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9年沈从文的精神危机-精选资料

论1949年沈从文的精神危机

内容提要：1949年初，沈从文发生严重的精神危机，之后他基本中止了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本文试图从沈从文思想的存在特征这一角度出发，重新探寻这一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复杂性。沈从文1949年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与其思想的发展和特征紧密相关，“乡下人”思想的内在困境是导致他精神陷入崩溃的最重要原因。

1949年初，沈从文曾发生严重的精神危机，之后他基本中止了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以往多将这次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外部政治气候的变化，但过分强调政治原因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左翼的文字批判外，沈从文并没有遭到其他实质性的政治压迫。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从沈从文本人的思想脉络、主观感受和个人选择中来做出分析”，将沈从文1949年的“呓语狂言”与他1940年代的“抽象的抒情”联系起来，认为“造成沈从文1949年精神崩溃的原因，除了他意识到自己所信奉、追求的创作观念和新时代相左，且难以被接纳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沈从文此时所感到的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孤绝，一种自己置身于整个世界对立面的感觉和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并非直到1949年才意识到自身创作及思想观念与时代相左，这一意识自30年代就已形成，也是他始终以“乡下人”进行自我定位的重要原因，但直到1949年，沈从文的孤独感才如

此强烈，以至欲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此，本文试图从沈从文思想的存在特征这一角度出发，重新探讨沈从文1949年精神危机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一

谈及沈从文1949年的精神危机，不能不注意40年代沈从文进行的“抽象”写作以及他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这不仅在于沈从文认为1949年的“疯狂”是他40年代“隐性的疯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面对新的现实沈从文不得不承认前期“抽象”理想的虚妄性，1949年的沈从文既延续了40年代的认同危机，但又在更深层次上打破了前期

支撑思想危机的平衡点。

4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较前期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牧歌式湘西世界基本消失在他的创作中，大量具“抽象的抒情”特征的作品兴起。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对生命、自然、美与爱、生与死进行了一系列哲性探寻，试图在“神之解体”时代重建生命的神性。与早期沈从文主要是从湘西世界发掘原初神性不同，40年代的沈从文主要是在“抽象”中重构生命神性，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早年湘西世界中的神性此期已崩毁。在30年代创作的《湘行散记》中，沈从文明确地写到了昔日湘西在“现代”的侵蚀下逐渐走向变异的状况，如《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中已经堕落的少年朋友，《箱子岩》中腐烂乡人灵魂的跛脚什长，今日已全无浪漫的滕回生堂……沈从文不无沉痛地叹息：“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

与灭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型范！”而至后来的《长河》中，湘西更是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沈从文意识到湘西已不再是原来的湘西了，“神之尚存”的世界即将逝去不复存在。湘西神性的解体促使沈从文思考如何重构一新的理想生命形态：既不能如都市人那样沉沦在世，但也不能如“乡下人”般沉湎在理性蒙昧的状态中，在都市和乡村中都找不到安身之所的他选择了遁人“抽象”。

整个40年代，沈从文是一面沉浸在抽象中重构神性，一方面他又因“抽象”与现实的隔膜而产生极度的焦虑感，这构成了他40年代最为重要的精神体验。小说《看虹录》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身体的呈示和体验中获取精神的悦乐疯狂，男客人面对女主人美丽身体时“俨然与神对面”，并由此体会到生命的最高形式，然而小说同时又清晰地表明，这一悦乐疯狂的行为只能在梦境或抽象中获得，只有在“一种与世隔绝”的氛围中，一种“离奇的孤寂境界”里才能实现，才能悟到生命的神性。这正如沈从文此期一再说的“生命的完整形式”“在抽象中好好保存，在事实前反而消失”。同样，散文《烛虚》中既描述了类似《法华经》中的“抽象生命境界”的感悟，但同时又表明这一境界瞬间即会消失；《绿魇》中“我”与“自然”融为一体，彼此

不分，“神迹存乎其间”。与之相对的却是大后方人性的沉沦和精神荒芜、人人在为法币奔忙劳碌的残酷现实，在沈从文看来，生命的神性

在现实中已是无所寄托。

40年代的沈从文在现实中也是频频遭遇创作困境乃至生命困境。此期的他曾有众多的创作计划，但结果并不如愿，他发表的很多作品如《长河》《芸庐纪事》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扣压，此期他的抽象写作也处在实验阶段，不仅遭到左翼的批判，且一些昔日称道他创作的友人也不能理解，加上早期湘西世界的失落，“抽象”理想的虚无，沈从文常常感到难以言说的孤独和寂寞。据目前留下的文字记载中，沈从文曾在1941年4月14日“烧去文章约一万四千字”。又“三十三年因心脏病，焚毁日记本七册，另稿15种，多未发表故事”。现在已难以猜测沈从文这些举动的具体事因，但无疑都是他这段时期精神苦闷的外在反应。

不论是在内心的孤独焦虑上，还是在外在举动上，沈从文1949年的精神状况都与此期极为类似。不过，40年代的沈从文尽管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显得极度焦虑，但他却最终以理想平衡现实，肯定了自我的抽象理想，并因此获得生存的依据和意义。此期沈从文一再称自己“始终是个乡下人”，并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再次确认自我的“乡下人”身份，这显然不同于早期对湘西世界价值观的认同，更是蕴含着对自我更深层次的确认，是沈从文对自我重构的生命神性的认同，也是他对自我理想的认同，而此期他的生命正是由这一理想支撑起来的。沈从文很清醒地说道，因为“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生命“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

象与实际的战争中”。这“信心”就是源于他所构筑的“抽象”生命世界，因此沈从文又不无骄傲地说：“我活在一种极端复杂矛盾情形中，然而到用自己那个权量来测检时，却感觉生命实单纯而庄严。”然而这一切，在1949年却有了根本的不同。

二

1949年前后，政局的变化最初并没有让沈从文产生巨大恐惧，在信件及与虎虎的对话中，他都表示有信心再写一二十本。然而，1949年2月沈从文精神陷入崩溃并试图自杀，而不论是从外部现实还是从内在生命言，都难以找到促使这一变化的直接因素。外来的批判按沈从文的说法是已经“被扫荡也近二十年了”，即使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也是早已发表，何况《斥反动文艺》中同被批判的还有沈从文的许多熟人；从内在生命言，沈从文的精神危机也是由来已久，以往沈从文都坚持自我，以理想应对现实，而这一次为何却无以抗争外部现实的压力呢？

翻看沈从文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呓语狂言，不难发现与40年代的抽象文字风格相类似，且都贯穿着对自我生命的细致剖析和深刻追究。在清华园休养期间，沈从文写下了《一个人的自白》及《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这两篇文章中，沈从文对自我思想展开了彻底分析。在他看来，“在这个分解重造过程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对革命来临以后如何自处，自然感到极大的苦闷与彷徨”，他们需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但这一改变又“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心理疙瘩”，因为“触着了一个

‘思想’问题。”沈从文很清楚，自己的思想在“一个新的制度新的尺标衡量下”是有问题的，他的自我分析就是要刨根问底，“为否定昨日之我，值得作些全部分析检讨，‘我’是什么？由何而来？”在以往的自我分析中，沈从文更多是为自我寻求精神存在的依据，但1949年这次分析的严峻l生远远超出了以往。在他看来，“问题正逼迫着他，不能不寻求明白简单正确的答解，死或生。”尤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并非是外部强加于他的，因为“社会对于他一时或者还来不及注意，他自己却必然要注意找寻答解，死或生。”可见，对于沈从文来说，“自白”是出于自我生命的内在需要，是应对即将面临的思想转型的一次自我调整，而这一调整对于他来说显然是十分艰难的。沈从文说：“新的时代要求于人的是‘忘我“无我’，忘掉或去掉那个小小的，蜗缩的，有限的我，而将‘我’溶解于政治进程中，社会要求中”，但按沈从文对自我思想的认识来说，他是“我持”很

强的人，思想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接受‘抽象’即十分勇敢、兴奋、激昂，摆脱‘事实’可能需要作极大而长久的努力挣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众多知识分子也都面临着类似的转型，但是，像沈从文这样试图将外在转变与自我内部思想的转变完全结合起来的，似乎并不多见。正如他所说，解释自我不在自饰，更不在自辩开脱，而完全是内部生命转变的需要，而一旦对自我的分析与外部现实连通失败的话，那么沈从文则可能选择他说的“连根拔去，当作柴烧，付之一炬。”沈从文的这

一自我分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分析了他“内向型”人格的形成，包括他最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如“不承认现实”、以“否定”、“怀疑”为主，以及生命最重要的基调“悲悯”等。《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则分析了他的创作和思想曾受音乐和美术的影响，并认为他的思想“至今还停搁在子部的农家许行和墨家宋荣子两者综合。”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沈从文精神崩溃期间，但从文中对自我思想异常准确的分析，可见沈从文并非是真正的疯狂。

不过，两篇文章都没有写完，沈从文也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寻求到生命存在的现实合理依据。相反，一种“丧我”感始终纠缠着他，他陷入了比以往任一时期都强烈的精神混乱状态。这段时期（包括自杀后一段时期）沈从文始终在追问“我是谁？”，“我”在什么地方？自我已经无法在现实也无法在理想中找到存在的位置。事实上，“丧我”状态在40年代也曾出现，但当时沈从文于抽象中的疯狂并没有将自我摧毁，他选择了持守“乡下人”身份以及由“楚人的血液”而来的悲剧命运。1949年再次出现的“丧我”显然与之前有所不同。如果说沈从文40年代的危机还源于自身理想难以应对现实，但在对理想的怀疑中也包含有确认，绝望中还有希望；那么，1949年的危机虽然是直接承接上期而来，但此时的现实已经彻底撕破了前期理想的合理性，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他无法继续依靠“抽象”支撑自我生命，同时也摧毁了他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自信，由此而来的失败

感成了导致沈从文精神危机的最重要原因。沈从文不无悲观地说

道：“在这一点上，我深深理会了‘希望’和‘绝望’两个名词的意义。……对于人，我的希望已不知应寄托于什么，方能实证；对于神，又仅仅是一种抽象，在当前时代实已毫无边际可达岸上。”这是明显不同于40年代时的一种精神状态。

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沈从文思想的合理性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中，除了对沈从文的具体思想及创作进行批评外，最为致命的是提出了“人民”与“反人民”的界限，沈从文显然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这种二元的思维方式，也促使沈从文必须在自我与“人民”间作一抉择。然而，此时沈从文虽然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但由于他思想“我持”很强的特征，在没有真正理清自身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因此简单地否认自身思想，这使他陷入无法解决的两难中：一旦承认现实的合理性，那么自我存在则是不合理的；而不放弃自我，又是将自我推到“人民”的对立面，这同样是沈从文无法接受的。沈从文的精神出现了一种“含混”状态。

一方面，与现实的不合导致沈从文产生一种强烈的“游离感”，他不无惊惧地说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此时的游离感与沈从文之前长期的孤独感尽管有着

一致性，但在价值取向上却是相反的。早期沈从文是有意识地持守孤独的命运，也是他有意坚守自身独立品格的结果，但此时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离群”则是脱离人民群众，也意味着自我思想的“错误”，对于沈从文言，这是一种比死亡还严重的惩罚。在解放初期的生活中，沈从文确实感到极度的孤独，用他的话说，不仅周围的朋友，并家中人也不怎么熟悉。这使沈从文前所未有地检讨自己“离群”的错误并陷入巨大的恐惧中，进而引起他对自身思想的怀疑甚至否定，他把自身思想及存在的失败都与“离群”联系在一起：“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 “离群”导致沈从文怀疑自我并产生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使他有了“归队”的愿望。

他诚恳地说道：“是不是还有一种机会，使我重新加人群里，不必要名利，不必要其他特权，惟得群承认是其中一员，来重新生活下去？”在这段时期，尤其是在自杀后，参与新生活的迫切愿望使沈从文希望能够放弃原来的“我”，与广大的“群”融为一体。这是消除游离感的唯一途径，也是获得新生的第一步。

多日来的自我精神剖析，沈从文似乎找到了自己思想错误的真正原因，并即将迎来生命的“新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由胡涂，自蔽，以及一切性格上的矛盾，经验上的矛盾，理欲上的取舍，经过个人一个相当长时期清算和挣扎，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生活虽犹在旧方式中，生命已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

了。”历经反省后的沈从文有一种大梦初醒感。自进入都市以来，他就坚守着自身的“乡下人”身份，不管是在30年代的上海，还是40年代进入西南联大，他都执意保持着独立的思想品格，不与政治、商业乃至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伍，“乡下人”对他言不仅是一种边缘立场的显现，也包含着他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自信。然而1949年新的社会政治现实，却粉碎了他往昔对自我孤独者身份的确信，在强大的历史意识形态前，这个倔强的“乡下人”第一次真正感到自身思想的危机。在历史和自我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无可解决的悖论，承认现实与承认自身思想之间已变得不可调和，他无法理清这两者间的矛盾究竟出在哪里，也无法在两者之间作一明晰的抉择。他叹到：“红楼梦已醒了。……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历史仿佛与他开了个玩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乡下人到著名的作家，如今一切又重新翻过来，“他写的全都要不得”，他又回到最初的乡下人状态。

四

不过，强烈的游离感虽然导致沈从文迫切希望“新生”，但真正的“新生”却难以实现，沈从文思想“我持”强的特征使他始终难以完全融入新社会，也难以在新社会中获取新的自我认同。在精神平缓

后致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说道：“有个十分离奇的情形，即一切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

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头脑中。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我。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义或成见忘掉。”在这封信中，沈从文还对“游离”产生了新的想法，他说：“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他把这一心理过程称作是“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显然，自我剖析的结果虽然让沈从文反省自己的“离群”，但并未真正使他放弃自身的思想，甚至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融入“群”中。不过，沈从文这里说的从人群中“取得教育”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方式，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显然有别。他把融入群众视作他理解“人”的新途径，他试着理解新的历史处境中新的生命形式，这正是他早年所说：“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而此时这一体验对他言无疑又是痛苦的。它纠缠着主体对自身的否定与肯定，包含着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双重悖论：既要理解新的历史趋势，又要在自身思想基础上反思历史的变动，既有对历史的肯定与疑虑，也有对自身的否定与再次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说，沈从文是在尝试主动接受历史，并且是在他以往思想的基础上去理解新的历史，如他所说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动。”而他融入、理解新社会的目的，既在于为自己存在寻求现实立足点，更是希图在新的历史变动中扩大他对生

命的理解。“忘我”并没有将“我”抛弃，反而得到一个更本来的“我”，这是一个经历了“丧我”之后的反思、又重新回归的本真“我”。

然而，沈从文的这一体验方式与新社会要求的“忘我”并不在一个层面。这段时期，尽管沈从文一再检讨自己，但他却无从做到真正的“忘我”。在之后的日记中，他重新反思自身，“深觉对国家不起”，但是，“为什么？并不明白。只觉得过去工作通无意义，因为

和人的共通要求与希望，全不相和，只作成自大自恃和固步自封。”沈从文的这一忏悔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正认识到自我思想的“错误”，而是因自我与社会“共通要求”的不符合，即他说的“游离”引起的。因此即使“归队”，他也无从获得真正的新生，他慨叹：“我失去了我，剩下的是一个无知而愚，愚而自恃的破碎的生命。虽有了新生，实十分软弱。”在自我与历史的两难取舍中，此时的沈从文既无法确证过去的“我”，同时又无从获得新的存在，“生命教育已告了一个段落”，结果却是“已找寻不着什么是‘自己’的思想成见”。而从本质上说，历经精神危机后的沈从文依然坚守着原来的“自我”，“新生”只是一个过渡，却没有实现。

1951年沈从文去四川参加土改，接触到自然山水及劳动人民，他重新体味到“卅年前的心”，生命开始复活，创作的心也被完全激活了，而贯穿在他意识中的依旧是他一贯的生命感悟。他体悟着人事的“动”与自然的“静”，思考着人与地的关系、

历史的“有情”与“事功”，想再写那些着眼于生命本质的乡村故事。沈从文依然是早年的沈从文。他后来称自己是“跛者不忘履”，不仅是指他在建国后依然保留着对文学的爱，更是他本真的生命和思想始终如一股暗流在地底穿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沈从文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2FZW022）的部分研究成果。

（张森，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