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马俑与秦陵新发现研究评述
田 静
秦兵马俑面世后，秦始皇陵再次受到关注。秦兵马俑与秦始皇陵园出土文物，涉及到秦史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等。三十多年来，关于秦俑秦陵的研究内容集中在秦俑军阵、秦俑属性、秦俑艺术、秦陵布局、秦陵陪葬坑的性质等方面，其中有些问题已取得了共识，有些仍在争论。
1998年至今，秦始皇陵K9801陪葬坑、K9901陪葬坑、K0006陪葬坑、K0007陪葬坑陆续发掘，相关资料和研究文章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秦始皇陵的布局结构。秦俑秦陵研究，从微观的名物考释到宏观的史学探索，都取得了很多成果，出版了具有开拓性的专著，使秦文化成为文化学研究中的热门学科，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秦俑学”。
一、秦俑研究引发秦文化研究的热潮
1974年，秦兵马俑出土。当年7月，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秦兵马俑进行科学发掘。1975～1979年间，秦俑一、二、三号坑发掘简报陆续发表[1]。在发掘秦俑坑的同时，秦始皇陵区发现了上焦村陪葬墓、马厩坑、珍禽坑、飤官遗址、铜车马坑、修陵人墓地等，有关这些陪葬墓（坑）的发掘手记、考古纪要以及发掘简报、考古报告和修复报告相继出版。《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2]、《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3]、《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4]等，提供了权威性的学术资讯，逐一揭示了秦始皇陵的丰富埋藏。这些已经探知的遗址和文物，透露出秦始皇陵宏伟布局的冰山一角。研究人员利用这些遗址和文物的资料，探索秦始皇陵的布局、秦陵各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秦史研究与秦文化研究，由此而拉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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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先生从事秦陵秦俑考古多年，他的著作《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和《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5]，分别对秦兵马俑与秦始皇陵各个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总结了2002年之前秦陵考古的主要收获。这部著作充分利用文献和文物，并从秦始皇陵园的地理环境及修建沿革、始皇陵的封土、地宫及城垣、陵园的礼制建筑及附属建筑、陪葬坑、陵域内的墓葬、陵域内的其他遗址、秦始皇陵的布局及相关问题的探讨、秦始皇陵园出土的文物等八个方面，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该书是秦陵研究的一部权威性论著。王学理先生的系列专题著作《秦始皇陵研究》、《秦俑专题研究》和《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6]，以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对秦陵与秦俑的学术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武伯纶、张文立先生的《秦始皇帝陵》对秦始皇陵的建筑、布局、秦兵马俑、秦铜车马等，做了全面梳理，并对一些重要问题如秦陵文物的价值等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极有见地的观点[7]。
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布局严谨，规模宏大；秦兵马俑内涵丰富，场面壮观。秦始皇陵已出土的资料具体涉及到秦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等各个方面。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8]，林剑鸣先生的《秦国发展史》、《秦史稿》、《秦史》[9]，黄留珠先生《秦汉历史文化论稿》[10]、王云度和张文立先生的《秦帝国史》[11]等，都充分利用秦陵、秦俑的出土资料，对秦的历史或专题史，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研究，拓展了人们对秦人及秦代历史的认识，许多新的观点丰富和深化了秦史研究。
1992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与秦俑学研究会联合组织策划了《秦俑秦文化丛书》，首批四部著作《秦文字类编》、《秦史人物论》、《秦刑法概述》和《秦陵传说轶事》于1993年11月出版。1994年至今，这套丛书先后出版了张仲立先生的《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徐卫民和呼林贵先生合著的《秦建筑文化》、张文立先生的《咏秦诗》、徐卫民和贺润坤先生的《秦政治思想述略》、朱思红和朱君孝先生合著的《秦成语典故》、张文立先生的《秦始皇帝评传》、王云度和张文立先生的《秦帝国史》、张志军先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田静先生《秦宫廷文化》和《秦史研究论著目录》、袁仲一先生的《秦文字通假集释》、张文立先生的《秦俑学》、徐卫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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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秦都城研究》、王关成和郭淑珍先生合著的《秦军事史》、张文立等先生的《秦学术史探赜》，共计19部专著。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利用秦陵秦俑考古资料，对秦的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秦史的认识，拓宽了秦史的研究领域。
为了集中秦文化研究力量，持续开展秦文化的专题研究，1993年，秦俑博物馆组织编辑了秦文化研究的学术性年刊《秦文化论丛》，年内出版了两辑，第一辑收录1993年前已发表的有关秦文化研究的论文39篇。第二辑收录1993年学界关于秦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收有书评文章和研究论著目录。1994年至今，《秦文化论丛》每年出版一辑，现已连续出版14辑。2004年，为纪念秦兵马俑发掘30周年暨秦俑博物馆开馆25年周年，《秦文化论丛》编委会特从已经出版的10辑《秦文化论丛》中，麟选出40篇代表性论文汇编了《秦文化论丛选辑》。《秦文化论丛》融学术研究、学术评论和学术资讯于一体，是目前国内惟一的关于秦文化研究的学术辑刊。
二、秦陵秦俑研究促成“秦俑学”的诞生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和研究导致了一门学问的诞生，这就是独具魅力的“秦俑学”。秦陵兵马俑展示出秦代及秦代以前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丰富了人们对秦代历史的认识。如今，经过海内外学者三十余年持续不断的、多领域的综合研究，已初步形成了“秦俑学”。秦俑学研究改变了秦史研究的冷落局面，引发了秦史研究的活跃，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艺术、科技、经济等学科历史的内容。可以说，秦俑学为秦史研究拓宽了道路。
秦俑学的产生源自秦陵兵马俑的出土。1974年，秦兵马俑展露雄姿，从那时起，关于秦俑的研究已经开始。“这是什么？为什么埋在这里？怎样科学发掘？如何保护？”这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这些问题急需解决，促使人们思考和研究。
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秦俑博物馆的主要任务是对秦兵马俑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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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研究、展览和宣传。开馆伊始，秦俑博物馆便提出了“要使人们了解秦俑，首先必须深入研究秦俑”的主张。1984年，秦俑博物馆组织“秦俑研究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秦俑军阵所反映的军事内容、艺术特征以及秦俑科技、陶文、服饰方面的有关问题。1986年，秦俑博物馆组织“秦俑研究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要求将秦俑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提出建立“秦俑学”的概念，究竟称“秦俑学”还是称“秦陵学”或“秦陵秦俑学”，多数人认为，起名应以简明而具有代表性为好，于是定名为“秦俑学”。秦俑学是关于探索、研究秦俑及秦陵的学科。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秦俑学研究会，当年发展会员86人。这标志着秦俑学研究开始进入有组织、有序化阶段。秦俑学研究会挂靠秦俑博物馆，秘书处设在秦俑博物馆研究室。1986年，秦俑学研究会会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创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是秦陵、秦俑及秦文化研究的动态性学术内刊，开设有学术论坛、新论摘要、资料编译、研究动态等栏目。该刊1988年前为半年刊，1989年出版3期，1990年后固定为季刊。1996年，《秦陵秦俑研究动态》被评为陕西省内部一级刊物，到2006年底，该刊已连续出版76期，发表各类文章500余篇。
1990年，秦俑博物馆和秦俑学研究会联合组织“秦俑研究第三届学术讨论会”，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秦俑与秦文化”，学者们就秦文化的特点、性质、内容等展开热烈的讨论，提交论文109篇。《文博》1990年第5期出版《秦俑秦文化研究特刊》，收录本届学术研讨会的论文51篇。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秦文化研究会”。
1994年、1999年和2004年秦俑博物馆和秦俑学研究会联合组织秦俑学第四、五、六届学术讨论会，邀请海内外学者与会，共同探讨秦俑、秦陵、秦史及秦文化方面的学术问题，丰富了秦俑学研究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门学科——秦俑学。
1996年，秦俑博物馆为了反映秦兵马俑发掘20年间的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了160万字的《秦俑学研究》。该书分综论篇、秦陵篇、军事篇、艺术篇、科技篇、建筑编、保护篇、附编八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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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从秦俑出土到20世纪末关于秦俑及秦陵文物研究的论文190余篇。1999年，张文立先生的专著《秦俑学》出版。这部著作从理论上对“秦俑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王学理先生认为该书“从理论高度阐述了‘秦俑学’的概念、社会功能，并对秦俑学现状作了客观的评价，不失为一本客观、全面的研究著作”[12]。进入新世纪，秦始皇陵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研究成果日益增多。2004年，在“秦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上，台湾嘉义大学、南台科技大学傅荣珂教授通报了已经在该校开辟“秦俑学”专业选修课的信息。2005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黄留珠教授和徐卫民教授在西北大学开设了“秦俑学”专业选修课。迄今大陆和台湾已培养“秦俑学”方向的研究生近十人，有近百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程。秦俑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和从事秦俑秦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次在海内外的学术会议上以“秦俑学”为题演讲，引起学界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
三十年来，秦俑学的研究由考古学、历史学逐渐向外辐射，涉及到文化史、科技史等其他学科；秦俑学研究人员由最初参与俑坑发掘的考古人员和秦俑博物馆的业务人员，逐渐扩展到了海内外，人员越来越多，学科越分越细，学者遍布五湖四海，逐渐形成了一支力量雄厚的研究群体，秦俑博物馆成为秦俑学和秦文化的研究中心。
三、秦俑秦陵的研究与论争
关于秦俑秦陵研究，涉及到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1、秦俑的属性问题
秦俑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弄清楚秦俑坑建造的意图，即秦俑的属性问题。秦兵马俑是为何而作的?多数学者认为，秦兵马俑是秦始皇帝的陪葬坑，是中国古代人观念中“事死如事生，礼也”思想的体现。秦兵马俑是“始皇帝给自己在冥国安排的冥军”[13]。黄展岳先生认为，兵马俑是“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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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的俑群”[14]，同样是将秦俑看作是为秦陵而陪葬坑的。林剑鸣先生认为，秦俑是记功碑性的，与秦陵无关，兵马俑是为纪念战功而立的“封”[15]。白建刚先生认为“秦俑是表彰武功的记功建筑”[16]。秦鸣先生指出“秦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秦始皇东巡卫队的象征”[17]。袁仲一先生指出：秦俑“象征着秦始皇生前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18]。高景明先生认为秦俑“可能是骊山刑徒管理部门进行的一项别有用意的工程”[19]。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认为，秦俑保卫灵魂和防备灵魂，“起着对敌人设防的机能” [20]。
2、秦俑的军事内容
秦兵马俑首先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场面，因此，从秦俑出土后，学者们最早研究的就是关于秦俑坑的军事内容，集中在军阵、兵器、装备、兵种、衔级、爵级等方面。
关于秦俑军阵问题，秦俑一号坑的方阵说已无争议[21]。二号坑的结构比较复杂，对其阵法有两种不同认识，袁仲一先生认为是“四个小阵，有机地结合，组成了一个大型的曲尺形军阵，也就是兵书上所说的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形中的曲形阵” [22]；周士琦先生认为是“四兽阵，即由朱鸟阵、玄武阵、青龙阵、白虎阵组成”[23]。三号坑是指挥部或曰军幕、统帅部的观点也得到了普遍认可。
对于秦俑三坑总体的军阵内容，众说纷纭。袁仲一先生认为，一号坑是右军，二号坑是左军，三号坑是指挥部，四号坑是中军，三军拱卫京师[24]。李铨先生认为，兵马俑三坑是“《尉缭子》中所说的常阵”[25]。王学理先生认为这只是陈兵，表现秦的兵强马壮[26]。关于秦俑军阵的性质，实际上是秦俑性质问题讨论的继续。黄今言先生认为，三坑反映秦代中央军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宫廷侍从、宫城卫士及京师屯戍兵三种武装力量”[27]。白建刚先生认为“一号坑属于整个军阵中的主军配置，采取的是春秋时代和战车相应的鱼丽之阵”，二号坑属于整个军阵中的佐军配置，属于一号主军的偏师，可称为“佐奇之兵”。拟议中的四号坑可能是计划要修的后勤部队[28]。刘德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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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为，“秦俑坑是一项未竟工程，全部建成后应有五个兵马俑坑。这个庞大的军阵按前、后、中、左、右配置兵力”[29]。
关于秦俑坑反映的秦代军制问题，主要集中在兵役制度和军队组织编制、武器装备的铸造管理等内容上。袁仲一先生认为，秦国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未实行募兵制，秦代军队的组织平时有宿卫军、边防兵和郡县兵三种，不存在野战性的常备兵[30]。
关于秦俑中军官的爵级和衔级，陈孟东先生在1984年及1985年做过专门研究，认为高级军吏俑(将军俑)的衔级分为三种，即校尉或弩兵校尉、郡尉或都尉、司马，中级军吏俑的衔级为军侯，下级军吏俑的衔级为率长或乘长；军吏的爵级是由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士兵俑中甲士高于步兵俑，步兵俑高于徒。二号坑属长备兵，一号坑属郡县兵[31]。王学理先生在《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一书中将秦俑军吏俑分为三种：高级军吏俑、中级军吏俑和初级军吏俑。高级军吏俑分为校尉、都尉（郡尉），中级军吏俑分为司马和军侯，初级军吏俑分为卒长、发弩啬夫，并进一步指出“军吏们的爵级是由一级公士到八级公乘”[32]。
3、关于秦俑艺术研究
秦兵马俑是一组以写实手法表现军事人物的艺术群雕，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代雕塑的空白，而且向人们展示了秦人超强的写实艺术。王子云、王朝闻、刘开渠先生等艺术界的专家在秦俑出土后不久，率先发表卓有见地的文章或短论，论述了秦俑雕塑艺术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和意义[33]。
关于秦俑的艺术主题，袁仲一先生认为是宣扬国威，显示政权强大无比，人物则表现为刚毅勇猛、欢快愉悦的风貌[34]。张文立、吴晓丛先生则认为，俑坑显示出“低沉的哀怨和忿恚的情绪”，表现的是逆反心理[35]。林剑鸣先生认为，秦俑坑的主题思想是大统一的反映[36]。聂新民先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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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表现了臣下对秦始皇帝的竭忠尽诚、对秦始皇帝功业的追思和诵念[37]。秦俑主题的多元性，说明了它内涵的丰富和对当时社会生活反映的深刻[38]。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秦兵马俑在中国雕塑史上的地位以及秦俑的雕塑风格、雕塑特点、雕塑方法及东西文化对比等方面，进行了宏观或微观的专题研究。这些方面的论文可参见《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39]、《秦俑研究文集》[40]、《秦俑艺术论集》[41]及《秦俑学研究·艺术编》
[42]等书。
四、秦俑秦陵文物保护研究
文物是不能再生的，保护好文物是研究的前提。为了管理好文物，博物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对文物进行科学保护。秦俑博物馆的科研人员在关于秦俑、秦陵的大遗址保护、秦陵陪葬坑出土的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玉器保护方面，在俑坑及文物库房的大气监测、温湿度测量、防霉保护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数据，初步探索出了有效的保护方法，并付诸实施。《秦俑学研究·保护编》和张志军先生的《秦始皇陵文物保护研究》一书，既是这方面工作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为秦陵、秦俑保护研究提供了技术参考。
秦俑博物馆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早在1974年秦俑发现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限于客观条件，缺乏相应的文物保护设施。1982年秦俑馆组建了专职从事保护和修复的机构，开展了大量的文物保护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秦俑彩绘文物保护是世界性的难题。秦俑的彩绘、铜车马的彩绘、秦陵出土百戏俑、水禽坑出土乐舞俑的彩绘，都需要科学保护。在这方面，秦俑博物馆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局合作，成立了“秦俑彩绘文物保护科研课题组”。1991年开始，同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开展了文物保护和修复方面的合作，在德方的支持和全馆科技人员的努力下，文物保护工作从硬件和软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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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1999年3月，中、德联合在西安召开“秦俑及彩绘文物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除国内研究人员外，还有来自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加拿大、韩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专家。与会学者研究的内容是秦俑彩绘方法、西方古代彩绘、中国古代彩绘、彩色丝织品的发现、中国彩绘的保护等[43]。2001年，“秦俑彩绘保护研究项目”通过了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的鉴定。鉴定组认为“该项目技术资料齐全，数据翔实可靠，科技含量高。其成果易于推广应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44]。2004年，“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迄今为止，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已向合作项目投入经费200万欧元，其中向秦俑博物馆提供仪器设备、技术资料和保护药品共计逾20万欧元,建成了“彩绘保护修复实验室”和“金属文物修复室”，秦俑博物馆先后有29人次赴德国，在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以及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研究、学习交流和技术培训，他们已成为秦俑博物馆的业务骨干[45]。
1999年，为了深入研究大型文物遗址霉害的形成机理及防治方法，确保秦俑文物遗址免受霉菌的危害，《秦俑土遗址及相关文物防霉保护研究》项目在国家文物局立项。2000年，在西安杨森公司的资助下，秦俑博物馆以原有“微生物实验室”为基础，成立了中比合作“文物保护防微生物危害实验室”，命名为“保罗·杨森微生物实验室”，专门分析文物遗址滋生的霉菌种类以及杀灭方法。合作以来，比利时杨森公司暨西安杨森公司在资料信息、技术交流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了实际帮助。2002年，该实验室完成了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秦俑土遗址及相关文物的防霉保护研究》，研究总结出了一整套科学化、规范化的大型文物遗址的霉害预防、治理方法。2003年，该项目通过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验收，2005年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创新奖”二等奖。该研究成果对全国大型文物遗址的防霉保护有较为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2006年10月，秦俑博物馆与比利时杨森公司签署“文物保护第二期合作研究协议”，杨森制药公司捐赠142万美金。第二期合作的重点已转入更多领域的科研合作，特别是在文物材质分析研究、秦俑遗址保存环境研究、文物修复研究及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新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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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引进先进的保护修复理念和技术，由秦俑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牵头、香港理工大学和美国沙漠研究所参加，联合开展的“秦兵马俑博物馆室内大气污染特征”研究，于2005年3月开始全面启动。该合作项目是由合作四方联合开展对秦俑博物馆室内大气污染的连续观测，深入研究腐蚀性气体、大气气溶胶和降尘的变化规律及其化学反应机制，全面评估污染物对文物的腐蚀机理，以便科学有效地保护秦兵马俑文物。该项目将在秦俑博物馆建立起能独立运行的文物环境实验室；并建立室内微气候综合数据库；获得秦俑博物馆室内大气污染的综合特征及其变化规律；为抢救性保护修复提供理论依据，为预防性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与此同时，秦俑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持续开展大量的保护技术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项有影响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保护修复了一大批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造就了一支技术全面、经验丰富的文物保护修复人才队伍，有力地推动秦俑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水平的提高。2004年，秦俑博物馆被列为“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2005年，秦俑博物馆与西安四维航测遥感中心合作，利用数字三维建模技术实现了对秦兵马俑二号坑遗址信息的数字化保存，为秦俑遗址的永续保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新科技手段，在秦陵秦俑的科研工作中得到了充分运用。秦陵秦俑的考古发掘资料、文物保管资料，全部采用信息化管理，为进一步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总之，秦俑研究的走向基本是由秦俑而秦陵、秦文化而发展，层层提升，并且互相交叉，不断深入；秦陵、秦俑文物保护受到重视，传统的保护技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这是现代文物保护研究的显著特点；历史研究和文物保护研究的成果，有力地提升了秦俑学的文化内涵。
五、近年秦陵陪葬坑的发现及性质问题
1961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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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人员对秦始皇帝陵进行调查，测绘出第一张陵园平面布局图等，由此揭开了秦始皇陵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46]。1974年，秦兵马俑面世，秦始皇陵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74年7月15日，秦陵的调查工作全面展开。1987年，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年来，秦陵考古新发现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00年，《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47]出版；2005年，《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48]出版，这两个报告以及相关发掘简报、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系列文章，全面公布了秦始皇陵近年的考古新资料。
1、K9801陪葬坑
1998年8～12月，在秦陵东侧内外城垣之间，发现了一座大型陪葬坑，经局部试掘，出土了一大批石质甲胄等珍贵文物。关于这座陪葬坑的发现、发掘经过及试掘方出土遗迹、遗物情况，《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秦始皇陵园K9801陪葬坑第一次试掘简报》、《秦陵铠甲坑发现记》、、《秦始皇陵青石铠甲坑考古试掘》[49]等著作和论文中已经公布。报告撰写者认为该坑是作为放置随葬品的陪葬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虽然该坑目前发现的是以石甲胄为主要内涵的随葬品，但由于其位置仅限于坑的西南部，加之发掘面积较小，其他地方的内涵尚不可知，因此该坑的性质还不能完全确定，待大面积发掘后，才能定性、定名[50]。
石铠甲坑,位于秦陵东侧内外城垣东门间的东司马道南边、秦陵现封土东南200米处，面积13000多平方米。在试掘的153平方米中，清理出石甲衣87领；石头盔43领；石马甲1副；石马缰3组。这批石甲、石胄制作精致，其规格、形制和编缀方法都与实用的甲、胄完全相同。尤其是大批形态精美、工艺高超、分布密集、种类繁多、保存比较完好的石质甲胄的发现，填补了秦代考古资料的空白，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秦始皇陵的布局、陵寝制度和设计思想等均有重大价值。
2、K9901陪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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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组建的始皇陵考古队在对K9801陪葬坑复探时发现了一座陪葬坑遗址，随即进行普探。经钻探确认其为一处陪葬坑，编号为秦始皇陵园K9901陪葬坑。
K9901陪葬坑位于临潼区秦陵办事处下陈村北，秦始皇陵内外城垣之间的东南部。钻探表明，该坑是一座平面略呈“凸”字形、内设三条过洞、总面积近700平方米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陪葬坑。1999年5～6月进行部分试掘表明，这里是乐舞百戏场所，暂名百戏俑坑。陶俑均为半裸，着短裤，并有着丰富的面部表情和生动和谐的各种动作，与秦汉时代的角抵百戏相似，在棚木上面还出土有一件大型青铜鼎[51]。
在这十余平方米范围里，可辨识的百戏俑有12件，其中有6件较完整或大体完整。其余个体的另外部分还埋在土中。修复起来的6件俑完全展示了秦陵出土陶俑生活情趣浓郁，造型生动夸张，散发出特殊的艺术感染力。6件俑分为两种形态：力量型3件，技巧型3件。力量型陶俑体型超常，个个虎背熊腰，彪悍魁伟，动作坚毅果敢，其一可能是在举鼎，左手叉腰，右手上举作托物状，棚木上的青铜鼎也许就是他的道具；其二可能在扛杆，直径近10厘米的橦杆紧紧夹在他的左腋下，然后两手凭借紧握腰际缠系的宽革带而发力。左腋部一直到衣裙部都留有所夹持的杆状物件的空洞，或许原来就直接放置着道具；其三似乎用力斜持一件大体量的东西，两手在胸腑前面一正一反半握，正好容纳一根较粗的筒状物件。作者突出表现了人物筋腱肌肉随着发力而出现的扭曲鼓凸起伏变化。另外三件属技巧型，其一大约是在作挑丸表演，举起的右手直直向上伸出食指，其它指合拢，食指上显然有所挑的道具，指尖留有插入导具的小孔。另外两件很可能是配合在空中作杂耍表演的，体型短小精悍。
3、K0006陪葬坑
秦始皇陵K0006陪葬坑位于秦始皇陵园封土的西南角，西安市临潼区秦陵村岳家沟组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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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0年度陵园勘探中发现的一座陪葬坑。该坑为东西向略呈“中”字形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总面积约410平方米，由斜坡门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前室、后室东西错位，形成两个分藏不同埋葬物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前室主要埋葬陶俑，后室埋葬真马[52]。
K0006陪葬坑全面发掘后，最引人注目的是12件与真人同大的陶俑和一匹马骨，由此引发了对该坑性质的讨论。袁仲一先生和刘占成先生认为该坑是马厩坑[53]。段清波先生认为，秦陵的每一个陪葬坑可能对应着一个中央机构，秦始皇其实是想把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也带入地下，以实现权力的延续[54]。张仲立先生认为，六号坑应该是关于秦始皇帝近身侍臣的一组陪葬，具体应该属于秦始皇时期侍奉皇帝左右的侍御史、谒者或侍中一类近官，也许比较接近事实。因为该坑位于殿外，主题或就是近官值守的场面[55]。《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编写者认为，六号坑反映的是秦帝国的一个官府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人员由文官组成，而且这个机构是构成中央政府三公九卿的官府之一，很可能是九卿中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廷尉[56]。
K0006陪葬坑陶俑从服装看与兵马俑坑出土的轻装俑以及马厩坑出土的圉师俑相同，长襦，头戴单板或双板长冠，是与圉师相当的中低级官吏。其中有八件俑从姿态与佩饰看很可能是专事笔墨的官员，抄手而立，恭谨虔诚，一副随时待命的样子。右腋下刻划着用来刮削竹简或木牍的“削”（一种小刀）和放置着磨石的长方形袋囊。左腋下有夹持东西留下的通透孔洞，长约十余厘米，很有可能原来夹持的就是简牍文书，与右腋下的削刀磨石一起，是显示人物的身份特征的重要标志。俑坑还发现了四件象征皇权的青铜钺，与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铜钺完全一致，并且从相关的出土现状分析，其中有四件俑很有可能也同时持钺，因为位于手部位置的袖环上部正中，正好有与铜钺木柄截面尺寸完全相等的孔腔，为认识俑坑属性所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4、K0007陪葬坑
2000年，在秦始皇陵外城东北角之外900余米处发现了K0007陪葬坑，考古工作者随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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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至2003年间对该坑进行全面发掘。2005年，K0007陪葬坑发掘简报公布[57]。K0007陪葬坑平面呈“F”形，由一条斜坡道、二条南北向过洞及一条东西向过洞构成，总面积约为978平方米，主体坑面积约298平方米。依其位置、形制分为三区：
Ⅰ区位于K0007北部，为东西向“一”字形过洞，面积约373.24平方米。过洞内出土原大青铜水禽46只，其中天鹅20只，鹤6只，鸿雁20只。水禽多数由西向东依次排列于坑底垫木夯土台上，头部朝向中间象征性河道，少数水禽位于河道内，个别立姿水禽因盗扰或其他原因倾倒。
Ⅱ区位于K0007的中部，南北向，平面略呈“凸”字形，由一条斜坡道、南北向过洞、厢房和壁龛组成。在过洞和厢房内出土箕踞姿陶俑和跽姿陶俑共15件。厢房出土2件，其它13件出土于Ⅱ区过洞内。陶俑手中原皆持有物件，残佚不知其形态。陶俑穿着皆有袜无鞋。陶俑周围发现有银质、青铜、骨质小件器物260余件。
Ⅲ区过洞与Ⅰ区过洞结构相同，中间为象征性河道，因晚期破坏严重，仅在中间象征性河道内出土铜质鹤腿一条和零碎的动物骨骼，未见其它遗物。
K0007出土的陶俑的形状前所未见，更无文献的记载。因此，要对陶俑的性质加以判断，仅依据其本身的形状很难解决问题，我们只能通过该坑出土的其它遗物进行研究。段清波先生提出该坑“是秦始皇陵园外藏系统中兼具园囿和乐府性质的机构，是为秦始皇提供娱乐的官署”[58]，焦南峰等先生提出“秦始皇陵园东北侧的‘动物府藏坑’、七号坑和鱼池等遗迹和遗物，则应是以‘上林’为代表的秦园林苑囿在陵区的具体体现”[59]，刘瑞先生指出，K0007陪葬坑很可能就是秦位于上林苑中的属少府管辖的“外乐”[60]。张敏、张文立先生认为是苑囿中的池沼，其功能是以乐舞祈福求仙[61]。袁仲一先生认为，七号坑内目前未见家禽类的鹅、鸭，所出仙鹤、天鹅、鸿雁均为观赏性、祥瑞性的珍禽。这说明饲养的目的主要不是为食用，而是为观赏。因此，将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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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为禽牢或禽圈、禽园均符合秦代的称谓。今人对“禽园”一名比较通俗易懂，故暂名之为禽园类陪葬坑，或简称铜禽坑[62]。刘占成[63]、刘钊[64]等先生也先后发表论文，陈四海先生对该坑出土义甲进行了专门研究[65]。这些研究成果，各有所长，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们对秦始皇陵的认识。
5、绿面俑
对秦俑二号坑中出土的绿面俑，袁仲一先生认为浅绿色是人面的一种近似色，是性格剽悍、刚毅型人物的面孔[66]。钱茀先生认为“绿脸俑”是秦军中的“傩人”[67]。朱思红等先生认为“绿面(脸)俑”，应称其为“青面俑”，绿面俑是创作者艺术表现手法灵活多样的反映[68]。
张铭洽先生认为，秦陵兵马俑、铜车马、石铠甲坑、文吏俑、水禽坑从另一个侧面使人领略到秦代社会意识中将“地下世界”、鬼神观念等放在重要位置上。分析秦代“巫”的社会群体，社会功能、秦代巫术的种种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全面认识秦文化有着很大的意义[69]。
近年来，秦陵考古资料陆续公布，学者们开始冷静观察秦始皇陵的文化内涵，积极投身秦陵遗址及出土文物的长久保护工作，仔细考究各个遗址的性质。随着秦陵及湖北、湖南、甘肃等地秦代遗址和秦简等文物的发现，秦俑学研究将沿着对秦俑秦陵、秦史秦文化的探索与阐释而发展。可以看出，秦始皇陵及秦俑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深入，取得的成就显而易见，今后的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而且，对秦俑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探索中国古代文化整合的规律，并充分论证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即观古知今中的社会教育、文化传承的价值和作用[70]。
秦陵秦俑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四项成果：一是建立秦俑学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秦俑学研究会，二是创办了会员之间交流的内部季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三是组织编撰了秦俑学研究的大型论文集《秦俑学研究》，出版了专著《秦俑学》；四是团结和联络了一批秦陵秦俑研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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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不断推动秦陵秦俑研究进一步深入。
目前，秦代考古收获颇丰，秦文化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代考古包括秦陵考古在内所出土的资料，与秦史秦文化的结合还存在一些待解的问题，诸如，秦陵诸遗址的性质、出土文物的史学命名等，我们应该重视微观研究，进行严密的历史考据，尽可能给秦俑及秦陵文物进行科学的定名，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秦陵秦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还会出现新的课题。
注释：
[1]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11期；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5期；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12期。
[2]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
[3]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
[4]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5]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10月；《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6]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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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武伯纶、张文立：《秦始皇帝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
[8]中华书局1982年8月。
[9]三书分别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98年1月。
[l0]三秦出版社2002年8月。
[11]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
[12]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第35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
[13]张文立：《秦俑学》第78页注[42]，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
[14l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2年第6期。
[15]林剑鸣：《秦俑之谜》，《文博》1985年第5期。
[16][28]白建刚：《秦俑军阵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17]秦鸣：《秦俑坑兵马俑军事内容及兵器试探》，《文物》1975年第11期。
[18]袁仲一：《秦俑艺术》，《艺术论丛》第3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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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高景明：《秦兵马俑与秦的统治思想》，《文博》1990年第5期。
[20]曾布川宽：《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的关系试论》，原载《东方学报》58册，节选译文参见《陵墓制度和灵魂观》，《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21]庞齐：《观秦俑 谈方阵》，《文博》1985年第1期。
[22][24]袁仲一：《秦始皇陵东侧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
[23]周士琦：《秦俑二号坑中的四兽阵》，《光明日报》1994年11月8日。
[25]李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文博》1986年第5期。
[26]王学理：《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及其编成》，《文博》1990年第5期。
[27]黄今言：《秦代中央军的组成和优势地位——兼说秦兵马俑所反映的军制内涵》，《文博》1994年第6期。
[29]刘德增：《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揭谜》，《走向世界》1991年第3期；刘德增：《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初探》，《孙子学刊》1992年第4期；刘德增：《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实即八阵中的方阵》，《文博》1994年第6期。
[30]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第211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8月。
[31]陈孟东：《秦陵兵俑衔级试解》，《文博》1984年第1期；陈孟东、卢桂兰：《秦陵兵俑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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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考》，《文博》1985年第1期。
[32]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第11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
[33]以上专家关于秦俑艺术的研究笔谈，发表在《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9月。
[34]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35]张文立、吴晓丛：《秦俑主题思想试探》，《主题·意志·逆反心理——再论秦俑的主题思想》，《文博》1987年第1期。
[36]林剑鸣：《秦俑主题何处觅——秦俑之谜》，《文博》1986年第4期。
[37]聂新民：《也谈秦兵马俑的主题》，《文博》1986年第5期。
[38]王关成：《论秦俑主题的多义性》，《秦文化论丛》（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
[39]《中国历代雕塑》编委会：《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9月。
[40]袁仲一、张占民主编：《秦俑研究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6月。
[41]田静主编：《秦俑艺术论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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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
[43]郭宝发、赵昆：《秦俑及彩绘文物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9年2期。
[44]《秦俑彩绘研究鉴定意见》，《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2年1期。
[45]吴永琪：《文物保护修复中的中外交流与合作》，《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6年第4期。
[4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始皇陵园调查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1999）》第3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4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48][5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2000）》第48～10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4月。
[4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1999）》第48～104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张占民：《秦陵铠甲坑发现记》，《文博》1999年第5期；王望生：《秦始皇陵青石铠甲坑考古试掘》，《文博》1999年第6期；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9801陪葬坑第一次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5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1999）》第166-199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秦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9901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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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52]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0006陪葬坑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始皇陵考古队：《对秦始皇陵园K0006号陪葬坑出土马骨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21日；始皇陵考古队：《文官俑亮相秦始皇陵园》，《中国文物报》2001年10月12日。
[53]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第13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刘占成：《秦陵新发现陪葬坑性质刍议》，《文博》2001年第4期。
[54]段清波：《秦始皇陵园K0006陪葬坑性质刍议》，《中国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
[55]张仲立：《秦始皇陵六号坑属性管窥》，秦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论文，西安，2004年。
[56][5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2000）》第260-26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4月
[5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6期。
[59]焦南峰：《也谈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的性质》，《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25日；焦南峰：《左弋外池——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性质蠡测》，《文物》2005年第12期。
[60]刘瑞：《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性质新议》，《秦文化论丛》（十四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
[61]张敏、张文立：《秦始皇帝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张文立：《秦始皇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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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坑蠡测》，《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
[62]袁仲一：《关于秦始皇陵铜禽坑出土遗迹、遗物的初步认识》，《秦文化论丛》（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7月。
[63]刘占成：《秦陵“七号坑”性质和意义刍议》，《文博》2002年第2期。
[64]刘钊：《论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的性质》，《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9日。
[65]陈四海：《秦始皇陵出土银质义甲考》，《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2期；陈四海：《秦始皇陵出土银质义甲考——兼论秦声中的特色乐器“筝”与“缶”》，《秦文化论丛》（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7月。
[66]袁仲一：《秦俑二号坑出土的绿面俑》，《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0年第3期。
[67]钱茀：《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2年第3期。
[68]朱思红、张亚娜：《“绿面(脸)俑”应称“青面俑”》，《秦文化论丛》（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7月。
[69]张铭洽：《浅谈秦代的“巫”》，《秦文化论丛》（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7月。
[70]张文立：《世纪初秦陵秦俑研究趋向》，《秦文化论丛》（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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