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新趋势

发展的趋势及含义上述众多发展中的新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性结果，是经济进步所提出的新课题，它们提供了从更长期的观点对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的基本线索。立足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并沿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性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起至２１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将沿着城市化、国际化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三个主流趋势前进。发展的经验和现实表明，上述趋势是不可逆的，但其发生的背景、含义及其达到的程度，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城市化。城市产生于１５世纪，但是只有到了工业化时代，才赋予它新的内涵，成为工业化的载体和结果。尽管对城市化道路，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体系选择、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存在过一些批评，但是没有人试图否认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性和关联性。人均收入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呈现高度正相关的规律，为众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所证实。中国前３０年的工业化亦即产业结构的主动性调整，从整个期间来看，是以大城市为核心展开的，在把消费性城市变为生产性城市的口号下，许多大城市急速膨胀，由此带来的“城市病”成为以后批评城市化观点的论据。改革开放以来１５年的工业化，在继承大城市中心布局（在各大城市周边开办大量的开发区、科技园区等实质是对大城市的平面扩摊）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个极端的工业化之路，即限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进入城市，以乡村为重点，离土不离乡，就地布局。实践的结果已经很清楚，这两个极端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以乡镇企业为结合点的非农化道路走到今天，对城市化的渴求却难以抑制，反而愈发强烈。改革开放以来的１５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相对指标都居世界前列，唯有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各种收入组的国家。在不远的将来，城市化的需求终将打破城市化道路上的各种壁垒。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化将是两极扩张，即城市群、超大型城市和大城市的进一步扩张和数量众多的

小城镇的涌现。特大型城市，只要其不甘于经济的低速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大就是不可避免的；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单个城市的发展可能不如前者，但将加入若干新的成员；城市群或城市圈作为结构转换中的必然，将初具规模。可能的几个点是：广州、深圳周边的中小城市（有的可能成为百万级大城市）围绕这两个中心组成城市群，并和回归后的香港连成一体，共同构成我国南方的城市带。浦东开发带动的上海重新崛起必将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有些城市将进入大城市的行列，从而形成几个大城市组成的东部沿海大城市带；小城镇作为我国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发展的速度将是惊人的，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带，将涌现众多的新兴城市，并成为乡镇企业的依托和据点。在城市化趋势加速演进的过程中，对可能的后果和突出问题也要有充分的估计：如规模不经济的小城镇热潮对有限土地的冲击；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社会资本需求与有限资本供给的冲突；“割地为城，占山为王”的小农意识与现代化、城市化形态的深刻矛盾；人口大量流动形成的不稳定性可能造成的局部危机。虽然城市化已成为大势，但因势利导的难度仍然很大。

（二）国际化。所谓国际化，就是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加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中，使经济的各个方面一生产、贸易、分配、资本流动、产业结构等各个方面，汇入国际经济的潮流之中。在未来的十几年里，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外部条件将逐渐成熟：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加入世界级经济大国的行列，工业化在总体上达到或接近工业化中后期的水平；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我们将依国际惯例降低关税总水平，取消进出口的数量限制；香港回归祖国，将使我国拥有一个自由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度，加上１２亿人口，这本身对世界各国就有强大的吸引力。如下互相关联的几件事实将是我国国际化趋势的内核：①国民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程度从表面的数字向更深刻的含义上进一步提高，贸易将使低层次的产业间国际分工，比较利益的对比只在稍有差别的产品方面具有意义。产

业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向产业内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甚至仅仅是不同零部件问的分工，“中华自行车”模式将扩展到更多的产业和领域，使之进入“全球制造业”活动；②总体的关税水平会进一步降低，贸易自由化的产品越来越多，数量限制逐步取消；③汇率在并轨后逐步转向可兑换货币；④资本流动的国际化。随着国内资源短缺问题的显现比，以及比较优势的改变，国内资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会成倍扩大，与此同时，国内投资环境的继续改善，特别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会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⑤企业的国际化。更多的企业（集团）将从单纯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性的跨国企业。进入国际的方式将从贸易和生产的分离，向生产、贸易混合型转变。⑥对外开放的地域差别将在过程中逐步消除，沿海开放，沿边以及沿江开放，将只在过渡过程中有它的存在意义。“三沿”战略要被“全方位”的开放所代替。

（三）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结构的高度比是国内、国际市场的大趋势共同推动的必然，并由此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中国国情、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格局赋予我们的比较优势不是资源性初级产品，进入国际经济循环以后贸易结构的演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在工业制成品中寻找比较优势，趋势演变的结果可能是，中等适用技术和中等资本密集基础上的劳动密集产品。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国内需求和比较优势决定的资源性产品大量进口后国际收支的压力，这也迫使我们在工业制成品中寻找可能的进口替代产品，即机械设备制造业特别是其工作母机和基础机械。出口的比较优势和进口替代的需求也要求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快速推进。由此，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比趋势是：①以家用轿车为先导的汽车工业快速成长，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与国际比相连，成长方式也将脱离传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一部分；②绝大多数轻纺产品和家用电器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量”的方面进口替代，下一步的任务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

增加花色，上档次，增加附加价值等“质”的方面的进口替代和扩大出口。因此，这些产业的高附加价值比倾向将大大改变整个产业结构的水平：③进入工业化中期后产业结构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机械设备制造业的振兴，进口替代也主要体现在该行业。我国机械设备的进口替代有了初步进展，今后将进一步加强；④以新型建材、石油化工等为代表的中间产品，也将受惠于家用汽车的普及和住房的改善而加快发展的趋势；⑤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大大增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总之，中国产业结构未来的整体趋势演变结果将是：农业、矿业和食品、轻纺、钢铁等传统工业结构地位下降；汽车、机械、电子和石油比工，建筑以及第三产业的结构地位上升。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趋势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趋势似乎存在相停的现象：前者要求放弃某些产业的或某些产业环节的生产行为，更多地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循环；而后者则要求自由演变的结果可能是中国将失去汽车工业，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希望中国汽车工业快速成长。高度化与城市化也存有冲突。在部分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推进是一个自然和历史过程，两者同时发生，相互促进。当两者进行到一定阶段，城市化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之后，才集中力量解决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问题。但在我国，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被推人同一日程之内。在较高收入和成本水平上推进城市化（特别是土地成本和基础设施费用）需要巨额投入，而支柱产业高度化的初期同样投资巨大，两者相互竞争资源，这最终会反映在国际收支的压力和我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