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
202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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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101・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宗教史研究・论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许永璋(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河南郑州450052) 「关键词]道教;越南;宗教史[ 摘要」道教从中国传人越南后,与本地传统信仰相结合,具有越南的特点。近代时期,越南的道教逐渐衰落。越南道教比儒教和佛教的势力要小一些, 但是它却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仁中图分类号]B959(3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583-0214(2002)07-0101-06A Thesis on the Spreading and Influence of Taoism in VietnamXU Yong-zhang(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Depart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China)Key Words: Taoism; Vietnam; religion historyAbstract: After being introduced into Vietnam from China,and by combining with local traditional beliefs,Taoism ofVietnam became a new kind with Vietnam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odern age Taoism in Vietnam came to decline.Vietnamese Taoism has less influence tha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but it influences more aspects.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越南历史》引《牟子》一书序言所说,大约在公元部分。在越南的传统文化中,儒教(实际上是儒家2世纪末,越南已有一些人“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学说,下同)、佛教和道教都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产术”[1](P98)。这就是说,早在东汉末年,即道教在中生过深远的影响。虽然相对说来,道教在越南的影国创立初期,就已传人越南了。当然,这时道教主响不及儒教和佛教,但是研究越南的传统文化,却要传播于越南北部地区,而且看来似乎并不普遍,不能不探讨道教。目前,学术界对越南的儒教和佛可能只有少数人信仰它。教研究和介绍较多,而对于道教则较少论及。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越南北部地区属交 此,本文打算对有关道教在越南传播的一些问题,趾郡。道教很自然地也在这里传播。虽然史籍记谈点肤浅之见。载不多,但是也有一鳞半爪。例如,晋时中国著名一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道士葛洪的事迹中,就透露出一些情况。《晋书》载:葛洪“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Pt出丹,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一种宗教。它的渊源较 求为句局令……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为久远,既有古代的巫术迷信,又同先秦时代老子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李聆)、庄子(庄周)的道家学说有着密切关系。作丹’f[2](472)《安南志略》亦载此事:“葛洪字稚川,为一种宗教,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142年年老欲炼丹延寿,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张道陵正式创立道教。由于令。;[3](e9’句届即勾漏或苟漏,系交趾郡管辖下的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因此《道德经》也就成为道教一个县,其地在宁平省安庆县和南定省丰盈县、义的重要经典。此外,道教的经典还有《正一经》、《太兴县,可能还包括安漠县。[4](P61’越南史学家陶维平经》等。道教的教义比较复杂,而最根本的信仰英写道:“在现今安漠地区过去称为九真山的石山就是老子学说中的“道”。为了追求这个“道”,就需中有许多山洞,其中著名的如蝙蝠洞、徐试洞,葛要修炼,通过清净无为、清心寡欲的修炼,达到延洪确有可能想来这里找地方炼丹。7)[4](P61’据《晋年益寿、长生久视、超凡脱俗、羽化成仙的目的。除书》所载,葛洪没有到勾漏县去上任。可是,从葛洪了崇奉老子即“太上老君”之外,其他多种多样的的著作中,却有这样一些记载:“余少欲学道,志游神仙都是道教奉祀的对象。遐外。昔以少暇,因旅南行。初谓观交岭而已,有道教在中国成为定型的宗教之后,很快便传 缘之便,遂到扶南。”“行迈靡靡,风舟洪川,发自象播到了作为中国郡县的越南。据越南学者编著的林,迎箕背辰,乘风因流,电迈星奔,宵明莫停,积万方数据・102・日倍旬,乃及扶南。”“出日南寿灵浦,由海正南行,故背辰星而向箕星也,昼夜不住,十余日乃到扶南。’心](卷下’日南郡在越南中部,象林是其所辖的县,寿灵浦即寿冷浦,也就是越南中部的湿江口。这些记载表明,葛洪在青年时似曾到过越南北中部地区,甚至还到过扶南(柬埔寨)。他到这些地方的目的,是寻找炼丹原料丹砂的产地。可见,他晚年求为勾漏县令,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曾到过越南北中部地区,了解勾漏出产丹砂。葛洪在这些地区的活动,绝不仅仅是寻找丹砂产地,肯定会传播道教。 越南道教的兴盛,是在隋唐时期。唐代,佛教和道教在越南均得到较快的传播,很多道士来到越南,传播道教的教义和法术,因此,信奉道教的人逐渐增多。据《交州八县记》载,整个交州即越南北部地区,除了88个寺庙以外,还有21个有名的道观。很多道观长时期内一直都很兴盛。例如,修建于公元650-655年的白鹤(越池)通圣观,一直保存到14世纪。[1](P131’唐代除了有很多道士来到越南外,在任职交州的官员中也有信奉道教的,高骄就是其中的一位。公元866年(唐靓宗咸通七年),高骄被任命 为静海军节度使,治理安南地区(越南北中部)。高骄任职期间,修筑罗城(今河内),疏浚海道,政绩卓著,深受百姓敬爱,被尊为“高王”,并立祠纪念。高骄不仅功业巨大,而且因为他本人信仰道教,所以在他任职越南期间,也推动了道教的传播和发展。史籍记载,他开凿交州至广州的海道时,“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6](#182)。似乎劈开巨石,是高骄施展法术呼唤天雷所致。《越史略》对此事有更生动的描述,并云:“事毕,因命其处曰天威径。ff[7](}1’这些具有神话色彩的记载,反映出当时道教的确很盛行。唐代以后,道教仍在越南发展。公元968年, 丁部领建立丁朝,越南成为自主封建国家。由于佛教和道教盛行,政府专门设立官职,管理其事务。除了管理佛教事务的僧官之外,还有管理道教事务的道官。据史籍记载,自丁朝起,管理道教事务的官职有“道禄”、“威仪’,、“都官,,等。[3](}14)越南李朝时期, 虽然佛教占优势,但是道教也受到重视。李太祖时,曾向宋真宗求去道教经典汇编《道藏经》一部。[8](P688,李仁宗有一次去外地巡幸后返回京城时,“儒、道、释并献贺诗”[9]‘本纪卷3)李高宗时,将儒、佛、道“三教”都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内容。[10(p70)陈朝建立后, 道教更加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据《大越史记全书》载,陈太宗时,曾请太清宫道士为皇帝祈嗣,后果然生男;昭文王48岁时得病,其子请道士为父祈寿,病乃愈,又活了29年,享年77岁。[9]‘本纪卷s’陈仁宗虽然尊崇佛教,但也信仰道教。据《安南志略》载:“武林洞,昔安南四世国主陈仁王弃位隐其中以成道,号曰竹林道士,有香海印诗集传于世。;[3](01) 后黎朝前期,由于推崇儒教,对佛教和道教采取限制政策,道教曾一度受到压制。直到16世纪以后,道教才有所恢复。例如,黎襄翼帝统治期间,公元1514年,曾在河内西湖兴建真武庙,供奉真武祖师铜像。[10(P50,76’此后,随着越南的版图向南扩展,道教也逐渐向南传播,信仰道教的地域范围便日益扩大了。“南北纷争”时期,道教在越南南部地区得到 发展。在南方建立割据政权的阮氏历代国主,除了信奉佛教外,也信奉道教。阮氏政权的太祖阮演对道教非常重视。据史籍记载,阮演每“有谁攘忏谢请福之事,常爱用道士”。他本人采用“仙主”这一称号,也具有明显的道教色彩。[11](P96)此外,阮氏政权还专门设有“道士道录司”、“道士良医司”等机构,管理有关道教事务。[1z](V,E)可见,道教在越南南部地区发展很快,并且具有一定的规模。 17,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扩张,天主教逐渐传人越南。虽然越南封建统治者严加禁止,但是并未能阻挡天主教的传播。于是,越南人的宗教信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越南原来的儒教、佛教和道教,在发展中逐步形成融合之势。儒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只是一种学说,其地位一直比较稳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有起有落,但仍继续存在。至于道教,虽然还表现出一些影响,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近代时期,它在越南已经逐渐衰落了。二越南道教兴衰原因分析 道教起源于中国,传人越南后,在历史上长期成为越南人的一种宗教信仰,这绝不是偶然的。它之所以兴盛,总的说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越南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之下,长达一千多年之久,史称“北属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越南作为中国的郡县,无疑要受到中国政治因素的影响。具体说来,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首先取决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对道教的态万方数据度。中国的道教虽然是在民间产生的,但是封建统治者却很重视它。例如,东汉的顺帝和桓帝,都敬奉黄帝和老子。东汉献帝建安年间任交州刺史的张津,笃信道教。据史籍记载,他“好鬼神事,常著绛帕头巾,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91‘外纪#3)。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十分推崇巫祝道士。晋时,由于葛洪的总结和阐述,道教迅速为官方所接受。东晋的哀帝、简文帝、孝武帝等,都信奉道教。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在全国各地建立玄元皇帝庙,极力推崇道教。[13](p7,115,142)他们的这种态度,不仅促进了道教的发展,而且必然有助于道教在其管辖之下的交州地区传播。越南摆脱中国封建王朝直接统治成为独立国 家后,并没有完全割断与中国的联系。宋、元、明时期,有些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道教。例如,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元世祖曾拜邱处机为国师,住持太极宫,掌管天下道教;明世宗自号“玄都境万寿帝君”等等产13](p8’这种情况,不能不对越南产生影响。越南李朝、陈朝和“南北纷争”时期,由于道教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此得以继续发展。另一方面, 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也与下层人民的精神需要有关。道教的原始教义十分复杂,其内容中包含不少积极因素,是受到劳动人民欢迎的。例如,作为道教主要经典之一的《太平经》中,就有反对剥削压迫、主张济穷救急的思想。这种平等、平均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群众要求实现天下太平的愿望。处在封建剥削压迫下的越南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当然易于接受这种思想。他们能够从这些教义中找到某种精神寄托,寻求一些精神安慰。从长远来说,希望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社会;从现实来说,也可借助敬拜神仙求得消灾去邪,保佑平安。在越南,供奉道教教祖老子的庙宇较少,而供奉道教崇拜的文昌帝君、真武帝君和关圣帝君的庙宇则较多。这种现象,正 是后者更符合下层人民精神需要的证明。 道教在越南逐渐衰落, 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 从政治方面来说,越南虽然在丁朝之后成为独立国家,但是与中国封建王朝仍然维持宗 藩关系。既然道教是从中国传人的,那么它在中国 本土的状况如何,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越 南。前面说到,隋唐时期, 道教在中国非常兴盛,因而越南的道教在当时也很盛行。元末以降,中国的 道教总的说来已开始衰退。清朝乾隆年间, 公开宣布禁止道教传播,使道教受到很多限制,日趋衰 ・103.败。中国道教的这种衰败状况,显然对其藩属越南的道教不利。同时,在越南本国,道教也无力与儒教和佛教竞争。特别是儒教,越来越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陈英宗在科考中抛开佛、道,只试儒家学说。[14](p231’后黎朝更是独尊儒教。在这种情况下,道教、佛教的地位大为下降。由于儒教是选拔人才所必需的,掌握儒家学说是读书人通过考试获得官职的重要途径,而道教却不是晋升的阶梯,因此信奉道教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其次,从经济方面来说, 道教的某些教义和修炼方式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虽然如前所述,原始道教教义中包含平等、平均思想,符合下层人民要求,但是后来道教逐渐由民间转向官方,成为统治阶级追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一种途径。葛洪的神仙道教理论,更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样一来,道教就局限在上层人物中间了。道教提倡修炼,修炼才能得道,得道才能成仙。可是,长期从事修炼(包括修性养神和炼制仙丹),需要大量金钱和时间。上层人物既富裕又闲暇,有条件专心从事修炼,而劳动人民则欠缺这些条件。尽管不能排除劳动人民也有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想法,但是他们穷困不堪,严酷的现实使他们不得不整日地为生活操劳,哪有金钱和时间去进行修炼呢?这种愿望与现实的距离,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方面。贫穷的生活状况,使道教在下层群众中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第三, 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来说,道教在越南的地位远不如儒教和佛教。儒教、佛教和道教,反映出三种不同的精神文化。在这三种精神文化中,儒家学说从中国传人越南后,一直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逐渐成为越南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 位的思想。佛教传人越南后,深人民间,其影响曾一度超过儒教。道教则不然。道教在越南不仅一直未能取得超过儒教和佛教的优势地位,而且它 的一些教义后来逐渐融合到儒教、佛教和传统信 仰之中,以致失去原来面貌, 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了。 三中越道教之比较越南的道教是从中国传人的,它同中国的道 教具有某些共同点。但是,道教传人越南后,需要适应本地的情况,才能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源于中国的道教,传人越南后,必然要与当地信仰相融合,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一些变化。因此,越南的道教又具有自己的特点。通过比较,可以从一个万方数据・104・ 侧面了解中、越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和区别。(一)都是多神教, 但崇拜的对象有所不同中国道教本来就是一个多神教。它所崇奉的 神,包括天上的、地下的和人间的,种类繁多。据元代赵道一编撰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一书统计,仅从黄帝至两宋的神仙人物,就有745人之多。[13](p10,中国道教崇拜的众多神仙人物,绝不会完全为越南的信奉者所接受。道教传人越南后,虽然仍保持它多神教的性质,但是信仰的内容和崇拜的对象则改变了不少。例如,中国道教崇拜的最高的神为“三清”,即太清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玉清元始天尊和上清灵宝天尊。这最高的三尊神,在中国的道教庙宇中非常普遍,很容易见到,可是在越南的道观中却不尽然。越南人把他们传统信奉的神(例如山、河等神)与道教结合起来,作为崇拜的对象。例如,修建于7世纪中期、保存到14世纪的越南白鹤(越池)地区的道教庙宇通圣观,就供奉着当地的“福神”三江神。[1](P131)除了山、河等自然神崇拜外,越南历史上的一些英雄人物也被当作城陛,列为供奉对象。宋平地区供奉的李翁仲、苏沥,[1](p132,就属于这种情况。总之,崇拜的具体对象不同,反映出越南道教与中国道教之间的差异。 (二)都是儒、佛、道三教相互渗透和融合,但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儒家学说与佛教、道教之间,由于思想信仰不 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它们之间又表现出某种相互吸收和利用的倾向。中国道教在《道德经》、《太平经》等经典的基础上发挥出若干教义,成为信仰的主要依据,其中,有很多内容后来为儒家学说和佛教所吸收。同样,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一些儒家的伦理道德等观念和佛家的因果报应等理论。经过相互吸收和利用,出现了三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这种“三教合一”的情况,在越南道教发展过程中也有所表现。例如,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建立后,从丁朝至陈朝,对儒、佛、道三教同样重视,都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内容。前面提到的陈仁宗,既笃信佛教,同时又具有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越南的封建统治者、上层人物和文人学士中,很多人都深受儒、佛、道三教的影响,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数朱文安。朱文安曾在陈朝为官,博通经史,被尊为越南的“儒圣”。但是这位儒学家的思想学说中,不仅包含着很多道家的因素,而且晚年又表现出信仰佛教的倾向户4] (p230-233)因此,儒、佛、道三家的学说,在朱文安的思想中可以并见。除了朱文安之外,阮侠、阮屿、阮秉谦、黎贵悼等人的思想学说中,也都有类似情况。[15](P76)这些正是儒教、佛教和道教在越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表现。但是,从广度和深度来说,这种“三教合一”的情况,特别是越南的道教在三教融合中所起的作用,显然不及中国的道教。例如,老子的《道德经》在中国被奉为道教的经典,以它为核心内容的道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越南的道教是未能达到的。 (三)都是全国性的宗教,但越南道教的势力比中国道教的势力要弱小一些越南的道教是在“北属时期”从中国传入的。 随着版图的扩大,道教自北向南,逐渐传播到越南各地,从而形成全国性的一种宗教信仰。就传播的地域范围来说,遍及全国,这一点与中国的道教是共同的。但是,道教毕竟不是越南本土产生的宗教,同它的发源地中国比较起来,中国道教的基础比较深厚,因而势力较大,而越南道教的基础则比较薄弱,因而势力也较小。何以见得呢?从道观与佛寺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使是在道教最为兴盛的隋唐时期,越南的道观就比佛寺要少得多。例如:“交州八县记云:交阻名寺四,名观一;朱莺名寺二十九,名观九;宋平县名寺五,名观四;交阻县名寺二十九,名观六;平道县名寺十二,无观;武平县名寺二,名观一;南定县名寺七,无观。"82p(]61[)仅在交州所辖范围内,佛寺就多达88个,道观只有Z1个,有的县甚至没有道观。这种情况表明:第一,道教在下层群众中未得到广泛传播,因而信徒不多。道教产生于中国民间,后来虽然发展为官方道教,但它在民间始终拥有众多的信徒,因而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不少是在道教或者类似道教的旗帜和口号下进行的。越南的道教则不然。从历史上看,越南道教似乎总是局限在官方或者上层人物的范围之内,未能扎根于民间,因此基础薄弱,势力不大。越南封建社会中的历次农民起义,很少见到借助于道教教义和举起道教的旗帜,这个现象值得思考,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道教在越南下层人民中的势力不大。第二,即使是封建统治者和上层人物,他们对道教的提倡也并不特别用力,而且往往将它融人了儒教、佛教或者传统信仰之中。儒教和佛教在越南的发展过程中,都产生过许多著名人物l如儒教的朱文安、黎圣宗等人,佛教的李圣宗、陈仁宗等人),而越南的道教则没有著万方数据名人物。这一点,显然与中国的道教不同。作为一个单独的宗教来说,道教在越南,无论是“北属时期”,或者是成为独立国家以后,都始终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在儒、佛、道三教之中,儒教和佛教的势力一直超过道教的势力。14世纪以前,佛教在越南一度很兴盛。后来,它的优势地位虽然被儒教所取代,但是仍保持着较大的势力。儒教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佛教也只能退而居其次,更不用说道教了。四道教在越南的影响道教在越南势力不大,没有占过优势地位, 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在越南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影响。无论是从历史或者是从现实来看,道教在越南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它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表现在神仙崇拜方面。在越南各地,除了有属于儒教的文庙和属于佛教的寺院之外,还有供奉诸多神仙人物的庙宇。这些庙宇中,有的供奉山、河等自然神,有的供奉着先辈英雄人物,他们属于越南人的传统信仰,不能完全归属于道教。但是,在这些庙宇中,也明显地反映出道教的影响。特别是道观,更是道教留下的遗迹。越南人崇拜的诸多神仙人物中,有不少是属于道教崇拜的。例如,玉皇大帝在中国道教中被认为是总执 天道之神,其地位相当于人间的皇帝,称为“昊天金网至尊上帝”。在越南,玉皇大帝也是很受尊崇的。对玉皇大帝的尊崇,直到今天仍有表现,最明显的表现是在高台教的教义之中。越南高台教是1926年创立的一个新教派,它将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教义揉合在一起,目前拥有教徒200万人。高台教将玉皇大帝推崇为宇宙间存在的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神灵,它是一切生命之父,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人类的最高主宰。高台教的布道者宣称,他们是秉承玉皇大帝的旨意行事的,因而不容怀疑。此外,在高台教庙宇的神坛上,最高一层供奉的除了释迎牟尼和孔子外,还有老子;第二层供奉的有关圣;第四层供奉的有姜太公。[17](P313-314’老子、关圣和姜太公都是道教崇拜的人物。有的越南学者认为,高台教就是道教。[18]045’这种说法虽然值得商榷,但是却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从高台教的教义与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道教的深刻影响。又如,中国道教供奉的诸神中, 有三位著名人物,即文昌帝君、真武帝君和关圣帝君。这三位人物,在越南同样受到极大的崇敬。在道教中,文昌・105・帝君是主宰功名、禄位之神,真武帝君威镇一方,关圣帝君以忠义和神武著称。供奉这三位人物的庙宇,在历史上就遍于越南各地。河内还剑湖边玉山寺供奉的神像中,就有文昌帝君和关圣帝君。河内西湖的真武庙(亦称真武观),始建于1514年,庙内供奉着真武祖师(即真武帝君)。[10(P75)在越南南方的边和市,很早就建立了关帝庙,“殿宇宏丽,塑像高丈余’}[191(216)。此外,堤岸、河仙等地,也都有关帝庙。[19](s'6’直到今天,越南很多家庭供奉的神灵中,还有关公(即关圣帝君)。[181(P46)这些都是道教影响的明证。其次,表现在风俗习惯方面。在越南人的日常 生活中,也能感受到某些道教色彩。例如,越南的传统节日,有一个送灶王节。灶王亦称灶神、灶君,道教认为他掌管着一家的祸福。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夜,他要回天上向玉皇大帝察报人间的善恶。因此,这一天人们要在灶王神位前用麦芽糖祭祀,用糖粘住他的嘴,免得他到玉皇大帝那里去胡言乱语。这个节日是从中国传去的,其内容同中国基本一样,不过,在越南有所发展。越南不仅流传关于玉皇大帝封灶神的传说,而且祭品中除麦芽糖之外,还有鲤鱼等物。[171(P87’除了送灶王节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外,其他如端午节(阴历五月初五)画护身符,重阳节(阴历九月九日)登高、赏菊等,也都洋溢着道教的气息。又如, 越南各地有祭祀城陛的风俗。城陛是道教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煌庙都由道士住持。道教传入越南后,越南人将城陛与先辈英雄人物结合了起来。在宋平地区供奉的李翁仲、苏沥,就属于这一类人物。越南人供奉的城陛,既有对国家有功之臣,也有对村社有功之人。供奉城陛,虽然体现了越南民间的传统信仰,但是也多少反映出道教的某些影响。 再如,越南民间的庙会活动颇为盛行。庙会活动丰富多彩,其内容既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娱乐方面的。虽然这种庙会主要表现了越南农村的传统风俗习惯,但是庙会期间的迎神、祭祀、送神等仪式,与道教中许多礼仪的影响也不能说没有关系。第三,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道教的教义和修 炼活动,道教关于神仙人物的种种传说,不仅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成为诗人、画家们产生灵感的一种源泉。道教在越南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很多文人的思想和作品都深受其影响。13世纪时,既尊崇佛教又信仰道教的皇帝陈 仁宗,也是一位诗人。他的诗作中不时透露出道家・106.的气息。例如,《送天使李仲实萧方崖》:“灵液吹香越南的道教基础较薄弱,近代时期已趋于衰落。同儒教和佛教比较起来,越南道教的势力相对小一暖饯筵,春风无计驻归鞭,不知两点招星福,几夜光芒照越天。;[3]019’这里描写的是为两位中国使节饯行的宴会,在惜别和歌颂的诗句里,不是隐约些,其影响也不及前者。C收稿日期]2001-10-18可以感受到青烟飘摇的道家氛围吗?16世纪的诗人阮秉谦,其诗作中有“万事置度外,清闲似神仙”【作者简介】许永璋(1935-),男,湖北汉阳人,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教授,从事世界史、亚非史及中国与亚非国之句[[1](P363),老庄的道家思想和飘逸的道家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家关系史研究。【责任编辑池豫】 万方数据成书于14世纪的李济川《越南幽灵集》和成 书于15世纪的武琼、乔富《岭南披怪》,是由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编纂而成的两部野史,实际上也是两部文学作品。这两本书的内容,既包含越南人的传统信仰,但也不乏佛教和道教的成分。例如《岭南披怪》中的《苏沥江传》、《伞圆山传》、《龙眼、如月二神传》等篇,其故事内容就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伞圆山传》中说,此山“大王得神仙长生诀,甚显灵,为大越第一福神’f[20](P36)。在《苏沥江传》和《伞圆山传》中,还描述了苏沥江神、伞圆山神同高骄斗法,使高骄感到南方有“灵异之神”,有“灵气”、“旺气”,不可久留,应当赶快北返。[20](P34-37)这些传说故事,显然是按照道教的说法杜撰的。 历代越南的音乐戏剧中也可以看到某些道教的印记。公元987年,宋使李觉出使越南,曾向前黎朝皇帝黎桓赠诗一首。李觉辞归时,黎桓命吴真流创作一首乐曲送行,名曰《饯别曲送宋使李觉》(一名《王郎归))。这首乐曲的歌词为:“祥光风好锦帆张,遥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筋,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17](P279,歌词的前两句,显系道家语言。陈朝时,音乐戏剧得到发展。据《大越史记》载,陈朝表演的歌舞中,有庄周梦蝶等曲;举行宴会时,演奏的乐曲则名曰降黄龙、人黄都、宴瑶池、一清风等。[10(P66)这些曲名及内容,似乎都与道教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综上所述, 道教从中国传人越南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本地传统信仰相结合,具有越南的特点。参考文献:[1]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M].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2]晋书・葛洪传仁M][3]黎Ad.安南志略[MI.[4]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M].钟民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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