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它描写了一幅封建末世里各种读书人的群生像，有力地批判了科举制度，讽刺了黑暗浊劣的现实，其艺术特色非常突出，历来广受赞誉。胡适和鲁迅都对《儒林外史》推崇备至，冠以伟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由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在艺术特色上是颇为突出地使用精准的白描手法，刻画出极为传神的艺术形象，褒贬不露而抑扬自在其中，尤其是将讽刺艺术运用得得心应手，几至炉火纯青。

本文无意探讨其艺术得失，只欲就《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科举制度内容作一反思，并结合当今中国的公务员考试热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既指摘时弊，又探究二百多年前的古典作品在今天还具有的巨大的现实意义。

科举制度作为官吏选拔手段，自有其合理性，它毕竟远胜于商周的贵族封建制、秦汉的察举制以及南北朝的士族世袭制，但是在皇权专制的社会，由于专制权力的扭曲，本来用意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会走样。即使科举的考试内容是最高尚的孔孟道德儒学，其选拔的人也会贪污腐败，科举无法解决社会上的根本问题，不然，何以几千年中国老是在王朝更替的怪圈里走不出来呢？

科举选拔出了人才，古代的优秀人物很多通过了科举考试，如苏轼、欧阳修都是进士，但科举也很可恶，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徘徊于门外，悲惨不已。科举之下，利出一孔，平民百姓除了读书做官，几无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实的驱迫和利益的诱惑促使成千上万的学子走上了科举的征途。然而官位作为稀缺产品，总是供不应求的，不能进学和进爵的人，在机会缺乏的古代社会，生活处境通常会很惨淡。周进、范进要不是机缘巧合，老死之日定如蝼蚁一般，可是又有多少人有那份幸运，一个人的幸运，衬托的肯定是更多人的悲剧，范进的前半生不是孤例，像范进那样的老童生不知道有多少。

吴敬梓是那个时代的参与者和记录者，呕心沥血著作的《儒林外史》显然是包含其切身感受的文本。作者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芸芸众生，尤其是其中的读书人，其如椽健笔在反应世态炎凉冷暖无常方面颇具力度。

如中学课文里节选的《范进中举》一节，使用白描手法，通过对中举这个科举制度里关键节点的叙述，前后对比十分强烈，将范进、胡屠户等人的丑态描绘得活灵活现。范进中举之前是个典型的破落读书人，十几年没进过学的老童生，与做田的扒粪的都磕头作揖。老丈人胡屠户不过是个杀猪的，阶级地位不高，可能经济条件要好点，骂他就跟训孙子一般。范进中了秀才，胡屠户也不过提副大肠去贺。然而等到范进中了举人，在胡屠户的眼里，这一向不长进的女婿一下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前倨后恭，实际却是因为范进成了举人老爷。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举人那可是县太爷级的。范进呢，也不淡定，背了许多年的正心诚意，一确知真中了，竟高兴得昏了过去，乃至发了失心疯。若是正常健康的生活，何必如此？所以说范进中举是喜事，整场看上去是喜剧，实际上是悲剧，反映了一个扭曲的环境里无数扭曲的心灵。

二百多年过去了，科举也废除一百多年了，但同样的现象却依然存在，这些年的公务员考试炙手可热，有国考之称。国家的公务员考试每年一次，地方的总在进行，估计全国每年有几百万人参加。提供的职位也不少了，可还是供不应求，海关、税务等前景（钱景）好的职位，竟至上万人报名，令人感慨。大学扩招，如今的大学生早就不稀奇了，高考不再是唯

一的独木桥。大学毕业后怎么办的问题更加突出，考公务员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有所谓考碗族之称。很多人毕业好多年了，不找工作，一门心思考公务员，有的成了，有的还在蹉跎。 若公务员热是由于许多人一门心思要做公仆，要为人民服务，那是顶好的事，也就罢了。偏偏如今的公务员考试，看起来总感觉有些荒唐。与范进所处的农耕时代不同，现在已经是现代了。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考公务员没中国这么疯狂，在那里最优秀的人才都喜欢去企业、研究所或者大学这些需要创新能够为社会产生价值的单位，而不是打破头地争往不产生价值只需按部就班简单工作的国家机关。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阶段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我想显然是当代中国还和古代中国有某些相同的因素，比如权力的拥有者在社会分配中占有更多的优势。 在权力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时候，会有所谓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问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些考公务员的人十分露骨地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工资，他们就是冲着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去的。士农工商，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士人总是优越，周进、范进之流，为了考取功名，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在无聊的八股文中，难道是他们天生热爱？还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动人心，鲤鱼跳龙门，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在看新科进士鱼贯而入时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有权有钱有地位有荣誉，入网也是心甘情愿的吧。

古代的读书人，今天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死穴，就是会因经济不独立而导致人身依附。在《儒林外史》里，有一些作者赞赏的市井奇人，如王冕。他们人格独立，不依附取媚于权力，正如蔡元培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显得鹤立鸡群。吴敬梓甚至看出了经济独立和财产基础对读书人人格独立的重要意义，他写小商铺的老板爱好诗词，经济上无忧，从而与达官贵人和市井闲言保持了距离，保全了个人人格的独立。

但大多数无产无根基的读书人，其进身之阶多是通过考试，科举和公务员考试都是接近权力的途径。权力具有强制性，能合法的掠夺，其分配必然倾向掠夺者本身，若权力不受控制，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公理必然发生作用。公务员是权力的行使者，公务员也是正当的职业，考公务员未尝不可，但当无数人冲着权力的溢价而去的时候，当正常的择业心态被趋炎附势的心理所驱逐时，当权力的贪欲一再地被鼓励时，社会整体的健康就岌岌可危了。

权力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俗语曰仗义多从屠狗辈，负心每是读书人。《儒林外史》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匡超人，从一个纯朴少年变成官场混混，主要还就是体制的原因。在官场里，利害计算比道德戒律的作用要高得多。在当代中国，公务员的整体形象并不佳，负面评价居多，官员腐败消息成了司空见惯的新闻。然而还是有那么多的学子争着去考，着实让人感慨利益诱惑的现实吸引力之大。从个人层面看，《儒林外史》中匡超人中举之后，忘了当年的恩情，只顾自己当老爷。如今一些大学毕业生进公务员队伍没几年就变成了小官僚，开始对亲友同学打起官腔来，不仅可恨，更是令人痛心。两者一样地毫无美感可言。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所描写和批判的科举制度及其下的文人状态与现今的公务员热有着现象和形成原因等多方面的相似，数百年前的这部作品对我们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