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下）

1、窦娥形象分析。

关汉卿塑造了一个善良而富于反抗精神的窦娥形象。首先，窦娥具有始终如一的善良而美好的品质。窦娥虽然家境贫寒，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然而正是这种经历，养成了她善良、孝顺的美好品质：她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十分孝顺；她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她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人贤惠；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她不仅为了使蔡婆免受毒打，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用生命为代价，含冤招承了药死公公之罪，而且还在被押赴刑场、即将被处斩时，还想到不能让婆婆看到自己的样子以免婆婆伤心难过。但是，窦娥又充满了反抗斗争的精神。她一出场，便（1）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2）她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不依从婆婆，而且谴责婆婆答应嫁给张驴儿父亲是不守“贞心”，是不知羞的行为；（3）她坚决反抗张驴儿的逼婚，就是在张驴儿嫁“药死公公”之罪于窦娥，以“官休”相威胁而实则强行逼窦娥“私休”的情况下，她仍然坚定沉着地维护自身人格尊严，与其抗争到底；（4）即使她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双手被刽子捆绑得不能动弹，但她仍满腔的怒火和怨气，骂地“不分好歹”，骂天“错勘贤愚”并且发出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的三桩“表明清白”的誓愿——而窦娥这种对“天理不公”的不满，实际上是对人间的不公与黑暗的反抗与责问；（5）尤其是她已含冤屈死，但其鬼魂仍然“一再”为自己伸冤，这充分表明了窦娥不向黑暗的暴力屈服的坚强意志。 2、简述《西厢记》的语言特点，并结合《董西厢》分析《西厢记》中莺莺形象。

《西厢记》语言优美，抒情色彩浓郁，颇具诗剧风格。作品曲词华丽典雅，常化用前人诗词意境，同时也就民间生动的口语中加以提炼，富有生活气息。作者善用比喻、夸张、对仗、对比、排比及叠词、儿化等手段，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董西厢》与《西厢记》中莺莺是两个同名但不同性情的文学形象。《董西厢》中的莺莺是一朵雍容华贵的牡丹，她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下成长，美丽但又脆弱，在面对不合理的要求时缺少反抗的力量和勇气，于是在与教条对抗的战役中只能败北。而《西厢记》中的莺莺是一朵奔放热烈的玫瑰，在她看似柔弱的外表下积蓄着无穷的力量，就像一座处于休眠的火山，等到她爆发时，没有人能够阻止。《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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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记》中的莺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前者，变得敢爱敢恨，勇于表达与封建礼教不相溶的言谈。她可以为了“情”摒弃“礼”。她对张生的感情不再是藏着掖着而是让张生明确的感知到。同名但不同性格的崔莺莺在两部作品中的第一次亮相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从这一看似细微的剧情安排中我们可以窥视到她们性格的不同之处。

3、《倩女离魂》的象征意义何在。

全剧集中刻画了倩女追求婚姻自主，忠贞于爱情的形象和性格，在婚姻上，决不轻易任人摆布。当她的母亲想要悔约，要她与王文举兄妹相称时，她便一眼看穿了母亲的用意，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当倩女的魂魄离开真身，追随王文举一起赴京路上，王文举以为倩女本人奔来，先是说怕倩女的母亲知道，劝她回去，倩女果敢地说：“他若是赶上咱，待怎样？常言道，做着不怕！”王文举劝阻行不通，使用礼教来教训她，说什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她“私自赶来，有玷风化”。倩女更坚定地说：“你振色怒增加，我凝睇不归家。我本真情，非为相谑，已主定心猿意马”。表现了她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和鄙视。 4、《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

一、在描写战争的进程中，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在于塑造人物形象。《三国演义》在描写战争时，注重人物的刻画，在紧张激烈的战争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和神态．成功的塑造出各种各样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二、在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中．以斗智为主战争胜败的原因，除取决于政治、经济、地理等条件外，还取决于指挥者采取的战略战术。《三国演义》在进行战争描写时。除了对交战双方的实力进行交代外，还用大量笔墨来写双方主帅之间的斗智斗勇。 三、通过对典型环境描写．突出每次战争的个性。《三国演义》中，作者所写到的40多次战役、战争，决无雷同．这是因为作者结合了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来描写这战争的。四、《三国演义》在以写战每为主的同时．也展开其他活动的描写。作为战争的前奏或战争的辅助手段．同时又与战争的进程有机联系在一起。

5、《水浒传》的结构特点。

采用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形式，每个故事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被一根贯穿的线串在一起,主线是梁山好汉的绿林起义事业,没有主人公，纯粹是由一个个英雄的传记故事连缀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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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游记》在形象塑造上的特点。

《西游记》在形象塑造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动物的形态、神魔的法力和人的意志精神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三者的和谐同意，便产生了形貌各异、个性独特而又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7.论述《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艺术特点。

鲁迅先生说《聊斋志异》是“用传奇而以志怪”。这概括了《聊斋志异》用传奇的手法来写志怪小说的创作特色。所谓传奇是指唐传奇，它有着一种细腻的描写艺术手法，而志怪是指魏晋的志怪小说。唐传奇是叙述婉转，绘藻描摹而情节详细，志怪则是重传实可信而文字简洁。按鲁迅先生这话的原意来解释，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蒲松龄接受了这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它不像志怪小说那样只是“粗陈梗概”，而是借用传奇的笔法和技巧，重视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故事情节曲折有致，描写委曲详尽，同时又推陈出新，意想更加奇特丰富，情节更加奇诡曲折，描绘更加生动细腻，尤其是在人神鬼狐的形象上，作品中有很多主人公是人神鬼狐，作者以丰富的幻想把幽冥幻域的非现实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以其独特方式反映现实，寄托理想。花妖狐鬼多具人情，偶尔又表现出非人的特点，虚幻情节和现实情节融为一体，使他们的形象千姿百态，个性突出。蒲松龄也是自谦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他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他是学习古人而不敬畏古人的。英国诗人杨格说：“愈少抄袭古典名作家，就愈像他们。过分敬畏他们则会使天才受到束缚，也就使它因此失去为了完成杰作所需要的自己的活动范围和挥毫余地。”蒲松龄是吸收前人的优点，而又能跳出古名家的樊篱，自由挥动如椽之笔，写出绝世的杰作。

8.《聊斋志异·连城》是如何表现乔、史的知己之爱的。

史乃言于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闻而往，自出白刃，诪膺授僧。血濡袍裤，僧敷药始止。合药三丸，三日服尽，疾若失。史将践其言，先告王。王怒，欲讼官。史乃设筵招生，以千金列几上。曰：“重负大德，请以相报。”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拂袖而归。女闻之，意良不忍，托媪慰谕之，且云：“以彼才华，当不久落。天下何患无佳人？我梦不详，三年必死，不必与人争此泉下物也。”生告媪曰：“‘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我，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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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我，不谐何害？”媪代女郎矢诚自剖。生曰：“果尔，相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媪既去.逾数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归，睨之，女秋波转顾，启齿嫣然。生大喜曰：“连城真知我者！” 9.结合杜丽娘的形象分析《牡丹亭》的思想内涵。

《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戏剧的崭新思想是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牡丹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无疑是塑造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形象。杜丽娘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执着。她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她的死，既是当时现实社会中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真实结果，同时也是她的一种超越现实束缚的手段。

10.论述《长生殿》的主题思想。

《长生殿》全剧共50出，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它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故事作为情节线索，广泛地展开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描绘。作者有意识地把李、杨爱情与唐代安史之乱联系起来，写出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逞侈心而穷人欲”，以致朝政败坏，藩镇叛乱，造成他们自身的爱情悲剧；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唐代天宝年间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表现了一代王朝由盛而衰走向没落的命运。

11.举例说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达到中国古典文学讽刺艺术的高峰。它的问世，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鲁迅评价《儒林外史》时称：“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贬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吴敬梓从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景象中，提炼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情节，用讽刺艺术的笔调，将他所批判的人物的种种可笑、可鄙、可憎或可悲的言行真实地揭示出来，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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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读者认识到产生这些人物的社会的丑恶和不合理。下面笔者就《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首先，《儒林外史》广泛运用对比的手法来增强讽刺效果。《儒林外史》中的对比手法用得尤其普遍，作者在冷静的叙述中，把自己的倾向饱含在各种活生生的形象里，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广泛运用对比映衬手法塑造各种类型人物形象，通过描写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强烈对照，在不经意中强化喜剧的讽刺效果。这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最显著的特色。如周进到薛家集任塾师，因为连秀才也不是的，所以请来陪客的秀才梅玖也不出迎，等周进进了堂屋，“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待到周进中了进士，当了官，他就朝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前后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揭示了梅玖崇拜功名富贵的卑劣灵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骂范进是“尖嘴猴腮”。中了举以后，范进的外貌并未发生变化，但胡屠户却夸他的女婿是“方面大耳”。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揭示胡屠户的市侩心理，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

对人物自身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对比描写，也极具讽刺效果。如范进在中举前，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饿了两三天”。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而当确认“中了”后，喜极而疯，醒来后就连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其次，利用夸张的手法增强讽刺力度。作者善于运用夸张手法，突出人物可笑可鄙之处，达到讽刺的目的。《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撷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谜，最后由他的妻子赵氏将谜底揭开：“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手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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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就没了气。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爱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的情节还很多，如胡三公子买鸭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用合理的夸张，真实的暴露了问题的本质。从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

再次，《儒林外史》还运用白描的手法增强讽刺魅力。《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突出地表现在作者善于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吴敬梓把白描手法用于肖像描写，用极精练的语言，淡淡几笔就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而且由表及里，形神兼备。如第二回写夏总甲“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单是这简单的几笔外形的描写，就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令人可厌的下层官吏的形象。很显然，作者的态度是嘲笑中又透出憎恨的。第三回写范进走进考场时，也有一段极其精彩的外形描写，是从周进的眼中来着笔的：“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楚楚的，褴褛破烂的。落后点进来一个童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衣服，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来归号。”粗粗几笔就勾勒出了范进落魄的一副可怜相，充满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从而不露声色、不着笔墨地鞭挞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和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达到了增强讽刺魅力的目的。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或用强烈的对比手法展示人物行为前后的矛盾，给予辛辣的嘲讽；或借人物言行，以夸张手法揭示人物虚伪可笑的本质；或用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活动；借以暴露其可笑可鄙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嘲讽的效果，实不愧“讽刺之书”的称誉。 12.简述姚鼐的为文主张。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

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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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

13.分析《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构思。

《桃花扇》运用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构思，结构严谨，组织巧妙。剧本以一生一旦的爱情悲欢为主线，串联起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在侯、李爱情这条主线中，作者又以一把宫扇作为贯穿之物，让它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多次出现，充分发挥了这个小道具的作用；桃花扇既是侯、李坚贞爱情和高尚节操的象征，也是马、阮之流祸国殃民的见证，因而成为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凝聚点，体现了“南明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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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遂系之桃花扇底”的艺术匠心。剧本的情节既细针密线，又转换灵活，全剧起伏、转折、照应，都显得井然有序，前面情节为后面情节的张本，后面情节又为前面情节做照应，连环牵绾，相互映带。 14.简述《红楼梦》的总纲，并对目前流行的诸家说法作出评析。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①介绍贾府的历史与人物，②点出贾府存在的危机，③介绍主要人物贾宝玉的特点。“林黛玉进贾府”：通过林黛玉进贾府的行踪，总体介绍了贾府的环境；通过林黛玉进贾府所见的人物，总体介绍了贾府的人物，所以起总纲作用。“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通过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的情节，总体介绍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明确了贾府的外部环境，所以也起总纲作用。

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王希廉的评批，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也较大。其后刊刻的《红楼梦》两家评，则是王希廉和姚燮两人所作的批评。后来在读者中产生影响较大的则有《红楼梦》三家评，即除了王、姚二氏之外又加张新之的批评。近则有冯其庸所编的《红楼梦》八家评本，评者除上述三家外，有二知道人、诸联、涂瀛、解居士、洪秋蕃五家评。关于这八家评，冯其庸在该书凡例(二)中说：“本书评批文字取道光十二年双清馆刊王雪香－评本、光绪七年卧云山馆刊妙复轩评《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光绪间悼红轩原本王希廉、姚燮评《增评补像全图石头记》、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王希廉、张新之、姚燮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二知道人（蔡家琬号陶门）《红楼梦说梦》、诸联《红楼梦评》、涂瀛《红楼梦论赞》、解居士《石头臆说》、洪秋蕃《红楼梦抉隐》共八家。故是书题名为《八家评批红楼梦》。”除以上八家外，还有一位蒙古族人哈斯宝评批《红楼梦》较有名，也很有见地。其实还有一些较有影响，如话石主人、江顺怡、梦痴学人、许叶芬等。刘铨福认为“《红楼梦》纷纷效颦者无一可取，唯《痴人说梦》一种及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一种尚可玩，惜不得与佟四哥三弦子一弹唱耳”，可见这些评点总的看来成就都不高。从王希廉和姚燮的小传看，他们都属于善于诗画的人物，没有走仕宦之路，也没有考取进士，而是以艺术作为一生生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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