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_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

2020-11-15 来源：好走旅游网

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想象

———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

李　林　艳

　　Abstract:Socialnetworkanalysisisanapproachwidelyusednowadays.However,theapproachis

oftenreducedtoasubstantivefield,orevenasetofresearchtechniques.Thispapertreatssocialnetworkanalysisasaninsightfulperspectivetosocialstructure.Whatisthenotablecontributionofsocialnetworkanalysistotheinvestigationofsocialstructure?Thisistheorganizingquestioninthearticle.Thespecifictheoreticalassumptions,analyticalstrategies,andconceptualtoolsofsocialnetworkanalysisareexaminedindetail.Theweaknessorlimitationofsuchaperspectiveisalsodiscussed.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叫班尼斯的人类学家第一次在今天的意义上使用了社会网络的概念(Barnes,1954)。不过,本文所评述的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是指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并于80年代以后日渐成熟起来的社会学中有关社会网络的探索。之所以把70年代作为起点,是因为那一时期,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对求职过程中“关系”的重要性的阐述(1974),引发了社会学家对社会网络的探究兴趣;而怀特和他的学生亦在网络表征方法上取得关键性的突破(White,Boorman&Breiger,1976;Boorman&White,1976)。至80年代中期,格兰诺维特发表了对网络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论述“嵌入性”的重要论文(Granovetter,1985),始标志着社会网络研究步入了成熟时期。现今,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成为社会学最热门的分支之一。面对急速增长、纷然杂陈的网络研究文献,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和界定所谓的社会网络分析?它是一门分析技术,一个研究领域,一种研究取向,还是一套社会理论?似乎从每个角度都能看到“社会网络分析”的一个不同侧面。我们比较赞成一些学

(structuralanalysis)(Wellman,1988)或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边燕者的看法,即它是一种“结构分析”

杰,1999)。而作为一种结构视角或观点,社会网络分析到底能够为结构分析贡献哪些启发性观念和分析性工具?此即本文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一、网络结构观的发端与困惑

　　不少学者到德国思想中追溯社会网络分析的学术渊源,但根据洛佩兹和司克特(Lopez&Scott,

2000:49)的看法,将社会结构阐释为关系形式的德国形式社会学与社会网络分析是两个并行的学术传统。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及其后继者的理论思考存在直接关联,是他们首先开启了社会结构里的一个黑箱,即其中所蕴涵的鲜活互动。

在芝加哥大学开设讲座的过程中,拉德克利夫-布朗着手系统地探索社会结构的直觉基础(Radcliffe2Brown,1937;亦参见Freeman,1992)。他认识到,结构一词既然涉及到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概念就必须把人类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形式考虑在内。在他看来,所谓社会的组成部分,无非是人以及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因此社会结构即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是“特

(Radcliffe2Brown,1940:55)。定时刻所有个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　本文的写作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吕大乐教授、彭玉生教授、丁国辉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边燕杰和阮丹青两位教授在香港科技

大学开设的社会网络分析研讨课让笔者获益匪浅。在此谨对以上诸位老师表示感谢。另外,与成伯清的讨论也使笔者深受启发。当然,文中一切不足之处,皆由笔者本人负责。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后继者几乎普遍吸取了他关于社会结构意味着个人之间模式化关系的思想。

(Firth,1951:30)。关系性社会不过,这一思想“没有把社会活动中易变的要素与持久的要素区分开来”

结构是否能涵盖甚至取代包括诸如地位、角色、群体、组织之类的持久性的结构要素?对此,曾经引起很大争议(见Freeman,1992)。

福特斯认为,个人之间的关系在结构分析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强调关系结构为社会结构的基石,并不等于完全排斥对其他持久性社会结构要素的分析。实际上,那些持久性的关系自然会在对人际关系模式的剖析中突现出来;反之,如果一开始就从组织和制度出发,则不仅会遮蔽人际关系模式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力,更无法了解这些组织和制度的形成过程(Fortes,1963:56-57)。可见,在福特斯那里,网络是透视组织和制度形成和演变机制的工具。

(personalorder),米契尔则似乎持一种相对温和的观点。社会网络,在他那里被称为“个人性秩序”

(structuralorder)“(categoricalorder)共同构成社会关系秩序的三种不同它与“结构性秩序”、类别性秩序”形式。“并没有三种不同的实际行为:它们只不过是对同样的实际行为的三种不同概括方式,最终也就

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他看来,个人性秩序对结构性秩序和类别性秩序构成了有益的补充(Mitchell,1969:9-10)。

彼得・布劳也卷入了当时的那场争论。他曾坚持认为,宏观的复杂结构的运作过程,可以从个体之间日常交往的简单过程中推演出来(Blau,1964:2)。《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正是这一思想的最佳演示。在后来的研究中,布劳转而采用一些参数表征特定社会关系类型背后的结构原则。在他那里,关

(Blau,1977:4)。布劳根据这一基系结构变成“不同社会位置所组成的多维空间,而人口就分布于其中”

本设想,开创了迄今仍占居社会学主流地位的类别(categories)分析的先河。

在晚近的阐述中,布劳将类别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加以比较。他问道,我们是应该先研究社会关系,并根据关系模式上的差异来区分地位,还是应该先根据社会地位对人们进行分类,然后再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呢?前一种做法暗含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大致说明了他们的角色和在群体中的地位的假设,后一种做法则假定,属性和地位的差异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第一种假设适用于较小的、刚刚形成的群体;而第二种假设则适合于已经确立的社区和社会,因为在那里,社会地位已经结晶化了(crystalized)(Blau,1982:277)。

上述争议最终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其分歧不免延续到今天的社会网络分析当中。我们注意到,对于持久性结构和关系性结构之间所存在的理论“鸿沟”,网络研究者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一类研究者显然把网络视为一种结构(structuring)社会的原则,试图用网络结构和过程来剔除一些结构概念中不必要的规范性成分,探讨建构一种网络式的社会结构概念和理论的可能性。威尔曼(Wellman,1979、1999)对现代社区的诠释、怀特(1981)从网络角度对市场的重新解读,以及塔尔默和米肖(Talmud&Mishal,2000)关于网络式的国家理论的探索,是这一取向的研究实例。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嵌入性观念,则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关系结构的普遍性及其在解释和说明社会行动方面的不可替代性,而且,还蕴涵着对关系网络影响和突破制度框限的潜力的一种肯定,以及对诸如市场、组织等能够脱离关系网络而自主发挥作用的一种质疑。这一取向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倪和英格拉姆明确提出,应把社会网络看成是社会制度的一种执行机制来研究,这样一来,社会网络就成为制度产生和运作不可或缺的环节(Nee&Ingram,1998)。

很大一部分的网络研究,把社会网络看成是分布于社会空间中某一区域的关系性存在,这时,社会网络类似于一种实体———尽管这一实体本身是关系性的———而不是结构(structuring)社会的一种基本原则。在这类研究中,制度结构与网络结构在概念指涉上具有明确的分界,而网络结构与非正式结构同义,一般都被解释为与正式结构相补充或匹配的一种社会安排。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格兰诺维特开创的求职研究传统(Granvetter,1974;Wegener,1991;Requena,1991;Bian,1997;Bian&Ang,1997;Fernandez&Weinberg,1997),在其中,制度安排、市场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组织策略,甚至文化背景

方面的差异,都被解释为关系网络存在与否及其形式差别的根源。

当然,还有一类网络研究,将网络混同为与性别、年龄无异的类别属性,结果,则正如艾默贝尔等人所批评的,其价值充其量是增添“网络”这一新的社会学变量而已(Emirbayer&Goodwin,1994)。这样一来,如格兰诺维特所忧虑的,已背离了网络学派探索社会结构的初衷,①所以本文不将其列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网络分析的范畴。

二、网络结构观的基本立场

　　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以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注解社会结构,之所以自70年代起能在社会学中大行其道,与“后帕森斯时代”的社会学状况不无关系。与文化决定论相比,网络视角为人的动因预留了空间;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相比,网络视角又突出了结构和限制。正因如此,所以社会网络分析又以社会学中的“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而见称(Powell&Smith2Doerr,1994)。下面,我们对这一“中间路线”的基本立场予以简要勾勒。

关系取向的结构观。近年来,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成为在理论上颇获认同的一种方法论乃至本体论的主张。艾默贝尔在“关系社会学宣言”一文中,视社会网络分析为关系主义的典范(Emirbayer,1997)。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艾默贝尔未免拔高了社会网络分析(叶启政,2000:433)。但无论怎样,在社会本体论立场上,网络分析显然更接近于关系主义而与实体论无缘,至于方法论上,则更不言而喻了。

社会结构的弱势决定论。结构社会学向来以结构的制约来解释个体的行动。根据结构为个体所留

(参见Degenne&Forsé有的自主空间的不同,可分“强势决定论”和“弱势决定论”,1999:5-6)。网络分析属于一种社会结构的弱势决定论“,社会结构不在任何明显意义上是一个因果变量,而是……社会结构

(Doreian,1992)。当然,社会网络分析未必从根本上突破了结构—调节了发生在节点(nodes)上的过程”

能动(structure2agency)的二元分割,但网络的视角无疑使结构制约变得更有弹性,尽管能动仍然附着在

结构的羽翼之下(参见叶启政,2000,第十章)。另外,虽然强调结构的限制,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网络分析者往往重又倒向了他们决意要划清界限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如理性选择理论。

(anticategoricalimperative)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出发点(Emirbayer反对类别分析。“反类别之诫令”

&Goodwin,1994:1414)。的确,网络研究者试图借助对类别分析的批评来建立自身的合法性。“类别模型对人的分类,很少能够在观察到的行为中得到印证,因为世上个体的行为,并不是通过类别的归属,而

(Bearman,1993:10)。因此“类别模型最多可以作是由人们所嵌入的切实的关系结构来组织和驱动的”,(同上)。除此为关系资料的模式的一种文化性的表征,也至多只能作为一群人的网络位置的模糊指针”

而外,类别取向还被批评为西方哲学二元论的产物,预先假定了范畴之间相互排斥、界限严明的关系。

在类别的概念框架之下,转型和变迁通常都是通过激烈的、革命的方式,而网络视角更适于分析社会变迁的渐进过程(Talmud&Mishal,2000)。

(White,1992:65),端赖于认识的建构,而网络分重视形式结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现象学的实在”析为我们呈现的网络现象,实乃以其独特取向和方法建构的产物。作为一个描述结构性特征的概念,社

会网络被抽离于具象的社会现实。它并不关心自然发生的关系的复杂性(Burt&Schott,1992),尽管每个

(见White,1992:67)。网络纽带都可能隐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个社会网络也都是“一个意义的网络”

网络分析视个体之间的关系为一个系统的结构,并以揭示其复杂性为自己的使命(Burt&Schott,1992)。如果说“社会结构的构想,,可如齐美尔那样,着眼于其形式特征(formalproperties),亦可像韦伯那样,从

(Blau,1981:20),那么,网络分析的主旨正在于结构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网络如棋其实质内容入手”

局,可以有无数不同的格局。网络分析所要做的,正是总结和归纳这些棋局的不同“定势”,这些定势体

(Burt&Schott,1992)。现了“作为一种发生趋势的强度和力量”

①罗家德译《MarkGranovetter论文精华选集》,作者致中文读者序。笔者参考的是尚未正式出版的译本。

三、社会网络的不同研究取向

　　虽然笔者竭力反对把社会网络分析标识为一门分析技术,因为,这样一种界定,无形中抹杀了社会

网络分析对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独到见解,因而把这门学问浅薄化了。然而,要发掘这些独到见解,仍不能回避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原因就在于,其结构洞见深深依赖于经验观察,因而不得不对其观察的策略和方法有所了解。在笔者看来,至少下述三个方面的研究策略,对于深入理解社会网络分析之结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

主位取向与客位取向。网络分析者把结构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等同起来,解决了结构概念与其操作性定义之间的逻辑一致性问题,然而,这种界定结构的方式并未化解结构分析中一切固有难题。这其中就包括,社会结构是一种客观实在,还是一种心灵建构?具体到网络研究当中,即是,网络研究者应该研究可观察的网络,还是应该研究体现在行动者的理解和知觉当中的网络?

20世纪5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人类学家主张研究“anchorednetworks”,即从特定网络成员的角度所看到的网络。70年代以后,社会学中的网络研究者开始强调区分不同类型的关系,研究的重心向客观性的关系资料转移,并且认为只有着眼于整体结构才能发展出理论(White,Boorman&Breiger,1976)。

但在一些研究中,主观性关系资料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出来。如博特发现,虽然行动者在结构地位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当然来自研究者的分析和判断———对社会行动确有一定的预测力,但对相似性的知觉本身可以令这种预测力得到进一步改进(Burt,1982:Chap.5)。克拉克哈特提出了“认知性社会

(cognitivesocialstructures)概念,并认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结构的认知地图或许才是网络理论者最结构”

需要把握的(Krackhardt,1987)。在此,借用人类学的术语,我们姑且把网络结构区分为主位(emic)结构和客位(etic)结构。这种区分,至少可以让我们对某些认识盲点保持高度的警觉,如局内人(行动者)和局外人(研究者)对网络的认知模式的差别(参见默顿,2001),以及行动者由于处在不同网络位置而对网络结构形成的不同知觉。

另外,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研究对象对一些关系性概念的主观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研究者开始重视关系本身的文化意义,而是因为他Π她们开始注意到,行动者与研究者之间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对关系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影响到所收集的关系资料的质量。如有研究者感到“,朋友”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概念,因为研究者和被访者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甚至,不同的被访者在谈到朋友这一关系类型时,所指的关系内容亦千差万别。可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学者开始对朋友的本土意义展开研究(如Ruan&Zhang,2001),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行动者的观点。

个人网与全网研究。从网络分析的观点看,整个社会就是一张大网,是由网络组成的网络。除极少数情形,可能没有一张网络与外界是完全隔绝的。那么,分析者该如何框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呢?一般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始于社会计量学,研究有一定自然边界的人群,分析所有成员及其关系的构

(thewholenetwork)研究。后来这一取向也开始把研究范围扩型。这一取向在网络分析中被称为“全网”

展到一些没有自然边界的集合体,但对如何界定网络边界,却没有统一的标准(见Laumann,Marsden&Prensky,1992)。另一种取向则基本上延续人类学的网络研究传统,研究以某一个体为中心的网络构成

(personalnetworkorego2centerednetwork)研究。个人网的取情况,这被称做“个人网”或“个体中心网络”向,尤其适合于研究某一个体所处的直接社会环境。在网络名单的取得上,则根据需要,有时采用定名

法(namegenerator),有时采用定位法(positiongenerator)。

还有一种网络研究,虽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名称,却有必要加以倡导。其具体做法就是调查和分析由于某种契机而被激活的那部分网络。诺克和劳曼(Knoke&Laumann,1982:266)曾称这类网络为“特

(event2specificstructures),故在此我们姑且称这种取向为定事件的结构”“事件网”研究。这一取向似乎不能机械地归入个人网或者全网取向,这是因为,个人网和全网研究或多或少都隐含了网络是较为稳定

的结构的假定,也都力图揭示这些较稳定结构的特征,相形之下,事件网只是一次性的和不可重复的,是活动中的网络。如果说,个人网和全网描述的是网络结构的“完成时”,事件网体现的则是网络结构的“进行时”。边燕杰等人对中国拜年网的研究(边燕杰、李煜,2000;边燕杰,2003),可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取向的特征。该研究通过描述春节拜年这一文化实践所激活的个人网络,令不同阶层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状况跃然纸上。由于“事件网”特别能够反映个体的网络建构策略,突显网络的生成与再生过程,因此,对于敏感于网络动态和弹性特质的研究者来说“,事件网”应是较为适宜的选择。

关系取向与地位取向。如何把握网络中关系的分化状况,社会网络分析中存在两种不同思路“:关

(Burt,1980;Emirbayer&G系取向”和“地位取向”oodwin,1994)。有时,这两种取向也被分别称为“凝聚模

(cohesionmodel)和(structuralequivalencemodel)(Burt1987)。型”“结构对等模型”关系取向关注的焦点是个体所拥有的直接和间接联系,并据此来确定个体所在的凝聚性亚群体以及个体所能影响到的特定他人。关系取向在网络分析中由来已久。作为网络分析前身的社会计量学(sociometry)和以哈佛大学的梅约、沃纳为代表的亚群体研究(1930至40年代),均采用这种方法把网络或群体分解成亚群体。这一取向对于网络结构的理解较为直观,并形成了一系列描述网络结构的概念,其中用来标识网络结构的概念包括交往密度、小圈子(clique)及作为其变体的宗派(cluster)等,描述二人关系(dyadicrelation)的概念则涉及到关系强度、多元性、对称性、方向性等。用于衡量个体在网络中地位的则有卓异性(prominance)、中心性等。直到今天,这些概念还在朝着日益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地位取向主要是由怀特和他的学生们发展和完善起来的(White,Boorman&Breiger,1976;Boorman&White,1976),博特也是这一取向的创立者之一(Burt,1978)。无论是博特还是怀特等人,都根据与网络中作为第三者的“他人”的关系,将行动者划入同一或不同类别(categories)当中,但并不考虑这些行动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尽管试图把行动者划分到不同的群体当中,但严格说来,结构对等模型给出的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而只是一些角色和地位范畴(categories)。这些范畴是根据网络中的关系结构分析得出的,因此不同于角色和地位的规范性界定。波曼和怀特主张,在所有角色和地位的界定方法中,从具体呈现的社会结构中归纳出来的角色结构是最根本的,而抽象的文化规则不过是从特定关系中突生出来的模式(Boorman&White,1976)。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强调这一方法对一些特殊社会情境的适用性(Scott,1991:127;Galaskiewicz&Wasserman,1993)。

关系法和地位法,究竟孰优孰劣?博特认为,地位取向是解析网络结构的一般方法,而关系取向可视为地位取向的一个特例(Burt,1978)。对于同样一组资料,地位取向的模型更有预测能力(Burt,1980:131)。他对一项经典网络研究(Colemanetal.,1957;1966)的重新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Burt,1987)。以态度研究为例,艾里克森(Erickson,1988)试图说明,方法的选取受制于所研究的问题,由于这两个模型所联系的社会过程是不同的,因此适于解释的社会现象也就不同。

四、社会网络的形式结构

　　社会网络分析的精髓,在于把复杂多样的关系形态表征为一定的网络构型(configuration),然后基于这些构型及其变动,阐述其对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意义。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对社会网络分析中用以

描述网络构型的典型模式进行简要归纳。

弱关系—强关系(weak2strongtie)模式。这一分析模式侧重于网络关系的内涵。这一模式的开创者格兰诺维特根据“互动时间”“、情感强度”“、密切程度”和“互惠行动”几个方面的指标来区别关系的强度(Granovetter,1974)。后续研究者尽管在关系强度的操作定义上与格兰诺维特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沿袭了他关于关系强度的实质性界定(参见Krackhardt,1992)。

(thestrengthofweakties)假说以来,研究者围绕关系强度对格兰诺维特(1973)提出“弱关系的强势”功利或非功利行为的效应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讨论。格兰诺维特的理据在于,强关系连接的是社会特征68

较为相似的人群,这些人之间由于来往较为密切,信息交流较为充分,因此信息的重复度也很大。弱关系倾向于连接与行动者本人相异质的人群,而这些人之间的信息沟通很不充分,弱关系由于充当了沟通

(localbridge),故此能够传递对于行动者来说新鲜的、不同群体的“关系桥”因而也有价值的信息。作为

(Krackhardt,1992),呼吁对格兰诺维特观点的响应,一些学者提出“强关系的强势”“找回强关系(Bian,

1997)。这类观点认为,强关系特别适用于不确定性的情境,在需要承担风险,面临危机时,强关系是可以依赖的对象(Krackhardt,1992)。其实,格兰诺维特自己也不否认,处于不安全位置的个人极有可能通过建立强关系获得保护,以降低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Granovetter,1982)。一般说来,弱关系具有信息传递的优势,而强关系则适于传递情感、信任和影响力,对此网络研究者似乎已经达成基本共识。

但根据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须结合关系人的阶层地位来权衡关系强度的效应。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关系人本身的社会地位都是决定关系所能涉取的资源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变量(Lin,1982)。社会资源理论把关系人的能力引入了关系的效应分析,但显然,关系的作用最终是由关系人的能力与意愿的合力所决定的。根据强、弱关系的定义,最弱的关系没有用,因为这种关系根本产生不了交换的动因,而最强的关系,由于意味着承诺、信任、义务,因而帮助的动机最强(Lin,1999)。需要强调的是“,关系强度”假设主要还是基于成对关系(dyadicrelationship)的一种讨论,并未涉及网络整体和网络之间的关系,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为了与二元交换理论区别开来,很多网络分析者主张,成对关系的社会效应也必须结合网络的整体结构来说明(Wellman,1988)。

中心性模式。社会网络分析根据网络环境的特性来描述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地位(Friedkin,1991)。这一取向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在社会结构中,怎样的位置分布,会导致行动者之间权力的不平等”(Marsden,1983:201)。从网络取向看,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分化与行动者所占据的不同网络位置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某些有价值和稀缺性的资源,是通过网络途径传递(信息)、借用(资源)甚至转移(权力)的,因此,占据有利位置的行动者可以通过控制甚至阻断资源的流程来获取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权。

(centrality)是社会网络分析用来区别网络地位的基本概念。弗里曼(Freeman,1979)总结了“中心性”

三种关于中心性的量度指标,即广泛度(degree)、密切度(closeness)和中介度(betweenness)。广泛度是关于活跃性的一个量度,密切度关系到获取信息的快捷程度,中介度则用于判断沟通网络中的权力分配,即在多大程度上行动者可以通过阻断信息流程,或者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扭曲信息的内容,控制他人的思想和行为(Freeman,1979)。这三种量度中,密切度和中介度得到研究者的广泛采用,分别对应于个体的资源获取能力和对他人的控制,这两个指标恰好测量了权力的两个不同维度:摆脱控制的能力和实施控制的能力。而广泛度由于未能捕捉网络整体的特性,则很少被提及(Cooketal.,1983)。

伯内希赫(Bonacich)指出,一个特定节点的中心性不能与所有同它有联系的节点的中心性截然分开,因而他建议,对一个节点的中心性的计量,必须得到其他与之相联系的节点的中心性的加权(Bonacich,1987)。

位置的中心性能够带来权力和影响力,中心性的这一效应,在关于实验室群体、组织内关系和组织之间关系,以及在职业社团和社区精英的研究中都得到了支持(参见Brass&Burkhardt,1992)。不过,也有研究表明,中心性不一定意味着权力,这取决于网络中关系的性质。在正向联系的网络,如沟通网络中,中心性带来权力,而在负向联系的网络,如约会网络中,由于对有价值的资源存在竞争,中心性与权力的获得就不一定呈正比(Cooketal.,1983)。

(dominantcoalition)概念,用以分析网络权力同正式权力之间布拉斯和布克哈特提出“支配联合体”

的互动关系,试图把网络权力应用于更加结构化的情境。他们认为,在组织中,存在着一个权力中心,这个中心由组织中的高层成员组成,这些人在组织的决策上最有权威和影响力,布拉斯和布克哈特称这个小群体为支配联合体。对于这一联合体的位置中心性,由于将相应地增加他人的依赖性,会给个体带来权力(Brass&Burkhardt,1992)。

小圈子(clique)模式。这一模式研究网络中凝聚与分化的状况。网络中是否有一个相对凝聚的小

团体,是网络研究者一向感兴趣的问题。由于小圈子的概念在界定上标准过于严苛,后来多采用界定较为宽泛的宗派(cluster)概念。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种内部高度团结的宗派式网络(clusterednetworks),在社会整合上具有双重意义:在个体的层次上,切身所处的系统是高度连接的,而在整个体系的层次上,它却是高度断裂的,因为有很多个体之间既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间接关系(Davis,1967:186)。根据格兰诺维特的论述,甘斯笔下的波士顿西区的意大利裔居民正是这种情形。甘斯夫妇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该区居民间的密切关系,但这只是个体所感受到的局部的和内部的团结,从整个街区的角度看,那些紧密团结的小群体之间却缺乏交往和沟通的渠道。50年代末,由于未能结成联盟去抵抗大规模的“贫民区清除”运动,这个街区消失了(见Gans,1982;Granovetter,1973)。

闭合—开放网络结构模式。社会网络分析者关注两种不同类型的网络:一种是频繁交往、联系紧密的(dense)“闭合性结构”,另一种则是交往稀少、联系松散的(sparse)“开放性结构”。科尔曼认为,闭合性的社会结构(closureofthesocialstructure)有利于指示性规范(prescriptivenorms)的形成,使成员间相互建立信任、期望和义务感。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市场交易,可以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科尔曼的研究显示,家庭内部和社区网络的闭合性,使得中学生退学事件很少发生,从而间接地对人力资本的取得作出贡献(Coleman,1988)。

类似地,普特南(Putnam,1995、2000)认为,社会结构在性质上存在着沟通桥梁性的(bridging)和团结约束性的(bonding)之分。同科尔曼关注闭合结构的经济效应不同,普特南特别强调,开放性结构对作为民主政治之社会基础的公民精神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基本上,闭合性结构的效应与强关系对应,而开放性结构的效应与弱关系对应。前者是影响、控制、信用、封闭性衍生的场所;而后者有利于信息的畅通,促进不同群体、族群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包容性、开放性精神的源泉,也是社会整合和社会民主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市场情境下,封闭性结构对移民、少数族群的适应常常有积极影响,而它所带来的负效应则是内部人控制、种族歧视、抑制创新等问题(Portes&Landolt,1996;Coleman1994)。因此,到底怎样才算是一种最优化的网络结构,很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对一种生产性行动构成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对另一种行动则可能构成障碍(参见Coleman,1994:176)。

(structuralholes)理论看成是对网络之间的链接问题的一种讨“结构洞”模式。我把博特的“结构洞”论。因为,显然,根据博特对结构洞的定义,在一个凝聚性群体内部,存在结构空洞的可能性是比较少

的。只有在两个分离性的群体之间,才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的空洞,使得双方的讯息交流、意见沟通和行动协调出现一定障碍,从而为处在桥梁位置的个体提供机会。

结构洞是一种特殊的网络结构。所谓结构洞,是指两个关系人(contacts)之间存在的一种非冗余性关系(arelationshipofnonredundancy)(Burt,1992:18)。冗余性关系,在博特那里指的是网络中由于缺少直接联系而存在的间断现象,或者由于连间接联系也没有而使网络发生断裂的情形。博特提出,有两种判断结构洞存在与否的方法,分别依据凝聚标准(cohesioncriterion)和结构对等(structuralequivalence)标准。在标准的凝聚模型中,由于每个成员之间都存在着强关系,因此对于第三方来说,其中任何两个关系人之间都存在着冗余性的关系。而在结构对等模型当中,按照定义,两个人由于联系着一组相同的人而在结构地位上是对等的,无论他们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从信息流程看,他们通向同样的信息来源,因此这两个关系人也是冗余性的。博特认为,凝聚标准相较结构对等标准是更准确的指标,因为结构对等标准不能排除两个关系人在网络之外还有其他联系人,从而存在着非冗余性的关系的可能性。而如果把凝聚标准和结构对等标准加以综合考虑,那么在结构地位对等但彼此又存在强关系的人中间存在冗余性关系的可能性最大。博特还从效率(efficiency)和效能(effetiveness)的角度模拟了一个优化的结构洞的可能形态(Burt,1992:Chap.1)。

在博特看来,结构洞在竞争场域(competitivearena)中是一种回报丰厚的社会结构。具体说来,结构洞可以带来讯息和控制两方面的利益。其中讯息利益(informationalbenefits)包含:(1)涉取(access),指能70

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知道有谁可以使用它;(2)时效性(timing),指可以及早地获得有用的信息;(3)举荐(referrals),指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如在征聘中由于被人提及而获得机会。而控制利益(controlbenefits)指的是齐美尔关于第三者得利的观念(tertiusgaudens),即第三方居间协调时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所具有的优势(Burt,1992:Chap.1)。博特的研究表明,同样一种网络构型,结构洞既可以是企业间的一种关系结构,增加企业家的市场竞争优势(Burt,1992:Chap.3),也可作为一种个人间的关系结构,为个体在组织中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Burt,1992:Chap.4)。

当然,博特“结构洞”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描述和分析了网络构型的一种特定形式,还在于它是一种关于结构与行动的理论,是关于竞争场域(arena)的社会结构与功利性行动间关系的一种论述。

离散—脊状网间结构模式。社会网络分析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社会空间的拓扑(topology)模型?这恐怕还只是一个远景,目前大部分研究者依然醉心于局部的小型网络。不过,我们仍能从网络研究者的只言片语中,捕捉他们对社会空间的另类想象。如梯利(Tilly,1986:25)曾经提到,一些网络可能是局部性的,而另外一些则关系到整体。至少在笔者看来,这种提法蕴涵深意。古德(Gould,1991)关于不同网络在同一时空中的交叠所产生的意外效果的论断,也应该颇具启发性。古德认为,网络研究不能满足于对关系的零碎化处理,应该把网络的多重性(themultiplexityofnetworks)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也考虑在内。他对巴黎公社运动的研究发现,网络同较为正式的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他指出,那些地方性结构,特别是邻里关系,与国民卫队的编制方式一起影响了团结和抵抗的水平。这一相互作用过程的关键,是国民卫队按居住地进行招募的制度。“每一个军营的成员不仅是因为隶属同一个组织而产生关系,还因为他们是邻里”“,而在一种情境下的高度归属感会提升另一情境下的承诺(commitment)水平”(Gould,1991:726)。米契尔多年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果人与人之间存在多种不同的联系,那么,

(Mitchell,1974:283)。诺克他们将会发现,很难切断社会联系,从而必须履行这些关系中所规定的义务”

和劳曼关于信息传递的社会结构假设,对我们理解网络的宏观形态也会有所帮助。他们对社会空间的

构想,围绕着中心化(centralization)这一维度展开。具体说来,社会结构可能是碎片性的(fragmented),地方化的(localized)、锁链状的(chain-linked)、层级式的(hierarchical)(Knoke&Laumann,1982)。

在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探索上,弗里金与格兰诺维特之间的讨论应该说颇具积累性。弗里金提出

(ridgestructure)概念,用以描述整个社会体系的形式结构。在格兰诺维特(1973)那里,社“山脊状结构”

会空间被想象为由诸多离散性的群体组成,这些群体的内部是一系列的强关系,在群体之间则是弱关

系,弱关系充当“关系桥”,把不同的群体链接在一块。在一定意义上,弗里金的山脊状结构修正了格兰诺维特的结构想象。所谓山脊状结构,是由社会空间中分布密集而又相继交叉的区域组成。由于发生人际情感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空间中行动者的邻近性的增加而增加,山脊状结构意味着一连串彼此相交的凝聚性的亚群落,而这一结构本身把相距较远的社会位置上的行动者连接起来。弗里金指出,虽然在对不同区域的行动者之间的连接上,关系桥的纽带作用不可否认,但宏观联系的更强有力的基础是山脊状结构,它渗透进社会空间的不同区域,同时涵盖了相对大量的行动者。山脊状结构而不是关系桥,构成了宏观层次上的传递性的一个关键结构基础(Friedkin,1998:Charp.8)。显然,弗里金的分析,让我们注意到制度架构本身所具有的网络意义上的传递性,也就是社会领域或社交圈的交叉性在宏观结构上的意义。

五、社会网络分析的局限———代结语

(转引自Frisby,1985:　　齐美尔指出“相较于部分之间的真实互动,,社会是第二位的,只是其结果”

54)。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状况,证实了齐美尔思想的敏锐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一切凝固的东西都

已烟消云散了”,现实越来越变动不居。显然,在这种状况下,关系性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实在性的社会理论,更适合表达这一变动的现实。利奥塔借助关系网络来描述个体在后现代社会的处境“没有一个,

自我是孤零零的岛屿,每个人都存在于关系网络之中,而这个网络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复杂、更流

(Lyotard,1984:15)。卡斯特则断言,人类正步入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动”——网络社会(Castells,2000)。社会网络分析,由于其内在所具有的关系主义思维,由于其紧扣社会的真实互动,在把握现代社会这种复杂、流动的特质方面,无疑走在了其他社会学取向的前列。因此,社会网络分析不仅构成社会学“最令人

(Homans,1986),还正日益扩展、鼓舞的新方向之一”融合为跨领域、跨学科的共同学术事业。

然而,走过30余年的社会网络分析,也暴露出在结构想象方面的偏差甚至缺失,因此极需反省和重

建。在此仅列举其中几个方面,作为全篇的结语。

第一,缺乏动因(agency)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对行为的动机不感兴趣,认为那最好留给心理学家去研究(Wellman,1988)。可以理解,社会网络分析对于简化网络模型的兴趣,远远超出对动因的关心。但离开行动者的动因,不仅无法理解网络对行动的意义,而且也无法解释某些网络现象,如,为什么行动者会停留在一个不利的网络位置上?为什么他们不结成联盟、撤出网络或采取其他策略?

另外,多数网络研究者都过于强调社会网络对于功利性目的所具有的效用,而忘记社会网络既产生于社会性的脉络当中,又为满足人的社会性需求而存在。某些网络关系是建立身份认同和获得生存意义的途径,卷入或退出这些关系,可能意味着身份甚至人生的彻底改变。在这方面,一些网络研究已有所提示。如弗雷曼和麦卡顿在一项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中试图表明,个体加入网络和采取行动的最强大动机,乃在于通过行动来巩固一个渴望拥有的身份(Friedman&McAdam,1992:169-170)。不久前,格

(mixedsourceofaction)的观点(Granovetter,2002),表明动因问兰诺维特提出社会行动是出于“混合缘由”题重新纳入社会网络分析的结构视野。第二,动态分析不足。一种出色的社会分析,不能把社会结构看成是给定的,而必须能够说明它们的起源和持续(Aldrich,1982)。平心而论,网络研究中并非没有学者关注网络的动态过程,但他Π她们要么是把网络作为一个自足的系统,研究网络本身形式结构的转换过程(见Stokman&Doreian,1997:235),要么虽然把网络的外部环境考虑在内,但也只限于对不同时期的网络构型做静态描述,提供一些网络模式的快照(snapshots)(参见Emirbayer&Goodwin,1994)。

要全面分析网络的动态和变化趋势,就必须把行动者的动因纳入社会网络分析,因为,在社会网络产生、维系、改变和解体中,行动者的选择是重要的因素。除了考虑到动因方面的因素,更不应该排斥社会网络所植根的制度、政治和文化环境,这些条件的变化,也必然带来社会网络的变化。

第三,轻视社会网络本身的嵌入性。社会网络不能被视为自我再生(self-reproducing)的地位和角色结构,它本身嵌入在制度、政治、文化等架构之中。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结构分解为个体行动的网络嵌入性和社会网络的结构嵌入性,它们构成了一种层层嵌套的关系。不过,这两种嵌入性,不能简单理解为相互说明或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倘若如此,岂不是等于把社会网络分析又带回到环环相续的社会结构分析的老路上去(见Blau,1981:6)?当然,也不能把社会网络仅仅理解为社会宏观架构和微观行动之间的传动装置,因为,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会不断产生地方性的“突生结构”,使得单从其中某一方面出发,已经无法充分说明其间的复杂性。作为一种结构取向,社会网络分析应该朝另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阐明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的、缺乏中心的特质。如果现代的社会结构,如福柯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断裂的和异质性的社会空间,只能通过动态和分散的制度与关系结构的型构(figurations)来加以概念化(Major2Poetzl,1983),那么,社会网络概念,由于内在地具有穿透这类空间构型的潜质,很有希望发展成为继社会结构之后社会学的又一个敏感化概念(sensitizingconcept)。

(亦即社会网络分析—第四,回避社会网络的文化内涵。蔡莱泽指出“结构取向,——引者注)用一种

(Zelizer,1988:618)。这种毫无根据的怀疑眼光看待文化,好像它只是来自危险过去的一种遗留物”“社

(socialstructuralreductionism),正是网络分析者的典型姿态。会结构还原主义”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的产生与特定的网络结构有关,但另一方面,网络建构又是文化脉络下

的一种实践活动,文化可能充当网络建构的脚本。在网络的建构过程中,对情境的界定、行动的成员资格或参与、行为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以及网络中的收益和成本在不同行动者或行动者的不同类别之间72

的分布及其合法性,并不是网络结构单独能够说明,也非行动者个人能够主导的,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规范、制度和社会期望。当然,从结构的视角出发,很难对偏重内涵的文化维度进行适宜的技术操作,但是,如果不考虑人类行为的象征方面和实质价值(substantivevalues),那么网络就只能是空洞的网络,充其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结构,而未能充分体现我们的本真存在。抑或,社会网络分析本身不过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复制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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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责任编辑:罗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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