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军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430072）
摘要：不论是威尔逊笔下“人具有崇高的公共服务动机”，还是马基雅维里的“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
，从本质上来看，这些都是人类的需求而已。人事管理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满足或压制人的需求，来实现对人的激励。承认功利是人的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功利原则和奖惩制度才是激励的关键。
关键词：功利主义人性
激励
中国意义
中图分类号：
D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0)10-0077-04
分，因此，理性与激情的作用就是去监视欲望，“以
一、西方功利主义人性激励思想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份，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
1.西方古代功利主义人性激励的思想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1]
柏拉图同
西方关于功利主义激励的思想起源于对人性时认为，“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
的认识和判断，人性是功利主义激励理论的立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2]群体的社
起点。功利主义关于人性方面的论述，最早可追溯会生活是古希腊人基本的生活形态，因此，城邦的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认为，人性即人的灵
组织安排———谁能成为城邦领导者以及该如何激
魂，是由三部分组成的：欲望、理性和激情。其中，励他们公正地工作就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主题。欲望和理性是人类灵魂的两个最基础的部分，“我“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那些们很有理由假定，它们是两个，并且彼此不同。一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那些性部分；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等物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
望部分，亦即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而激情是对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3]灵魂中最高尚的部分。
“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在柏拉图看来，关于“善”的学问的知识是优快乐还是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于一般人的意见，而拥有知识的智者或者说哲学么应当惧怕什么不应当惧怕的信条，那么我们就家自然就应该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或管理者。然而，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现实的人性使得理想的政治构架成为现实政治成
在这三者当中，欲望是占据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
为不可能。因此柏拉图转而求助于法律，因为“法
77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
都难免有感情。”
[4]中世纪时期思想家奥古斯丁则认为，人是有欲望的，而追求幸福、避免痛苦是人的本性。“肉体方面的好处是那些恶人唯一乐意享有的幸福，而
肉体方面的痛苦是他们唯一想要躲避的。”
[5]
这种本性是构成人原罪的原因，因此人类只有通过万能的上帝，才可以求得灵魂得救和永恒幸福。与柏拉图的通过人类自身的灵魂自省能力来净化自己所不同的是，奥古斯丁主张通过外在的神来引导自己抗拒人世间的诱惑。
而将功利主义人性观赤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第一人是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里，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是发展自己而又贪得无厌的，人们追求的是保住自己已有的并取得更多的东西，而且人对权力和财物的欲望无止境。正如斯宾诺莎所认为的那样，
“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是，凡人断为有利的，他必不会等闲视之，除非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或是出于害怕更大的祸患；人也不会忍受祸患，除非是为避免更大的祸患，或获得更大的好处。也就是说，人人会两利相权取其大，
两害相权取其轻。”[6]
自私自利是应该列为永恒真
理与公理之一的铁律。
因此，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学会狡猾与残暴，“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自己
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7]
而且，在
必要时，君主要懂得不择手段的重要性，尤其“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承诺的来历有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
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8]马
基雅维里甚至进一步认为，“如果可能的话，他（君主）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须的话，
他（君主）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歹之道。”[9]另
外，
“君主务必把担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施恩惠的事情自己掌管。”[10]通过恩惠让臣民
78对自己感恩戴德，借此提高自身的威信。
到了17世纪，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家对人性的认识有了新的看法，人性被认为天
生是恶的且好争斗的。而争斗的原因要么是为了安全、要么是为了利益或者荣誉，“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发现，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
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安全、第三种原因使人为了名誉而进行侵犯。”
[11]
不过，霍布斯并没有贬斥自私自利的人性，反而认为这是人的自然权利。并认为，为了使人类免于相互杀戮，就必须通过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普遍法则，来限制和约束每个人自然权利。人们通过订立契约，建立一种公共权力来实现公正的裁决，以维护人类的和平与秩序。
2.西方近现代功利主义人性激励思想边沁作为功利主义理论的鼻祖，通过进一步拓展了霍布斯功利主义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边沁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人性，因此，把握了人性的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与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他们才
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要干什么。”[12]
因
此，既然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制止人民追求功利，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功利法律原则，那就是“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
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
祸患或不幸（这些也含义相同）。”[13]确保任何人在
追求自己快乐的时候不妨害别人同样的利益或追求是其基本准则。
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人类对自身了解的增进，以满足人性需求为导向的功利主义激励理论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管理学家对人类需求展开了探讨，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人的思想以及行为产生的根源。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动机激发论”（MaslowA.H，1943），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级，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并认为上述五种需要是每个员工都有的，不过在特定的时期，某一项需求会成为该员工的主导需求，因此管理者要做
得就是及时满足员工的主导需求。而波特与劳勒在1968年提出了综合激励模式，
把产生激励的因素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外激励的内容包括劳动报酬、
工作条件、企业政策等，内激励包括社会、心理等因素，如认可、人际关系等，从而拓展了人们对人性需求以及激励的理解。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官僚制组织下的行政管理僵化使得行政管理中“道德风险”、“搭便车”和“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比比皆是，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也使得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引进新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转变公务员文化，实现以结果为本的管理模式创新和注重绩效的重塑便成为改革的方向。其理论支柱是“公共选择”(DennisC.Muller，1979)理论与企业家政府理论。其理论的基点是以经济人”为立论基点的功利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及其官员与其他群体一样，在社会活动以及市场交易过程中也扮演这“经济人”的角色。换言之，政府有着其自身的利益，而非完全是“道德人”
所理解的那样，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因此，一方面要重行建立起宪法的原则，来约束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在公共部门内部引入竞争机制，促进政府改进绩效。另外，还可以实行费用结余可用于奖励的政策，以提高公务员的积极性。“企业家政府理论”（DavidOsborne,1992）认为，由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设计出的官僚体系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运转”，因此，要通过引入企业家精神来改革政府。并指出
“民主政府是为它们的公民服务而存在的”，因此，政府公务员必须要有“顾客意识”，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实现对公务员的激励，确保他们对
“顾客”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14]
二、功利主义激励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可以看出，
“需求”是西方功利主义激励思想的立论起点和核心。而且，在他们看来，不论是“经
济人”还是“道德人”，其本质上是一种“需求人”。比如，怀特以“公共服务是一种人类的需求”为假设前提，把“公共动机”界定为服务公共利益时一种满足个人需求的途径，并继而认为，公共管理者应当有意识的在工作部门建立一种公共服务文化，因为“如果管理者对于表现出公共服务动机的人既不提升也不奖励，我们就不可能期待这些动机在他们领导的组织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同样，在威尔逊看来，公共服务是一种崇高的工作，“我们要通过给予大量的生活补助来使这种服务引起他最普遍的兴趣，通过发展他的前程使这种服务成为他最珍视的兴趣，通过提高他的营养和培养
他的性格使之成为他最崇高的兴趣。”[15]
换言之，不
论是威尔逊笔下的给人以神圣道德感的“崇高的公共服务动机”
，还是马基雅维里的“自私自利的动机”，从本质上来看，对于功利主义而言，都是合理的，它们只是人的一种需求而已。而人事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满足或压制人类的需求，来实现对人员的激励。正如边沁所理解的那样，人性功利与否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在追寻自己的功利之时，能否维护功利主义的法律原则。承认功利是人的本性，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相应的功利原则和奖惩制度才是激励的关键。
1.承认并满足公务员群体的合理的物质利益诉求
关注公务员群体的基本物质利益需求，满足其合理的利益诉求，是确保我国公务员勤政为民的前提。物质利益是激励的根本，物质激励不足，精神激励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一直以来，在我国，公务员总被民众理解且被期盼为“德”的化身，是具有利他主义色彩的“道德人”，但现实中的公务员行为动机却总令人大失所望。事实上，公务员与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既不比我们渺小，也不比我们高尚。正如布坎南（JamesBuchanan，1962）指出的那样，公务员的行为与动
机同样是受地位、金钱等利益驱使的，他们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一旦公务员的基本的物质利益诉求无法通过其工作的价值来得以实现，就
79“容易出现其通过攫取非法的“灰色收入”或“黑色收入”来予以弥补的现象，从而导致公权力异化，其结果必然造成对行政权力的滥用与对民众利益的侵害。
2.在公务员管理思路上，要强化监察制度的作用，尤其要提升制度的执行力
我们在承认功利需求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基本的、
本质的需求的同时，也要防止公务员在追逐自我利益过程中忽视甚至损害他人乃至国家利益，要通过酷法严制，来约束其不合理的需求。
从现状来看，目前针对于公务员违法乱纪的行为的有关制度和法规也是比较完善的，但在制度的执行方面，仍然存在大量的避重就轻的现象，以至于造成制度与法规的权威性不足。因此，有必要加强制度的执行力度，只有做到“有错必问、有罪必究”，方能“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恶以防其奸（
《韩非子·奸劫弑臣》）”。也只有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坚持“用罚者贵必”的原则，才能收到“罚一以惩众”的负激励效果。
3.提升公务员精神需求的质量，倡导并培育公务员的公共精神
“德”是公务员的立命之本，也是政府立国之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德”对于公务员的激励作用也许被夸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道德还是制度都可以看成是政府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它们构成了政府人事激励的思想基础。
公务员是普通公民，但同时又是受民众委托的特殊代理人。因此，公务员除了与普通公民一样，正确理解自我利益之外，在公共实践中还应该具有三种品德：即公共精神、谨慎和实质理性。“公共精神”是指公共管理者在公共行政生活中，对于公共事务治理与公共利益分配所形成的一种信念、价值和习惯，是“对于公共服务的召唤以及有
效管理公共组织的一种深厚的、持久的承诺”。[16]良
好的公共精神，是善政的基础和前提；而缺少公共80精神，公务员的任何谨慎和理性都会失去目标和方向。公共精神本质上是一个道德问题。而“要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是靠人们在行政管理上的依赖
关系，不是靠人们政治上的联合，不是靠国家下达的行政命令，也不是靠变化无穷的法律。要促进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直接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纯正无邪的情感和伟大崇高的思想，靠的是当政者
为人们树立的至善的人格榜样。”
[17]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府品性影响并塑造其公民的品性。换言之，有什么样的政府公务员，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国民。因此，提升公务员精神需求的质量，倡导并培育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不仅是政治所需，更是民心所向，对现代政府人事管理而言意义重大。
注释：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3～169、214页。[2][4]（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62页。
[5]（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朝译，香港道风书社，2003年，第98页。
[6]（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15页。
[7][8][9][10]（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83、83、83、90页。[11]（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4页。
[12][13]（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7、58页。[14]丁煌：《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392～412页。[15]（美）威尔逊：《行政学研究》，载《国外政治学》，1988年第1期。
[16]《公共精神与公共行政》，详见http://book.douban.com/review/3287661/。
[17]（法）路易斯·博洛尔：《政治的罪恶》，蒋庆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
1999年。（责任编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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