合文学发展趋向，艰涩、僵化、远离现实生活的文言小说已不能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鸳派”作家虽然在清末民初创作了大量的文言章回小说，但在推动白话小说创作方面也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从“白话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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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进程中，对于“鸳派”的努力，我们不应摈弃置之不理。
1917年1月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上就力主小说以白话为正宗之说。他在该刊《例言》之后的《短引》中，相当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鄙人从事于小说界，十于寒暑，惟检点旧稿，翻译多而撰述少，文言伙而俗话鲜，颇认为病也，盖文学而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文学变而俗语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语，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正也。自宋而言，文学界也大革命即俗话文学这然特起。其一为儒家之语录，其二，即小说也。今
［10］而巧合的是，忧时之以吾国言文不一致为种种进化之障碍，引为大戚……”。《小说画报》的刻
刊与胡适写《文学改良刍议》是同年同月，这说明，“鸳派“作家在追求娱乐大众的同时，有意识地推进现代文学的发展。他们的意识并不比“五四”新文学家们落后，只不过他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还与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胡适那般的彻底，那么鲜明。“五四”的光辉把“鸳派”的一点光亮遮盖住了，所以才会被人们所遗忘。
三、“鸳派”现代性深思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清末民初作为我们从古到今的过渡时期，有些杂乱，有些慌张。“鸳派”文学作为过渡时期的文学，带着明显的过渡的痕迹。在今人看来，“五四”新文学家们的文学作品是那么的稚嫩，更不用说“鸳派”文学的落后了。但是，它们都是我国文学向现代性迈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那“过渡”的历史一样，“鸳派”文学也在新旧文学的转折点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在传统中走向涅槃，在现代中走向新生，在历史的链条上留下了她“妩媚”的风姿，成为后人回首沧桑时少有的风情慨叹。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桥头上，重新回顾20世纪百年文学的历程时，特别是世纪初那种朦胧的觉醒和心灵的震颤时，我们也许会不期然发现，原来，现代生活的浮华靡世，城市的喧嚣骚动和情欲的蠢蠢欲动，居然与百年前的“鸳派”文学遥相互应。“鸳派”的风靡在当下的极度彰显，究竟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可见，这一文学现象的现代性质素是不容置疑的。除了文题技巧上的现代性引入之外，“鸳派”文学更深深契合着一种当下的现代性精神内涵，引导我们在历史与现代的沉思中寻找某种潜在的皈依。“清末民初从“政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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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鸳鸯蝴蝶派”小说这两代文人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贡献了多少不朽的经典巨著，而在于承接和变革的力量，在于他们与一个旧时代行将入墓而一个新时代刚行孕育的历史阶段，
［11］ 以自觉的追求推动了新的文艺的生成和发展”。
注释：
［1］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转引自王晓明《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3］《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四卷第294页。
［4］范伯群 《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出版社， 1994年版第93页。
［5］同［1］
［6］李扬《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期刊网www.chinaqking.com。
［7］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郑州，转引自《醒狮丛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8］孔庆东《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1921谁主沉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9］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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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扬体 《关于认识与划分鸳鸯蝴蝶派的几个问题—鸳鸯蝴蝶派再探》， 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51页。
［11］黄轶 《“开启民智”与20世纪初小说的变革》，《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3.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5.季桂起《中国小说体式的现代转变与流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年11月版。
6.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版。
致 谢
齐玉朝老师在指导本人论文的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尽管系务缠身，但在百忙之中细心、严格指导写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使本人的论文得到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为论文最终完成付出巨大的心血。在此，感谢齐玉朝老师的关心、指导和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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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论文指导组的其他指导老师在本人的论文写作过程中也给于悉心教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nd of the Qing at the beginging of people “mandarin duck butterfiyfaction”
literature modern text characteristic
Yang angang Directed by Prof Qi yuchao
Abstract The abstract recent years, everywhere literatures theory, thecriticism proposed the objection to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start question, The position from literature itself inquired into the Chineseliterature modern characteristic, grasps 20th century China literaturefrom in the literature modern whole the development. \"The mandarin duck butterfly faction\" the literature took 20th centuryjunior middle schools country literature the important creationschool, its text modern characteristic already appeared. This article namely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the beginning ofpeople's \"the mandarin duck butterfly faction\" the literature textsubject, narrated, aspect and so on structure, language carries on theexplanation to the modern characteristic, explained \"the mandarin duckbutterfly faction\" the literature took the Chinese modern times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literature transition period literature,already had the modernity.
Key words end of the Qing the beginning ofpeople \"mandarin duck butterfly faction\" modernity the 20th century China literature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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