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拿来主义”

任庆伟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较为集中的时期有两个：其一，是五四前后，就是鲁迅先生倡导“拿来主义”一词的时期。与以往历次的文化革新不同，这次新文化的倡导者对旧文化几乎彻底发生了怀疑，传统中国似乎“老旧”得只剩下了小脚、八股文和染缸似的大家庭，“全盘西化”因此一度一呼百应。可是没过多久，新文化的过分年轻、稚拙就让不少人大失所望，胡适的“两个蝴蝶”儿几乎成了笑谈。于是人们发现，一味地模仿西方文化是学不来的，离开人家几千年的根基，这种模仿只能是呀呀学语。针对三十年代这种“发扬国光”的复古潮流，鲁迅提出了他的“拿来主义”。不过鲁迅的拿来主义与五四运动时期的一味模仿不同，他的拿是有选择的拿，为我所用的拿，不亢不卑的拿。“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拿来主义也未尝不可。很多人知道鲁迅的“拿来主义”主张，但“拿来主义”的真正思想内涵有多少人真正体味到，和真正身体力行了呢？

一

“拿来主义”被鲁迅先生，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马前卒，提出已逾一个甲子，在新文化的洗礼下，中国人逐渐摒弃了传统的恶俗和陋习，长辫、小脚、“之乎者也”已经成为了过去，似乎这一切都表明：鲁迅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为国人所接受了，甚至和孔夫子的思想一道融进了国人的骨子里。但情况是这样吗？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洋烟、洋火、洋车、洋灰„„，逐渐取代了旱烟、燧石、徒步、土泥„„，象征着进步的中性笔、钟表、西装、电脑„„纷纷得到了普及，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进了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物质水平极大提高、精神文明程度不断深化。

但，从激进主义的角度来看：比老外还黄的头发、不能再短的裙子、公共场合满地的烟头、娇艳欲滴而又国骂频出的性感小嘴„„，也正在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整个青年、少年甚至童年的一代人，庸俗、低俗、媚俗、色情、暴力„„，让国家、社会、家庭扼腕叹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的新问题正在不断地凸显出来。

二

物质的丰富、精神的提高我们姑且归功于“拿来主义”，但与精神层次严重不相称的物欲难道也是鲁迅先生的“罪过”？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些问题是新时期涌现的新情况，不如说是朝花夕拾，是旧事重提，是新文化过分年轻和幼稚倾向的死灰复燃、粉墨登场与“返老还童”。这些问题，如果细究起来，一部分原因是源于骨子，另一部分则要归咎于环境。

首先，是“非左即右”的假中庸。中国人讲求“不偏不倚”乃“致中和”、“万物育焉”的精神境界，中庸之道似乎成了孔孟之道的代名词，几千年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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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庆伟（1983—），男，河南商丘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理论与方法。

思想的熏染，人们似乎觉得外圆内方的中国人，是不走极端道路的，可现实却并非如此。右倾投降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和“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革命、中国政治和中国经济，如今又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从鸦片战争的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打开门户，种种思想的冲击，“造就”了一大批的盲目排外者或全盘接受者，这正是假中庸的恶果。这是骨子里的问题。

其次，是重物质轻精神的伪道学。小平同志语重心长的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都要硬地抓，这话不是未雨绸缪的预防针，而是迫于现状的强心剂。改革开放之初精神文明的贫乏问题已经凸现出来，可如今物质与精神的不相匹配问题更是严重。说的严重些，我们的物质文明已经到达了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境界，而精神文明却没有比我们茹毛饮血的祖先走的更远，人欲横生、物欲横流，取代了父慈子孝、尊师爱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也是骨子里的问题。

再次，是一蹴而就式的急功近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具有人类范围的普遍性。体现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叫做先吸收，后消化。不管我能不能接受、可以不可以接受，接受再说，只要是我表面上看着是好的。这是有悖于生物发展机理，有悖于新陈代谢基本规律的。这同样也是骨子里的问题。

复次，是邯郸学步式的崇洋媚外。邯郸学步说的是一个燕国人看赵国人走道姿势很帅，就去邯郸学习，结果不但没学会，还把自己走道姿势给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国了。上纲上线的说，这位燕国帅哥是个典型的崇洋媚外者，在他看来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月亮就是外国的圆”，几千年了，这位燕国帅哥的“后代”真可谓人丁兴旺，而其追随者更是俯拾皆是。就拿当代青年来讲，他们对洋货、对名牌是顶礼膜拜、趋之若鹜，殊不知这样的结果是不会比燕国帅哥好到哪去的。

总之，不管是骨子里的，还是环境冲击的，归根结蒂，还是“人”的问题。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呐喊＞捷克译本序言》中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后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在中国的影响却依旧深远，希望鲁迅先生真正的“拿来主义”能被国人所认识、接受和潜意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