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下的宋代改革

宋代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代，又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制度发生大变革的时代。在精神文化方面，既有体现于士林中的反传统精神，又有体现于政治现实中的变革自强精神，变革自强来源于忧患意识。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北宋为了“富国强兵”，南宋为了“救

亡图存”而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改革。

作者简介

张熙惟，1954年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的讲课稿。有删节。

两宋时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时代特征。宋代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代，又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制度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的转型时期。尤其是在精神文化方面，既有体现于士林中的反传统精神，又有体现于政治现实中的传统的变革自强精神，充分显现出宋代精神文化总结前代、开拓未来的时代特色。这种时代精神不仅直接推动和影响着宋朝自身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与影响着元明清诸朝的社会发展。

一、忧患意识与变革思想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较早形成的一种基本精神，在先秦元典文化中，即充凝着元典作者胸抱哀苦、志报国家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并在此后的时代里，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深体民瘼，洞察时艰，或忧君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痛苦，或忧道学之中绝，莫不表现出那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情怀。忧患意识也哺育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杰出人物而使之成为中流之砥柱和大厦之栋梁。

基于忧患意识发展形成的变革自强精神更成为中华民族又一基本精神，变革理论也成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为一代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继承弘扬，并见诸于社会实践。其中两宋时期就是中国古代忧患意识和社会变革思想得到弘扬发展并付诸政治实践的典型时代。

宋代忧患意识的突出表现，是当时士大夫官僚们反复论述的“内忧外患”。

何谓“内忧”？在两宋时期实际上是指使王朝统治者深感担心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对王朝政治统治的威胁。其一是指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威胁，其二是指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威胁。

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威胁君主集权统治的又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割据势力，一方面是朝廷的异己力量。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同时地方藩镇势力也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主要力量，所谓“百年之忧，一朝之患”。故从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改革起，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为了削弱地方势力，防止藩镇割据势力的形成与增长，而采取了改革地方行政体系，收归地方财权、军权、司法权集中中央等措施。著名的改革事件在北宋初期有解除节度使兵权的“杯酒释兵权”，在南宋初年有解除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之军权的举措等，其实质就是宋朝最高统治者担心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朝廷内部对王朝统治形成威胁的异己力量实际上主要来自于皇族内部。因为自古代以来，在皇位的继承、君主的选立上，一直存在着相当激烈的明争暗斗，其中还不乏为了争夺君位而父子相残、兄弟戮杀以及嫡庶争储、叔侄夺嫡的血腥屠戮事例，因此，宫闱内部的这种争夺便成为威胁王朝君权稳定的重大因素。在北宋初年即发生了“斧声烛影”的事件，使君权继承本由父死子继而变成兄终弟及。当然威胁皇权的还有朝廷权臣，从北宋初年起削弱宰执之权的政治改革，实际上也是维护君权稳定的重大举措。

使王朝统治者感到忧患的“内忧”，还有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即广大被统治阶级。自古代以来，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广大劳动群众反抗政治奴役、经济剥削的阶级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而且常常演化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形成农民战争，这自然是对历代王朝统治的重大威胁。同样，在两宋时期被统治阶级称之为“盗贼”的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和农民起义，也异常的频繁和激烈。据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至少在400起以上，其他形式的反抗斗争更是层出不穷。而且在宋王朝统治还未完全得到巩固的初期，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川蜀地区的农民

起义，更为宋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尤其令统治者不安的是，各地农民起义又常常与宋朝军队大大小小的兵变相呼应，使宋朝统治者倍感内外的压力。

何谓“外患”呢？则是指来自于两宋时期先后与宋王朝并立的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党项族建立的大夏政权、女真族建立的大金政权以及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对宋朝政权的外部威胁。虽然在传统上视宋政权为正统的统一政权，但实际上两宋政权自始至终没能“一统海内”，而同上述几个由少数民族相继建立的强大政权以及大理、吐蕃、高丽等政权并峙共存。因此，从北宋初年起，宋政权就面临着如何维护国防安全、防范诸少数民族政权入侵的问题。尤其是在与辽、夏、金、元诸政权的长期对峙或战争冲突中，宋朝又往往处于下风，在军事上败多胜少，因此引起宋朝统治者极大的不安和担忧。而在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患”之中，宋朝统治者最惧怕的又主要是来自北方的威胁，即如当时人如苏轼所说：“西边患少，北边之患大。”其实，宋辽对峙的一个半多世纪中，除了前40年有过几次较大的战争冲突外，其余的时间，尤其是自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实则进入一个达百余年之久的相对稳定时期。

对以上所述之“内忧”和“外患”，宋朝统治者表现出极大的担忧，而且在如何对待“内忧”和“外患”两方面的威胁，宋王朝更注重“内忧”，正如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所说：“臣窃见近日四方盗贼渐多，凶锋渐炽，扑灭渐难。„„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但更多的论述和认识却是对宋朝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及其社稷安危而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最有代表性的如范仲淹所表露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观，他自己曾说是“进亦忧，退亦忧”，时刻不忘“进危言于君亲，蹈危机于朝廷”，明显地表现其忧患精神。又如南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之言，也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正是基于这种普遍而突出的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官僚倡导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改革呼声也就接连不断，展现出一种求变革、求发展的变革进取精神，由某些个人表达的改革思想也逐渐演进为一种时代思潮，可举以下诸代表人物及其改革思想为例：

其一，王禹偁的改革思想。王禹偁被公认为是宋代改革史上倡导改革的先驱性人物。他不仅主张文化思想尤其是文学上的改革，是倡导文体革新的先驱，更主张政治上的改革。王禹偁进士及第后，从县主簿一直官升至翰林学士兼知制诰，多次上书朝廷，主张变法，倡导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于太宗端拱二年（989）在右拾遗、直史馆任上向朝廷提出的《御戎十策》，全面提出了其外任其人、内修其政的改革主张。此后又上疏提出“谨边防、通盟好、减冗兵、并冗吏、艰难选举、入官不滥、沙汰僧尼、荣大臣、远小人”等改革主张。可以说，直至王禹偁晚年去世，他都一直坚持改革的立场并不断提出某些改革主张，充分展现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变革思想。

其二，范仲淹的改革思想。范仲淹是北宋前期较早提出改革并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力主将其改革思想付诸实践的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自幼有着“读天下书，穷天下事”，“慨然有志于天下”的抱负。在其步入政坛后，大力提倡政治改革，刷新政治，尤其是其变革思想有鲜明的特色。他发挥《易经》的通变哲学思想，主张为政要“思其道则变而通之”。认为历代政治在其过程中总不免产生弊端，唯有变通方可久安，指出“历代之政，久则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他还认为变革要防微杜渐，救弊须要及时，若“朝谋而夕行，庶可济乎？”当然，他也从维护封建社会伦理纲常的根本目的出发，认为变革是具体制度和政策的改革，而帝王名器、君臣纲常是不能改易的。虽然这表现出范仲淹改革思想的某种程度上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在政治上将其变革思想付诸实践的精神却是令人称道的。 其三，李觏的改革思想。李觏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虽然他在政治上是落魄的，但其政治改革观却为时代的佼佼者，他因此也成为北宋前期改革思潮中的先驱式人物。他不仅主张通变，而

且提出要“适时之变”，要观变待时，要见微知著，见机而作，否则，当变而不变或变而不合时宜，就会积弊愈深而导致政治危机。他在其著作中也论证了宽猛相济、文质相救作为君主政治一般法则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当时的政治弊端进行了无畏的批判与揭露，同时针对这些时弊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主张。此外他还在其他方面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在当时难以付诸实践，但却鲜明地反映了其倡导全面改革的思想，使之成为当时在野士大夫中杰出的改革派代表，并与在朝改革派范仲淹等人相呼应，掀起了北宋前期变革运动的高潮。

其四，王安石的“改易更革论”。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更是变法运动的改革家，是宋代改革论者的杰出代表。王安石的改革思想源于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以及具有进化意义的历史观，建立在对宋代现实政治的深刻认识之上。他继承发展了古代老子等人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按照“新故相除”、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发展变化着的，而且这种历史的发展是今胜于古。王安石认为，世必有革，革不必然。但变革要从实际出发，“贵乎权时之变”，反对因循守旧。他认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他提出要在“法先王之意”的原则下，实施适应时代需要的变革。他认为“方今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因此，损益更革是救弊之道，因循守旧是自取灭亡。当然改革也要“合乎先王之政”，

改革主要是改革现有“法度”即有关的法令、政策、方针、措施的制定等等，所谓“变其末，不变其本”，是“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更要“视时势之可否”而变革，即改革变法要善于把握时机，“待天下之变而变”，果断地“因其变而制其法”。而且他还提出，帝王是能够“创法立制”、移风易俗的“圣者”，认为帝王是改易改革的主体和依托，要依托帝王“立善法于天下”，“立善法于国家”。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安石明显地表现出了依靠皇帝权力整顿现有的官僚机构，制定能够适应和对付当前局势的法度，利用朝廷的

力量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宋王朝政治统治的改革思想。

其五，叶适的改革思想。叶适为南宋前期反对空谈性命、提倡功利之学的著名思想家，是南宋“永嘉学派”之巨擘，也有着明显的改革思想。叶适有着古今异时、以法立国的历史发展观和法制思想。他认为：以封建之制确立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县而治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也。叶适也有着反对泥古、提倡变通的改革观。他认为由于各个时代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主张和观念也应该随时变化，泥古之道是行不通的。他对传统观念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儒家及其古代的经典文献，都提出疑问和非难。尤其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观念和说教之上，而是针对南宋的社会现实状况，提出了一整套改良鼎新的主张。

其六，朱熹的改革思想。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被时人公认的理学大师。在宋代理学的政治学说中，对传统的经权、损益、革命说有着充分的论述，认为“经权”是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策略选择的一般方法；“损益”是制度变革的基本指导原则；“革命”是革故鼎新的激烈方式。同时对儒家学说中的中、中和、中庸等政治思想有许多发挥。朱熹对经权、中和等思想也有着丰富的论述，体现其鲜明的变革思想。依据时中、常变、经权的哲理，朱熹在政治上也提出要顺应时势进行政治调节，对现实政治弊端也进行了批评。朱熹的改革思想虽然是改革思潮中的代表思想之一，但其改革思想的主流是渐进论，与前述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激进改革论是有明显区别的。

从上举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思想，再结合对两宋时期士大夫官僚群体及其有关思想主张的综合考察，可以说，在政治思想方面，基于对家国天下的忧患意识，除旧布新、倡导改革的变革思想获得普遍认同，改革变法思想成为这一时期众多士大夫和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共识，因而也涌现出许多前赴后继而大力呼吁变革、主张改制、倡导变法的一代代改革者及其改革变法的实践者。

二、富国强兵与救亡图存

宋代的改革，概而言之，从时间上来说，主要有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实际上每个时期又可细分为若干个各具时代特征的不同阶段；从内容上来说，可统称之曰社会政治改革，实则包括官制、兵制、法制、行政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的变革；从性质上来说，各项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完善体制、改良社会运行机制而进行的，但就两宋不同时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及其主要动机特色来说，北宋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富国强兵”，南宋时期的改革主要是“救亡图存”。

以兵变的方式推翻后周政权而建立政权的赵宋王朝统治者，为了避免成为五代以来的第六个短命王朝，自建国伊始，便借鉴唐末五代以来皇权衰微不振以及“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历史教训，针对“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社会痼疾，实施了从政治领域、军政领域以及社会经济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通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方式，以求得王朝统治的巩固和长治久安，其中又尤以军政改革为首要任务，为其诸领域改革的重点。

北宋前期的军政改革，首先为根除“腹心之患”而变革中央禁军的领导权。宋太祖即位后的第二年七月，便通过和平的方式，解除了位高资深的宿将们的禁军统帅之权，而“更置易制者”，这就是为后人称道的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之后，在制度上实施进一步的改革，确立由鼎足而立的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的统兵体制，三司合称“三衙”，负责军队的训练、番卫戍守以及迁补赏罚。但军队的调发权，则设立枢密院掌管。使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两者互相制衡、互相牵制，以防患于未然。又改革御兵之制，本着“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原则，以殿前司统率的最精锐的禁军部队驻防京畿地区，而以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统帅的部队分屯地方，“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同时创禁军“更戍之法”，即严防骄兵难制，“惩创其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或三年一戍）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还设以“阶级法”为主要内容的军法军纪，并严禁军中结社，对违禁者实施严惩。 北宋前期政治制度的主要改革，在中央中枢领导体制方面，则是围绕削弱分割相权、加强提高皇权而展开的。如设枢密使以分宰相之军权，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行政权，设三司以分宰相之财权等等。在地方行政体制方面，则是围绕强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分裂割据因素、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及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而展开的。

同时，北宋统治者也在经济领域进行相应的改革。如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从财政上斩断藩镇割据之源，采取了收地方藩镇财权的诸项措施。其中主要的措施是确立由转运使、通判总揽地方财权的制度。太祖乾德二年（964）还直接诏令确定“上供”之制：“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这些改革极大地加强了宋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统一的政治局面。

但由于宋朝统治者在此后的改革中，“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已实施的某些统治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日益形成所谓“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冗”局面，使宋王朝日益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为此，有识之士不断提出变法的主张，呼吁进行新的改革，遂形成以庆历年间“庆历新政”和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北宋中期变法革新运动的高潮。 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围绕“富国强兵”而展开。虽然改革在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和宋仁宗的动摇退缩下中途夭折，但却激励着士大夫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使此后个别、局部改革的细

流终于汇成变法运动的汹涌波涛，形成了两宋时期最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农业经济到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诸领域，从城镇到乡村，实施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改革，先后制定和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免行钱以及变革科举制、发展学校教育等一系列新法，增强国力，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改革吏治、增强国力、加强军备为中心的变法改革运动，对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王朝统治，产生了重大作用，对封建经济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节、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南宋政权建立后，打着“中兴”的旗号，围绕着“救亡图存”先后实施了若干社会改革，主要的改革亦集中在南宋前期高宗、孝宗两期。如在政治上，为了组织有效的抗战，巩固新建政权，南宋统治者对北宋后期事权分散、行政效率低下的官制进行再次改革，统一事权，省并机构。在中枢权力机构上的重要变革，是改三省鼎立分权为三省趋于合一，中书、门下两省机构合并，且宰相多兼枢密院长官，合军民之政为一。到孝宗时期，宰相名称也改为左、右丞相，沿用至宋亡而未再变。省并机构如把国子监、鸿胪寺、太府寺并入礼部，把宗正寺并入太常寺，把太府寺、司农寺并入户部，罢设秘书省、翰林天文局等。到孝宗时期，原有的九寺、五监仅剩太常、大理、太府、司农、宗正、国子等寺监。同时围绕加强中央集权亦进行了地方官制的变革，如设诸路安抚使司、总领所、制置使司、宣抚使司、都督诸路军马等机构官职。在军政上，改革原有统兵体制，以御营使司取代原“三衙”统兵体制，还设楚州、建康、鄂州、利州四管领所，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与监督。尤其是由宰相和执政分别担任御营使改变了北宋宰相不掌兵、政权与军权分立的成例。在财政上，则是扩大中央财政，通过设立经总制钱、月桩钱、籴本钱、折帛钱等名目，把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纳入中央财政。孝宗时期还重点实施“理财备战”的措施。这些变革，稳定了南宋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南宋抗金的基础，但并没有因此完成恢复中原的大业、实现其恢复之志。

此后的南宋朝廷，继续为北伐抗战而不断革新政治。先有宁宗时期韩侂胄的政治改革与开禧北伐，继有理宗时期的“端淳更化”，最后有贾似道的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随着南宋政权的日益腐败，也愈来愈偏离富国强兵和救亡图存的初衷，即如南宋末期的改革完全变成了聚财。因此，改革并未使南宋“中兴”，虽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南宋覆灭的进程，却最终没有避免其走向灭亡，这也是南宋改革的最后结果。

三、基本评价与经验教训

基于两宋时期错综突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宋朝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摆脱困境，充分显示其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忧患意识，这是古代以来忧患观念在宋代的发扬和广大，更是如范仲淹、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章惇、宋孝宗赵昚、韩侂胄等一批改革家和政治家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挫而复起、穷且弥坚而力主变法改革的精神支撑所在。他们把时代的忧患、民族的忧患集于一身，在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能挺身而出，不畏贬逐，汲汲于改革变法，其政治操守得到时人的尊重，也得到后人的敬仰。他们有时难以成为中流之砥柱，却也不愧两宋之栋梁。

两宋时期的社会改革，虽有得有失，但总而言之，其效果是显著的。如政治上一系列的改革，奠定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确立了最高统治者与文臣共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建立起一整套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割据局面未再继续出现，对元代的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两宋时期空前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更与宋代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

发展时期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如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两宋时期农工经济与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能超越前代，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也是与这一时期不断改革经济制度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宋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是应同时看到，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成为自宋初以后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因而又使宋代的政治改革呈现出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如在官制改革方面，北宋时期分割臣下事权、加强君主集权的改革，造成了行政机构的叠床架屋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南宋适应新形势的事权集中的改革，却又带来了权臣专政的不良后果。在任官制度的改革方面，实施考试任用法、回避法、定期轮任法等，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减轻官吏腐败等，但如轮任制下官员任期太短却又给地方政治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再如在军政改革方面，变革统兵体制、削弱武将的统兵权以及以文制武等，铲除了武将拥兵跋扈甚至武装割据的根基，有效地防止了再现兵变称王的局面，却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导致了国防积弱的弊端产生。“故宋朝堪称中华文明的昌盛时代，但不是富强盛世”。

尤其是两宋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属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通过国家机器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运行过程中显现的诸多矛盾的局部调整，是封建王朝政权的自救性行为，因此统治阶级内部最高统治者皇帝对改革支持与否，大多数官员对改革支持与否，常常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也正是两宋政治改革的最主要的局限所在，也正是为何大多数改革甚至如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这两次大的改革运动遭受挫折失败的重要原因。总之，宋代的政治改革，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以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壮志和改革精神更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