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顾炎武对家、国、天下的思想
有亡国,有亡天下。 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日知录 》作为顾炎武的重要代表作 ,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顾炎武全部的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其卷十七中对于亡国亡天下保国保天下之阐述更是集中体现了顾氏对家、国、天下的思想。 也从另一个角度明确的表明了顾氏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层思考与探索。
一、国仇家恨
17 世纪的中华大地上 ,正 是暴雨肆虐 . 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刚刚推翻了一如僵尸般的明王朝, 随之又迎来了满清蛮夷的统治。 神州处处是凄凉,人人俱哀愁。 黄梨洲口中的天崩地解正是如此! 为何在中国历史上再平凡不过的朝代鼎革到明清更替成为了文人口中的天地崩裂呢? 更是衍生出了一群独特的明遗民士群? 这一切,除了明清易代所带来的人事创伤外, 更因明清易代直接的后果就是满族入主中原。 这在深信夷夏大防的汉族士人不仅意味着汉族正统的丢失,更是象征着中华文化因夷族的践踏而有毁灭之危。 传统儒家学者与明代遗民的双重身份的顾炎武自然亦是夷夏大防的守护者,明清易代给他的一方面是国破家亡的人间惨剧, 另一方面更是净胜上的政治传统的背叛。
首先,明王朝的覆灭与夷族统治的芒刺在心。
1644 年 ,顺治元年十月顺治亲诣南郊 ,告 祭天地 ,即皇帝位,称大清皇帝祗荷天眷,以顺民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告天祭地,改元称号,意在向天下郑重昭示,清朝之得统乃蒙天眷佑,顺天应人。
自此开始,清朝的正式确立宣告了明王朝依然成为历史。
正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要经历人事的冲刷与百姓的灾祸一般,清朝的建立亦是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之中,无一阶层可幸免。 可是,为何独独清的建立在广大士人阶层激起如此大的反抗?甚至
于产生了阶层中遗民与贰臣的分裂长达几百年之久?这一切,都要归咎于满族入主中原,政治的易主发生在汉族与非我族类的满族之间,这就挑战了汉族士大夫的夷夏之防,不仅仅是政权上的交易,更像是文化上的、道统上的一记响亮耳光。 而关于明清易代、夷族入主中原对于广大明朝遗民的政治文化意义,则在吾师孔定芳教授《论明遗民之出处》一文中有详尽且深刻的阐述:不幸而遭遇此变局的明遗民骤然面临一系列的人生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番政治操守和道德毅力的严峻考验。 对于明遗民而言,在做出了生与死的艰难抉择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事关立身处世的选择。 就如芒刺的痛楚,明遗民们无法忽略的人生抉择时时逼迫着他们,有人选择的与国俱亡;有人选择了隐逸林间;有人选择了遁入空门;更有一批人选择了消极沉默式的对抗。 顾氏便是怀着大难初平,宜反己自治,以为善后之计的信念成为了夷族之民,然其内心却是无时无刻不深扎芒刺,以待汉室光复。
其次,以孝遵礼的拒不复出。
清代明的历史事件给顾炎武的家庭最为巨大的打击便是:顾母王氏深痛国之灭亡,绝食自尽。 其临终还留言炎武:我虽夫人,深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 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顾氏自幼跟随其嗣母王贞孝成长,深厚的母子情自不必说,更重要的事母亲王氏对炎武在思想上的深远影响。 王氏生前未嫁守节与断指疗姑的贞孝事迹不仅在明崇祯九年时受到当时朝廷的大肆嘉奖,其贞与孝的品行更在日常的生活中为炎武树立了礼与孝的典范。 她对于顾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种简单意义上母亲的含义,更是顾氏在信仰上的支柱。 这时,随着明王朝的灭亡,炎武的信仰支柱倒了。并以为国绝食而亡这样一种凄美轰烈的方式为顾氏的爱国观深深上了一课。 故此,无论是之后的臣事南明弘光、从军苏州、起义昆山、遥奉隆武还是最后的隐逸逃社、游于北国无可否认,王母的爱国行为与临终嘱咐已改变了顾炎武的人生轨迹。从退而读书犹感国之多事之虞到与国相系撰四论再至坚守吾心,誓不为二姓臣的遗民生涯,顾氏的思想因国破而经受历练,因清统却成熟发光于世间。 于此,与其说炎武不愿与清廷同流合污而誓不仕清,不如讲炎武是以为亡母尽孝而遵循了为学者之大礼.
二、炎武个人学术、思想所致
晚明学风空疏,经由巨大政治变动,学术界文人士大夫掀起一股痛砭王学, 提倡经学之风也为在顾氏学术思想上提供了一个思索家国现实与命运的契机。
首先,对王学的批判。
顾氏就曾不掩饰的将明亡的罪责归于王学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矣,古之有之。 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将三王并提来指王学误国,应为明亡负全责。 他认为王学的兴起破坏了整个学术的发展,其良知的观点流祸甚深,皆是无用之空言; 阳明新学对六经的解读又是在败坏先儒的优秀传统;而且王学又给学术界带来了讲学之风,使得人人皆讲学,人人讲学皆为名;《日知录》中更言明近世喜言心学,舍本章之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遮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 即认为心学即是禅学。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顾氏自是抛弃明末之学, 痛定思痛,开辟新的道路。
第二,顾氏学术的清初经世之风。
清初兴起的经世致用新思想和新学风启发广大的士人们开始去思考和研究改革时弊的方法,包括政治、经济、民族、教育、人情伦理、宗法等等方面。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即充满了浓厚的经世之风。 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人格准则之上, 顾炎武还力图将国家治乱与民生大计相结合, 用学术的方法和眼光来探索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
《天下郡国利病书 》 的撰写就这一思想的成果 , 其 《 考序 》 中写道: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天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炎武的自序足以说明其治学始终贯穿这经世致用这一线索。
第三,实学的思想基础。
顾氏以经世致用的观念为基础, 随着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及人生阅历的变化而赋予了不同的历史含义和使命。 其的实学思想也从早
期的乙酉四论以谋求强国强兵的道路发展到了后期明道救世的救济民众、关怀民生的仁义之心。 这一突破性的转变使得炎武的思想不再局限于一朝一代的王朝兴衰,而是更加放低姿态,以充满人性关怀的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家、国、天下。 早年炎武乙酉四论式富国强兵的军事经济观是在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形成的,表达了其急切灭清复明的爱国之心。 其中,无论是《军制论》中寓兵于农的改革方案,还是《田功论》针对的战乱人口离散、兵丁不足的田功法,都是为了解决复明最为关键的军事问题,步步皆为复明。 而至后期,南明政权的相继垮台和清朝政权的不断巩固, 复明的梦想也渐渐的遥不可及了, 他的实学思想亦随着发生变化。 顺治五年, 即 1648年,炎武产生了北游的想法,其在进行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对于民生的大量关注也明显反应了其思想的转变: 对于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横征暴敛税收的封建统治者给予了鄙夷的批判;对于改善民生、发展利民经济的想法更是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一对于民生的急切关注更是在炎武晚年达到了顶峰:前期社会变革的思考、民众生活的考察都使得晚年的炎武将一切原因和改善集中到了社会、 国家伦理观的思考上。人心风俗关乎国运,国运盛衰关乎民生,民生仁义又系于天下存亡。 这一切的核心都集中在了行己有耻的人伦观。
1667 年 ,《与友人论学书 》中 ,行己有耻 为 圣人之道 ,成为了守礼救世的首要表现。
到此,顾氏的实学思想已将研究重心由民生转移至人伦的思考之上, 并最终围绕仁义伦理道德的问题来进行了社会现实问题的探究,继而保国保天下的思考应运而生。
第四,常年北游治学的独立精神。 保国 保天下 思想作为炎武爱国思想的重要内容 ,不仅仅是其在古代传统意义上的爱国思想的表达, 更是由其生平事迹所体现出的一种令后人敬仰的忠于国君、 挚爱乡土国家、对民族传承高度负责的人格魅力。 顾炎武北游自顺治十四年 1657 年至康熙二十一年 1679 年,前后长达二十余年。 直至 1679 年的正月, 炎武卒于山西曲沃县, 其起于南征既不遂 ,乃有明岁北游之计 结于 某自五十以后 , 笃志经史正真的北学于中国的北游治生经历给顾氏的治学生涯和思想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身负无仕二姓的底线,炎武二十余年的北游生活不仅
使其走遍中国,尝遍民间心酸,更让其踏出书斋,正真在现实社会中找寻中华民族的礼与孝. 其不再居于一隅而言天下的尴尬境遇, 用开阔的眼界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履行了其对社会的探索。
另一方面, 二十余年的北游生涯更让顾炎武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和天下观。 正如复旦大学周可真教授曾总结北游对于顾炎武思想意识上的深刻影响是这样说道:市民生活环境的习染及其特殊的人生遭遇, 使顾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当时的市民价值观,形成了其主张人皆有爱身、爱财之市民意识,这种自私自利的市民意识贯穿于其整个治生活动,是其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它内在包含着追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 正是这种爱身、爱财的 自私 独立精神的形成让其明白 食力终全节 , 依人尚厚颜求人则丧已的道理, 促使炎武开始思索社会的现实与理想。 这样看来,顾炎武思想中的国就不是指的一姓之国,而是市民之国;其天下更是指的为全体人了;保国保天下 亦意味着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民的爱身爱财的独立自主的权利,而不如禽兽一般的生活。 这些的深刻以毫无疑问并不会对目前的蛮夷之国 而言 ,这样 重民 之国家观 、天下观更是一种历史的趋向与进步。
三、深层意图---力学以待后王
顾炎武对于亡国亡天下保国保天下思考是在经历了明清易代天崩地解的震惊与清初不同程度的抗争后,明遗民开始了对于新社会秩序重建的思考的重要成果。
无论是之前为保国而进行的武装抗争,还是后来以保天下而提出的保道统,这些都是明遗民对于后王的无限期待和至死不渝的决心。 顾氏所提的保国保天下就是对此境地做出的重要判断。 在《日知录》中,炎武先是对亡国亡天下 的做出了一针见血区分:易姓改号, 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果断指出以清代明如为易姓改号,并不可怕,历史上常有之,可夷族入主中原仁义充塞而至於率曽食人,人将相食就有灭天下之危了,不可不重视。 继而,延续此路,又指出: 知保天下 , 然后知保其国 显然 , 在顾氏的眼里 , 眼下所看到的大清天下依然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了,不单单是朝代兴替,改名换姓那么简单了。 夷族的入主中原更是儒家传统的破灭,中华文化的断裂。 到这里,明遗民们对清统治的抵抗与不合作不仅表明了其在政治上的不仕二姓, 更是身为儒家传统的守护者、中华文明的传承者的一种自觉责
任的承担了。 他们的抗争已经随着清廷在政权上的逐步稳定由武装抗争转化为了文化抗争, 怀着对腐朽亡明的失望而于中华民族不绝望的态度,用笔杆为武器,用心中之信念、脑中之思想开始了中华民族新命运规划与期待的漫漫长路之旅。
而炎武笔下常常出现的有王者起、来者就是其未来中华民族新命运的承担者,一切皆为后之王者来正其大义不明于天下,这俨然成为了顾氏立言的习惯性铺陈与前提。 如顾氏在《与人书二十五》中所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 这其中所包含的鲜明的政治意向不觉表明于胸。 后王作为一种儒家学说理想化的承载着, 每每出现于其传统传播不能畅行之时,而当天下已将亡的明清易代这一特殊的背景下,更是使得后王超越了以往的意义,代表了汉族君主和遗民们的共同心愿。 又如黄宗羲的《留书》中圣人复起之语和有王者其的后世期许,亦是和炎武如出一辙。 看到这里,顾氏保国 ,保天下 的思想也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既然顾氏的立言的根本宗旨是以待后王,那么,其所行之事便是为后王所服务了。 做为一明遗民、清朝子民的顾炎武已然开始抛弃其所在的时代,开始为后世之中华复兴而打拼了。 其弟子潘耒在整理并删除顾氏文稿时就看到这样一段话: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 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 既然,今日之中国已经陷入了乱辱天人之世,那吾辈的儒经世之用又何必为其服务来侮辱自己呢! 何不对后王翘首以待之。 其保国保天下思想的意图便正是在于此!
再回归顾炎武对于亡国亡天下保国保天下的理解可以看出, 他所要用其 儒经世之用 来重新建立的国 与 天下 已不再是原来封建宗法统治下的君臣民的方式了,而是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后王世界。 这种渗透着人性关怀眼光的未来社会多多少少也影射出了近世的民主思想,虽然它缺乏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难以实现。 但对于处于封建末期的明清时期,到处充斥着传统忠君爱国之德而言,仍是历史长河中一抹亮丽的光彩, 开启了一条民主启蒙道路的探索。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