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何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迄今为止我们的教科书中，马克思学说一直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这在一定的限度内——即马克思学说力图面向工人阶级并认为自己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才可以算作是正确的，但事实上马克思学说并不是从工人阶级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经验中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20世纪初已经由马克思主义者所透彻说明过。当时先是考茨基，后是列宁（当然，他们揭示这一点也是为后来他们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创建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作了铺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列宁《怎么办？》），都曾经说过：“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即马克思学说）不是工人自己的意识，而是由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然后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阶级的。他们的这种看法要比后来的正统流行说法直率和实事求是得多。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不论怎样深刻透彻地道出了工人阶级苦难的原因并给他们指出了出路，但它本身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那么，工人阶级能否接受马克思学说，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历史表明，工人阶级理解和接受一种学说，不是根据他在科学上的价值，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感受，而这种感受完全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实际需要的。
佩里·安德森曾提出这样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同时代人中是孤独的先驱者，任何国籍的同时代人都不能说完全理解或同意他们的成熟观点„„马克思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不平衡的和间接的；两者之间很少直接结合。”①这一提法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个事实，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马克思学说：
当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形成自己的学说，把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欧洲无产阶级身上时，这个阶级其实还没有最后形成。当时除了英国工人较为发展成熟，已经形成一个阶级并开展了自己的阶级斗争之外，在欧洲大陆各国中，资本主义工厂化发展程度还不高，严格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还不多，在现实生活中接近于“工人阶级”这个概念的主要是城市手工业工人、小作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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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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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家庭技工等，它们是工业革命的直接受害者，但他们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望的那种大工业无产者。一般说来他们都还缺少自己的独立阶级意识，与其说他们是阶级成员，不如说他们是受苦的个人；它们要么对大工业充满恐惧和厌恶而向往过去，要么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依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这就是40年代魏特林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和蒲鲁东改良主义一度流行的原因，他们的一些观点恰恰从表面上或暂时地适应了这些群体的要求。在英、法、德等国家中固然已经存在少数工人组织，但大都带有狭隘的行会手工业者宗派性质和密谋特点，缺少广泛的群众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所参加的正义者同盟原先就属于这样的组织。这样的阶级状况便决定了西欧工人还没有成熟的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程度。此时不但像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等著作没有对工人产生多大影响，就连《共产党宣言》的流传范围也十分有限。1848年革命后，仅存的少数流亡者组织也都解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在与工人斗争实践相隔离的状态下，孤独地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他们的著作在很长时间里很少有人理会，更没有多少人理解。
19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在西欧大陆获得了决定性的发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和发展起来。随着这种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意识逐渐抬头，争取自己利益的愿望大大加强，它们不再满足于依附于其他阶级。于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在60年代中期产生了工人自己的国际联合团体即著名的第一国际。这是工人们在反对资本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不仅感到需要加强彼此的联络合作，也感到需要有理论来指导。他们邀请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想家，而因此第一国际也就成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学派激烈角逐争取工人群众的场所。在这场持续多年的思想领导权争夺战中，马克思学说表明自己明显符合大工业无产阶级的需要，最后赢得了工人阶级的信从。其所以如此，在工人阶级一方，主要是出于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原因。对此至少可以提出下面三点。
第一，马克思学说作为19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以严格的学理方法把工人阶级论证为一个必然具有远大前途、注定要完成人类伟大变革的阶级，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科学研究不管正确不正确，都仅仅是有教养阶级的事情，与可怜但无知的粗野劳动群众毫无关系。而现在，科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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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动地转过头来面向工人阶级，把人类的未来命运完全交付给他，这样一种理论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是十分自然的。当然，马克思学说具有高度的学术性，远非缺少必要文化知识的一般工人所能完全理解。但它经过一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通俗化宣传，具有了简化的形式，从而变成了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能够粗通的“工人阶级的圣经”
第二，马克思学说使工人明白，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有组织的群众性阶级斗争，才能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实际利益改善，并且最终得到解放。这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意义的。在此之前，少数工人流亡者的组织或者布朗基主义者那样的革命家密谋组织是与工人阶级大众相脱节的，它们企图从外面来代表工人的利益，替工人阶级去争取解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样的斗争不可能对工人阶级有真正的益处，反而会害了他们。马克思学说与他们完全不同，始终主张工人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解放，而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协作和有组织的活动。这一点在工人阶级人数不断增长，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下，是能引起巨大共鸣的。事实表明，《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国际工人协会宣言中“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其决定胜负的作用”的号召，是马克思学说中队西欧工人影响最大的思想。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这个思想成为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宗旨，而通过第一国际的影响，19世纪西欧工人阶级普遍形成了自己的工会、政党等组织。
第三，马克思学说不但有其它社会主义流派所不具备的理论彻底性，还有他们全都不记得政治策略灵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懈地向工人们指出，它们仅仅争取到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治和法律的解放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因此必须推翻现存的经济制度，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这是一种振聋发聩的主张。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不但不排斥争取民主制度的政治斗争（向蒲鲁东牌那样），不但不否定合法斗争（例如像布朗基主义者那样），而且还热情地号召工人阶级去进行这些斗争。马克思学说以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精妙分析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合法斗争和暴力斗争联系到了一起，都看作是工人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中所必要的和合理的斗争形式。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绝对不是一个随机主义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道路和策略的选择和认定，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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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
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与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及斗争策略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
1、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思想，主要是暴力革命的思想。
这是他们在对历史上历次社会革命，特别是对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1848年欧洲大革命进行深入考察，并客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
在当时的欧洲，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还只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开始，它的物质力量仅够把人类带入工业社会初期。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私人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异常简陋和残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它以自由放任为原则，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里，所有权与管理权合一，资本家在他的工厂里形同君主。由于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资本家们为了获得利润就只能通过尽可能地增大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工资、甚至一有机会就是用欺诈伎俩等办法，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种无节制的剥削压榨把雇用工人置于相当悲惨的境况，以致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能地充满敌对和反抗情绪。再加上，这样的私人资本主义既没有改善劳工阶级处境的动力和所必须的物质力量，也缺少来自社会方面的有意识的、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这些条件是需要在生产力和社会体制、社会道德的进步中才能逐步获得的。（联系中国的黑煤窑事件）由此，在政治上他主要只能求助于暴力的压制手段，例如禁止工人的自卫活动、控制结社和言论自由，迫害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直至使用警察和军队对工人起义进行镇压等等。这样，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只能以暴抗暴，用斗争来反抗资本家和争取自己的权利。
应该说，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是脆弱的，由于它尚不具备各种必需的能量和资源，而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自维持、自调节、自平衡、自修复机制，这就导致他缺少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使系统内部的矛盾经常处于尖锐的失控的状态。
英国、特别是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形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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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最直接来源。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要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革命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理论和策略。这包括：
高举民主派左翼的旗帜，做“最极端的民主派”，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用把人们武装起来的最重要的方法实现“人民主权”；批判资产阶级议会主义，揭露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实质，阐述关于议会斗争的策略；第一次提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①，明确地概括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新贡献，一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是“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②；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不断革命”的思想，论述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利用自己的阶级专政，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彻底改造，“知道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③阐发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作出关于农民的阶级地位及其对革命的一般态度的分析，作出关于联合农民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的论断，论述了实现工农联盟的可能性的思想、工农联盟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思想，从“终极的经济原因”和经济、政治、军事、社会诸因素的角度以广大世界的视野对50年代欧洲革命的前景作了考察等等。归结起来，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理论经受了革命实践的检验，又得到了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革命形式的消长规律和革命党人的正确策略的科学表述和论证，给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
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写了《法兰西内战》等著作，对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是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思想，论证了公社建设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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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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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世纪70年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针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等新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作出了新的解释。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的方式，他们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途径的思想，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1871年，马克思在谈及当时的各国革命形势是曾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死不明智的，用神秘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再次提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恩格斯也在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撰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法德农民问题》，以及《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著作，分析、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的策略，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恩格斯对1848年至1849年革命中制定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总结，坦诚承认在1848年革命期间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曾经错了”，“只是一种幻想”。“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
②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自
1848年以后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当时欧洲及经济法这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历史发展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案，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③无产阶级大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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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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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终的奋斗目标，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
恩格斯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阐述了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那种以起义和街垒巷战实行突然袭击，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做法，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一个一个地夺取所能夺取的阵地，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一种暂新的斗争方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巷战十分不利于无产阶级，而对政府军却十分有利。而且各国政府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而各国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有数十年没有掌握武器，无产阶级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因此，“在起义这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起义，很难再有了。”①为此，无产阶级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做是工人“解放的手段”之一。恩格斯指出，由于无产阶级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并将它作为自己一种暂新的斗争方式发挥了作用，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怕工人政党的合法运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 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指出，开展议会斗争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开展议会斗争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恩格斯肯定利用普选权和开展合法斗争，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把议会斗争视为唯一手段。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决战时刻尚未到来之时，无产阶级不应贸然实施“枪响剑鸣”，只宜采取合法斗争策略以积聚力量；但利用普选权绝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②“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③恩格斯在临终前也曾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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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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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然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乘机散布，恩格斯阐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利用合法手段来实现革命的目的的理论，是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用议会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真实凭证。尤其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以此为据，竭力鼓吹放弃革命道路，单纯依靠合法的和平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
附：3、19世纪末及20世纪以后，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经济和政治生活领域中都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同时也导致了工人阶级一般心理由革命向改良主义的变化。其最早的和最典型的表现是在英国和北欧。在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度里，工人已经有相当大的部分组织在各类工会中，他们在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等争取自己的权益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与这种进展同步，普通工人乃至社会主义者日益沉湎于琐碎的工会日常活动中，对革命之类的概念毫无兴趣。在德国，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是在社会汉族以运动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要比在英国大得多。但即使在这里，改良主义也自上而下地发展起来了。首先是工会对革命的理论宣传失去热情，越来越专注于互助、济贫、发展社会保险等日常事务，对于争取工资的提高和工时的缩短，比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经济学实质更为关心。工会的领导人不但惧怕革命，甚至回避罢工。当1905年俄国革命的浪潮波及德国时，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发起了关于总罢工的热烈讨论，工会方面却抱之以强烈反感。一位支持工会改良主义的领导人愤怒地喊到：“总罢工等于总胡闹！”相应地，在政治运动中，他们越来越热衷于纯粹的议会选举活动，他们对拥有多少议席和选票的关系，远过于对通过议会进行革命宣传的关心。
来自运动下层基础的这种变化必然给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带来深刻的矛盾，引发尖锐的争论和冲突。一批反映和代表改良主义情绪的理论出现了。在英国，有崇尚“缓进”的费边主义，在法国，有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在德国，有党的理论家之一伯恩斯坦对正统学说的挑战。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人物之一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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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他认为，现实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不可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必然性前提，今后的社会主义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必然性而被争取。他直接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错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明出了问题。并且毫不含糊地提出自己的伦理社会主义与之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大大进步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阶级斗争的残酷性等等都日益减少，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谋取社会主义进步的可能性则与日俱增。所以他主张，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应作重大修正。他宣布：“按照我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我认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然赋予它以纯粹物质的基础。”①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现在只能转移到伦理道德上来，社会主义只能把资本主义当作不公正不道德的现象去反对，一部分一部分地改变其弊病，通过渐进的方式接近社会主义的胜利。伯恩斯坦的这一整套修正主义理论激起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愤怒，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大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到左派的激进代表罗莎·卢森堡，都起来对伯恩斯坦进行批判。从西欧的中心城市到偏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到处都听得到社会主义者对伯恩斯坦的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上专门对修正主义进行了谴责。
然而，伯恩斯坦的思想发难有其深厚的改良主义思潮的基础，以致他本人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它代表的思想情绪却在继续发展扩大。20世纪的头十多年中，德国乃至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越来越脱节了。正式的理论宣传虽然还在坚持革命主张，但运动在实践中却愈益朝着改良主义倾斜。这种矛盾日益聚集和深化，以致每当政治形势发展到重大关头，就会爆发大范围的激烈理论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坚持革命的左派日益缩小为少数，改良主义实际上不可阻挡地进军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这一趋势终于全面显现出了后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开始，各国社会党纷纷表示对自己政府的认同，全力支持政府去打仗，千千万万工人走上战场；几十年来培养起来的国际主义一个早上就让位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到了1917年后，尽管战争的破坏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在西欧各国引发了动荡，但革命的主张不久就到处被改良主义所淹没，少数左派社会主义者的革命号召无法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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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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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整个工人阶级。战后，工人们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持认同态度，他们的运动逐步整合进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过程，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反馈、纠错和修复功能。
附：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艰难发展。
随着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自己的成熟阶段，自调节能力加强，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发展余地。西方社会在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诸领域的变化，把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无产阶级置于日益萎缩的境地。由于战后新的科技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工业部门大大衰落，一系列对知识技能有更高要求的新兴产业相应兴起；现代银行信贷、股份公司在满足生产高度社会化大要求时，使得货币资本与职能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离开来。„„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新的趋势，使得“管理资本主义”取代了早先个人或家族统治的资本主义，并导致传统无产阶级的衰落；与此同时，一个以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白领”为主的信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起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工人政党纷纷宣布放弃暴力革命的道路而主张以合法的议会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欧洲各国社会党纷纷入阁执政，全面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有效地促进了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的建设。在此期间，劳动者普遍中产阶级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指望他们超越自己的日常经验范围去响应革命的号召的。
因此，多年后，我们似乎可以说，伯恩斯坦的主张虽然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了，但在实践中却胜利地前进着。
而在另一方面，或者说与此同时，苏联通过暴力革命在落后的国度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继苏联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在各种危机中转向以及中国的崛起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就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策略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它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作出进一步探索。
（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问题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己的“理想”只不过是历史未来必将达到的现实，而这个必然性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不可能永远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从这一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力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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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社会主义的到来便愈有保证；反过来，如果资本主义社会还能够在自己所容许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因此，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①类似的思想在马克思别的地方也多次表述过，例如：“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晓梅、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再如：“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②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如下一段话似乎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估计得还要更远些：“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得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③
这样的理论信念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总体说来，他们认为在自己的使得资本主义已经或即将达到容纳大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极限，因而在历史上已经接近于过时，正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持激烈的批判否定态度。
但是如果他们认定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时期，还没有完成其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那时他们便会支持甚至催促资产阶级为自己开辟道路而斗争。相应地，在自己的政治斗争生涯中，每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客观经济条件尚不成熟时，便会起来反对仅仅依仗少数人主观愿望和英勇牺牲精神的“过早的”社会主义革命。例如，1848年欧洲革命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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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5页。 ③
《流亡者文献·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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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细致的观察看到新的经济繁荣已经来临，便不顾自己身边那些继续充满斗争狂热激情的同志的反对，坦率地承认了一个对他们来说颇有点煞风景的事实，即革命在近期内已经不可能发生了，因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①在争论中马克思更直接地提出：“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是直接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这样的话，在他的那些“左”的论敌们眼中简直是一派叛卖性语言，但这正是马克思的一贯态度。
联系列宁的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怎样？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物质条件的成熟，从而与无产阶级群众自己的经验感觉一起成熟起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只是同一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所造就的两个不同方面，没有“客观条件”的成熟，也就没有“主观条件”的成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生，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社会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世纪发展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归根结底，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仍在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客观内在罗基本身。理论、意识和观念是这一逻辑的结果和必要环节而不是原因。
（但到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列宁，尤其是斯大林将马克思主、恩格斯的这一观点翻了过来。实际需要成为理论的催化剂，而从西方移转过来的理论经由先进知识分子灌输给工人，成为工人运动的条件和理想目标。思想、意志、“主观条件”在运动中，从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源动作用得到特别的强调。正确的指导思想思想和策略方针被认为不仅能够塑造阶级意识，而且可以极大地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在这里，阶级的需要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主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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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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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阶级的利益和目标去游目的地调整和重新安排社会的发展阶段，从而把历史的“自然史进程”改造成合乎阶级目的的“自觉的”过程。总之，高度强调赋有自觉性的人的主观意志和组织力量的历史创造力。
到来斯大林时期，当斯大林提出“一国革命论”而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时，他宣布说我们不在乎“技术条件”的落后，因为我们拥有专政、信心和“不干蠢事”的本领。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早已确认为不可缺少的种种客观物质条件，改换成了政权、政策、决心和意志等等这样一些主观条件的保证，这就等于宣布：物质条件是不重要的，我相信它能建成它就一定能建成！）
根据以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条件的要求，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倚靠少数先知先觉解放受男人们的精英革命理论，而是由无产阶级直接参结合推动的、自己解放自己的大众革命理论。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挣钱”。意思都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在居民中占有决定优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数量增多，力量壮大）并具备足够阶级觉悟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将会在自己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自己的锁链”作用下，很快得多意识觉醒，并意识到劫机行动的必要性），由无产阶级自己而不是任何别人去进行的革命。任何个人、政党、派别，即使怀抱最高尚的目标、最可尊敬的同情心和最完备的政治纲领，也不能代替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类似的言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直到晚年，马克思还在一次谈话中特意强调说：社会主义革命将由多数人来进行。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进行，而只能由一个民族来进行。
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任何企图站在工人阶级之外或之上企图区代表他们的单纯的革命家运动。为此，19世纪中期，他反对布朗基主义者主张的倚靠少数革命家夺取政权，然后代替无产阶级去实行专政。恩格斯预言，假设布朗基派的夺取政权行动一旦侥幸成功，其后的必然结果只会是：“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企业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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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或某几个人的专政之下：”①这种“少数人的专政”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不但不会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且从逻辑上看还大有可能演变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回顾列宁和斯大林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恩格斯的担心一一实现了。）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特别是蒲鲁东派不同，他们指出，工人阶级为了通过阶级斗争获得解放，必须结成独立的政党，参加政治斗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看法，与后来人们所了解的有很大不同。他们两个人固然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是工人阶级中在理论上看得更远、在实践中最坚决的部分，但并没有把它看作是唯一的、绝对负有阶级领导使命的政党组织。这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独立的特殊政党”。“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其次，在这样的一个政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够说服人的理论观点而不是后来那种严格的、必须服从的组织原则。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维护他们的理论观点显然比组织问题更为重要。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的，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的党内实行民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民主应当包括讨论自由、批评自由等等。而且愈是当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壮大、影响增强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就愈加强调。恩格斯晚年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②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其说是后来那种实行严格集中制的“革命家集团”，不如说是靠政见一致而结合起来的相对松散的、内部各种观点可以经常展开争论的政治活动家团体。
后来列宁主张把无产阶级政党建成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行动有力、高度集中的“先锋队”，这在落后国家的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中的确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但从历史事实出发，是不能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主张简单地混为一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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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②
1889年12月18日致格·特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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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2年前后，列宁提出了革命家理论“灌输”说，此说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考茨基，但在列宁手上进一步强化和完备，远远超过了考茨基的本意。
列宁说：“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①这些知识分子从外面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工人阶级，这样才能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义者。对他来说，这种“灌输”是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控制、走上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道路的根本保证。这样，列宁的主旨就是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掌握者因此在革命运动中具有了高于“阶级群众”的决定性重要地位。进一步，列宁自然要把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化身——“革命家集团”的意义放在首位，从而提出了他的建党思想，并进一步认为这些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理所当然地负有教育、统帅和指挥只有“自发意识”的工人阶级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历史任务。按照列宁的规划，这个革命家组织是由少数理论上最强、经验上最丰富、意志最坚决，对工人阶级事业绝对忠诚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职责是为整个运动确定方向，制定行动纲领和策略；它的下面是一层层服从中央委员会领导并执行各种任务的下级组织；这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又要由广泛的群众性外围组织所环绕所支持。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这样的革命家组织不致成为脱离工人阶级群众的少数独裁者专横者小圈子呢？由谁来监督他们呢？列宁的回答是，革命家组织对成员要经过严格挑选，严格考验和严格培养，由此产生的革命家是值得信赖的；依靠这些革命家自己的责任感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换言之，依靠自律和团结，就能保证革命家组织始终是阶级群众的可靠的领导者。
相比之下，列宁认为提倡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而已。②按照这样的严格集权制原则组建起来的革命家组织，对列宁来说是真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一环，足以决定整个事业的成败。列宁套用一句古代名言毫不隐讳地说明了他的主张：“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③
在“灌输”论和“革命家集团”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期
①②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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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完全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他的革命转变理论：由于有了“我们”即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和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便大不相同了。虽然革命依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资产阶级现在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已经成为反动的了；即使在反对专制主义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也是软弱的、不中用的，无产阶级只要一显示出对它的威胁，它就会由于恐惧和偏私利益而倒向专制主义一边。而相形之下，“我们”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已经具有了社会主义的“自觉意识”，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的社会发展方向，这样，与其让资产阶级这个味蕾的敌手在民主革命中去取得政权并发展资本主义，不如干脆现在就把资产阶级抛到一边，由自己去代替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时时都能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子。 （五）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
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它应当是一种由工人阶级直接管理的“民主加计划”的公有制社会。大家知道，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所决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尽可能避免对未来社会作详细的描述，因为这一方法反对从头脑中对未来社会作空想的规定（这种空想是与当时的“科学”观念相违背的，当然，当时的“科学”和“科学的”并非现在的“正确的”同意语的含义，而是可以用“科学和理性的方法进行缜密研究的意思）。但他们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观察，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公有制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对于这一公有制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资料高度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有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是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①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话似乎很难理解，“社会共同占有”怎么同时又是“个人所有制”呢？其实，马克思这句话的确切意识是：生产资料应由全社会所共同占有、共同管理和共同使用，但这个共同占有必须是真实的、具体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和虚假的，它必须能够切实地保障自己的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直接参加生产资料管理和使用的权利。因此，这样的所有制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它绝对排除任何个人以社会名义对生产资料享有特殊支配权。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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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设想并非操作层面上的具体设计，而只是一种对未来社会形式的大致规划，具有相当大的理论抽象性。它只是指明，未来社会经济制度应当采取最能保证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和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联合体形式。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了。事实上，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化，如果把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设想落实在实际的体制性操作中，将会遇到十分困难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留给了后人，而后人知道今天也没有把它解决好。（没有解决好的原因，不仅在于具体的技术困难，更在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在社会主义后来的实践中，公有制实际上被等同于国有制。）另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上述行政中所能得出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必须具备高度民主化。换句话说，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对政治生活的民主管理，在马克思学说中本来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如果社会成员不能享有政治自由和民主，从而自主地决定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管理和使用的话，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后，取代它的必须是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制。在这里，所有的政府负责人员——从基层到最高一级——都从直接选举中产生，只领取相当于工人水平的工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在这里没有政客，没有专职官员，“管理者”并不成为与社会分离的特殊阶层，一切都是直接来自人民的，是真正的和完全的“主权在民”。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唯有这样的政治组织才能够“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①而且他们认为，即使这样的政治组织也应该很快消亡，因为“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个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中，计划经济是遭受批评最多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计划经济之所以遭到批评，更多的是由于它在苏联式社会主义中的实践。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马克思学说的计划经济思想和苏联式”现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践之间有重大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和对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的设想为前提的，苏联则是以少数领导人的决定为指针、由高居于
①
恩格斯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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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生产者之上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的计划基础的。忽视或有意无视这一区别，批评者们的愤怒的箭便正好射错了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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