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再解读

“学而优则仕”再解读

“学而优则仕”既是孔子倡导的重要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它的提出是春秋时期治国理政、选贤任能和各学派以其学说救治社会的需要，透射出士君子的担当情怀、伦理追寻、能力要求以及平等观念。对其的功利性误读、对时代背景把握的缺乏，使对这一理念发生了曲解。当然，这一理念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在把握“学而优则仕”真正语义的基础上，发扬其所透射出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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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功利主义思想日渐流行，对“学而优则仕”的理解出现了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曲解或误读，“学而优则仕”的本真内涵逐渐消解，如有学者指出，“学而优则仕”现象近几年来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愈演愈烈。被曲解了的“学而优则仕”的内涵成为许多学者心中的价值取向，名利之风逐渐取代科学精神。 ① 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对“优”字的误读，对“学而优”与“仕”关系的混淆，使得“学而优则仕”所表达的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逐步地转变成为了个人本位的教育价值观。 ② 这就使“学而优则仕”原本具有的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非但没有得到体现，反而被予以消解，使这一价值观充当了某些人争权夺利行为的思想支持与保护伞。因而，对“学而优则仕”进行历史性的再解读显得非常必要。本文拟从“学而优则仕”提出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其本质含义及其所投射出的知识分子具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并对“学而优则仕”的误读进行反思。

一、“学而优则仕”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

“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是孔子重要的教育思想，也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既是春秋时期治国理政、选贤任能的需要，也是各学术流派彰显其学说、救治社会的需要。

其一，春秋时期选贤举能的需要。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各诸侯国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提升自己的国家实力，贵族世袭参政体制被打破，原本几乎没有参政机会的庶民阶层有了参与决策的机会。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选贤任能需求与治国理政的需求密切相联。

其二，各学派救治社会的需要。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问题频繁出现，各学派都积极寻找救世良方，以重建政治秩序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儒家提出建立“仁”与“礼”相辅相成的理想社会制度 ③ ，道家提出“无为而无不为” ④ 的政治理想，墨家提出建立“兼相爱，交相利” ⑤ 的理想社会，法家主张“上法而不上贤” ⑥ ，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来管理社会、统治人民。

“学而优则仕”理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被诸侯国君接受， 孔子要弟子学而优则从政，以实现其政治抱负。孔子较早地看到了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尊贤”“举贤”的主张，把对人才的认识提升

到了理论的高度。因此，他积极主张统治者要“礼贤下士”，要“举贤才”。而“贤才”不是天生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学习而来的，“学而优则仕”就是要通过教育造就一批贤良之士。所以，孔子创立私学，培养既有从事政治活动才能和理想的良士，又有高尚道德修养的贤才入仕从政。而各学派为彰显其学说以达到救治社会的目的，也都寄望于自己的弟子实现其政治抱负。因为，在当时看来，通过“学而优则仕”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诉诸现实似乎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二、“学而优则仕”理念透射出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追求

其一，担当情怀：“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学而优则仕”反映了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和担当情怀。孔子的学生子路道出了“出仕”的目的：“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⑦ 孔子认为，求仕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得个人富贵，而是“志于道” ⑧ 。“道”是孔子思想、理论活动的最高目标，如“君子谋道不谋食” ⑨ 、“君子忧道不忧贫” ⑩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 ，坚持“道”从而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倡的担当意识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它要求一个人不断地完善道德人格，进而承担起社会责任。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都是在延续孔子“学而优则仕”的现实担当情怀。

其二，能力要求：“君子病无能焉”。孔子提倡人才应是德才兼备的人物，“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体现了“学而优则仕”对“仕”的能力要求。孔子认为，从政至少要有知、言、辩、察的基本素质。“知”是知人的能力，如樊迟问知，子曰：“知人。”如何知人？孔子說：“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只有真正地“知人”，才能择机“事人”“举人”，也才能善于用人。言，是指语言表达能力，包括语言表达的方式方法，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反对花言巧语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

辩，是指思维辩论的能力。即“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察，是指观察、分析能力。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因此，儒家对出仕者提出的能力要求是较为全面的，这也正是君子从政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素养。

其三，伦理追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学而优则仕的优，还包含对仁的这一伦理追求，孔子认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是“仕”所不可缺少的品质。孟子通过发展“仁政”思想，进一步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治理国政的重要性。他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要为政者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可见，“仕”若不“仁”，则不能为“仕”。这即是“学而优则仕”这一价值观的核心。其四，平等观念：“人皆可以为尧舜”。平等观念是学而优则仕中学的平等观。孟子提出“尧舜与人同耳”，“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的平等观念，主要体现在“性相近”和“有教无类”思想。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对贵族阶层天赋高于平民的认识的质疑，它强调后天习染和教育改造人的重要作用，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知识水平。因此提出“有教无类”，给平民以平等的教育机会。“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少数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扩大了受教育对象，使那些愿意学习而且在学力、经济条件和时间上又允许的人，不论贫富、贵贱以及“国别”，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

另外，“因材施教”也是孔子实现教育公平平等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方式。“因材施教”是指孔子善于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如资质、性格、能力、心理特点、兴趣、思维状况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因材施教”的教育发展观促使出仕之人各有其才能和特长。因此，“因材施教”体现了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尊重，“因材施教”实际上就是在坚守“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基础上，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和现有水平，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最佳的教育与发展，这是孔子在教学中践行的基本教学原则。一部《论语》，多处记述了孔子采用因材施教的原则与方法。

总之，“性相近”隐含了孔子的人性平等思想，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认识前提，“有教无类”彰显了孔子教育公平的出发点，“因材施教”体现了孔子对学生的尊重，这些体现于“学而优则仕”的价值理念之中，使人人都可以通过“学”而为尧舜。

三、对“学而优则仕”价值理念产生的曲解或误读

对学而优则仕思想之所以会产生误读或曲解，大致有如下两方面原因。

1.对“不仕无义”缺乏正确理解所造成的误读

春秋末期，孔子为了实践其救世思想，主张积极入世，这一思想对其弟子是有影响的，子路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的“不仕无义”，是指君子必须“出仕”而“入世”，不能“不仕”而“避世”，即“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子路所认为的“不仕”是以不想玷污自身而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代价的。今人往往对“不仕无义”的概念进行简单化地判断，只理解到此概念的外壳和表皮，并未顾及其生成的历史背景和蕴涵的积极入世弘道情怀，因此造成对这一概念的误读。

其实，子路“不仕无义”的思想，是对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超越，有两方面内容，其一，“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其二，不论“道”是否行得通，君子都不该隐居。悲观厌世，放弃人际大伦和重大原则，就是不尽个人应尽之责。因此，“盖道不能行，而仍当行道，此即君子之义也。君子知道明道，乃君子之天职;若使君子而不仕，则道无可行之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说：“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不仕无义”，君子学成德才兼具而不出仕弘扬道义、匡扶正义，那就是不讲道义;尽管早就知道“道”行不通，君子还是应该履行义务，出仕以弘扬道义。这才是“学而优则仕”体现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不仕无义”作简单化的、肤浅的评判，乃是缺乏历史性深邃的误读。

2.“官本位”价值理念抽去了“学而优则仕”原本的价值精髓

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体现了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强调了个人的修身是为了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这就把个人的存在价值同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价值观焕发出强烈的入世精神，催生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激起了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的无穷热情。思想家们并不仅仅把入仕看作个人谋生的手段，而是把办好国家的事情、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放在了首要位置。正如孔子认为，君子应择有道者仕之;在发现执政者无道时，应敢谏敢犯;对方不听，则急流勇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绝不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也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种主张成为“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从”和“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等名言的滥觞。

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学而优则仕”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然而，后世却把它异化为了读书做官论，尤其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行，使“仕途”的飞黄腾达成为“学优”的目标。“学而优则仕”之“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立身，而是为了“仕”，为了功名利禄，即“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体系里的“内圣外王”之学，已经成为在科举制度下士人登入仕途的门径，致使原本以社会价值为本位的“学而优则仕”畸变为庸俗的官职崇拜的“读书做官”论。

四、“学而优则仕”价值理念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1.“学”的范围主要局限于伦理道德本身

孔子在“学而优则仕”中非常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强调个人学问和道德修养达至“优”的情况下，方能出仕。因此可以说，“学而优则仕”中“学”的范围主要是伦理道德。

孔子认为，教育内容应该包含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而以前者为重心。《论语·述而》有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又分为道德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孔子所说的文化知识教育主要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传授“六经”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修己治人之道，学“文”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仁”，以“仁爱”之心施政于民。也即是说，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从而达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就圣贤人格，并由内圣达到外王。而“行、忠、信”则均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由此可见，孔子“学而优则仕”中“学”的范围基本上属于伦理道德。当然，孔子的教学也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含有一定的实学性质，但这些也都是围

绕着伦理道德而展开的。尤其在孔子编订“六经”之后，“六经”的学习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彰显出巨大价值的同时，也使教育教学内容长期局限于伦理道德的范围之内。到了宋代，理学家们纷纷借重书院，大力阐扬儒学的伦理思想且把它上升至本体论高度，进行严密的学理论证。他们共同的办学目的就在于接续道统、扶持纲常以再倡儒家“为己之学”，以及“由己及人”的圣贤人格。因此，儒家原典“四书五经”以及历代史学成为各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这其中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理学家们以厚重的历史使命感援佛入儒、援道入儒，在儒释道合流的基础上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学阶段，使儒学在佛、道（尤其是佛教）的猛烈冲击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但是，理学家们尤重经史之学，甚至把道统传授和伦理本位当作某种永恒不变的教条。

然而也应当看到，孔子就伦理道德这个范畴所涉及的知识而言，还是比较广泛的，“六经”涉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主要经典及人文社科范围。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学习是在人文主义这一大框架下所实施的通识教育。当代新儒学的著名代表唐君毅先生就说：“《诗》属文学艺术;《礼》属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制度;《书》属政治、法律、经济;《易》属哲学宗教;《春秋》即孔子以其文化理想所以裁判当世，垂教当世之教育法律也。”“而孔子则统六艺之文化于人心之仁。以后中国儒家论文化之一贯精神，即以一切文化皆本于人之心性，统于人之人格，亦为人之人格之完成而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内容在人格的培养方面，即令在当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与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教育内容中缺少的、被忽略的往往是“草木艺能之学”，即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就不能不产生历史的局限性。在中国教育史上，不少朝代的专门学校设置了一些实用性的课程，但是从总体上看，实用性的思想和学科在历朝历代的学校教育中均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远不能与经学同日而语。不过，需明确的是，中国传统教学内容强调以伦理道德为宗旨的经世之学，本身并无错误，而只是一种局限性，如前所述，其价值毋庸置疑。

2.对政治的过分强调导致士人对权力的某种身份依赖

关于中国传统士人对权力的身份依赖、对政治的依附，要从“学而优则仕”产生的时代背景说起。这应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方面，春秋时期士人“济世救世”的道路没有其他选择，甚至其唯一的路径就是从政，儒家从为政者的立场和视角出发，目的是为其提供更好的“治民之术”，而且这个立场甚至被上升到了“义”的高度。充分体现出了当时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社会责任感、担当意识及弘道济世精神。“学而优则仕”就是这种政治思想的体现。但另一方面，这也几乎成了历代知识分子与政治关系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恰恰是在寻求与政治的结合中，在力争”出仕”而实现其抱负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与为政者形成了某种较强的身份依赖。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理解孔子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追寻政治、积极出仕的抱负和品格，那么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一过程中所自然伴随的传统士人缺乏独立性、对政治具有较强依赖性的负面因素。

郑永年认为：“中国古代到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群体，而是一个依附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刘中建认为：在古代中国，专制王权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统摄

力，任何参与政治的社会力量都必须以王权的依附者的身份及形象出现，儒士亦然。而事实上，思想文化资源又是王权无法完全垄断的，它为现实政治提供了合法性论证，提高专制王权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水平。因为这些资源是被以儒士为主体的知识阶层掌握的，所以儒士与专制王权之间存在这种相互“需要”。儒士在经济、政治资源方面的缺乏决定了他们必须依赖王权而生存，其政治理想亦必须依靠王权才能实现;拥有王权者又必须依靠儒士所掌握的知识来实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论证及庞大帝国的有效管理。教化是王权对社会实现有效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教化的工作主要由儒士来完成。

正是士人对权力的某种身份依赖，缺乏独立性，使传统知识分子对有权阶层抱有较大幻想，把实现其理想抱负的期望往往寄托在他们身上，这就往往免不了会造成使理想变成了幻想的结局。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诸侯宣传自己的主张，却失败而归，正是有力的说明。再者，这种较强的身份依赖，也往往易导致后世对“学而优则仕”本真含义的摒弃或曲解，使“为官而官”“官本位”的恶劣风气肆意滋长，给社会、民族、国家带来相当大的危害。

五、结语

综上所述，“学而优则仕”是春秋时期社会大变动的产物，是合乎历史潮流、重视知识价值、任人唯贤和否定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进步主张，也凸显出了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济世弘道”“厚德载物”“心系天下”的入世精神和担当情怀。当然，孔子和历史上任何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一样，都不可能不受到自己时代和阶级条件的限制。但孔子的杰出之处在于，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打破千年以来世袭罔替的亲亲、尊尊、贵贵的世卿世禄制度，提出并推行了从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中选拔官僚的主张，创导了我国历史上“任人唯贤”的思想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对我国古代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这一思想也使忧国忧民、济世弘道、匡扶天下的情怀与担当精神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有的人格特征。因此，“学而优则仕”的贡献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因而是不容忽视的，也是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的。

注释

①刘尧：《“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异化之殇》，《教育与考试》2010年第3期。

②张晓青：《论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取向》，《衡水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孟子·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82、187页。

④《老子·第三十七章》，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介》（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3頁。⑤《墨子·兼愛中》，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上》，中华书局，2006年，第156页。

⑥《韩非子·忠孝》，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第741页。

⑦《论语·微子》，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94页。

⑧《论语·述而》，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66页。

⑨⑩《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66、166、164、168、165、161页。

《论语·泰伯》，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81、79、81、79、81页。

《论语·里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6、35页。

《孟子·尽心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81、298页。

《岳阳楼记》，载《范文正公文集》（第八卷），北宋刻本（第二册），第80页。

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连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下〉》，中华书局，1982年，第664页。

《论语·颜渊》，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29页。

《论语·为政》，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6页。

《论语·学而》，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页。

《论语·季氏》，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75页。

《论语·公冶长》，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44页。

《孟子·告子下》，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255页。

《论语·阳货》，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79页。

《论语·微子》，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94页。

钱穆：《孔子传》，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荀子·臣道》，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251—252页。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上卷〈上考功崔虞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3页。

唐君毅著：《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徐海娜采访文：《郑永年：儒家都是公知而非真正知识分子》，《学习时报》2013年7月13日。

刘中建、薛玉华：《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 Good Scholar Can Become an Official”

Li Shenshen Li Xiaoni

Abstract： “A good scholar can become an official”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idea of Kongzi， and reflects the political ideals “Neisheng-Waiwang” of Confucianism. Presenting the idea was the demand for administering a country， appointing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merits， and rescuing society by the schools′ doctrine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idea projects the gentlemen′s undertaking affectionateness， moral aspiring， ability requirement and equality concept. The understanding of utilitarianism and the lack of grasp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have misinterpreted the idea.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is idea also has som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But， this can not obstruct us to promote the spritu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pursuit reflected by this thought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its true meaning.

Key words： a good scholar can become an official; Confucianism; historical re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