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住院经历(短篇小说)

我的一次住院经历（短篇小说）

新人自白

那天从医院回到家里，我向单位请了两个月的病假。生活仿佛是一列短暂偏离轨道的列车，让我有机会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先前从没有机会在小区里晃悠，现在才知道小区里住着那么多人，楼下花园里生长着那么丰富的植物。小区中心有一大片水系，上面铺着木质的栈道，我每天端着手在上面百无聊赖地走着，栈道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分外好听，以前怎么没有留意过这种声音呢？我家楼下是一个幼儿园，儿子在这里读幼儿园大班。我从幼儿园门前经过时，他的同班同学就隔着栅栏好奇地向我问候：叔叔，你的手怎么了？小区里的上班族还是行色匆匆。很多人和我打招呼，有原来熟识的，也有不怎么熟识的。同一个楼的邻居，以前的同事、球友，还有我儿子同学的家长，他们都走过来嘘寒问暖地问候几句。隔壁的阿姨送来红花油，让我每天涂抹一下。有一个家长送来一条比较宽的绷带。还有一个老阿姨听说我是骨折，很神秘地告诉我一个秘方，让我每天喝自己的尿，而且是中间的一段，她说这个秘方治疗骨折效果好。这位老阿姨说得很郑重，我似乎还答应了她。后来我到网上一查，还真有这样一种偏方。

走累了的时候，我就坐在水系边的树阴下。天空有阴影闪过，不知是鸟的羽翼还是云在追逐。在夏天的闪电闪过之后，雷雨到来之前，我的内心蠢蠢欲动，表达的渴望就像眼前花园里伸长脖子生长的植物。我能想象老李此刻也像考生的家长一样，在焦急地等待着高考的放榜;警察大哥这时会一个人坐在档案室里，摆在他面前的武侠小说，不知还是不是那本《天龙八部》;还有在平谷桃园里辛勤劳作的农民大哥，你们现在都还好吧。我不知道我笨拙的表达能否真切地走进你们，愿你们每一个开心与不开心的日子，都能安适以对，笑颜灿烂如同那天清早后海边上的晨光。

生活突然停顿了一下，忙于做家教赚钱的退休老师，因工伤被调到档案室的警察，为凑够报销费而被迫继续住院的农民大哥，一群失意者成了病友，他们说说笑笑，分享疼痛。病房里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况味？

几年前的一个四月末，我的左手因为打篮球受伤，过了几天，也没见消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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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我就到家附近的医院就诊。很快，我拿着拍好的片子去见医生，医生盯着片子立刻“哎”了一声，我记得那个“哎”字拉得很长，然后说：骨折——，你看见没有，第四根掌骨，明显地劈开了。我当时的心情很平静，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听医生的了。他说：马上“五一”了，病人不多，你能立即住上院，明天早上七点带上你的洗漱用品，到本部办理住院手续。那位医生姓苏，很清秀的中年男子，说话慢条斯理，似有一种举重若轻的神情，后来大家都叫他苏主任。 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也没觉得有什么郁闷的，一想到要住院，还要动手术，似乎还有点激动与期待，这对我来说都是人生第一次啊，仿佛有一种大事要降临的庄严感。我头天晚上收拾好自己随身带的东西，第二天一大早，准时到达了医院，顺利办理了住院手续，开始了我一周的住院生活。

手外科住院部在九楼。我住的病房是一个大通铺似的房间，里面摆着十张病床，东边靠墙四张，西边靠墙四张，中间两张病床。我住在东边靠墙第二个床位。病床都住满了人，因为都是手部受伤，大家都把手用托板托着，用绷带挂在脖子上，就这样端着手坐着或者站着。我排在第三天手术，周边的病友也有第二天的，也有第三天的。因为手疼，也睡不着觉，大家在百无聊赖中只能靠聊天打发时间。 我隔壁病床上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老师，家在涿州，姓李，来这里已经两天了。他听说我也是老师，仿佛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我聊得比较多。他让我叫他老李，说这样更随便些。我问老李，你的手怎么伤的？他说，骑电动三轮车上坡，没上去又退下來了，摔倒在沟里，手腕骨折了。我说你没在涿州的医院瞧瞧？他说，在涿州的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他们看不了，就来北京了。老李说到他的受伤时，总是叹气，他怕自己的手变成残废。老李说，我有一个亲戚在积水潭医院上班，现在退休了，她帮忙联系的医生，安排的病床。后来我知道老李亲戚找的医生姓张，大家都叫他张主任，确实是手外科最著名的专家。有一天张主任带着一帮人来查房，还专门和老李握了一下手，过问了一下他的病情。 老李特别不习惯护士直呼他的姓名“李治”，他总说听着特别别扭，还说他们应该叫我“李老师”，起码应该叫我“老李”吧。我听了呵呵一笑，说，老李，慢慢你就适应了，这是人家的职业行为。老李感觉没有得到护士的尊重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涿州是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受人尊宠的。老李说：谢老师，我在中学是教高三数学的，退休以后主要做高考数学辅导。在涿州高考数学辅导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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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他说，在涿州有很多学生家长请他为孩子辅导数学，包括当地很多官员，每到逢年过节，到家里来送礼的都挡不住。他说，我辅导过的学生，基本上都考上了重点大学。

老李在谈到他的数学辅导是自信的，他的自信不仅让我对他投以崇拜的目光，也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习惯护士直呼他的名字。每年春季是老李最忙的时候，他每天拎着茶杯，车接车送，被学生家长点头哈腰地簇拥着。按照老李自己所说，就是轮番轰炸似的，一个挨着一个。我问他，你辅导高考数学有什么诀窍吗？他说，主要是自己多年经验的总结，也有自己的钻研，当然有时候也能押准题。 老李面堂黝黑，头发稍长，中分，总是锁着眉头，忧心忡忡的样子。因为医院不能抽烟，他总是把烟放在鼻前闻闻，放下，再拿起来闻闻，再放下，如此反复。他的神情动作有领袖的气质，特别是他拿着烟，披着上衣在病床前来回走动的样子，总是让我想起电影里在夜色苍茫的陕北大地上面色凝重的毛主席的神情。 第二天，来了一位老太太，老李叫她姑姑，这就是老李说的他在积水潭医院的亲戚。老太太虽然七十多岁，但是耳不聋眼不花，给老李带来水果和换洗的衣服，帮老李收拾了一番。老李出去化验了，老太太就和我唠。她说自己退休前就在这个医院做后勤工作，是老李老伴的姑姑。她说自己的侄女走得早，老李是一个命苦的人。她说老李有五个孩子，一个儿子四个女儿，现在都成家了。他现在和二女儿在一起生活，他的二女儿神经有点毛病，结过婚，后来不能过，又回来和他爸爸一起生活。她说，老李现在虽然不缺钱，但是日子也不好过，二女儿不能干活，老李有一顿没一顿的凑合，现在又有糖尿病，还有牛皮癣。她说，我这侄女婿就是能忍受，现在赚的钱也不少，你看看，儿女花钱的门路也多，谁缺钱你不得给。老太太心疼这个侄女婿，她说，老李人太好了，啥事没有，就知道赚钱。老太太一边帮老李收拾东西，一边和我絮叨，听得我眼眶湿乎乎的。 老李的儿女还算孝顺，在他住院期间几乎都来了，其中一个女婿来了好几次。老李和儿女们没有多少话，简单交代几句，就转过身来和我聊天。老李说，孩子们都有工作，有在交通部门的，有在医院的，有在政府的，还有在幼儿园的，估计都是请假过来的。儿女们把水果放在他跟前，老李总是很客气，让儿女们也招待一下我。老李没有吃水果的习惯，他的儿女们削了也是白削。把儿女送走以后，老李总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涿州到北京，很近，开车不要一小时。大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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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老李只是听着。他对一些社会新闻很困惑，老李的困惑让人感觉他一直生活在以前的时代，或者沉浸在他所熟悉的高三数学王国里。

各项检查结束，老李期待的手术要开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老李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内心里一定很悲壮。他的眉头紧皱，又不停地在病床前来回走动，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不怕，大不了残废。我们都安慰他：没事，老李，相信医生。老李在我们一干病友的注目下，庄严地上了手术车。从上午十点进手术室，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出来，手术进行了将近六个小时。给他主刀的就是他的亲戚介绍的专家张主任。老李出来以后，他的儿女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我心里也松了一口气，老李不会残废了。

老李手术的第二天，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工作人员把我的头蒙住，固定在手术台上。麻醉以后，我感觉自己仿佛陷入无边而又漆黑的大海中，不停地翻滚，沉下去又浮上来。潜意识中似乎能听到手术器械的声音，还有医生们的说话声。其中有一个口齿清晰的男医生说：向下再靠一点就完美了，对，这样就完美了。声音是那么熟悉，好像是以前的朋友。后来我想起来了，这是门诊接待我的苏主任。我的手术很简单，就是在骨折处，用一对钢板固定住，再打上四个钉子，然后缝上伤口就行了。

我的手术持续不到两个小时。手术过后，麻醉药一消劲，最痛苦的时候就到来了。只觉得火烧火燎的疼，疼得身体发热，疼得像锥心一样。护士每人发一盒止痛药，说受不了就吃一粒。可是吃了只有轻微的好转。老李已经疼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不行。大家都不说话了，每一个人都端着手，在病房里晃悠。就这样过了一两天，才渐渐地缓过来。

靠近东墙最里面的四床是一位农民大哥，家在平谷，不知是因为铺路还是建厂房弄伤了手。这位大哥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精瘦，看着很有精神。他不怎么说话，没事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打发时间。他告诉我他家在平谷，农忙时管理桃树，不忙时在工地打零工，因为搬石头时砸了手指头。他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在高中读书，女儿在城里打工。医院送来的饭，他也不怎么吃，他说等他闺女送来。他闺女晚上下班回来，给他带来猪头肉和猪大肠，他说他喜欢吃这个东西。每到晚饭时，我就和他开玩笑说：猪头肉送来没有？他总是笑笑。我住进来的时候，这个农民大哥已经动过手术了。他更是一个神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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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感觉到疼痛，也没吃止痛药。

有一天早上，平谷的大哥起得很早，收拾东西，然后又在病房里进进出出。我感觉他要出院了。他收拾好东西以后，很高兴地与我们几个一一告别。大家也很高兴，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可是过了一阵子，他又回来了。我们都很纳闷：你怎么又回来了呢？他说，他打听到他们那边，不知道是合作医疗还是建筑公司说的，必须花满9000元才能给报销，现在才花8000多元。我们都笑着说：没事，再住两天就花满了。

我手术的当天下午，病房中间铺位来了一对夫妻，两人到达后，在病床上一头一个，呼呼大睡。到了傍晚吃飯时候，这对夫妻才醒来，融入到我们之中，并成为聊天的中心。夫妻两人来自东北，男人是沈阳铁路局的警察，因为一次出警，被歹徒用刀从胳膊到手削下来，导致胳膊和手都有伤残。这位来自东北的警察大哥姓王，我们都叫他王警官。王警官高高的个子，身材笔直，性格开朗，说话咋咋呼呼，仿佛就像在自家客厅一样。因为他对这里太熟悉了，受伤快十年了，每年要来几次，他说就是这间病房他都睡过好几次。手外科的医生还有护士他没有不认识的，谁是主任医师，谁是副主任医师，谁是知名专家，谁是普通的医生，他说得头头是道。他来的第二天，一帮医生来查房。王警官上来一一和他们握手拥抱，嘴里还说着王大夫好久不见，李医师好久不见，张主任好久不见。他们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亲切，我们都很羡慕。

我们更好奇的是他的英雄行为。对于那一段光荣的经历，王警官并没有因为自己重复过千百遍而厌倦，他有述说的热情。他说，当时沈阳铁路货运站经常有一些货物被盗，我们蹲点盯了很长时间，这次一定要抓住他们。凌晨两三点钟，他们出现了，我们上去就摁倒一个，另两个就跑，我追着一个到墙拐角，没想到他带着凶器，一转身就是一刀劈过来，我用手一挡，就这样出事了。他说，后来这几个盗窃犯都抓住了，一个判了12年，一个判了7年，还有一个判了4年。 王警官说他出事以后，就在这个医院住了半年，回到单位，领导安排他到档案室工作。他说，自己想去上班就去上班，不想上班就在家待着。什么时候觉着不舒服就来北京看病，所有的花费全报销还有补助。他说自从受伤以后，大的手术就做过好几次，单位为他看病花了不少于200万。这次又到“五一”了，爱人也放假了，就想出来转悠转悠，顺便看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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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警官把一瓶自家腌制的小尖椒放在桌子上，让大家没有胃口时吃一粒。小尖椒放在嘴里，又辣又爽，有个病友说，比止痛药好使。王警官不需要手术，他一般白天出去玩，到傍晚才回病房。他一回来，我们就围着他开聊。王警官真的是见多识广，我们有什么问题，有时候不用问护士，问他就行了。有一天，挨着王警官的中间铺位来了一位中年男子，他的漂亮的妻子陪着他。男子看样子像外企或者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家问他的手怎么了？他说，手碰着了，手指骨有点破裂。再问手怎么碰着的？男子不说了，大家也不好意思问了。等一会儿，这位男士出去换药。王警官说：还能怎么碰着，打架呗，反正不是好事。 有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王警官说，反正也睡不着，走，咱们出去转转。我说去哪儿。他说后海。在他的撺掇下，老李也愿意下去了，还有平谷的农民大哥，还有另一个病房的两个病友。王警官说，咱们一个一个出去，别让护士发现了。在王警官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六人，悄悄地溜出了住院部大楼，从医院的北门出来右拐，来到后海。

五月初的北京，虽然有夏天的迹象，但是后海边的晨风吹在身上仍然凉飕飕的，空气中还有一股鱼腥的味道。大家顿时觉得浑身轻松，疼痛也似乎减轻了不少。早晨的后海很安静，只有零零星星晨练的人。我们都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用绷带把胳膊挂在脖子上，浩浩荡荡地从后海的南岸向东走。等我们走到银锭桥，上班时间到了，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多起来了。看到我们这一拨人，行人、自行车和小汽车大老远就停下来避让，非常好奇地注视着我们，让我们通过。这是什么奇观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以前哪儿遇到过这样的待遇。我们有说有笑，越走越神气，连不苟言笑的老李也乐了。我说老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可是老李说，我们这就是战场上打了败仗的逃兵，阵地也丢了，战马也丢了，武器也丢了，逃到了这里。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个早晨，晨风的吹拂让我觉得特别的清爽，连空气中的鱼腥味都觉得好闻。一群人因为疼痛而走在一起，走在晨光熹微的后海边上，成为风景，融化为记忆而留存。我不知道他们几个是怎样回忆那个早晨，对于我来说，那次出格的行动就像那天早晨后海边上的晨曦，是我单调而又平静生活的一抹亮色。后来，太阳从远处的高楼后面慢慢钻出来，我们偷偷地溜进病房，自然少不了护士的一顿训斥：嗨嗨！还真行，都跑出去了，出了事怎么办？都给我听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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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为例。大家都转过身去，不说话，在偷着乐呢。

老李手术后，心情轻松了不少，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残废了。给他动手术的张主任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无限地放大，说起话来，他也是开口张主任，闭口张主任，仿佛张主任是他家亲戚。大家围着王警官聊天，老李有时也凑过来聊几句。手不疼的时候，他也能拿起电话来，给学生家长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不要着急，他很快就会好的，好了就马上过去，让孩子复习第三章第四章。我和老李开玩笑，就问：明天还去吗？后海。不苟言笑的老李似乎露出难得的笑意：唉，和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挺高兴的。

王警官有一天喝多了，从外面歪歪斜斜地走进病房，他眼圈发红，嗓门变大，不停地骂他们单位的领导。大家忙给他倒水，又劝他休息。骂了一会儿，他似乎安静了下来，斜躺在病床上，他的声音低沉，夹杂着孩子似的哭腔。他对我们说：你们这点伤不是事，就是受点罪。等几天伤好了，你去教你的书，你去辅导你的学生，你去种你的桃树，我就不一样了。我的人生被改变了，我虽然还是警察，我他妈的只能在档案室里待着。大家纷纷劝他：想开点，王警官，都是为人民服务，在档案室里待着也挺好，很清闲。我看到了开朗的王警官消沉的一刻，我不知道白天发生了什么事触碰了他内心的隐痛，我觉得我能理解他。

离别很快就要来了，先是平谷的农民大哥要走了，他已经花满9000元了，他的女儿一大早来接他，害得他又和大家说了一次再见，不过这次再见是真的再而不见。

老李也要走了，护士已经通知他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出院那天，老李的儿子、女儿、女婿都来了。我第一次看见老李的儿子，长得和他爸一样黑，三十多岁。儿子对他爸说：两个孩子要上学，孩子他妈不能来。老李点了一下头。老李七十多岁的姑姑也来了，老李的一群子女围着这个善良的老太太，姑姥姥长姑姥姥短地叫着。老李坐在病床上岿然不动，在子女面前，他还是那样不苟言笑。他的子女围在他身边把他收拾得妥妥当当。老李告诉我，复诊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见面。我说，复诊的时候我就不到这里来了，我在回龙观院区就可以复诊，我家就住回龙观。我们互相留了手机号，都写在了纸条上，后来那张纸条也不知被我丢在哪里了。老李的儿女很快就办好了出院手续，他端着手，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在儿女的簇拥下告别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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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出院的第二天，我也该出院了。我的妻子办理完出院手续，又收拾好我的衣物和药品。王警官又不知去哪儿浪荡去了。他的床鋪空空荡荡，桌子上那瓶小尖椒也被我们吃得空空荡荡，只有瓶子孤独地站在那里。我想坐下来，等一会儿王警官，后来还是站起来和新来的病友打了一个招呼，走出了病房。我端着手，跟着妻子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似乎还有点留恋。 半个月后，我拿着新拍的片子在回龙观院区复诊，恰巧门诊的专家是给老李做手术的张主任，他戴上眼镜，一只手拿着我的片子对着荧光，一只手用手背敲着片子说：唉——，苏主任这手术做的没得说，工整啊，教科书般的工整。这时我又禁不住想起手术台上苏主任和同事慢条斯理的聊天，他那句“完美”让我记忆犹新。接下来几次复诊，我心里都有一个小小的期待，也许这次能碰上苏主任聊几句，很遗憾，都没有碰上。

半年以后，医生告诉我手掌里的钢板可以取出来，也可以不取出来，让它一直待在里面。医生倾向于不取钢板，避免二次伤害，我也倾向于不取。就这样，一直到今天，那对钢板还嵌在我的肉体里，还有那次住院经历的记忆，那充满生命痛感的记忆。 作者简介

谢保杰，笔名谢一苇，男，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出版著作有《主体、想象与表达——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何处相守 何来相安——民国作家的生活与爱情》。现任教于北京一高校，写作爱好者。本文系作者发表的小说处女作。 责任编辑 张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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