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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福建省数据的经验研究

2020-01-22 来源:好走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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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增长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基于福建省数据的经验研究

许培源,华侨大学

摘 要:按照Muzumdar和Baldwin的观点,贸易通过促进资本积累来促进进口国的经济增长,而根据Helpman和Worz的观点,贸易通过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进口品的技术密度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因此,分析福建省的贸易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条件及其对福建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结构的福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福建省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

(1)福建省的贸易与增长的双向关系体现在贸易结构上,而不是贸易量上,因此,单纯地依赖贸易量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并非最优选择,调整贸易结构,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福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高技术品进口在提高我省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技术品进口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

(3)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贸易技术溢出的效果,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将提高贸易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4)人力资本的结构、分布对贸易溢出有直接影响,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发展异质性教育,这有好处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好处贸易的技术溢出。

关键词:福建省;贸易结构;技术溢出;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一、引言

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福建经济的三大核心问题,而这三大问题都和贸易结构紧密相关,也和人力资本水平密不可分。

从贸易的角度看,贸易结构升级不仅是提高分工地位、增进贸易利益,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而且,根据Helpman等人的观点,技术密度更高的资本品和高技术品进口产生的技术溢出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更根本的因素,而技术溢出的效果取决于当地的吸收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因此,研究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在福建的贸易增长中的作用,对于福建省贸易战略的制定和人力资本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文献回顾

贸易和增长的关系始终是贸易理论研究的焦点,不同的理论对贸易如何引致增长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传统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目的在于解释贸易的发生机制以及福利效应,并没有回答贸易如何引致增长的问题。① Baladwin(1992)从资本形成的角度分析贸易产生的两种效应:比较优势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只要贸易能够增加资本回报率,资本积累就会产生;根据索洛的新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福建省数据的经验研究”,项目批号(2007B007)

作者简介:许培源(1970—),男,福建安溪人,华侨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古典增长模型,资本积累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在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人均产出增加,经济增长。所以,资本积累效应会放大比较优势效应。

Mazumdar认为,贸易能否促进增长取决于贸易结构——本国是资本品的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如果一国出口资本品而进口消费品,将会导致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如果其上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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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实际储蓄率变动成比例,那么资本的折旧率也将上升,折旧率的上升必然会抵消投资的增加,从而削弱资本积累的效应;如果一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将下降,资本的折旧率也将下降,在新的索洛均衡点上,人均产出水平远大于Baldwin均衡下的产出水平。这时的资本积累效应一方面来自生产函数的变动,另一方面来自于资本品成本的下降。

在新贸易增长理论看来,贸易数量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静态的,而贸易通过其内生的技术溢出产生的动态收益更重要(Grossman and Helpman 1990; Goe and Helpman 1995),溢出效应的大小则与贸易结构有直接关系,不同进口品——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产生技术溢出的情况不同。Goe and Helpman (1995) 的研究证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资本品与国内资本品的生产率是存在差异的,因此,资本品的进口并不一定会导致资本品价格下降,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本国资本品的边际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② Worz(2004)则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对贸易结构作了另外一种区分,根据贸易品中技术密集程度的不同将贸易品分为高技术密集品、中等技术密集品和低技术密集品三类,强调这三类产品的贸易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相对于技术密集程度低的产品来说,技术密集程度高的产品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对经济的影响也更持久,因此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净进口量的增加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样可以使本国的生产函数得以扩张,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虽然在贸易结构的区分上有所不同,但Worz的观点与新贸易理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都强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贸易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贸易结构上,都强调内生在贸易品中的动态的技术溢出效应是贸易推动增长的关键。

然而,技术溢出的效果还要取决于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即,一国对技术溢出的接受能力。Nelson and Phelps(1966)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先进技术在国家间转移的效果依赖于接受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Bartel and Lichtenberg(1987),Islam(1995),Temple(1999),Kruger and Lindahl(2001),Benhabib and Spiegel(2002)通过经验分析也都证实了人力资本在技术溢出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技术溢出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对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能力,只有当人力资本发展到一定水平(threshold effect,门槛效应)时,技术溢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如果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取决于资本品是否是进口品以及进口品的技术密集程度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分析福建省的贸易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条件对于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结构的福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基本符合Mazumdar、Helpman以及Worz等人的假设:进口资本品而出口消费品,进口高技术密集品而出口低技术密集品。另一方面,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容乐观,有可能限制其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的接受能力。因此,本文结合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条件,尤其是采用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检验并判断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变动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否对福建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动态影响。基于这些认识,本文其他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构建测度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的指标并分析其变动趋势;第四部分建立模型,分析福建省的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贸易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残差分解考察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对实际GDP增长率变动的贡献率;第五部分给出结论。

三、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指标及其变化趋势

(一)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指标的构建

1、贸易结构指标

(1)COMPO指标。由于BEC商品分类规则将商品分为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品三类,刚好符合Mazumdar和Helpman贸易结构的实质,因此本文采用BEC商品分类作为计算COMPO的依据。但我国海关和商务部主要采用的是SITC准则对商品贸易进行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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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因此,我们按照联合国确定的SITC与BEC商品分类对应规则,将SITC标准下的商品分类转换为相应的BEC规则下的商品分类。

本文的贸易结构以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出口的相对数量来衡量,以COMPO表示,即: 根据BEC分类准则(见附录一),可以将贸易结构转换为下式:

其中:“41EX”表示分类为41的商品的出口,其余的类推,IM表示进口。

从COMPO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贸易结构本质上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比较优势的反映。如果COMPO>1,资本品/消费品的出口比率大于资本品/消费品的进口比率,本国将成为资本品的净出口国,按照Mazumdar的观点,这时本国的资本品价格将会上涨,投资成本将增加,这最终会抵消贸易所带来的效率收益,削弱资本积累效应;如果COMPO<1,则表明本国是资本品的净进口国,本国的资本品价格将会下降,这必然会放大贸易的效率收益,强化资本积累效应。

根据Helpman等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往往是资本品的净进口国,贸易结构指标COMPO<1,由于进口资本品在生产效率上要高于国内资本品,因此,进口资本品存量的增加将提高本国的边际产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资本品的价格即使没有下降,由于技术溢出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使经济增长远超出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

因此,可以采用COMPO指标对Mazumdar的资本积累效应的观点和Helpman的技术溢出效应的观点进行检验。如果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关的,那么,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贸易量上;如果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是相关的,那么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贸易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贸易结构上。

(2)TECH指标。根据Worz的观点,贸易结构还可以从贸易品内生的技术密度来区分。Worz将贸易品分为高技术产品、中等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三类,国际标准化委员会的ISIC分类规则符合Worz从技术密度区分贸易结构的实质,因此,我们采用ISIC分类作为计算TECH指标的基础。我国采用的SITC分类统计标准与ISIC分类有所差别,但这两种分类的差别相对较小,只需按照两种分类的商品对应转换做出调整即可。

根据Worz分类准则④(见附录二),贸易结构可以表示为: 由TECH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如果TECH>1,本国将成为高技术品的净出口国,表明本国的技术存量相对丰裕,在高技术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情况一般存在于经济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TECH<1是一种常态,意味着本国为高技术品的净进口国和中低技术品的净出口国,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以及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按照Worz的观点,TECH<1表明本国的出口以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技术品为主,进口则以高技术品为主,这时高技术品进口产生的技术溢出将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TECH指标可以反映贸易结构变动所导致的不同技术含量的商品贸易量的相对变动,因此可以对Worz的假设进行检验。

由此可见,COMPO和TECH两个贸易结构指标都从不同的理论基点反映了贸易如何引致经济增长的问题,可以借助这两个指标检验Mazumdar、Helpman以及Worz的假设,分析福建省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其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2、人力资本指标

按照Bartel and Lichtenberg(1987),Benhabib and Spiegel(2002)等人的观点,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的水平和程度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对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接受能力,人力资本在技术溢出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考察人力资本水平、结构和分布在福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区别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性及结构分布的不同作用,对于人力资本,我们采用三个替代指标——财政预算内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支出所占比重(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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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万人口中大学生所占比重(UNI)以及每万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AVUNI),⑤他们分别反映人力资本水平、差异性及结构分布。另一方面,由于在贸易增长机制中人力资本和贸易结构是共同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借鉴Balasubramanyam and Sapaford(1996)的方法,采用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进行分析。 (二)福建省的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的变动趋势

根据上述COMPO指标、TECH指标和EDU指标、AVUNI指标的计算方法和相关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各个指标各个年份的值[见附录三],作出其变动趋势图,如图1、图2所示。⑥

图1 贸易结构指标COMPO和TECH的变动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自1985年以来,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值COMPO全部小于1,表明福建省是消费品的净出口国和资本品的净进口国,这种贸易结构符合Mazumdar和Helpman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讲,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将导致福建省资本品价格下降,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另一方面资本品的进口将提高福建省资本的生产率,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都将会有助于经济长期增长。同时,图1中的贸易结构值TECH也都小于1,表明福建省是高技术品的净进口国,从贸易品的技术密集来看,符合Worz的观点,高技术品进口会促进福建省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贸易结构指标来看,福建省的贸易实际都反映了比较优势所在,与 现阶段福建省所处的经济发展程度相一致。从发展趋势来看, COMPO指标和TECH指标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种贸易结构的发展趋势与福建省经济增长趋势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意味着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

图2 人力资本指标EDU和AVUNI的变动趋势

图2描述了1985年以来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指标EDU和AVUNI的变动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EDU指标和AVUNI指标的波动幅度较大,但人力资本水平总体上是上升的,1991年以来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好处对贸易技术溢出的吸收,可能与贸易结构升级共同促进福建的贸易增长。下面,我们建立模型,对这两种可能性进行检验。

四、模型、检验和结果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是双向互动的,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贸易结构升级,因此,我们采用VAR模型分析福建省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VAR模型的优点在于,对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不必加于区别而同等对待,从而避免了由于“无法具体区分限制性条件”而导致的无效估计。但是,在计量上,对VAR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很困难的,且模型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在贸易增长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又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判断福建省贸易结构的变化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与福建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残差分解考察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各主要内生变量对实际GDP增长率变动的贡献率。

然而,由于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如果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就可能产生伪回归现象,使得不存在任何关系的变量呈现显著的回归结果(Granger and Newbold,1974)。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变量的平稳性和趋势性,然后,根据单位根检验变量整合的阶次,进行协整检验,以考察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VAR分析、Grange检验和残差分解,判断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在福建省的贸易增中的作用。

(一)单位根检验

下面采用两种常用的检验统计量ADF和PP,分别对福建省实际GDP的增长率GGDP、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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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GCAPITAL、劳动力的增长率GLABOR、贸易的增长率GTRADE以及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COMPO*EDU 、COMPO*UNI、COMPO*AVUNI和TECH*EDU、TECH*UNI、TECH*AVUNI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 量 GGDP GCAPITAL GLABOR GTRADE COMPO*EDU COMPO*UNI COMPO*AVUNI TECH*EDU TECH*UNI TECH*AVUNI

ADF -3.15 -1.41 -2.55 -2.39 -2.68 4.93 -0.48 -2.19 18.62 -1.60

PP -2.31 -1.38 -2.54 -3.07 -2.73 26.14 -0.31 -2.01 18.62 -1.59

**

ADFd -4.11 -4.31 -4.99 -6.16 -4.56 3.65 -2.78 -7.14 3.08 -4.42

***********

PPd -4.17 -9.30 -6.89 -6.16 -4.56 -0.39 -2.69 -7.10 2.57 -4.28

**********

注:1.样本区间为1982年2005年,以下均与此相同;2.单位根据检验的方程中包括常数项,且滞后项数根据AIC准则确定;3.ADFd和PPd分别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的ADF和PP统计检验值;4.*、**、***分别表示检验值小于1%、5%、10%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

表1的第2列和第3列的结果显示,第1列的所有变量的时序数据都是非稳态的时间序列,具有时间趋势;第4列和第5列的结果显示,除了变量COMPO*UNI和TECH*UNI外,各变量一阶差分得到的时序数据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除了这两个变量外,所有变量均为整合阶次为1的I(1)资料。

(二)协整检验

基于单位根检验的结果:除了变量COMPO*UNI和TECH*UNI外,表1第1列的所有变量均为整合阶次为1的I(1)资料,可以对GGDP、GCAPITAL、GLABOR、GTRADE这4个变量和1个贸易结构人力资本联合变量(COMPO*EDU或COMPO*AVUNI或TECH*EDU或TECH*AVUNI)进行协整检验。由于考察的变量多于2个(有5个),所以我们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协整检验方法,检验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各变量均存在时间趋势性,最合适的是考虑具有无约束常数项,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随机趋势,这些随机趋势包含有确定性趋势成分的情况,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迹 统 计 值

COMPO*EDU 92.99 43.60 19.38 7.34 1.02

*

H0 r≤0 r≤1 r≤2 r≤3 r≤4

m - r = 5 m - r = 4 m - r = 3 m - r = 2 m - r = 1

95%水平下的

TECH*AVUNI 92.06 48.49 20.32 5.58 0.53

**

COMPO*AVUNI 103.87 49.22 20.79 4.27 0.03

**

TECH*EDU 98.53 44.37 18.91 7.24 0.20

*

临界值 69.82 47.86 29.80 15.49 3.84

注:1临界值来自Johansen(1995),Boswijk(1998);2.*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协整向量为0的假设;3.滞后期根据AIC准则确定。

迹统计值的结果都显示,在5%置信水平下,所有协整分析全部拒绝协整向量为零的假

设。这表明GGDP分别和COMPO*EDU、COMPO*AVUNI、TECH*EDU、TECH*AVUN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与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进而表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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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VAR检验

由于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贸易结构升级,因此,我们采用对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不必加于区别的VAR模型分析福建省贸易结构和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Granger(1969)的方法,建立变量为GGDP、COMPO和变量为GGDP、TECH的VAR模型,具体如下:

GGDPtaiGGDPtibiCOMPOti (1)

i1i1nnCOMPOtciCOMPOtidiGGDPti (2)

i1i1nnGGDPteiGGDPtifiTECHti (3) TECHtgiTECHtihiGGDPti (4)

i1i1i1ni1nnn然后,利用OLS估计模型系数,对模型参数进行联合检验,零假设H0:Z1bi0,Z2di0,若检验结果显著拒绝零假设,则表示贸易结构COMPO与TECH显著影响经济

i1nni1增长。同时,检验零假设Z3fi0,Z4hi0,若检验结果显著拒绝零假设,则表

i1i1nn示经济增长显著影响贸易结构COMPO与TECH。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VAR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因变量GGDP方程(1)

GRGDP(-1)

0.66 (2.46)

GRGDP(-2)

-0.35 (-1.23)

GRGDP(-3)

0.04 (0.17)

COMPO(-1)

0.82 (0.44)

COMPO(-2)

-3.62 (-1.15)

COMPO(-3)

1.47 (0.68)

Z 值 R

2

因变量COMPO方

程(2) -0.00 (-0.15) 0.01 (0.59) 0.01 (0.89) 1.77 (13.28) -1.41 (-6.28) 0.66 (4.34) Z2 = 0.02 0.92

解释变量 GRGDP(-1)

因变量GGDP方程(3) 0.90 (4.62) -0.51 (-2.80) 1.47 (2.33) -1.81 (-2.74)

因变量TECH方程(4) -0.08 (-1.12) 0.11 (1.62) 0.59 (2.59) 0.49 (2.06)

GRGDP(-2)

TECH(-1)

TECH(-2)

Z1 = --1.33

O.89

Z3 = --0.38

0.87

Z4 = 0.03 0.96

注:1、滞后期根据AIC准则确定,分别为3和2; 2、括号( )内为t值。

表3的回归结果Z10,Z30;Z20,Z40显示:福建省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贸易结构产生影响,而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从理论上来讲,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出口最终消费品和中低技术产品进口资本品和高技术产品(COMPO<l、TECH<1)完全符合Mazumdar和Helpman、Worz的观点,无论从资本积累角度还是技术溢出角度来看都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实证结果不支持理论预期的原因可能是:一、进口的高技术品对福建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渠道受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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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的人力资本水平限制其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因此,必须进一步结合人力资本,检验贸易结构人力资本联合指标与福建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Granger检验

上述的协整检验表明,GGDP分别和COMPO*EDU、COMPO*AVUNI、TECH*EDU、TECH*AVUN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判断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联合指标以及其他主要变量 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影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性

COMPO*EDU → GGDP

GGDP → COMPO*EDU COMPO*AVUNL → GGDP

GGDP → COMPO*AVUNI TECH*EDU → GGDP GGDP → TECH*EDU

TECH*AVUNI → GGDP

GGDP → TECH*AVUNI GCAPITAL → GGDP

GGDP → GCAPITAL GLABOR → GGDP GGDP → GLABOR GTRADE → GGDP GGDP → GTRADE

F值 4.38 0.51 4.31 7.22 3.77 4.57 3.42 2.71 4.22 4.63 8.97 5.27 2.67 0.18

P值 0.05 0.06 0.06 0.02 0.08 0.06 0.04 0.08 0.08 0.07 0.01 0.03 0.12 0.68

结论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接受 接受

表4的前8行显示:福建省的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共同作用对福建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经济增长也推动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通过教育投资的方式)。

表4的最后两行显示:福建省的贸易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结合上述对前8行的分析以及对表3中Z20,Z40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福建省的贸易与增长的双向关系都体现在贸易结构上,而不是贸易量上,因此,单纯地依赖贸易量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并非最优选择,调整贸易结构,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福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残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了解每一个内生变量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动的相对重要性,尤其是了解两个贸易结构指标——COMPO指标、TECH指标和两个人力资本指标——EDU指标、AVUNI指标对福建省实际GDP增长率的波动的贡献率,我们对上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残差进行分解,结果表5。

表5 残差分解结果

时期 1 2 3 4

CE 0.00 11.67 11.41 10.52

CA 0.00 12.69 14.20 17.40

TE 0.00 10.87 7.78 5.62

TA 0.00 10.84 7.15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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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0.08 9.69 9.51 9.64 9.86 10.04

19.52 22.90 26.22 27.47 28.22 28.92

5.43 5.45 5.42 5.37 5.30 5.22

11.16 12.33 12.68 12.85 13.08 13.33

残差分解的结果显示:

(1)与TECH指标相比,以COMPO指标衡量的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CE对GGDP变动的贡献率比TE大; CA对GGDP变动的贡献率比TA大)。这表明高技术品进口在提高我省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在于,我省高技术品贸易主要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即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这种贸易方式往往导致外商投资企业与我省企业关联度较

低,技术溢出不明显。在我省,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的经营模式是“两头在外”,即进口资本品和关键零部件、出口制成品。因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不断增加,占全部进出口额的一半以上。“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技术品进口对福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

(2)与AVUNI指标相比,以EDU指标衡量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CA对GGDP变动的贡献率比CE大; TA对GGDP变动的贡献率比TE大);这表明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在提高我省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贸易技术溢出的效果,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将提高贸易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教育投资是保证福建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对经济增长也有正向影响,因此,可以通过调节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人力资本分布来促进贸易溢出,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发展异质性教育,这有利于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贸易的技术溢出。

五、结论

按照Muzumdar和Baldwin的观点,贸易通过促进资本积累来促进进口国的经济增长,而根据Helpman和Worz等人的观点,贸易通过内生在贸易品中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更为持久,而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进口品的技术密度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吸收能力)相结合。因此,分析福建省的贸易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条件及其对福建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对于以出口导向作为发展结构的福建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福建省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

(1)福建省的贸易与增长的双向关系都体现在贸易结构上,而不是贸易量上,因此,单纯地依赖贸易量这种外延性贸易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并非最优选择,调整贸易结构,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福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高技术品进口在提高我省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技术品进口对福建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限制。

(3)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贸易技术溢出的效果,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将提高贸易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4)教育通过调节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人力资本分布对贸易溢出产生直接影响,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发展异质性教育,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知识积累和传播速度,进而影响到贸易的溢出效果。

注释:

①Stigliz (1970)和Smith (1984)认为贸易促进增长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品的相对价这一机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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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而Harrix and Cox (1984)以及Deardorff and Stern (1986)的经验研究表明:在这种机制下,贸易所带来的收益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②王永齐(2006)在不考虑人力资本因素的情况下研究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贸易结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③在这一准则下,同一大类的商品既有消费品,也有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例如,在“机械和运输设备”这一门类下,既包含一般机械、专有机械等资本品,也包含家用电器等消费品,还有机械品的零件和附件等中间品。

④在Worz的分类中,电气设备属于中等技术产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电气设备行业中R&D投入相对较高,因此,在分类时,将其归类于高技术产品。

⑤采用刘遵义(1995)的做法,经过修改后可令AVUNI=(a*15+b*10+c*6)/10000,a、b、c分别表示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人数,15、10、6表示相应平均受教育年限,由此,平均受教育程度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结构情况。

⑥在UNI时序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中发现UNI序列是非平稳的,不能用于下面各种实证检验,因此UNI的变动趋势图省略。

⑦GGDP与COMPO指标、TECH指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不能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

⑧ Z20,Z40表明经济增长促进资本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资本品和高技术产品在贸易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即:经济增长带动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⑨按照Javorcik(2004)的观点,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关联度越低,技术溢出越不明显。

主要参考文献

[1] 王永齐,《贸易结构、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4期,2006年7月,1007-1022页。

[2] 王永齐,《贸易溢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101-113页。 [3]Balasubramanyam, V. N.,M. Salisu and D.Sapafo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The Economic Journal,1996,106(434):92-105.

[4]Baldwin, R. E. Measurable Dynamic Gains from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 100:162-174.

[5]Bnhabib, J. and Mark M. Spiegel.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Working Paoers in Applied Economic Theo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2003.

[6]Coe, D.T. and Elhanan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859-887

[7]Mazumdar, J. Do Static Gains from Trade.Lead to Medium-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2:1328-1337.

[8]Yanling Wang. Trade,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an Industry-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15(2):269-283.

附录一:BEC分类准则

资本品

41.机械设备与其他资本品(运输设备除外) 521.工业用运输设备 中间投入品

111.工业用初级食品和饮料 121.工业用经加工的食品和饮料 2.其他未具体说明的工业用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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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初级燃料和润滑剂

322.经加工的燃料和润滑剂(小汽车和摩托车用油除外) 42.机械设备与其他资本品的零件和附件

YEAR

GGDP

GLABLOR

GCAPITAL

GTRADE

COMPO

TECH

EDU

UNI

AVUNI

53.运输设备的零件和附件 消费品

112.家庭消费用的初级食品和饮料 122.家庭消费用的经加工的食品和饮料 522.非工业用运输工具 6.其他未具体说明的消费品

附录二:Worz分类准则

低技术产品

311 食品;313饮料;314烟草;321纺织品;322服装,不包括鞋类;323皮革制品; 324 鞋类,不包括橡胶和塑料;355橡胶制品;356塑料制品;361陶瓷、瓷器制品; 362 玻璃及制成品;369非金属矿产品;371钢铁;372有色金属 中等技术产品

331 木制品,不包括家具;332家具,不包括金属类家具;381金属制成品; 383电气设备;

384 运输工具,不包括飞机;390其他工业制成品;341纸和相关产品;342印刷和出版; 351 化工原料;352其他化学品,不包括药品和;353精炼石油产品;354其他石油和煤制品;385

专业、科学仪器和装置 高技术产品 3522

医药品;382机械设备,不包括电气设备;3845飞机

附录三:变量数据表(1982—2005) 10文档收集于互联网,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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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0.125 0.102 0.209 0.305 0.167 0.294 0.389 0.242 0.13 0.215 0.337 0.567 0.413 0.296 0.171 0.159 0.105 0.08 0.112 0.064 0.078 0.136 0.159 0.145

0.026 0.028 0.043 0.046 0.032 0.041 0.035 0.016 0.036 0.065 0.037 0.028 0.014 0.009 0.017 0.012 0.005 0.006 0.018 0.011 0.02 0.027 0.033 0.03

0.009 0.323 0.103 0.283 0.607 0.158 0.265 0.226 0.007 0.138 0.26 0.365 0.361 0.265 0.16 0.137 0.167 -0.008 0.04 0.048 0.084 0.225 0.26 0.234

-0.095 0.023 0.179 0.35 0.48 0.373 0.543 0.204 0.266 0.325 0.402 0.247 0.214 0.185 0.074 0.157 -0.044 0.026 0.236 0.065 0.255 0.244 0.345 0.145

0.079 0.088 0.062 0.03 0.022 0.036 0.061 0.067 0.064 0.058 0.07 0.085 0.091 0.103 0.114 0.12 0.123 0.129 0.135 0.133 0.131 0.142 0.147 0.144

0.204 0.227 0.254 0.21 0.266 0.255 0.278 0.266 0.272 0.291 0.351 0.336 0.361 0.422 0.478 0.511 0.509 0.585 0.611 0.677 0.716 0.744 0.767 0.801

0.19 0.195 0.192 0.164 0.157 0.154 0.157 0.16 0.155 0.02 0.163 0.15 0.176 0.164 0.166 0.178 0.181 0.189 0.191 0.194 0.204 0.205 0.196 0.188

0.102 0.11 0.125 0.159 0.182 0.188 0.195 0.19 0.183 0.178 0.184 0.203 0.218 0.222 0.225 0.238 0.258 0.309 0.385 0.487 0.573 0.738 0.955 1.151

1.203 1.183 1.207 1.228 1.206 1.159 1.08 1.043 1.039 1.061 1.105 1.129 1.162 1.218 1.313 1.408 1.437 1.434 1.392 1.384 1.367 1.356 1.348 1.344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年鉴》、《福建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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