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扶贫视角下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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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扶贫·

文化扶贫视角下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

王 淼1,2 郑建明1

（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2.西北大学图书馆 西安 710021）〔摘 要〕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文化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化扶贫为公

共数字文化发展提供了目标领域与战略定位。文章从公共数字文化的理念发展与建设要点入手，分析出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即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策略、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策略以及公共数字文化标准化策略，并探讨了策略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期为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以及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提供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 公共数字文化 文化扶贫 发展策略〔中图法分类号〕 G250〔引用本文格式〕 王淼，郑建明.文化扶贫视角下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J].图书馆，2018（6）：15—20.

1 引言

文化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12月文化部联合国家扶贫办等七部委共同印发的《“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将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在国家各项文化扶贫政策和举措中，都有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要求。2016年6月，中宣部等三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会议中要求积极探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现模式。2017年3月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同时，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中要求加强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各地区挖掘整合优秀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数字文化产品。可见，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文化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化扶贫为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目标领域与战略定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与文化扶贫密不可分。

2 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概述2.1 文化扶贫到文化精准扶贫

1987年社会学家辛秋水在安徽贫苦地区调查时，提出决定贫困的根本是“人”，而对人的扶贫意义就是

[2]

文化扶贫的概念[1]。同年《文化扶贫小议》一文发表，

贫研究趋势与重点分析》[3]一文将我国的文化扶贫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93年至2006年，这期间以“三下乡”活动、“万村书库”工程等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2006年至2015年，十年间长期工程如“农家书屋”取得了巨大效应。第三阶段是以2015年的“十三五”规划为起点。“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

2013年**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作出了“精准扶贫”的指示，精准扶贫对应粗放扶贫，是我国扶贫工作30多年来的新理念与新选择。精准扶贫的核心思想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其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深化和扩展。文化精准扶贫理念在充分理解文化扶贫与精准扶贫之上孕育而生的，文化精准扶贫的内涵目前有“二精准说”“三精准说”“六精准说”[4]。基本都是从地域、领域、手段、管理出发，要求文化扶贫因地制宜，因需而异。

2.2 公共数字文化理念的发展

公共数字文化是在数字环境下产生的文化类型，属于公共文化范畴，是公共文化与数字文化的综合体。2011年12月文化部、财政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第一次从政策角度指出公共数字文化的基本建设内容、建设重点以及明确目标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便捷的数字文化服务，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5]。

文化扶贫一词正式出现。《“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扶

“创新江苏社会数字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4ZDAXM001）研究成*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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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公共数字文化有多种解读。早期学者们偏向将公共数字文化定义为一种资源，提出了“公共数字信息资源”的概念[6]，强调数字文化作为社会信息资源的公共性与可利用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公益性数字文化”开始被学界广泛讨论。公益性数字文化是公益文化与数字文化的有机结合[7]，这充分体现公益性和均等化的特点。公益性数字文化研究细化与具化了公共数字文化公众性、平等性、非营利性的内在特征，阐述了公益性作为公共数字文化的根本属性。

“数字文化事业”的概念是较新的一种提法。业界普遍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活动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是体系化的工程。通过数字网络空间的再现与反映之下的文化事业可称之为数字文化事业[8]。2017年《再议图书馆发展的十个热门话题》[9]一文中，公共数字文化与精准扶贫成为其中一个主题，公共数字文化参与文化扶贫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3 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逐年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为175.87亿元，2016年达到208.62亿元，其中51.57亿元用于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等机构的免费开放；130.06亿元用于落实指导标准和实施标准，改善基础文化设施[10]。目前，我国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达到 85个。至2015年底，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3139个，相比2011年数量增长了6%，县级及县级以下文化馆同期增长了近2%，达到43 905所[11]。

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以项目建设为主要模式，分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12]。国家层面的建设以国家三大文化惠民工程为主。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始于2011年，主要搭建以各级数字图书馆为节点的数字图书馆虚拟网，建构分布式公共文化资源库群，完成文化展示平台、信息共享与知识交流的公共文化服务目标。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于2012年开始实施，目标在城乡基层建设免费、绿色、安全的公益性上网场所，满足未成年人的基本文化需求，构建覆盖广泛的公益性互联网服务体系。

文化共享工程承担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已初步建成了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333个地市级支中心、2,843个市县支中心（覆盖率99.6%）、32,179个乡镇基层服务点的五级服务网络设施。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

达到532TB。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量达到459TB，累积立项724个[12]。2015年数字文化馆建设项目纳入文化共享工程体系。而到2016年8月中国文化网络电视直播服务人数达到211,175人次。

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方式是由地方文化部、财政部等多方部门牵头部署、依托公共图书馆以三大文化惠民工程为载体进行的，以公共数字文化网站、数字文化资源库、新媒体服务平台[13]为主要模式。例如，天津市的“数字和平”工程[14]、江苏省文化网、浙江网络图书馆及上海文化云等。

由此可见，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依靠政府投入，以文化工程牵头，项目形式推进，体现出层级布局，纵向管理的特点。建设规模与服务形式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3 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的选择

2015年12月《“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简称《规划纲要》）印发，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做出的规划安排，从《规划纲要》来看，建立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文化扶贫的重点也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总目标的关键。

3.1 公共数字文化的合理性与可达性3.1.1 加速改变贫困性文化

贫困文化是制约农村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所谓贫困文化，一是指贫困地区人民面对社会强压的价值规范无法获得成功进而采取的应对挫折和失望的迫不得已的选择；二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穷人是心甘情愿地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种具有代际传递、具有福利依赖的永久性事件[15]。在我国以“差序格局”为主的乡土文化长期占据我国农村文化的主要形态，虽然历经变革，但是新型的农村文化生态尚未成型。公共数字文化作为一种具备公共性与技术性的新型文化样态，不仅可以快速充实农村文化资源，营造先进的信息技术环境，突破封闭格局，还可以减少农民文化消费成本，降低信息获取门槛，使他们感受到国家扶贫工作的诚意与决心，从文化诉求与精神需要上解决受困现象，进而推动贫困文化的彻底改变。3.1.2 推进完成均等化目标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保障公民获得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机会和权利。通过公共数字文化可以缩小信息鸿沟，追求信息获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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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体现社会公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是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标的一次分解，均等化最终要缓解并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文化发展的失衡状况。差异化对比之下的贫困地区，均等化缺失尤为凸显，而依赖公共数字文化成为完成贫困地区均等化目标的重要需求。同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来自国家顶层设计与规划，是政策和法律双层保障的文化力量，保障了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3.1.3 创新建设地区数字文化成果

传统文化数字化是地方文化保护，文化发展的必要过程。就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省级分中心地方特色资源数据库就达368个[16]。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可以促进贫困地区的文化觉醒，借鉴数字文化资源的整合模式，将当地的优秀文化成果开发成数字文化产品。2017年2月我国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推进各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和传播，并通过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进行共享。这为贫困地区数字资源建设提供思路，结合本地文化宣传、旅游开发、教育活动等内容建成有地方特色的数字成果。

3.2 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要点

公共数字文化就是要发挥自身优势特点，帮助建立并完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贫困服务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范围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共计839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各省各地区进一步扩展了建设范围，具化了建设内容。黑龙江省要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实施范围涉及省内20个国家级贫困县、8个省级贫困县及1778个省级贫困村。陕西省要求在2020年前力争将三分之一的贫困县建成数字文化馆。短期内实现所有贫困县级图书馆接入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体系以及移动服务网络设施。

公共数字文化的政策扩散之势已经形成，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相关政策与建设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归纳出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要点。

（1）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采用数字文化馆与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两种建设方式。2015—2016年启动了25家数字文化馆试点，2017年进行15家副省级以上数字文化建设。至2016年底，已基本建成了33个省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云平台。目前的数字文化平台已经从建设转向应用，主要工作有：采集本地区公共文化资源数据、应用服务数据、管理数据；线上线下应用、资源导

航、惠民主题活动等应用服务的推广；进行数字资源统一云目录建设，进行数字资源加工格式转换和元数据加工。（2）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2015年文化部制定的《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要求对优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进行征集、建设和使用。数字资源的整合与揭示依然是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的重点，但同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获取范围从公共文化机构转为面向全社会征集。资源建设重点包括，对具较高文化、历史价值或具有稀缺性的地方特色专题资源建设；采集并保存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网站和热点专题资源的网事典藏建设；针对贫困群众开展数字文化服务、培训、文化帮扶等。

（3）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西部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项目已经纳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公共数字文化项目的支持范围，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空白区域设置数字文化服务点（数字文化驿站），重点是要建成基层综合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提高乡镇综合文化站与数字文化驿站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通过平台建设进行数据采集、上报、发布、导航，开展线上线下“一站式”综合数字文化服务；开展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活动，为贫困地区配送数字文化资源。3.3 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策略分析

策略是对问题的归类分析和重要矛盾的决策集合，通过环境扫描与自身评估，找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在此之上选择适合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三个策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策略、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策略以及公共数字文化标准化策略。

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各项工程都有了相当多的成果，可是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依然存在诸多不足。有研究者对公共数字文化的社会认知情况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 60.51% 的受访者对公共数字文化并不了解甚至未曾耳闻[17]。不仅如此，许多地方主管机构、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对公共数字文化也存在着陌生感与模糊感，导致理解偏差与认识怠慢。虽然我国已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但是文化立法领域依然存在着大量空白。著作权法（修订）、文化产业促进法、文物保护法（修订）、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等一系列与公共数字文化相关的立法保障还尚未完成。而涉及公共数字文化的财政保障标准只是一种相对标准。在人员保障方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内长期存在着人员缺乏，人才“断层”的问题，也未形成社会志愿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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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机制与社会管理参与机制。公共数字文化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存在着许多管理缺陷，因此，需要用数字文化治理理论来重新树立管理视角，改变管理模式，完善公共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

从2011年到2017年我国出台的各种公共文化服务政策中涉及公共数字文化内容达41项。在2016年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上，明确将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作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激发型动力。2017年3月1日，国家公布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确定了8个领域81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其中公共文化体育类有10项，基本都涉及到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容，传达了文化精准扶贫的精神。显然，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成为下一阶段扶贫工作的实施重点。

目前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中的技术选择集中于平台搭建技术与资源整合技术，关联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语义网技术先后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技术支撑，技术选择与使用规范情况复杂。另一方面，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缺乏统一规划，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例，各级网站自建资源众多，内容分散，共享程度差，且缺乏统一检索入口。资源质量和规格也不能紧贴用户实际需求。资源重复建设带来的后期维护疲软。缺少规范与标准是影响制约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化策略来解决这一棘手问题。4 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的运行

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虽然是以条块分析得出的，但在实际运行当中，常常相互作用。从规划与战略角度出发，文化治理策略是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基本模式，是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点，而文化精准扶贫策略是核心，是推行的主打方式，标准化策略作为保障，决定了一切公共数字文化活动的成功与否，三项策略共同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贫困地区公共数字文化的整体发展。

4.1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策略

公共数字文化可体现在数字图书馆、全民阅读、传统文化保护、全民信息技能培养等方面。开展服务的主体机构众多，资源形式各异，服务水平层次不齐。如何对公共数字文化实现管理与建设，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实现治理的出发点。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合作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重要理念[18]。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公众通过互动、协作、整合共同参与公共数字文化的一切建设与服务过程，

以此达到政府与社会力量双赢的局面，形成多元主体共生治理模式。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就是要“逐步将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参与模式向政府与社会合作模式的转变”[19]。

从2014年开始文化部等部门多次发文，拟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设立社会力量参与办法，并在全国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和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等三项试点工作。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了购买主体，并制定了指导性目录，其中对公共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方面提供了参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可取手段，政府与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带动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也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方式与实现路径。

基层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①营造良好的社会力量参与氛围，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数字文化扶贫，建立多元化主体数字文化治理体系。②建立跨地区跨机构、协调长效的公共数字文化合作机制，解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资源整合、区域协同、城乡一体化等多种问题。③分类治理与整体治理相结合，选择多元化治理手段，克服贫困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困难，寻找适合现实条件的治理模式。有学者设计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公共数字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并以国家三大数字文化工程为评价对象进行了测评[20]。评价指标的出现给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提供了数据支持和事实依据。4.2 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策略4.2.1 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

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核心任务是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公共数字文化可以担负起文化扶贫中促进群体思想观念的更新、提高群体信息素养的任务。目前的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是以文化项目为抓手，特色资源为基础，开展精准文化扶贫工作。2017年，全国文化共享工程地方资源设立项162项。其中县级支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申报成功项目达32个。边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是目前较为成功的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项目。项目启动于 2013 年，已改造了中西部边疆地区1000个乡镇服务点，建设了一万个左右的数字文化驿站[21]，同时其模式衍生出海疆万里数字文化长廊，同样收到良好效果。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还可以借鉴结对帮扶的经典方式，例如与鼓励网信企业结对，开发适合地区特点和需求的移动应用、提供技术支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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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扶贫跟踪监测和评估信息系统等。4.2.2 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重点工作

①精准识别，精准定位。精准识别是精准定位的前提，均等化过程的努力建立在对非均等化现状准确定位分析的基础之上，有研究者调查获得，电商平台的学习与应用；当地特色文化的保存与利用；阅读需求位列农民文化需求的前三位[22]。公共数字文化不仅成为被需求内容也成为解决需求的办法，这种双重身份有利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②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实现国家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各级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同时要统筹安排文化机构内的数字文化资源、服务、管理，推动工程项目优先向贫困地区倾斜。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扶贫试点，并作为典型推广到后期文化扶贫工作中去。③盘活文化市场，激发内生发展动力。长期以来，由于扶贫工作中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完善，农村投资环境不佳，扶贫门槛较高，社会力量在扶贫中得不到有力的支持，限制了社会力量的作用。 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要积极盘活文化扶贫的外部环境，在数字文化产品生产、设备购买，设施建设等环节建立相应的社会参与机制。同时政府建立项目基金平台，提高本地企业和组织的参与积极性，推进社会力量参与进程。④合理配置资源，打造优秀品牌。 公益性的数字文化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类的资源开发与经济产出，但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以促进当地文化产品与文化品牌的产生，为文化经济提供资源基础以及品牌导向，提升当地文化吸引力和文化附加值，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生活品质[23]，是公共数字文化精准扶贫的理想目标。

4.3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化策略4.3.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标准化环境

我国现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42项，目前尚未设立专门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于缺少统一的组织管理机制，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机构众多，起草制定单位有 98 个，标准起草人已达 216 位，归口单位已达 16 个[24]。虽然2010－2015 年新实施标准多达20 项。但是整体而言，我国尚未形成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体系。现行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从数量以及关联性上无法满足各行各业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无法发挥系统效应。

自2015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等多项指导政策，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包括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在内的服务规

范、硬件设施条件、人员配备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目前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相关的标准有《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等。文化部也在深入开展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确定了10个国家级试点地区，探索标准实施的具体路径和体系构建。4.3.2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思路

2014年12月，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出台，标志着全国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的开始。《工作方案》中提出制订公共文化服务地方标准，标准涉及到三个方面：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技术标准建设、公共文化服务评价标准建设。根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特点，文章探讨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标准体系为：

图1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体系总框架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标准应当充分考虑到数字文化与公共文化机构的特点，在实现服务过程中，数字技术选择与资源组织、资源整合标准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别于其他公共类文化服务的特点，同时在服务保障与服务评价过程中，要保障涉及到的服务类别与服务方式发生在标准体系之内，而评价标准需要从体制内与体制外两方面入手，建立综合评价的思路。

在具体标准建立过程中须做到：①确定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规划。明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将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科学结合，形成目标体系。②将均等化服务宗旨与涉及公共数字文化的政策办法、方针原则相结合，进行统筹规划。③建立公共数字文化通用标准体系并设计总体框架。④建立对标准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测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由文化部、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引入社会第三方，建立协同监督机制，并对公众满意度以及使用情况做实时监测，及时反馈结果。5 结语

为了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十三五”期间经济年增长指数底线为6.5%，扶贫工作不仅肩负

20图书馆(Library)

书馆学报，2017（4）：1-14.

2018年第6期（No.6.2018）

着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也是针对特殊地区特别人群整体水平的改善与提升。文化扶贫关注的核心是人，文化视角下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就是用公共数字文化所具备的公益属性、技术特征、服务理念等优势来改善贫困地区的落后性，进而提升群体素质，改变贫困地区文化生态，从而保障扶贫工作中“人”的因素的成功脱贫。文章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策略，三项策略共同作用，未来在因需配置、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理念指导之下，贫困地区的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模式和服务方式必将体现出多样化特征，发展策略也将进一步修正并不断创新。（来稿时间：2017年8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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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Wang Miao1,2 Zheng Jianming1

(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2. Library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rovides the target field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development in impoverished areas, that is, the strategy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governance, the strategy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the Public Digital culture standardization. It also probes into many problems in the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in the hope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e in poor areas.

〔Keywords〕 Public digital culture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 王淼，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数字文化治理、公共数字文化；郑建明，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