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1, 2020
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戚 晓 杰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摘 要：汉语研究应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中来进行，既要注意汉语对文字符号的制约，又要关注汉字对汉语的影响；不但要研究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文字是语言书面语存在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语言书面语肌体里的构成要素，由此可以把文字纳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开启新的汉语研究思路，使汉语研究既能贯通古今，不割裂传统，又能中外接轨，让西方语言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开拓视野，导引思路，由此使中国的语言研究焕发生机，能在世界语言学舞台上“振大汉之天声”。
关键词：语言；文字；言文关系；“字本位”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0）01-0001-18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现今语言研究的重要议题，牵涉到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汉语特性的深层次认知，关乎西学东渐以来汉语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反思与转变，对此进行探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本文拟对其展开论述，以使人们对此有全面了解、深入认知，由此消除在此问题上存有的模糊认识，推动与世界语言学接轨的汉语研究在中国文化底色的基础上向前迈进。
一、文字是不是语言的构成要素？
文字是不是语言的构成要素，目前我国语言学界主要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语言不包括文字。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语言就已经产生，且有的语言至今仍没有文字。很多论著在对语言的构成要素的解释上也是把文字排除于语言之外的。或认为语言“语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a或认为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在语言这个系统中的每个成分即每个语言成分都是由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结合成的，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前一个方面就是语音，它是语言成分的形式；后一个方面就是语义，它是语言成分的内容。”“由此看来，人们既可以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来分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明清山东方言白话文献比较语法范畴研究”（16BYY130）、国家语委
“十二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言知识科学普及研究”（YB125-1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戚晓杰，女，山东威海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研究。
a 参见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邢福义、汪国胜：《现代汉语》，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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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身的结构，又可以从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来分析语言本身的结构。”另一种观点则是把文字
视为语言的构成要素，认为语言包含包括文字在内的四方面的要素。吕必松就明确指出：“语言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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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定果也指素不能只限于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而是要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四要素’”
出：“总之，汉字就其本质来说，是立足于表义的，这一点已众所周知，无庸赘述。因此汉字也应视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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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国也指出：“‘语言’不仅是音义的结合，而且也应该包括形义的结合，‘是人类语的要素之一。”d
张志公也认为文字是语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从而将文字也纳入语言研究的范畴。”
言的构成要素，只是他指明“语言的构成”是分层次的：“构成语言的最根本的基础是语汇。”“语汇总要表达出来才能形成完善的语言，这样就有了语言的第二个层次：语音和文字（口语和书面语）。这是指有文字以后，有文字以前，只有一种口头语言形式。文字的产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彻底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制约，不仅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而且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语言的第三个层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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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有了语汇，要表达出来，进行交际，还必须进行组合，于是就产生了语文法。”
前一种观点在现今是占主流的，似已成为一种常识，不应存有质疑。由于语言本身就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故而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文字就成为“符号的符号”。“文字被看作是‘符号的符号’已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此哪怕有一点怀疑都要被诧为是否具有语言学常识、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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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细加考究，在其理论体系中有时难免存有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目跟你谈语言学问题。”
前的现代汉语教材（包括语言学概论），对语言构成要素的界定大都采用三要素说，不包括文字在内；但在整体框架的构成上，文字又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常常是单设一章，与语音、词汇、语法三章相并列。且在现代汉语教材中，其排列顺序一般多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然而，在对现代汉语的特点进行阐释时，往往又只限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文字的特点也被排除在外，因其不是汉语的构成要素；不过汉字是最能体现汉语特点的，不能不说，所以往往单独置于文字一章的内部加以阐述。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的论述亦是如此，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汉字规范化问题，往往在文字章内部加以阐明。值得称道的是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从增订三版开始，“现代汉语规范化”的概念解释加入了“同时对它的书写符号——文字的形、音、义各个方面制定标准进行规范”的说明。可以说这是针对汉语规范化的实际而得出的正确认识；尽管在其后的具体论述中仍没有文字规范化标准的具体内容。在现今新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中，由于受语言“三要素”观的影响，
a 参见高名凯：《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17页。对此，葛本仪认为，语言的构成是分层级的。第一层语言包括词汇与语法，第二层词汇包括语音与语义。没有词汇，语音、语义就无载体。文字是另一层面的东西，不是语言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字人类可以照常交际，没有语言则不可以。文字是否出现是根据人类社会文明的程度而定，文字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没有文字，人类文明也就无从谈起。参见葛本仪：《语言学概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年。
b 吕必松：《组合汉语知识纲要》，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c 石定果：《会意汉字内部结构的复合程序》，《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4期。d 潘文国：《序》，《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年。
e 张志公：《说语言》，《语文学习》1993年第2期。对此，吕叔湘也曾指明：“不能把汉字只看成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那样。”参见吕叔湘：《谈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8页。f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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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把汉字章置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之后来讲解。a但如此也存有问题。修辞是调动语言所有的构成要素以提高表达效果的规律，在汉语修辞中，文字是一不可忽略的可供调动的因素。把文字章置于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之后来讲解，势必会将文字排除修辞在外，如此不便于修辞的全面系统阐述。且细加观察，我们还发现，受语言“三要素”观的制约，不少现代汉语教材的修辞一章，在谈到修辞与语言要素的关系问题上，也只限于“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的论述，修辞与文字的关系避而不谈。在修辞章的内容安排上，不重视汉字修辞功用的揭示，如何调动形美如画的汉字来提现今的现代汉语教材（包括语言学概论），其整体结构升语言表现力得不到充分的体现。b由此可见，
即在于人们在语言观上有框架有时难免带有扭曲，存有前后不统一、不合乎逻辑之处。c究其原因，时是把文字排除于语言之外的，文字的地位时而被弱化，时而被强调，体现了汉语研究与西方语言学理论接轨过程中的一种冲突与挣扎。
而第二种观点则是经过一定的理论思考与学术反思的。人类语言产生之初，没有文字，只限于口语。但口语是一发即逝的，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为了打破它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类就创造出文字来记录语言，从而在可听的口语之外，又出现了可视的书面语。没有文字的语言，是原始语言。被文字凝固的语言是一种成熟的、规范的视觉语言。这种视觉语言易于反复琢磨、加工，使之周密、严谨。文字重构语言，文字使语言有了高级形式的存在。虽然现今世界上仍有不少语言只有说的语言而没有写的语言，但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也可以通过创造文字而形成写的语言。对于没有文字的语
d
。这种概括是有一定的语言学价值的，言来说，吕必松认为可以看作是“文字只是处于‘虚位’状态”
就如同汉语的“零声母”一样，“零声母”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更好、更方便地说明汉语音节结构的内部构成，它并非无足轻重。“建立了‘零声母’这个概念，汉语的音节分析就变得极为简单明了，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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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苏新春还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固任何音节都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声母、韵母、声调，引者注）”
然有一大批语言尚无文字作为它的书面表达形式，但却可以说，当今发达的语言全都或基本上都有了文字。还没有文字的语言很难说是它们能与那些发达语言相媲美。当然这里有文化发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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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谁又能说真正的文化发育能少得了文字的积累之功呢？”
在这里，我们认同把文字视作语言的构成要素还基于以下方面的认识。（一）书面语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产生，由听觉而转换为视觉符号，由此语言就有了两种存在形式：口语、书面语。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语存在形式的构成要素，是书面语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成分。文字是口语与书面语差异
a 参见沈阳、郭锐：《现代汉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b 参见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第169-171页。曹石珠的《汉字修辞学》（西安出版社2004年出版）《汉、字修辞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出版）也重视汉字修辞功用的揭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c 当然，也有少数语言学理论著作不设文字这一章，以求保持其理论体系的前后一致，和谐统一。王红旗的《语言学概论》就不设有文字一章，文字内容只在书面语部分有所涉及，认为“文字是书面语的物质形式”。参见王红旗：《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d 吕必松：《组合汉语知识纲要》，第5页。
e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f 苏新春：《汉字语言功能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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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在，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语在整个语言乃至文化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a（二）我们把文字视作语言的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前者是从语言本体的构件上说的，后者是从文字的功用而言，两者并不矛盾。就如同把语音、词汇、语法视作语言的构成要素，又可以从功能上把语音视为语言的物质外壳、把词汇视为语言的建筑材料、把语法视为语言的结构规律一样。目前人们对文字功用的认识基本一致，而在语言本体的构成上，即是说在文字是不是语言的构成要素问题上，存有分歧。（三）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比较笼统，这也是人们在语言文字关系问题上易于产生分歧的原因之所在；从本质上说，文字是记录口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这是文字功用的本真。b在这一点上，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在阐述“现代汉语课的性质、任务和内容”时，对汉字就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汉字是记录口语、形成书面语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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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符号系统。”“它（标点符号，引者注）和文字符号是构成现代书面语言的两大组成部分。”陆俭明e也指出：“书面语是指将口语用文字记录下来而且加以提炼、加工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语言理论大多为舶来品。语言要素不包括文字的观点，源于现今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是基于印欧语系语言研究建构起来的，其概括性尚不够充分，没有关照到人类语言的不同特性，现今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尚存有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空间。因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文字只有数十个字母或符号f，文字体系相对简单，是小字符集，因而文字往往不被看重，在基于印欧语系语言研究建构起来的普通
a 罗杰瑞以外国人所特有的敏感看到了汉语书面语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说：“汉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一直是这个文化统一体（即中华文化统一体——引者注）的最有力的标志。由于汉字不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方言的具体读音，使人感到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就更便于汉语作为政治、文化统一的标志。而过去各朝各代一直使用的书面语言即文言文，变化很小，这更加强了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个看法。”“相反英国和奥地利，从罗马帝国以来，并没有在政治上统一在一起；而且，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后，英国和奥地利在中世纪时还存在的语言、文化、宗教上的联系也中断了。很可能，由于政治、宗教、文学的目的，废除了中世纪时用作共同书面语的拉丁文，改用不同的地方语言，是造成今天欧洲不同的文化实体的最主要的原因。”参见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b 相应地，标点符号从本质上看，也是“辅助文字记录口语的符号”。c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第13页。d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下册），第147页。e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2页。
f 现今人们在谈表音文字的优点时，常常会说：“表音文字用数目不多的符号表示一种语言里有限的音素或音节，作为标记词语声音的字母。一般说来，一定的音就用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字母表示一定的音。人们掌握了字母的发音和拼写规则，听到了一个生词的声音大体能写下来，看到了一个生词的形体能读出它所代表的读音。”参见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第135页。胡裕树也指出：“在拼音文字里，用几十个字母来拼写语言，文字可以比较正确地反映实际的读音，语言里的词，也可以通过连写及空隙来体现，显然更加密切地依附于语言。”参见胡裕树：《现代汉语》，第209页。吕叔湘也曾指出：“不能把汉字只看成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那样。”参见吕叔湘：《谈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18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也是把汉字与“外国语的字母”相对应的。实质上，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也是一套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在二十世纪提倡“文字必须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汉语拼音方案》除了给汉字注音外，还可以作为将来拼音文字的基础。”参见胡裕树：《现代汉语》，第211页。在国外，有的大学教授汉语实际上是把口语与书面语分离开来讲授的，即脱离汉字通过学习汉语拼音来习得汉语。他们认为，通过拼音学习汉语，汉语是世界上最容易学习的语言；通过汉字学习汉语，汉语是世界上最难掌握的语言。他们不想掌握完美的汉语，不想付出太多的时间学习汉字，通过汉语拼音学习汉语又是如此地简便快捷，所以他们乐而为之。这些都体现出汉字与字母的对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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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理论体系中，文字的地位相对薄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a而对于汉语来说，汉字具有特殊性。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是大字符集，通常认为有五六万汉字。b在汉语中，汉字具有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小学是非常重视汉字研究的，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由此衍生出研究汉字字音的音韵学、研究汉字字形的文字学、研究汉字字义的训诂学。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文字研究——研究字音的音韵学、分析字形的文字学、解释字义的训诂学，就是当时中国语言研究的全部内容。c
d
“‘符号的符号’论是索绪尔提出的，自此以后这一提法已被普遍接受。”但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基
于西方语言理论对“文字威望”的批判，因在当时，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是一种专横和僭越。“我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
e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有鉴于此，索绪尔
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示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
f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同时，我们必
须看到，索绪尔在做出这一论断时，并没有把汉字考虑在内。“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
g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索绪尔也看到了汉字的特殊性，他把文字分为表
意、表音两种体系，并指出：“这种体系（表意体系——引者注）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h把汉字纳入“符号的符号”之列，并把它排除于汉语肌体的构成要素之外，是否是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一种主观性发挥？i
文字记录语言并非只有一种方式，从思想到文字具有两条不同的路径。“拼音文字走的是一条间接的道路，从概念先到语音再到文字，因此语音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在这种体系里，文字只能是‘符号的符号’；而汉字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以形写意，从概念直接到文字。在这种体系里，文字
a 对此，孟华指出：“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参见孟华：《总序》《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页。石定果也指明：“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普通语言学，通常把文字排除在语言的要素之外，而只强调语音、词汇、语法，因为这些语言所使用的拼音文字只是单纯记录其音系的符号。”参见石定果：《会意汉字内部结构的复合程序》，《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4期。
b 从语言的语法单位看，英语中和汉字相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词（word）。正因此，英语写作的字数限制是word，汉语则是字。不过，字与词的对应关系不是一一对应，而是纷繁复杂，一字多音，一字多义，一字多词。
c “这种按汉字形音义来划分为三科、 以汉字来带动汉语解读与研究的学科结构，被称作‘字本位’体系（即传统‘字本位’体系——引者注）。”参见王宁：《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d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第154页。
e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7页。f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7页。g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1页。h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1-52页。
i “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 （即‘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引者注）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参见孟华：《总序》，《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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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语言的符号，文字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当然，作为文字，汉字不可能没有音，但至少从中国
a
人的传统心理来说，比起形，音是第二位的。”中国传统“小学”以汉字为中心，中国的语言学由汉字
的音、形、义而展开。如果简单套用西方语言理论来看，这些似乎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而这是不符合中国语言研究的客观实际的。朱德熙在《语法答问》“日译本序”中就曾指出：“在中国的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只有语法学是十九世纪末从西方传
b入的。所以汉语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印欧语语法的深刻影响。”汉语的研究有着自身的传统与
样态，我们不应因西方语言理论而否定我们灿烂、辉煌的汉语研究历史。索绪尔非常重视对不同语言的占有与认知，明确指出：“语言学家必须认识可能多的语言，对它们进行观察和比较，从其中抽取
c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对语言认识得越全面，普通语言学的概括性就会越强、越科学，其解释力就会
越强大。汉语是一种富有特色的语言，汉语独特性的得以揭示，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将会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普通语言学既要关注共性，也要关注个性，其理论应概括出各种不同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特征。
基于汉字在汉语中不容忽略的地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其语言学体系中也开始关注文字，认识到文字在语言中的重要性。聂鸿飞在给自己翻译的高本汉《汉语的本质与历史》一书所作的《导读》中就指出：“《汉语的本质与历史》的引言部分是站在一个初学汉语的西方人立场上开始叙述的。”“当进入叙述的主题时，高本汉首先讲的是汉字。按照历来的学科分支，语言学里并不包括文字学，因此即使是专讲汉语的西方著作也一般不设专章去分析汉字的形体。然而有趣的是，尽管高本汉的其他著作都带有浓郁的‘经院派’气息，但在这里他却大胆地突破了经典的语言学教材框架，把文字也纳入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当然，这样做在中国的学生看来是很自然的，因为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往往
d不去刻意区分语言和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洪堡特也认为，“在中国，文字实际上是语言的一
部分”，“字符造就了一个图像，对概念来说就是其外衣，而对于经常使用这些字符的人，这样的图像跟概念就融合了起来”。e把文字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视野，这是汉语带给人类语言学的启示。陆俭明曾指出，世界上有四个语言学传统，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语言学传统。中国的语言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随着《马氏文通》的问世，标志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语言学的诞生。但我们在借助西方建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不应妄自菲薄，割裂汉语自身的研究传统。
语言的构成要素究竟有哪些，绝非是简单的数字多少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依据各自不
a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第155页。对此，帕默尔也曾指出：“在中国，一如在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 简化了的图画的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再去表示概念。这就意味着，书面语言是独立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的。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学了4000个左右的视觉符号（据说足够日常应用了）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面前了。对于他不存在学习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负担。”参见帕默尔：《语言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9页。
b 朱德熙：《序》（日译本），《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c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7页。
d 参见聂鸿飞：《导读》，见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聂鸿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页。
e 洪堡特：《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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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理解，加以划分，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或是“三要素”“两要素”，或是“四要素”，抑或是别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探明哪一种划分最科学，最利于我们认识语言的本真。文字是不是语言的构成要素问题，关乎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知，是语言观的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主观臆断、简单盲从，应根据客观事实作出合乎语言本真面貌的准确判断。a
二、文字符号的选用及其动因
一个社会团体选用何种文字符号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并非简单随意，内中有着深层的驱动因素。细加分析，主要包含语言的特性、使用语言的人两方面的内容。（一）文字符号的选用取决于语言的特性
文字与语言关系密切，一个社会团体选用何种文字符号来记录他们的语言，与其语言的特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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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相连。“任何原始文字的发明，都包含着发明者对其语言结构的自发分析。”汉字是记录汉语口语
的书写符号系统，其中就包含有我们祖先对汉语结构特性的朴素认知。汉字是自源文字，是毫无依傍地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汉字适合记录音节结构突出的汉语，汉字与汉语相适应。汉语的语音是声母、韵母、声调体系，英语则是元音、辅音体系。汉语的音节是外松内紧，音节间界线清晰，拼合过程模糊；英语的音节是内松外紧，音素和拼合过程明晰，音节和单词间界限不清。汉英语的此种不同特点对文字符号的选用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英语的音素明晰，拼合过程明晰，因此就适合于使用以字母与音素相对应为基础的字母文字体系；而由于单词间在语音上的界限不明显，就必须采用强制的空格手段把词一个个隔开。汉语的情况正相反，音节明显而音素不明显，就比较适合以一个
c个孤立的音节为单位的文字，这正好与汉语以图像来反映概念的传统心理合拍。”
同时，汉语语音要素的不自足，也需要文字识别要素的介入来增加其区别性。就现代汉语来看，汉语音系相对简单、经济，普通话中有22个声母（包括零声母），39个韵母，声母、韵母相拼，能拼出400多个基本音节；再加上4个声调，共组成一千二三百个音节。在英语中，潘文国指出：“英语的音
a 目前由于汉语学界对语言的构成要素观点不一，所以人们对“语言”这个概念的认识也并不统一。有时“语言”是包含“文字”在内的。如罗常培明确指出：“谈到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便不能撇开文字。”参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0页。王力也指明：“文字是语言的代表。我们要讲汉语的历史，不能不谈一谈汉字的历史。”参见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也包含有丰富的文字学内容。但有时“语言”又似乎不包含“文字”在内。如前文所述王红旗的《语言学概论》就不设有文字一章。向熹的《简明汉语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也没有“汉语文字史”一章以与“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相并列，而只是在绪论部分对汉字发展作一简单概述。在汉语的表达中，文字有时可以与语言相并列，如在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中，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里就包含有“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有时，文字又不能与语言相并列，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语言学包括文字学在内。这是语言观带给人们认识上的不同。这是语言观带给人们认识上的困惑。b 李葆嘉：《语义语法学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页。
c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第157页。“日语在发音特点上有点跟汉语相似，如音节间清晰音节内混成等，但日语的音节与意义没有同一性（单独的音节不表义），因而采用了以假名为单位的音节文字。”参见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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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总数当在一万左右”。汉语与英语元音、辅音的数量差别并不显著，为何音节总数差别如此之大？
这是因为，在英语中，元音、辅音的组合很自由，辅音既可以处在音节的开头作声母，也可以处在音节的末尾作韵尾，如lamb（小羊）、lead（领导）、leaf（叶）、leak（漏）、seem（仿佛）、sheep（绵羊）。而汉语则要受到很多限制，辅音大多处在音节的开头作声母，很少能处在音节的末尾作韵尾，可以出现在音节末尾的只有n、ng两个，如shān（山）、shàng（上）。再加上英语有复辅音，汉语没有，故而汉语的音节数远远低于英语。汉语只有一千二三百个音节b，而汉语的词则难以计数，常用的也数以万计。音少词多，是汉语产生大量同音词和近音词的缘由。大字符集的汉字与汉语相契合，可以用于分化数量庞大的同音词、近音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为说明有些东西只可看不能读，编了《施氏食狮史》这则小故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全文共九十一字（连标题九十六字），皆为同音、近音字（词）。书面上都能看懂，可是如果离开了汉字的支撑读给别人听，它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明白的的，如果作为汉语水平听力考试题，其难度则会成为世界之最，汉字的区别性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人们口头交际中也经常会出现通过辨别字形来对同音、近音姓氏进行区分的情况，如“弓长张”“立早章”、“言午许”“双人徐”，这也体现出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汉字可以弥补汉语音系简单之不足，汉字适合记录汉语，汉字不可能改成拼音文字。“因
c此汉字的使用是汉语本质特性的产物，不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
（二）文字符号的选用取决于使用语言的人
一个社会团体选用何种文字符号来记录他们的语言，与其对客观事物的的认知途径密切相关。表意文字与自源文字相对应，表音文字与借源文字相对应。“究其成因，应该与认知途径的差异有联系。一个民族的基础性的认知途径，即观察现实的视角如果立足于空间、偏重于视觉的认知途径，那么基础性的编码机制就会偏重于理据，自源的表意文字体系与之对应；反之，如果观察视角立足于时间、偏重于听觉的认知途径，那么基础性的编码机制就会偏重于无理据的约定，很难独立地形成和完善表意的文字体系，只能借助和运用前人的创造，对表意符进行表音化的改造，创建表音的文字体系。认知途径是偏重于空间还是时间，这应该是文字向表意化方向还是表音化方向发展的深层原
d因……”汉民族立足于空间、偏重于视觉的认知途径与西方立足于时间、偏重于听觉的认知途径的
不同，表现在文字上，就形成了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的对立。姜亮夫曾指出“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
a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第151页。
b 当然，汉语的发展也有试图突破现有音节结构的倾向。如现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duang（因著名影星成龙而流行）、biang（因山西名吃“biangbiang面”而网红），是现有音节表中所没有的。但由于duang现在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汉字来记录，这也许会限制其生命力。c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第157页。
d 徐通锵：《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见黄亚平等：《广义文字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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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
a
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汉语中的“上周、下周”“上半年、下半年”“两天前、两天
后”“去年、来年”这些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语，都是由表空间的“上、下”“前、后”和表空间移动的“去、来”的词义引申来实现的，这也是汉族人在认知途径上立足于空间、偏重于视觉的体现，人们通过空间来认知时间。
历史上，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都曾借用汉字来记录他们的语言，后来分别建立起自己的拼音文字体系。究其原因，既与其语言的特性有关，因汉字非其语言肌体所产生，故而它们的书面语可以脱离汉字而存在；又与其使用语言的人的主观意志密不可分，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不容否认的重要因素。但汉字作为一种曾经的存在，必然会留下其存在的痕迹。在日语中，汉字至今仍出现于书面语中，常用汉字有1945个。朝鲜语与越南语，虽然汉字为拼音文字所取代，字面上看不到汉字的影子，但在其语言中仍存有大量的汉字词。在现今，韩国学生仍需要学习一千八百个常用汉字，因其词汇系统中70%的词与汉语有关，韩国人学习汉字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韩语。
三、文字对语言产生影响与制约
文字记录语言并非简单、机械、被动，文字影响语言，并对语言产生制约。当然，由于文字性质的不同，不同的文字对于语言的干预方式会存异。汉字对汉语产生深刻影响，汉字对于汉语，有着重要的意义。汉字制约汉语的整体面貌，汉语具有汉字性。b吕叔湘就指出：“汉语用汉字来写，汉字就不
c免要对现代汉语的书面形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朱德熙1986年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上也指出：“研
究汉语不关心汉字是不对的……我觉得过去研究语言的人恐怕对汉字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还强调：“尤其要研究汉字和汉浯的关系”。d饶宗颐也曾指明：“汉人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
e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被语言所吞没。”
就汉语来说，文字对语言产生影响与制约，可以从以下诸方面得以体现。f（一）汉字影响语法面貌
1.汉语结构讲究偶合、追求对称美，与汉字的特性有关。在汉语中，汉字是方块文字，字形方正，
a 姜亮夫：《古文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页。在此问题上，曾和孟华教授讨论，他认为汉字适合大一统的统治，便于政权的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秦始皇的“书同文”显示了统治者对汉字的介入。 b 文字没产生之前，没有语言学。语言被思考、被反思，始于文字的产生。语法也与文字密切相关，语法学的成熟，始于文字的出现，由于有了文字，便开始有了规范，便需要语法的严谨。就这一意义上说，语言具有文字性。c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页。
d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12页。e 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f 汉字是汉语存在的基本条件，汉语的普通话，也是被文字重构的规范体系。胡明扬在对普通话进行阐释时也指明了其书面语特性：“普通话实际上是在现代白话文的影响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行于广播、电影、话剧等群众性宣传渠道的汉民族标准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不是哪一个地点方言，也不是泛泛的北方话，而是‘一种在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的影响下通行于北京地区知识阶层的社会方言。因此，普通话既不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官话”，也不是作为一个地点方言的北京话。’”参见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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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大方，不管笔划多少，每个字所占的空间相同，这样就易于形成结构上整齐、对称的形式。如：
（1）清风徐来，水波不兴。（2）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3）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可以说，是汉字字字独立的方块特性构成了汉语结构讲究对称之法的独特气质，由此形成汉语注重偶合的结构特性。a这种讲究对称的结构形式，在信息传递方面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表达的特质，这就是对称结构形式表达可以产成一种语义上的气场，由此形成一种“文必相辅，气不孤申”的表达效果b，其所传递的语义信息往往超过字面语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由此而出。c所以我们说，汉语表达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字面上到底传递了什么，而在于透过字面能感受到什么，当然，在这其中理解者的主观意识也会充斥其间，理解也是一种语言能力。
2.汉语不存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是汉字遮蔽的结果。所谓形态变化，是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形式，质言之，是语音变化形式。印欧语系语言采用的是表音文字，它着重的是声音与词形的联系，词的读音可以从词形上看出。汉语采用的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它着重的是字形与意义的联系，字的读音从字形上体现不出来，但却可以看出其意义。所以汉语中即使产生了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语音变化形式，在字形上也不会体现出来。d可以说，汉语不存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实际上是汉字遮蔽的结果。“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指出：‘传统语法受印欧语影响，所以一般把汉语与印欧语比较，其中最主要、最显著的一点是汉语字形没有变化，即汉语缺
e
乏形态变化。’”可见，朱先生也是看到了汉字与汉语无形态变化之间的关联的。对此，龚千炎也指
出：“也正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语又无词形变化，所以就不像印欧语那样语音成为语法的组成部分（并在脚注中指明：‘印欧语语法一般分为音韵、形态、句法三部分，而以形态部分为主。’——引者注），语法学和语音学都发生得很早。在我国，语法科学固然产生很迟，音韵研究也起步稍晚。我国
f音韵学的研究是从反切之法开始的。”
但汉语看不见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语音变化不等于不存在。事实上，汉语中是存有一定的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语音形式的，虽然不够丰富发达，这从方言语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山西祁县话的结果体义就是通过“V的屈折形式”体现出来的。g
3.汉语词类划分老大难，也与汉字的特性相关。汉语词类问题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老大难问
a “……与西方文字相比， 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音义对称在英语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参见孟华：《总序》，《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第4页。
b 汉语表达的“气韵”也由此而生动起来。“气韵生动”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何谓“气韵生动”？这从语言学上是可以得以解释的，它并非空灵，汉语语言学可以缩小人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空间。c 汉语的“互文”表现手法，亦带有此种特性。
d 在汉语中，表示儿化的“儿”字可以说是唯一能体现出语音变化的字形标记，它没有独立的语音形式，不表语义内容，故而不是语素。
e 转引自邵敬敏、任芝瑛、李家树：《汉语语法专题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f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3页。
g 参见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年，第239-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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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a，主要缘于无词形变化的汉字遮蔽使我们忽略了词汇词、语法词的区分，因而就产生了词类划分问题上的一系列混淆。b
所谓词汇词指的是根据词的同一性原则经过抽象、概括、归纳划分出来的能独立运用的最小音义结合体。语法词指的是词汇词在一定语法框架中词性的实现，这种实现了词类可能性的词才是语法词。如“代表”是一个词汇词，它的名词、动词的词性是隐含着的，尚未实现的。只有当“代表”在具体的语法框架中实现了词类归属的可能性，成为名词（他是我们的代表）、动词（他的话代表了广大教师的心声），这时的名词“代表”、动词“代表”才为语法词。
在印欧语中，词汇词在具体词性的实现上，是有标记的，可以由词形体现出区别来，即是说不同词性的实现，在词形上常常有所区别。如clear，可以是形容词，当它为副词时，则变为clearly，当它为
c
名词时，则变为clearness。且在进入句子后，其词性在形式上也有所体现。如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
且还有定指与不定指之分d；动词有时、体、态的变化。所以印欧语中词汇词与语法词比较容易区别，词性从形式上可以辨别出来，因而其词类的划分就比较容易。而由于“中国文字无变”，词汇词在具体词性的实现过程中是同形的，是零派生，词汇词与语法词由相同的汉字形体体现出来，且在功能的实现上也无词性标记体现，因而就易造成词汇词与语法词的混淆。如“永远”可以是副词（“永远不要忘记”）、也可以是形容词（“永远的苏州”），还可以是名词（“思念到永远”），但词形上无变化，零派生，因而就让人感觉不出其词汇词与语法词的区别来。由于词汇词与语法词的混淆，在汉语词类划分问题上就易产生偏颇与误解。如词的多功能性，很多论著中提到，但常常只限于语法词的多功能性的
e论述，认为是“某一词类不只充当某一种句子成分，而是可以充当多种句子成分”；对于词汇词的多
功能性并没有论及。实际上，汉语词的多功能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词汇词的多功能性，如“病”可以为名词，也可以是动词；一是语法词的多功能性，如名词“病”可以充当主语、宾语，还可以充当定语，动词“病”可以充当谓语等。如果区别不开这两个层面上的词的多功能性，就极易产生误解，认为“病”的用法太灵活，灵活得让人无从把握。
在词类的划分对象问题上亦是如此。汉语词类划分的对象应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词汇词，这种词汇词，具有生成多种词类的可能性。如果以实现词类归属可能性的语法词作为词类划分的对象，那么汉语词类的划分就会缺乏根基且实用价值不大，由此失去它真正的意义。区分词汇词与语法词，探究词汇词如何生成语法词，是汉语语法研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词类划分问题的重头戏。目前语法学界在词类的划分对象问题上，尚不够清晰，相对模糊。如“用锁锁门”，很多人认为这里的“锁”是一个词，一词多类，兼具名词、动词两种词性，也即我们平时所言的兼类词，这实际上是以词汇词作为划分对象来给汉语词进行分类。有人则认为这里的“锁”是两个词，前一个是名词，后一个是动词。这实际上是以语法词作为划分对象来给汉语词分类，由此造成汉语兼类词范围人为缩小。可
a 参见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28页。
b 参见戚晓杰：《词汇词和语法词：汉语词类划分问题症结之所在》，《汉语学报》2015年第3期。c 当然也存有同形的情况，如nose，可以做名词用，表示鼻子；也可以做动词用，表示闻出。d 前面除可以加用定冠词、不定冠词外，还可加this、that等限定成分。
e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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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在汉语词类划分对象问题上，也即什么是一个词的问题上，目前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这是受无变汉字的遮蔽而产生的一种词类划分的认识差异。
词汇词与语法词的区分，可以为汉语词类的划分撑起一个支点，澄清人们在词类划分问题上的诸多模糊认识，从而化解争端，彻底解决汉语词类划分上存在的问题。词汇词与语法词的区分是目前汉语词类划分的问题症结之所在，抓住此问题，可以纲举目张。（二）汉字主导词汇系统
汉字是“表词文字”。对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索绪尔曾指出：“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
a
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布龙菲尔德则进一步指明：“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
每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意文字（ideographicwriting），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所以不如叫作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word-writing或logographicwriting）。”“汉字利用一棵麦禾的形象作为字符，既代表‘麦’这个词，也代表一个同音词‘来’，现代北方汉语读音是[laj²]。按这种方式所产生的含糊其辞，导致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另外加注一个字符表示在几个相似的词里头该读哪一个调；这些另加的字符叫作义符或义旁（classifiers或determinants）。汉字发展了完善的表词文字体系，音符（根符的名称）和义符连接成为一个单独的复合字。比如，表示[ma³]‘马’的符号和表示
b[ny³]‘女’的符号连成一个复合字，当作[ma¹]‘妈’这个词的符号。”
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视觉符号。汉语词汇的源头是单音节单纯词，在汉字产生之时，它所服务的是汉语的单音节词，这时的字、词、音节关系是一致的，用汉字记录下来就是单字词。普通语言学中说汉语是“孤立语”“无形态语”“词根语”，都是针对此而言的。中国古代字典发达，其原因也在于此。汉语词汇的发展也围绕着单字词而展开。汉语的合成词实际上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字词组合而成，“以词造词”是汉语构词的一个特点c，汉语的组词就如同“活字印刷”，有限的单字词可以无限地组合，只要意义上搭配得拢，就可以构成新词。d正因为如此，汉语的合成词大多是透明的，人们从字面上可以看出或猜出其语义。“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是现代汉语的词汇，在书面语中也不
e能完全以音别词，而需要以字别词。”对此，吕叔湘在谈到语汇教学时也指出：“另外有人主张只讲词
义，不讲字义，这也是片面的。汉语词汇的基本单位还是一个一个的单字。应该把现代汉语中最有活力的两千来个字（估计不超过此数）给学生讲清楚。不能把汉字只看成符号，像对待外国语的字母
a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50-51页。
b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60-361页。c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d 汉语的合成词可以字为系联，形成词群。如“汽车、轿车、火车、公交车、长途车、货车、板车、小车、手推车、自行车、三轮车、出租车、吉普车”，都含有共同的“车”字，由此形成一个以“车”为中心的词群，带有很强的生成特征。与之相反，英语则往往是用词形完全不同的词来表述，上边的各种不同的车英语分别表述为“car/limousine/train/bus/coach/truck/cart/wheel/barrow/bicycle/rickshaw/taxi/jeep”。所以汉语的词可以一串串学习，英语的词常常需要一个一个地掌握。汉英一星期内各天的表述、一年内各月的表述，亦是如此，汉语带有很强的联系性，而英语关联性少，各自独立。
e 王宁：《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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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在现今，有人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出发，关注汉字与词汇的联系性，倡导“以字释词法”，这
是根据汉语的实际找寻出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好方法，极具价值；因不注意到这一点，“词汇教学的课堂效果及其长期效应不尽如人意”“词义理解含糊、，似是而非”“未能准确并牢固地掌握词形”，。b
汉语合成词的出现，造成了现代汉语双音节词为主、字词关系错综的局面。c但单字词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仍处于核心地位。苏新春曾指出：“单音词是常用词、高频词，这在以单音词为主的古代汉语中是不成问题的。在现代汉语中，经过权威的词频统计，证明在汉语词汇总数上以双音节词在优的情况下单音词仍保留了这种活跃的特性。下面我们看一看单音词与双音词的数量与使用频率的的比较：在按使用频率排列的前9000个常用词中，单音词占2400个，双音词占6285个；在前2000个常用词中，单音词占957个，双音词占1020个；在前1000个常用词中，单音词占565个，双音词占
d431个。在前500个常用词中，单音词占332个。由此可以发现，愈是常用词，单音词所占份量愈重。”
且在深层内部构造上，汉字也会对合成词的生成产生影响与制约。石定果曾对五百余个会意汉字进行考察，发现“令人惊奇的是，异体会意字内部的复合程序竟与汉语复合词的构造法相似”,也存有“并列结构”“陈述结构”“支配结构”“偏正结构”等组合形式；并认为：“会意汉字内部结构的复合程序如此整齐，如此普遍，实际上已包孕着汉语语法造词的萌芽，会意汉字是复合词的雏形”。e苏新春考察了汉字的造字机制与汉语复合词的造词机制后也发现，“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基本构件的基础上通过一种组织的方式来形成的”。f
汉字主导词汇系统，在汉语词典编纂上也有所体现。“现代词典的编纂本来是以现代汉语语词为单位的，因为只有以词为单位，才能进入释义。但是在编排上，仍然采用‘字头’为条目的标志，这种编纂原则一直延续至今，可以看出，汉字在书面语词中所起的区别作用，在辞书里转化为一种具有查
g检功能的标志作用。”
a 吕叔湘：《谈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吕叔湘语文论集》，第318页。
b 王珊：《“以字释词法”在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见周上之等：《汉语独特性研究与探索》，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年，第82页。
c 在汉语中，不同的语法单位可以字面同形。如： （1）他的随从马上跳下来。/他从马上跳下来。（2）语言学会开会。/学会开车。
（3）就是下雨，也得去。/他要找的就是这本书。（4）不管谁也不能这样做。/我打算不管他了。
（5）从小学起，他就是个好学生。/从小学起，不能输在起跑线上。（6）50年代他被授予中将军衔。/他们几个人中将产生一名组长。（7）可以去。/可以此为契机。
例（1）至（4）为词与词组同形，例（5）至（7）为词与不发生结构关系的两个词同形。d 苏新春：《汉字语言功能论》，第20页。
e 石定果：《会意汉字内部结构的复合程序》，《世界汉语教学》1993年第4期。f 苏新春：《汉字语言功能论》，第10、37页。
g 王宁：《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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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制约修辞方式
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汉语修辞一般不借助音素符号，而是借助由音素构成的整体即汉字体现而出的音节来提升语言表现力的。利用音节之间音同与音近的联系，打破词语之间的界限，重构一种临时性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这就是谐音。谐音可以使语言表达丰富多彩，独具魅力，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谐音表达在汉语中运用广泛，由此构成谐音文化。而英语则不同，它常常借助音素来展开。如：“韦尔奇的管理模式用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力量’（Force）来代表。F代表弹性（Flexible）；O代表重条理（Organization）；R指的是以结果挂帅（Result-Orientated）；C是沟通（Communication）；
a
而E则代表教育（Educcation）。”再如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对family一词的诠释，让每一个字母负
载一个词的语义信息，由此传递出一种温馨和谐的家庭理念：fatherandmather，Iloveyou。这也是借用的英语表达模式。
汉字数量多，形体多样，汉语修辞常常又可以借助汉字的字形来进行。可以拆字，即通过离合字形、增减字形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可以示形，即汉字超出它作为汉语书面语载体这一原始功能，纯形式地为人们所借用，用以描摹客观事物之外形，如“一字步、国字脸、十字路口”等；可以构形，即以汉字作为构件，构成某种新颖别致的图案、图形或新的汉字形体，来提高汉语表达的视觉表现力；可以偏旁共用，即几个汉字共用一个偏旁，由此使语言表达清新别致。b而在英语中，根本不会存有拆字、构形、偏旁共用的修辞手法；囿于26个字母的限制，示形也很少出现，仅限于“V字领”等少数几个；英文字母的笔画有时倒可以共用，但数量也很有限，如“HR”品牌标志，两个字母中间的竖“丨”被合二为一。
四、“字本位”言文观的审视
鉴于文字在现代语言学中不被重视的尴尬地位，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上，有人还提出语言与文字是平行并列的两套符号系统的观点。黄亚平从广义文字学角度指出：“简言之，发生时期的文字应该是表达原始人心智的符号而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果说到语言和文字的关系，那么两
c者基本是平行的符号系统，两者之间还不存有后世那样的从属关系。”在撰写本文查阅资料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陈望道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思想，也知道用形象表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
d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对此，徐通锵则进一步指明：“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性质
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凭语音、凭听觉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话一出口，声音就消失，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文字是一种凭图像、凭视觉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可以
a 参见《读者》，1999年第5期，第50页。
b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这种正读与反读所表语义、结构方式均相同的表达，恐怕也只有在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中才能实现。
c 黄亚平：《广义文字学刍议》，《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d 参见陈望道：《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立达季刊》第1期，转引自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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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于异时异地，供人们察看、解读，甚至可以对之进行重新分析。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如将它们归入哲学的范畴，那么语言对应于时间，一发即逝；文字对应于空间，可以凭书画的形体在不同的时空中运动。”“文字有可能是与语言相平行而独立产生的一种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体现一种认知现实的途径”。并由此提出：“文字和语言都是为认知现实而平行地、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两种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途径，相互虽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目的的同一性迫使‘落后’赶上‘先进’，相互谐合，逐步实现并轨，最终使文字成为记录语言的书写体系。”“这样，前文字发展为科学的文字体系，诞生了书面语。”在这里，徐通锵既承认“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是“平行地、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两种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途径”，又认为文字最终成为“记录语言的书写体系”。由此可见，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并把文字视作“记录语言的书写体系”，且承认文字在认识现实的途径中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是“字本位”理论在语言与文字关系问题上所持有的观点。a对于汉语，徐通锵明确指出：“表意的汉字本身就能构成一种符号，而不是‘符
b
号的符号’，因而以它为载体的文化传统‘重文轻语’。”
“字本位”是目前最有争议的一种本位理论，其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它在现代语言研究中能摆脱
c印欧语眼光，看到了汉字在汉语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进行一些独立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导夫先路，是
我国传统语言学意识的自我觉醒，其理论价值功不可没。d白乐桑提出的汉语教学“字本位”与徐通锵的汉语研究“字本位”本质一也，在关注汉语特点、承认汉字在汉语中的重要地位的认知上是相通的。在现今，白乐桑的“字本位”汉语教学模式受到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关注与重视，被视为“是一项成功的创举”，这充分体现了“字本位”理论的实用价值与应用前景。“字本位”理论洞察中西，关注语言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关系，努力贴近中国文化，显示了其倡导者深厚的学养与独到的学术敏感。e当然，拓荒本身都实属不易，它要冲破来自自身与外来的巨大阻力，很多问题的认识都是逐步清晰的。拓荒都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徐通锵倡导的“字本位”理论亦是如此。其不足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中给文字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过分夸大了文字的相对独立性，带有一种回归传统、重返语文学的情结，难以与现代语言学对话，因而不易为人所接受。最典型的莫过于
a 徐通锵：《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见黄亚平等：《广义文字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249，250，254页。b 徐通锵：《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见黄亚平等：《广义文字研究》，第269页。中国四大发明中的两项——造纸、活字印刷都与文字有关，这对我国书面语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四运动以前，语法叫文法；语音上存有“文白异读”；中国最高级别的语言学期刊叫《中国语文》而非《中国语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颇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刊物叫《语文研究》，这些都是我国“重文轻语”现象在汉语称谓上的体现。
c 孟华将此概括为“汉字系统对汉语的投射作用”，“即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看，除了汉语对汉字的支配以外，存在着一种汉字决定汉语、汉语模仿汉字的反向力量。这种反向力量即汉字的结构原则或意指方式在汉语结构中的投射”。参见孟华：《“字本位”理论与汉语的能指投射原则》，《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
d 徐通锵曾对他所倡导的“字本位”理论做出过这样的说明：“我们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来自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字本位’理论的目的是想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和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立论精神，进行一些独立的理论探索。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愿意为此迈出第一步。利弊得失，自由读者评说，但我自信，以字为基础进行汉语的研究，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丰富普通语言学，终将成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参见徐通锵：《自序1》，《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
e 王宁将此称作现代“字本位”，以区别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字本位”体系；并“肯定了现代‘字本位’理论从汉语特点出发的主要精神”。参见王宁：《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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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字是汉语句法结构的基本结构单位’或‘字是汉语基本结构单位’，而语素、词、句都是印欧
a
语的东西，不适合汉语。”汉语语法研究不能放弃“词”的概念，语言里的种种句法格式都是“词类的
序列”，离开了“词”，汉语的语法结构无从言说。中国传统语言学以“字”为单位解释汉语为什么管用，主要缘于汉字产生之初，它所记录的是汉语的单音节词，字可以等同于单音节词。汉语词双音节化后，词仍由单音字组合而成，以字构词，本质上是以词构词。明白了汉字“词”的地位，这样语素、词、句子这些印欧语的东西在汉语中的体现，也就不难理解。白乐桑倡导的汉语教学“字本位”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他确认“汉字是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但不忽略字与词的关联b、言与文的思考，以探讨出一条适合于表意文字语言的教学方法，而不是简单套用拼音文字语言的教学方法。c
徐通锵是后期才开始考虑言文关系问题的，在“字本位”早期，尚不存有言文关系的自觉探求意识。在后期的言文关系问题上，也是不甚清晰，甚至是矛盾的，他既承认语言和文字是平行、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又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体系”，同时还指明：“表意的汉字本身就能构成一种符号，而不是‘符号的符号’”。d且细加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徐通锵的“文字”概念是多义的，游移的。时而“文字”指以文字为载体体现而出的与口语相对的书面语形式。如：“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语言是一种凭语音、凭听觉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话一出口，声音就消失，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文字是一种凭图像、凭视觉获取信息和传递
e信息的符号系统，可以留于异时异地，供人们察看、解读，甚至可以对之进行重新分析。”时而“文字”
指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即文字本身。如：“文字和语言都是为认知现实而平行地、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两种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的途径，相互虽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目的的同一性迫使‘落
f后’赶上‘先进’，相互谐合，逐步实现并轨，最终使文字成为记录语言的书写体系。”这些体现的都是
徐通锵在试图摆脱西方语言中心理论体系、思考汉语问题过程中的一种困惑与迷茫。这是一种伟大的迷茫，走出困惑，见到的将是构建中国语言理论的曙光。
由徐通锵所提出的语言与文字独立产生、最终二者并轨的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在并轨后的语言体系中，语言就有了两种存在形式：口语、书面语，并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口语是“说—听”的形式，具有可分离性，可以脱离书面语而存在；书面语是“写—看”的形式，具有统一性，不能脱离口语而独立。在书面语言存在形式中，文字作为书写的载体而成为语言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文字是
a 陆俭明：《我关于“字本位”的基本观点》，《语言科学》2011年第3期。
b 白乐桑“字本位”观点的重要依据在于：汉字是表意文字，个体突出，以单个字为基础，可以层层构词。参见白乐桑、张朋朋：《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华语教学出版社，1997年。早在1938年澳大利亚传教士马守真编写的汉语教材《英华合璧》中的词汇教学也是基于汉字的表意特性，遵循了由字到词、以字构词的编写原则。以“打”为例，学习者首先掌握了“打”字的音形义，再扩展到“半打”“打水”“打听”“打开”“打底子”等词语的学习，这体现的也是一种“字本位”的对外汉语教学观。
c 参见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4期。d 参见徐通锵：《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黄亚平等：《广义文字研究》，第249页。不难看出，这与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索绪尔指明它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不包括汉字在内；而徐先生则明确提出汉字不是“符号的符号”。
e 徐通锵：《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见黄亚平等：《广义文字研究》，第250页。f 徐通锵：《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新探》，见黄亚平等：《广义文字研究》，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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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语的物质形式”。语言制约文字符号的选用，文字也对语言产生影响。在这里，由于表音文字与
表意文字性质的迥异，形成西方“重语轻文”文化传统与中国“重文轻语”文化传统鲜明的对立，由此造成中西方语言学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诸多差异。文字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合理定位，可以找到古今汉语研究、中西方语言研究的某种契合。关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孟华从符号学的角度曾提出“合治文字观”，即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中研究汉语的每一个因素，既看到它们的区别，又看到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即投射与遮蔽）。b这对我们是有启示意义的。汉语研究应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中来进行，既要注意汉语对文字符号的制约，又要关注汉字对汉语的影响，此种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对整个人类语言的研究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c语言研究应在关系中展开,不但要研究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d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汉语研究通过中外接轨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就，人们对汉语的认识更加清晰、理性、系统，汉语面貌逐渐得以显现。也正因如此，人们对当今汉语研究之不足也逐渐得以清醒
e认识，这就是仅凭借鉴西方语法理论难以全面有效揭示汉语本真，只有立足汉语事实，不忽略传统，
借鉴外来，汉语的本真面貌才能得以呈现，建立科学实用的汉语理论体系才会落实到实处。有人把目前我国的语言研究概括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所谓“上不着天”，指的是我国的语言研究在世界语言学舞台上发不出强有力的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声音；“下不着地”，指的是现今的语言研究对于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实用性不足。f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种说法是带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的。究其缘由，就在于以文字为研究中心的我国传统语言学与西方以语言为中心的语言理论不能很好地对接，榫卯不合。g一味坚守传统，易固步自封；一味借鉴外来，易随波逐流，迷失
a 王红旗：《语言学概论》，第17页。
b 孟华在对中国文化语言学进行阐释时也指明其看到了汉语与汉字的关联：“申小龙所创建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汉语句型体系，依据的是对汉语书面文本的解析，他研究的是语文性的汉语，强调的是汉语基础单位的汉字性，这就是汉语与汉字的相互认同。”参见孟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c 我国早期的语法研究，是注重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继承的，没有忽略汉字与汉语语法的联系性。《马氏文通》借助“字”建立了汉语的词类系统，它把词类称之为“字类”。“《马氏文通》第一次把汉语所有的词从语法意义上分为‘实字’和‘虚字’两大类，实字再分为‘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再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叹字’四类”。参见龚千炎：《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见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0页。《新著国语文法》“建立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完备体系”，“它区分了字、词、短语、子句、句子，有九个词类，六大成分七个‘位’”。参见龚千炎：《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见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第72页。《中国文法要略》“由外到内（上卷《词句论》）、由内到外（下卷《表达论》）交错互补地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词句论》 从词句的结构入手，论述了字、词、词类、句子成分、句子类别、句式应用等”。参见龚千炎：《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见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第74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其语法论述中都带有“字”的影子。
d 孟华甚至提出要研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这对于开阔语言研究视野，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参见孟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e 朱德熙在《语法答问》“日译本序”中就明确指出：“这本小书打算就长期以来汉语语法研究中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一些分析和评论。在我看来，这些争议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受了印欧语传统语法观念的影响以致看不清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引起的。要是我们能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有许多争论本来是不会发生的。”f 在现今，我国中学教育“淡化语法”，语法知识不被重视，就是最好的例证。
g 现今我国古代汉语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与现代汉语存有诸多差异，究其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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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本文语言与文字关系问题的探究，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语言学理论框架中给文字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即文字是语言书面语存在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语言书面语肌体里的构成要素，由此把文字纳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视野，开启新的汉语研究思路，使汉语研究既能贯通古今，不割裂传统，又能中外接轨，让西方语言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开拓视野，导引思路，由此使中国的语言研究焕发生机，博大、精深、科学、实用，能在世界语言学舞台上“振大汉之天声”。a
责任编辑：冯济平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QI Xiao-ji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triction of Chinese on charact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Chines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Characters are an organic part of the existent form of written language,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body of the written language.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characters into the study field of modern linguistics, form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make researchers of Chinese not only well versed i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 not isolated from traditions, and gear to Chinese and foreign standards, thus bringing in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western language theor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 as to broaden our horizons and guide our thinking. In this way, it is expected to make the Chinese language study thrive and earn a niche on the world stage of linguistics.
Key words: language; charac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haracter; character-based
a 中国当代绘画如何继承传统，借鉴外来，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绘画语言，亦同此理。两者相互参照，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我国艺术领域有一句名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同样适合于汉语研究。
史少博，山东德州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国际易学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国际易学联合会现代易学常务理事、中国周易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哲学会理事、西安市华胥文化研究学会会长。史少博教授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博士毕业，博士研究专业为中国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周易研究。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博士后完成科研任务出站。2010年11月至2011年11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
史少博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国社会科学报》《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学》《周易研究》《孔子研究》《自
然辩证法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论文18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摘编或被各大网站等全文转载。近些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主要有：《日本对〈易经〉的研究路径》《日本朝川善庵〈古文孝经私记〉之价值》《规范意识的内涵及要义》《文明与社会控制》《论“信仰”与“道德自律”》《日本近代道德论的流变》《“说卦”在诠释〈易经〉卦爻辞中的作用》《中国“国学”之本体》《日本近代用“儒学”嫁接的“国体论”》《章太炎国学的东学渊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日本国学与中国儒学的融合与分离》《儒家思想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的派系对决》等等。史少博教授还出版了《周易与企业管理》《朱熹易学与理学关系探赜》《土田健次郎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周易的启迪（基于现代抑制科技异化的研究）》《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和研究》《儒学视野下的易学》《中国近代国学与东学关系探究》共7部学术专著。
史少博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项目3项、省级项目9项，曾经入选（第二批）“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共获得了15项省级奖励。（侯德彤供稿）
戚晓杰，1960年出生于山东威海，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汉语语法与修辞研究，已在《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报》《语言文字应用》《语言科学》《古汉语研究》《汉语学习》《修辞学习》《语文建设》《语文建设通讯（香港）》《澳门语言学刊》等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多篇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出版《明清山东方言背景白话文献特殊句式研究》等著作十余部，产生较大的学术反响。多次获得山东省社科联、山东省教委、青岛市社科联社科优秀成果奖。“明清山东方言白话文献比较语法范畴研究”2016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知识科学普及研究”2014年获批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
戚晓杰教授作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现代汉语》主编黄伯荣的研究生，一直参与《现代汉语》的修订工作，并得到他的充分肯定。2010年她成为《现代汉语》增订五版的最年轻的编者。目前，在这本教材两位主编黄伯荣、廖序东先后辞世、老编者队伍普遍老龄化情况下，她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勇挑重担，在《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修订中，做了大量切实而重要的工作，认真、扎实、严谨的学风，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冯济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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