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党建理论研究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这个中心而展开，并加大了对党建理论中的一些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党建理论研究改变了过去简单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注释的空疏学风，而是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改革开放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方面，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重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努力借助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些研究，既试图回答一些问题，也同时提出一些问题；既有学术性、理论性，也有现实性和指导性。现整理和摘编一些文章的几种观点，仅供参阅。
一、党的阶级基础问题
党的阶级基础问题是关于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是回答其它党建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前提。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大批职工下岗，就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对党的性质和阶级基础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朱华、唐研在《党政论坛》(2000.11)《关于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认为：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阶级社会各种现象的一个基本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阶级社会各种现象的一个基本方法。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党的性质、阶级基础，实际上是包含了一系列具体题目的大课题。例如，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工人阶级是壮大了，还是萎缩了？与过去相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思想上、价值观上是否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与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有何区别和联系？如何看待企业中的高收入人员阶层？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性质与党员队伍的成份是什么关系？
执政党的选民基础和党的阶级基础之间是什么关系？“利益群体分析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有何区别？等等。这些问题中，显然已超出了传统的党建学科研究的范围，但确实是人们普遍关注并存在大量歧见的重要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在内的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
另外，工人阶级是否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问题，也是讨论的一个热点。李君如在《理论前沿》(2000.14)《“三个代表”思想坚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一文认为，在高新技术产业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是不是同传统的工业产业相联系的工人已经是落后的生产力的阶级代表，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文章认为，这样的议论忽视了三个重大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包括双重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已经指出的，“我国的经济建设，肩负着既要着重推进传统产业革命，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双重任务”。到今天为止，这样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是由我国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在生产力问题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传统的工业产业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它确实要淘汰传统工业产业中的某些行业，但从总体而言，它将推动广大的工业产业向新的阶段发展，只要看一看冶金业、纺织业、机器制造业在应用新技术后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在我们党的理论中，邓小平已经以他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和政治智慧，解决了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已经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结构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素质将全面得到提高，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代表。我们党也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工人阶级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的重要观点。张俊九认为，工人阶级作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也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实。一是劳动者逐步知识化。工人阶级素质提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工人阶级中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越来越大，脑体结合的劳动大军将日益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主体力量。二是
工人阶级结构在优化。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包括知识分子、经营管理者以及第三产业中的部分人员。三是工人阶级数量在扩大。现在每年约有1000万的农业人口，在向第二产业转移。有资料表明，现在产业工人有3.6亿。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整个进程中，我们既要看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任何创造发明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时，都必须依靠广大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劳动。
二、党的领导现代化问题
贺军等在《理论前沿》(2000.19)《关于党的领导现代化的思考》一文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党的领导现代化的内容及应遵循的原则
党的领导现代化，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思想和理论的现代化，使之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要实现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体制及运行机制的现代化。第三，要实现党的活动方式的现代化。实现党的领导现代化，其目的就是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就是要使党的领导方式按照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实现根本转变，使执政党的领导制度、活动方式与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相统一、相一致，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相统一、相一致，使执政党与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关系，建立在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基础之上，既能充分发挥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又能使国家权力、行政机关科学有序地运转；实现互相保障、互相促进。
实现党的领导方式现代化，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处理好一些基本的关系。首先，要坚持和体现民主原则。这是政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党的先进性的基本要求。其次，要坚持中国特色，处理好吸收借鉴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能把党的领导现代化错误地理解为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议会政党政治化。再次，要处理好党的领导方式制度变迁、体制创新与党的自身建设中传统方式的关系。实现党的领导现代化，主要的工作
是进行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创新。但制度建设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它建设。
（二）实现党的领导现代化的切入点
1.转变观念，增强党的领导现代化的意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的领导的体制、结构、制度以及活动方式，已经远远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是直到今天，一些党的领导者，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仍然按照计划经济那一套强调党的领导，实施党的领导。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激发党的领导的活力。观念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在党建领域里多年存在着单一的、封闭的思维方式，常常不假思索地沿袭传统的固定的模式，把自己拘禁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思考问题，探索视野狭窄。这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只是注重党的建设的特殊性，而不注重人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从而缺乏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阔胸襟，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而闭塞。纵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一个领导现代化事业的党，它本身也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2.理顺党政关系。理顺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党对社会实行的是“总的领导”，这种领导具有方向性、全面性和根本性的特点；政权机关对社会实行的是方方面面的领导和管理，这种领导和管理具有控制性、权力性和具体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党政在职能上的差异，决定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不应当是包办代替国家政权机关的具体领导和管理事务。要达到党的领导现代化的要求，真正做到党政职能分开，关键在于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机制。
3.按照依法治国的路子建设党。第一，贯彻权力有限原则，使党的领导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每项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章可循。第二，确立合法性、平等性原则，实行法制领导。合法性原则要求一切领导和管理行为首先要符合法律，平等性原则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第三，树立党要接受监督的观念，健全和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党的领导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仅在于制定规定、条例、制度和法规，不仅在于提出实行法制领导要求，
更重要的在于树立这些东西的权威性。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监督约束机制。一是要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硬约束”机制。二是要改变只有上级对下级约束的状况，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党员和群众，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三是要使监督制约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体系，使党的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享有权力的主体，包括专门的监督机关，都处在有力的监督制约之下。
王长江在《改革内参》(1998.18)《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党的现代化》一文认为：政党现代化是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面临双重任务：一是要以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顺利进行；二是必须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文章认为，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并认为，对我们党来说，苏共模式的长期的持续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在领导传统计划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观念还未完全消除，没有完全摆脱我国政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对政党政治的误解，等等。说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还有待于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文章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由于产生早，经过长期探索，已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运作规则和运作方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比资产阶级政党要晚得多，这使它有可能充分借鉴以往政党运作的经验，一开始建立的就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政党。但这个优势后来没有得到发挥。相反，许多有效机制和手段被抛弃了，走了许多弯路。政党现代化，需要把握的原则和思路，主要有两条：一是划清界限。政党现代化绝不等于政党或政党体制西化。二是循序渐进。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和部署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张荣臣在《学习时报》（3月19日）《强化党的执政功能》一文中认为，党要实现由领导革命的方式向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方式转变，首先要强化党的执政功能。执政党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且，社会愈是发展，执政功能更为重要。但以往我们把执政党的功能理解为领导和包办代替一切，恰恰削弱了党的
执政功能。依法治国是执政党有效执政、强化执政功能的实现方式。它不但要求全党学会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律赋予执政党充分执政的权力。在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内容上，一是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在总的方面作出规定，使党的领导有法律保障，体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在党政关系的具体内容上，对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中党实现领导的途径、方式和程序作出规定。要具体地规定党的领导体制、执政方式、组织形式、工作规则等，并具有可操作性。
其次是按照执政党的特点来加强执政党内部机制的建设。从政党发展的轨迹看，现代化的政党的决策机制，越来越由集中的、封闭的、独断的决策模式转变为一种民主的、开放的、协商的模式。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负责制定宏观发展战略。它的决策就不单是一党的事务，而是整个国家的事务，这更显示了其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性。实现决策民主化，核心是健全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使民主集中制民主化和程序化。与民主决策机制相联系的是高效的政策运行机制。而民主的决策机制、高效的运行机制，离不开严格的监督机制。党内监督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保证。
关于党的现代化问题。有人认为，党的现代化重要的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改进党的领导方式，首先需要解决在理论上如何看待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的领导方式的论述。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首先创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的理论和模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领导制度和方式。但由于列宁执政的时间短暂、条件有限，对一些问题未能进行深入而明确的阐述。应当如何看待和继续列宁未完成的探索，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影响，从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中汲取一些什么教训，就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其次，研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对 “党的领导方式”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它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是指党的领导的哪些具体层次和环节？另外，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政府机制改革、政治体制
改革的关系，也需要作出科学的说明。至于提出改进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党的领导方式的具体思路和操作性方案，就更是艰巨的任务。有人认为，解决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关键是在有关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进展，只有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具体思路和操作性方案方面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三、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
目前，基层党组织是遇到新情况最多、暴露的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庞大的组织体系和巨大的惯性思维等作用，使得基层党建工作的滞后性表现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与基层党组织在党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人认为，目前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功能定位不明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党政不分问题的严重存在，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是各级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直接掌握权力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功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直接掌握权力的功能日益弱化，甚至不复存在，特别是在企业及新经济组织中。在这种不能直接掌握行政权力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具体功能，用什么有效的方式来联系和带领群众，怎样起到整合国家、企业（基层单位）和职工群众利益的作用，怎样发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就成为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党的领导基础、执政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因此，科学地确定各类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形成符合现在实际情况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规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原则和领导关系，现在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出现，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许多地方大力开展扩大党组织覆盖面的工作。但实际情况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即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消除空白点”的目标。因此，如何理解党的基层组织的覆盖面问题，即什么是基层党组织合理的设置原则，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理论解答的问题。
同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日益完善，企业间控股与领导关系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跨部门、行业、跨地区参股、控股的现象，企业的领导关系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按行业或按地区垂直领导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关系如何确定，或者说，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确定，同样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在城市社区建设进展较快的地区，社区内各个单位的党组织，实际上也面临着复杂的领导关系。至于党员个人，由于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单位的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多重组织关系、组织生活以及必须参加党的多种活动的义务。而在利益多元化情况下，双重或多重的领导关系，将不可避免地给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个人造成无所适从的尴尬。这些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新的实际问题，是现有的党章和党建理论还未予以规定和指导的。
王长江在《理论前沿》(2000.5)《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重点的思考》一文认为：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难点和焦点之一，表现在企业党的建设上。一是企业功能的转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微观目标。确立这个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企业从以往以完成行政规定的任务为目标的政府的附属物，变成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运作的独立法人经营主体。在种条件下，过去按政府附属物的要求规定的机制、行政关系、职责和行为方式等等，都必须重新按独立法人经营主体的规范来确定。这其中，除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作为企业运作的核心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企业党组织从直接插手生产经营中退出来，起政治核心作用。二是企业本身的活性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政府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和政府部门一样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把党的基础建在企业中，确实能收到“坚如磐石”的效果。但是，随着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随着产业结构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企业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分离，以及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的不稳定性凸现了出来。表现在：企业的重组变得频繁，企业所有制属性多样化，许多企业不再有主管单位，不再固定在一个行业、一个地域，企业的平均寿命因而也大大缩短，企业人员流动加快，等等。这些因素，使企业原有的那种稳定性不复
存在。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使党有一个赖以执政的强大而巩固的基础。这是我们设计新时期基层党建的框架和检验基层党的工作好坏优劣的主要标准和依据。离开这一条去搞党的建设，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片面性。和企业与人的关系日渐疏远的趋势相反，人在居住地的活动则相对稳定，人的角色正在逐步由“单位人 ”向“社会人”转变，社会管理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大量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从企业和政府中剥离、转移出来，历史地落到了社区头上。过去以条为主的社会管理逐渐转变为以块为主的社会管理。这样，巩固基层政权的重心就必然转向了社区。新的实践表明，管好社区，对于加强社会稳定，增强社会的向心力，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既然党的活动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首要目标，那么，在巩固政权的重心转向社区的情况下，不难得出结论：社区党建正在获得更加重要的地位。这和企业党的建设不矛盾。企业中仍然要建立党组织。但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心和重点应当、而且正在向社区转移。因为和企业相比，社区显然是党的建设更为巩固、更为稳定的载体。这种转移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的意义。
首先，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内容会发生变化。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社会管理的要求。社区活动的中心是人，是人的生活。社区管理应是围绕人的生活开展的。因此，社区党的工作也应落在人这个中心上。和过去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观念更新。因为过去党的工作围绕的是各单位各部门的任务，人更多地被定格为一种工具，党的工作是为了这个工具更好地发挥作用，即调动人的积极性。而现在，为人本身就是目的，故要增强“以人为本”的意识。
其次，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会发生变化。社区党的工作围绕社会管理进行，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加强自身的控制力上下功夫。过去，党组织发挥作用往往从量上着眼，似乎把人生活的空间占得越满，就越显示出领导和控制。实践证明，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重要的是控制的有效性。例如，社区整合的重点是社区归属感的建立。这种归属
感的建立通过两个过程：一是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二是社区的服务过程。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党组织的职责就应当是：通过大量的社区服务工作，体现党的领导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这种工作方式，要求党组织更加明确地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意识。
再次，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也会发生变化。社区工作归根结底是社区成员自己的事业，群众的参与和自治是社区工作的根本。社区成员的参与将越来越成为社区工作的潮流。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靠政府的行政推动和成员的积极参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因此，党的工作要体现在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上。社区党组织要积极吸引、组织群众参与社区的建设、管理，切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社区成员的单位归属、条线归属意识向地区归属、社区共建意识转变。在这个转变中，党的领导也将逐渐实现从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这个目标，要求党组织增强“民主”意识。
张晓燕在《理论前沿》(2000.1)《加强社会团体党建工作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必须重视社区党建。社团数量日益增长，类型多样。敌对势力企图通过社团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渗透。因此，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有利于促进社团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基层政权。
四、全球化对党建的影响问题
张晖、刘大志在《理论视野》(2000.4)《全球化对党的建设的挑战及其回应》一文认为，全球化对党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球化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为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提高预设了全新的环境。
首先，要提高驾御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在全球化的框架下，我们面临的更新更突出的课题是：如何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驾御全球化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可能有两种前途：或者是不能很好地掌握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造成两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和撞击，使我们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丧失发展的优势和机遇；或者放弃或丢失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完全同化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次，要提高驾御和推进民主政治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条件下，既有便于借鉴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经验的机遇，又有西方国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民主形式的压力和挑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搞得不好，我们就可能摔大跟斗。再次，要提高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依法治国更迫切，更艰巨。发达国家都是法制国家，全球化的运行也是法制化的，如果不走依法治国的路，就不能有效地与发达国家对话，也不能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运行。另一方面，在实施依法治国时，既要注意同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又要坚持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要提高处理突发事件和各种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在全球化时代，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引发突发事变甚至出现各种风险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世界距离的缩小，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短兵相接，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更加艰巨。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高功率的广播、卫星电视覆盖整个地球，强大的西方传媒借此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任何一个国家，影响干扰甚至破坏有关国家的主权、政府的权威和政局的稳定。电子媒介已成为国际传媒舆论斗争的主导工具，使国际传媒舆论工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传统的传播方式产生巨大的冲击。
国际互联网的运用，使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党员干部的思想不纯就可能日渐凸现。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各种社会思潮显现出空前的多样性。有的思潮属于实践探索过程中各种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争论，有的思潮则属于敌视社会主义势力进行的恶意煽动。随着第四媒体出现，各种思潮流播的时间、空间大大拓展，其社会危害愈来愈广。因此，应当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这是适应世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明智之举，也是应对西方利用因特网传播其意识形态的重要举措，是粉碎西方对我国西化、分化
图谋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认真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梳理出哪些理论适用于过去而不适用于现在，哪些理论过去适用而现在仍然正确，哪些理论需要创新。这是全球化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建设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技术创新和知识更新的快捷性，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跨国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对党组织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国正式融入全球化之后，干部的思想境界和精神状态、理论水平和知识储备、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不适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变化将更鲜明地凸现出来。如，在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竞争、冲突中，我们的领导干部中能有多少人能够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动摇？这些都是全球化对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企业组织形式，会对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在全球化资本大循环中社会经济组织的重组，是不可避免的，现行的基层组织体系可能就不很适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孙公司，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能否在跨国公司中建立党组织，怎样设置？这是不可回避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跨国公司、跨国经营和跨国生产的增加，必然导致流动党员尤其是跨国流动党员的大量增加，而对这些流动中的党员如何管理教育，怎样保证他们既在网络经济中大显身手，又不离开党组织的教育管理？这也是一个新的问题。
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如何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如何积极探索新生企业组织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消解全球化给党组织建设带来的冲击，都是很重要的，不能回避的。
第四，经济全球化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更加艰巨。
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在和平条件下对我国进行最
大外部渗透和影响的机会，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观、人权观、道德观、金钱观等会更多地进入我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人助长腐败现象的滋生，使反腐败斗争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反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任何掉以轻心、麻痹大意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
五、政党建设的比较研究问题
近年来，党建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许多人认为党建研究必须与世界政党政治相联系。朱华锋在《党政论坛》(2000.12)发表《关于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文章认为：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突出的政治现象。从开放的视野中可以发现，无论什么性质的政党上台执政，都遵从着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在党建实践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很有可能是其它政党也曾经历过的，或正在探索之中的。事实上，为了适应世界经济、社会结构、价值取向的急速变化，当前国外许多政党也正在对自己的纲领、政策、指导理论等进行大幅度调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追踪、关注这些党改革的动向，有助于我们党保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活力。当然，由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及国情的不同，其它党的经验不可能给我们现成答案。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必须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则是没有问题的。
在对欧美“第三条道路”研究的热潮中，已经有学者将触角伸向了对欧美社会民主党的研究。过去由于受国内政治的影响，我们对社会民主党缺乏客观公正的认识。而事实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参政、执政经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其中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譬如：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持久的执政地位？它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选民的始终拥护？它的领导人为什么能够享有较高的威望，同时又避免了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的发生？等等。
政党建设比较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原苏东各国共产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的研究。目前对苏东剧变的研究已经成果丰硕，但对执政大半个世纪、成败均系于之的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研究却鲜有所闻。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苏联共产党多方面的影响，
我们党以往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与苏共有不少共通之处。发生在苏共身上的许多问题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通病”。只是苏共积弊更深，病入膏肓，并最后导致了政权的垮台和自身的瓦解，这确实不能不让我们居安思危。因此，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建党模式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总结苏东共产党失败的教训，举一反三，对于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是一个相当有用的参照系。
世界各种政党学说包括政党理论层出不穷，其中又良莠不齐。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抓住关键的、规律性的东西——政党产生的规律、发展和活动的规律，以及执政的规律。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出发点和归宿，用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肯定能从中得到有益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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