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 本章字数：2375 更新时间：2008-8-7 13:51:00 ）
1998年春天，我在费城的沃顿商学院给毕业生进行投资方面的培训，采用的是研讨会的形式。学生们思维活跃，对我讲课的内容反馈积极。他们用许多关于投资过程性质的问题向我狂轰滥炸，并询问我为什么会走上现在的这条道路，我竭尽所能应答，但似乎仍然应接不暇。本书就是我和这些学生们探讨的延续。
诚然，书是一种单方向的对话，但是它也可以采用较为轻松的语调来表达一个观点。很多关于这个题材的投资书都因为过多的图表而阻碍内容的流畅表达，不过我觉得我可以抛弃生硬的图表，把意思传达透彻。想象我们去长途旅行，碰巧被安排在同一节火车车厢，我希望你从本书读到的内容就如同是在车厢里就投资这一主题我和你所能调侃的内容。书中有一些观点进行了相应的处理，因为我在温莎基金从业的30年中，它们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我不想把各个观点简单地罗列，如果你喜欢看内容条条框框的书，市面上应该可以找到不少。
敢于说教之前，我必须说明一下自己的学习经历。确切地说，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我先是加入了美国海军，并学习了航空电子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梦想投资股票，更不用说去管理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了（温莎基金在 1985年停止接纳新客户之前一直是美国共同基金的行业领袖）。不过，我的事业可能早在我学会数数之前就开始了。我一直是个倔犟的小家伙，我母亲对此表述得更为直白，她对我说：“约翰，你甚至和路标都能理论。”她说得不仅十分正确，而且很有先见之明，我的整个事业就是在和股票市场争论。让我高兴的是，温莎基金的历史记录表明，争论最终的优胜者多半会是我。
1
这是个需要机智的工作，要学习的东西一旦开始就似乎变得没完没了。可这正是证券市场的魅力所在，也正是造成痛苦和绝望的源泉。证券市场上的专家难以胜数，但他们中却没有人能对投资者真正想知道的问题给出准确无误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市场在明天、下周或者下一年会如何走？这个世界，每天都冒出无穷无尽的新信息，而每一条信息都将对市场产生某种影响，这让现今的市场行为变得不可捉摸。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永恒在变。同样我可以说，一个投资者不能两次踏进同一个市场，因为市场也永恒在变。
虽然这么说，但投资者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摸索，毕竟还是能对市场的品性形成一点认识。它缺乏理性，不动感情；它桀骜不驯，充满敌意；可是有些时候，它又宽宏大量，乐善好施。市场自有它自己的快乐忧伤，好的年份和坏的年份，而你却无法预测。它们的趋势会以令人咋舌的速度突然逆转，可是你仍然可以学习如何巧妙地应付它们，提高自己的胜算。简言之，会讨价还价，就能从中获利。
正如我是一个逆向操作者，所以本书和最近流行的教人如何投资的书不太一样，显得特立独行，也谈不上正统。这本书不讨论万福玛丽亚传球，而是探讨如何长时间钻研、大浪淘沙、慧眼识宝。我的投资包括三大元素：个人修养、目标设定和实际经验。所以这本书采用了三个部分的结构：第一部分（走进温莎）先作自我介绍，第二部分（永恒的原则）描述目标和技巧，第三部分（市场流水账）记录了我在温莎基金的最后20多年中市场的波澜起伏。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让你在投资时拥有更多智慧，不管你是一年交易一次还是一天交易一次（不过我不推荐后者）。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投机氛围浓重的时期探讨价值投资及其表现，似乎是恰逢其时，因为许多所谓的价值投资基金都经历了一段坎坷之路。作为逆向投资者，我想说出现这个情况并不奇怪。一种优秀的投资方法愈是不被看好，我愈是想写书介绍这种方法的
2
好处。不合潮流最终战胜了人云亦云。在我任职期间，温莎基金多次经受住考验而巍然不倒（见图0-1和表0-1），市场一旦有好转便挺身直上、技压群雄。
表0-1总收益率比较
（截止到1995年10月31日）
累计（%） 年平均（%）
温莎 S&P 500 温莎 S&P 500
5年 +154.2 +121.1 +20.5 +17.2
10年 +268.4 +319.8 +13.9 +15.4
15年 +902.3 +696.0 +16.6 +14.8
20年 +2 314.6 +1 352.4 +17.3 +14.3
全时期① +5 546.4 +2 229.7 +13.7 +10.6
① 指约翰•布朗•聂夫管理投资组合的整个时期。
资料来源：The Vanguard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Vanguard Group.
3
个人投资者和职业投资机构相比有一个重要优势：个人投资者选择了一只股票后会有较多时间关注和跟踪，不会因为季度报表突然表现不佳而措手不及，这种优势在恶劣的市场环境下更加明显。价值投资（也就是注重市盈率，像我一直身体力行的一样）需要能够冷静地反省市场。证券市场一开始就缺乏冷静，到了牛市如火如荼之际，这种冷静就显得越发稀罕了。
但到最后，物美价廉的好股票必将引起市场的关注。凭借耐心、运气、理性的判断，你完全能做到不断向前。这就是投资游戏的天然属性：天上会时不时掉馅饼，但大多数情况下来得快去得也快，到头来空欢喜一场。我的投资风格却能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高收益；但是如果你承受不了股价过山车，或者你为人太过匆忙，那么最好还是老老实实把钱藏在枕头底下。
约翰•聂夫
宾夕法尼亚州瓦利福奇（Valley Forge）
1999年6月
致谢
（ 本章字数：2031 更新时间：2008-8-7 13:52:00 ）
我的家人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本书编写的漫漫光阴中，莉莉还有我们的孩子莉萨（Lisa）及斯蒂芬（Stephen）给予我无尽的支持，他们表露好奇和关心，而且能够理解我所作的努力。谢谢他们！他们是本书写作的热情参与者和志愿者，每每我感到困惑和无
4
从下笔之时，他们便给了我激发灵感的火花，我不能离开他们。为了本书的写作，我担心是否已对他们做出了过分的要求。如果把我写作本书比做弹奏乐章，那他们就是乐器的共鸣板。
感谢我的合作人史蒂文•明茨（Steven L. Mintz）承担了繁重的编撰任务。我提出的观点、获得的成就以及投资过程中做出的判断都经他之手撷取和编排，最后才得以编节成章。他工作耐心、刻苦、兢兢业业，为人十分友善。
感谢鲍勃•多兰（Bob Doran）、麦克法兰（McFarland）以及尼克•桑代克（Nick Thorndike）。他们和我共同管理温莎基金（Windsor Fund）超过16年，而且还一起担任威灵顿管理公司（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LLP的经营合伙人。威灵顿管理公司是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现管理高达2000亿美元的自由资产，又称全权代客投资资金。这些人不仅为人诚实正直、见解独到、乐于奉献、幽默风趣，而且成绩斐然，在一同引领威灵顿永无止境地追求，一同为打造一流投资机构勤勉不息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工作中的好伙伴。
感谢杰克•博格尔（Jack Bogle）、杰克•布伦南（Jack Brennan）和其他先锋公司（Vanguard）的董事成员。多少年过去了，不管我做得如何，他们都始终不停地给我以鼓励和支持，让我身心愉悦。即使偶尔遇到困难，在这么一个杰出人士组成的团队中，我也从不会感到信心受到了打击。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卓越团队的鼎力相助，在我任职期内，温莎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将是无法实现的。感谢我的继任者恰克•弗里曼（Chuck Freeman），他在我管理温莎的26年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乐于分享，可以说是智慧和坦诚的典范。他让我们抓住了坦迪（Tandy）、花旗银行、克莱斯勒汽车以及许多其他股票的绝妙投资机会。感谢
5
吉姆•阿弗里尔（Jim Averill）和吉姆•莫迪（Jim Mordy）。他们花费了10年时间对投资诀窍进行不断探索和总结，逐渐找到了属于温莎的典型投资方法，并让华尔街为之侧目。
我是一个幸运儿，在我职业生涯的路途上，共有三位杰出的导师助我一臂之力。早在托莱多大学（Toledo）念书的时候，我就学习了金融系主任希德尼•罗宾斯（Sidney Robins）教授任课的两门金融课程。这两门课程让我大开眼界，引发了我的想象，让我看到投资的无穷魅力，并且让我相信兴许我就能够在那方面施展拳脚。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到美国的约克郡（Yorkshire）人亚瑟 T. 鲍纳斯（Arthur T. Boanas）先生向我提供了走出大学校门的第一份工作，他对我可是呵护备至。他耐心地鼓励我、教导我，并最终把我领进普通股投资的奇妙世界。最后，米勒－安德森－谢尔德公司（Miller, Anderson and Sherred）是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现已归到摩根士丹利集团公司旗下。米勒是这家公司的创立者之一，同时也是宾州大学任期八年的董事会主席，他给我讲解了许多投资范例，他的风格看似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实则含义隽永、发人深省。他的教诲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成熟起来。
我非常幸运，这么多年来总有出色的助手帮我出谋划策。珍妮特•雷格莎（Janet Ragusa）为我笔录资料，她似乎有着一种习以为常的不知疲倦，一丝不苟、力求精确，同时还有着无比的耐心，脸上总流露着无法隐藏的欢笑。摆在她面前的上百封提交给先锋董事会的汇报信件，通过她的加工便能噼里啪啦产生出一连串的初稿，这些稿子就是构成本书将近一半内容的市场流水账部分。多拉•柯诺（Darla Knoll）是我的行政助理，她可是个得力干将，20年来把我的日常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我事半功倍。在我半退休期间，弗兰•凯莉（Fran Kelly）给了我亲切而温和的照料。
在我写作本书的两年时间里，还有三个人我要表示感谢。他们不间断地鼓励我，时不
6
时还要对我慷慨激昂地长篇大论一番。查尔斯 D. 埃利斯（Charlie D. Ellis）为本书写了推荐序，我感到荣幸之至。比尔•希克斯（Bill Hicks）为温莎基金的“降生”不遗余力地努力。吉恩•阿诺德（Gene Arnold）三天两头给我发信息，叫我“要把书继续写下去”。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不吝惜智慧和友情的好人。在此，我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约翰•聂夫
1
（ 本章字数：1332 更新时间：2008-8-7 13:53:00 ）
1955年1月上旬，一个冰冷的早晨，标志着我投资生涯的开始。画面中，一个23岁、服过水兵兵役、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站在托莱多市的高速公路入口的坡道上。这条路通往新近完成的俄亥俄收费公路，他正想要搭便车到纽约市。这种暗淡无光的登场今日看来不免有些奇怪，如今大规模的学生军团刚出校门，便开始四处寻找有声望的工作和高薪的待遇。没有人来好心为我买张公共汽车票，更不用幻想飞机票和高档旅馆了。我的随身物品只有一个休闲背包，一包点心以及口袋中仅存的20美元。为了能赶得及隔天的几场招聘会，我唯一负担得起的就是一路搭车到纽约。
对于早期的州际公路的那些司机来说，我猜自己看起来应该比较老实，那时的交通状况相对现在也不太拥挤，而且犯罪这个“字眼”还没有深入他们的脑海，总之不管如何，搭便车的旅行者在他们那里得到的更多是同情。我没等多久便搭上了车。关于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大清，但由于我告诉了他，我的行程是从俄亥俄到纽约，自然就引出了1954年世界杯赛事的一些话题。那个时候的纽约巨人队在四场比赛中横扫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
7
队。作为一名底特律老虎队的铁杆球迷，我对球队的前景感到怅然若失。
那时我对棒球可比投资知道得多。我对股市的一切知识加起来也寒碜得丢人，它们充其量只是大学中与此有关的两门课程。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也没有想到要靠投资这个行当来牟利，更没有意识到其实那并不比找一份其他工作差。那时，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的灾难和大萧条仍然让证券市场不寒而栗。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虽然最终还是上升到了1929年的前期高点，却是经历了26年漫漫岁月。他问我去纽约干吗，我只说是要找一份工作。
在途中横跨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小段旅程，我搭上了一个卡车司机的车。他以前是记者团的司机，在距离我上高中的地方科珀斯克里斯蒂（Corpus Christi）很近的南得克萨斯过了些时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被放逐者，不过我的放逐是自找的。他把他的离开归咎于一个名叫乔治•帕尔（George Parr）的得克萨斯行政长官，乔治•帕尔靠拉选票在1948年美国内阁竞选中最终以令人怀疑的94票的极微弱优势帮助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赢得了选举，击败了科克•史蒂文森（Coke Stevenson）。那一场竞选势均力敌，相反的几百张选票就足以颠覆美国的总统史。选举结果出来后，政治评论家们给这位未来的总统起了个带嘲讽色彩的雅号：一边倒林登（Landslide Lyndon）。
经过16个小时600英里的奔波，第5次搭车才把我留在了泽西市（Jersey）的一个卡车停车场，当时已近午夜。我要顺利赶到大苹果（Big Apple），所以进行了一整夜的步行，并且得依靠一些公共交通设施，结果当我最终走进34号街的YMCA旅馆时，迎接我的只是晚班接待员的问候。住宿条件也远没有密歇根大急流村（Grand Rapids）Y酒店的那种魅力。我高中毕业后同时苦干两份工作时曾住过Y酒店，但值得庆幸的是，不早不晚基本按时，我终于到达纽约了。我只需要足够的睡眠，在隔日约定的四场面试中保持头脑
8
清醒就可以了。
1.1 炮弹和自动收报机
（ 本章字数：1560 更新时间：2008-8-7 13:53:00 ）
自1955年找工作以来，摩天大楼的遍地开花让这个金融区容光焕发，信息时代也让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厅今非昔比，但华尔街和百老汇交叉路口还维持着老样子。交易所大楼依旧独霸一隅，稍远处耸立着联邦议会大厦，在那里乔治•华盛顿曾进行了第一任总统就职宣誓，而第三座气势宏伟的建筑里面是著名投资金融家摩根（J. Pierpont Morgan）建立的银行，它的正面依然展示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炮弹留下的斑痕，1920年9月的一个繁忙星期四，这枚炮弹曾使华尔街惶恐不安。
一个杀伤力稍弱但触及面更广的爆炸则真正撼动了华尔街，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从事我的投资职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十年，华尔街睡眼惺忪，似乎要被人遗忘。没人想到过将来竟会有议付佣金，更没人能够预见个人也将可以使用电子交易账户即时成交买卖的股票。那个时候，有一群衣冠楚楚的男性股票经纪人，他们组成一个有条不紊的体系，专门为富豪、望族以及某些信贷机构服务。投资者要进行股票换手，必须经由股票经纪人提交委托才行。实际上，其中许多证券经纪人本身就是豪门贵族的成员，要不就是有不可一世的靠山。自1929年股灾后人们惊魂未定，一个个都变得保守起来，不敢轻易购买普通股股票。大部分养老退休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开始把主要目光放在债券和那些最安全的股票上。那时根本还没有所谓的共同基金。
极少人家拥有电视机，而拥有电脑能够及时获取CNBC财经信息和股票即时交易数据的人更少。1955年投资者监视股市依赖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动收报机纸带，这种打点
9
纸带间断操作，往往它们打出10个字符，然后就不动了，然后突然又打出10个字符。以这样的节奏，纸带显然会滞后于交易活动数据，尽管那时的每日成交量极少超过500万股—如今单个的热门股或者还不那么热门的股票一天的成交量就可以和它一样多。买卖股票的指令需要手写到小纸片上，并通过气动导管传送装置把这些小纸片运往处理室集中进行指令执行。为了在交易大厅内展示价格波动，有专门的报告员在展示墙上固定锯齿形状的价格标度盘，并不断调整价格。当委托单一拥而上时，要始终维持最新价格怕是强人所难。交易所之外，大多数经纪公司雇了“粉笔工”和“张贴工”，让他们随着报价变动不停地擦去旧的报价，写上新的报价。
今天的大投行除了在纽约金融中心之外就基本上一点儿也不为人所知了，那些比较出名的叫做“经纪商行”（wire house），是它们支配了华尔街。它们在外地各市都有办事处，并通过线缆传送买卖指令。其中美林银行（Merrill Lynch）是最大的经纪商行，它一旦推荐某只股票，那只股票肯定会有强烈的动作。如果美林让它的股评队伍建议客户买宾州中央铁路（Penn Central Railroad），可能一下子就会出现50万股的买单，让交易室处理不过来。而在偏僻地区，比如托莱多或是克利夫兰，独立经营的地方经纪公司则各霸一方。
经此回顾，我会说当时我做出去华尔街的抉择真实反映了一种投资理念，一种最终让我的整个生涯蓬荜生辉的哲学。投资业务在1955年备受冷落，更谈不上吃香。最优秀、最聪明的求职者通常会投奔诸如福特汽车和通用电气之类的大公司，期望某一天能在这个行业中崭露头角。
我却无此雄心壮志，相反，《巴伦》（Barr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使我去了四家国家证券经纪公司参加培训，这四家公司是美林公司、Blyth公司、美邦（Smith Barney）以及培基公司（Bache & Co.）。我对自己成为股票经纪人的前景很有信心，我还带了一封一位金融学教授的推荐信，他曾经劝我考虑从事投资职业。如果不是希德尼•罗宾斯
10
（Sidney Robbins）教授，我只能说要取得投资事业的成功还真需要个人的运气和象牙塔里拿来的高文凭了。
1.2 吉兆的开端
（ 本章字数：1650 更新时间：2008-8-7 13:54:00 ）
我的投资生涯正好在市场开始活跃的关键时间点启动。股票市场虽然名声依旧晦暗不明，但实际上正在逐渐恢复往日的光彩。投资者对联合碳化（Union Carbide）、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以及伊斯曼－柯达等行业龙头公司的成长预期明显较有信心，以至于股价重新回到历史的高点。市场对普通股信心的恢复激励着投资者，他们愿意牺牲一部分收入来追逐资本收益，上市公司慷慨的股份分红更不待言。
战后经济复苏，整体向好，物价稳定。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40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高尔夫也热起来了，休闲玩家纷至沓来，这又是一个经济繁荣的信号。根据美国1954年对高尔夫球的统计数据，当年共有380万高尔夫玩家，高尔夫球场增至5000个，总占地面积达150万英亩。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第4年，同时也是延续物价没有显著上涨的第6个年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物价下跌44%，经济学家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反差，所有的信号都是积极向上的，各类商品供求两旺。1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报告说，许多公司管理层对经济预期乐观，各自都在筹划新建制造工厂。
作为对这些鼓舞人心信号的反馈，1955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冲至408.89点，刷新了历史记录。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克莱斯勒汽车、通用汽车、
11
伊斯曼－柯达以及新泽西标准石油也都在1月3日这一天大步走高，换手量达到了500万股—当然按今日标准仍然微不足道，不过在1955年这可几乎是五年来最高的成交量了。杜邦公司跳高了4个点，收盘至1711/2美元/股。看来我一来到纽约，纽约似乎就热情似火了。
我的面试并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在海军部队待过两年，听过两门金融课，在俄亥俄托莱多的领先男士服装店做过销售员，我想这些对于一个证券经纪人已经足够了。我每次一停下，就会有一大串的问题向我袭来，可能是要发掘我是否具备所需的基本素质。我可不懂害羞，也不会让人轻视，他们的问话无法让我抬不起头。面试结束后，我猜我做得相当不错，不过我没有留下来等待张灯结彩的款待。我还没等到获知我给纽约留下了什么印象就匆匆赶回了家，我要为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的一个职位接受面试。为了使旅途更加愉快并且能保证按时到达，也为了善待自己，我给自己买了张灰狗长途汽车的车票，谁想车上那群卡车司机彻夜放歌。
我没有受到纽约的优待：美林和Blyth没给我任何的婉约之词，而是平白地拒绝了我；美邦请我回去参加进一步的测试和面试；培基则得出结论认为我的声音缺乏必不可少的权威，做股票经纪人恐怕不合适，不过做证券分析师倒还可以考虑。培基提供的工作一开始让我感到不自在，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更加适合做证券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而不是为了生计而歇斯底里地骗取别人的资金推高股市。股票经纪人干好的话收入可以不菲，但他们花费大多数时间就是为了持有股票，很少考虑投资组合的问题。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看来庸庸碌碌，愚笨又徒劳，且又受制于人，而我需要激情。如果我想成为证券分析师，克利夫兰就已然可以满足我—对我刚结婚四个月，一直没离开过托莱多的妻子莉莉（Lilli）来说也更为方便，我决定去这家银行。
我不知道，或许是对冷淡接待我的报复，我一离开纽约回到克利夫兰后，华尔街就受
12
到了严惩，可能是因果报应。1月6日星期四，这是美联储宣布将购买股票的保证金从50%上调到60%的第二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跌2.2%。这是自五年前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对股东最惨烈的一次打击，隔夜《华尔街日报》对此做了报道，而且自这天起股市愈加恶化，直到1月14日才探底反弹。
虽然这些事件构成了我最初担任专业投资者的市场背景，但那时我还没有注意到太多。我的深谋远虑、我的恒久策略（可能有些人要骂我傲慢自大了）此时还暂时埋没在俗世尘埃中。
1
（ 本章字数：1754 更新时间：2008-8-7 13:55:00 ）
我喜欢购买被冷落的股票，这种方法对我来说自然而然，但仅此还不足以战胜市场，成功还需要足够的恒心。当流行观点说你错了的时候，你需要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这可不是本能或天性，相反，这是和人的天性相抵触的。
说起恒心，我回想起了我家地下室的那个火炉。我家住在密歇根州大急流村，那时我至多不过5岁，但是对我祖父往火炉里加煤的情景记忆犹新。他用铁锹把煤块铲到一个类似踏车的传送装置上，然后由它把煤块送入火中。那是项烦热而且肮脏的工作，但是我的祖父却能一心一意，直到工作完成。我时常羡慕他能够有本事让我们在密歇根的寒冬中依然获取温暖。
我对过去回顾得愈多，我学到的东西也愈多，对我最终选择的职业的帮助也愈不可估量。毅力、同情心、节俭、倔犟以及诚信，连同打破传统的倾向和追根究底的爱好—所有
13
这些品质构成了成功投资大厦的砖砖瓦瓦。
所谓的捷径不过是在前进的铁轨上涂润滑油，但一不小心就要倒退滑落，最终总不免让人失望。许许多多投资者似乎都相信要在证券市场上赚钱，就是看到哪个行业的走势线上升得最快就去搭船，从20世纪50年代末人造卫星带动的电子产品热到90年代的科技股爆发都是这样。确实，不少股票每次都能给予投资者丰厚的回报，但更多的却是如海市蜃楼般的凭空捏造，来得快，去得也急。
生活从没告诉我成功可以守株待兔。我父母的婚姻恐怕本来就没什么希望，在我4岁那年他们就离了婚。我的母亲芭芭拉•布朗（Barbara Brown）生于密歇根芒特普莱森特（Mount Pleasant），她还没念完高中就嫁给了我父亲。她后来向我坦白，她嫁他，主要是为了逃避父母。两年后的1931年9月19日，她有了一个儿子。
在婚姻完全破裂之前，我们时有变迁。在底特律，我父亲把公司生产的汽车润滑设备出售给加油站和修理站，如果说这是我父母重新开始的计划，那么结果就是没用。我们离开了公司，我母亲带着我，同父亲分道扬镳，而我再次见到我父亲是14年之后了。那时我母亲除了大急流村她父母那里，拖着个东倒西歪的小家伙她竟无处可去，这恐怕是生活对我母亲最尖刻的嘲讽。
我们的住处位于大急流村麦迪逊大街，屋子地下室有暖气锅炉。我们的生计全赖外祖父维持，他做人寿保险推销员有些收入。以前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他曾在芒特普莱森特经营过一个人造煤气公司，后来又在俄亥俄的布莱恩（Bryan）经营。这项业务专门把煤炭转换为煤气，那个时候天然气不怎么多。大萧条时期虽然人们仍然需要煤气来提供温暖和烧菜煮饭，但这并没有阻止这样的公司和许多其他公司一样衰落倒闭。甚至看似稳固的公用事业公司，还有共同基金都在大萧条中日渐枯萎凋亡，只因为20世纪20年代借了太
14
多的债务。尽管如此，多亏了我外祖父不知疲倦地辛劳，我们在经济上还算过得去，大萧条也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们在大急流村日复一日地平静度日，周围都是荷兰人社区和波兰人社区，他们的香火日渐旺盛，可是那对我却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聂夫（Neff）原本是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后来，我们搬到了相邻的东大急流村居住，那是一个迎合高消费阶层的郊区。我在东大急流村离家大约两英里的一所学校上了一二年级。街道上往北相隔六栋房屋处的一个大消防栓把大急流村和东大急流村分隔了开来，就是这个市政疆界让我无法去一所好得多而且离家也更近的学校上学。那个时候我时常不自觉地把各种可能情况加以比较分析，心中有所不满。
住在附近的弗里茨小姐教我一年级。我想感谢她在我的报告单上的评语，从很小我就学会了“好斗”这个词的含义。我要是和别人争论起来从不放弃，甚至面临极大的权威也依然故我。我母亲常常说我适合做一个律师，因为我走路遇到一个路标都会和它辩个不休。她或许是对的。长期来看，我干得还要更加出色，因为我和整个证券市场争辩。
我的外祖父在家中担当了不在场的父亲角色，直到1939年他病倒为止。他去世时我正上二年级。这之后，我母亲、外祖母和我搬到了芒特普莱森特，那是密歇根州中部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算毫无收入来源，这得多亏节省下来了一些存款以及通过人寿保险获得的部分收益。不幸的是，外祖母没能明智地投资她的养老金，她把祖父遗产的一部分，或许是全部，拿给了她儿子，也就是我的多兹舅舅，让他经营超市。
2.1 有关企业股票
（ 本章字数：3807 更新时间：2008-8-7 13:55:00 ）
15
我也算是在企业家的家庭中长大的，不管怎么算，多兹舅舅也不是我家最早创办企业的人。约翰•乔治•聂夫（John George Neff）出生于1834年，那时宾州的老股票不错，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时期。他先是教了一段时间书，后来到一个砖厂工作。没过多久，他就买下了这个砖厂—这可能是一种早期的以小博大，如果他为此借了钱的话。在赚了足够的钱之后，1873年他开始饲养马匹，还买了一处应属上流社会的田园家产。约翰•乔治把公司出售给了他的儿子们，其中包括我的曾祖父本杰明•弗兰克林•聂夫（Benjamin Franklin Neff）。三兄弟在俄亥俄布莱恩附近经营着他们的砖厂。
我母亲的姑妈姓普拉姆（Plumb），他们也是成功的企业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在大急流村以及附近地区建立了连锁超市，这种销售模式那时还处于婴儿期，它被叫做食品城（Food City），我至今还记得童年时那些商店的模样。按照今天的标准它们称不上是大型超市，实际上，它们比现代一个熟食铺也大不了多少。每当价格和广告要做更改时，就会请来一个广告油漆工，然后我会观察他在橱窗上画上各种有趣的东西。食品的价格数字被他标得龙飞凤舞，让我惊讶不已。除了有机会观赏艺术家工作以及和紧紧相挨的邻居们磕磕碰碰外，零售店的讨价还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没买过一股股票，但在我看来，它已经在出售了。
我母亲曾在貂熊香料店（Wolverine Spice）做记账员，那个店是食品城旗下的一个批发部，就是在那里多兹舅舅接受了百货业务的基本训练，但是正当他有机会接手食品城的时候，伯祖父夫妇却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拿了西密歇根的一些商店，而把大急流村的商店留给了他们的合伙人。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们的儿子把持有的股份兑成现金，并建立了联合超市，那是一家位于底特律的连锁超市。现金是明智的选择，联合超市最终破产了。这个时候，多兹舅舅显然是去了我外祖母那里，寻求自己开办商店的启动资金，然后她就屈服了。任何成功都是短命的，很难说是因为业务开始下滑所以舅舅开始酗酒，
16
或者相反，反正，前后次序没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一样，多兹舅舅饮酒过度而死，公司也走向了破产。幼小的我从中又学到了三个教训：（1）一旦涉及金钱，情感纽带都是幌子;（2）一个公司不行了，再去投资另一个恐非明智之举;（3）过度饮酒不能算是公司业务，也不能算个人优点。
尽管我来自一个落魄家族，但我从没有什么不幸的切身体验。我母亲和外祖母的辛劳和努力渲染了一种舒适的氛围，迄今为止我一直这么认为。感激她们沉默中的强力支持，我的自信得以迅速滋长，我的行为在五年级也荣获了缺乏自制的美誉。以后我的挑战传统的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这可能反映出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在这个无父亲家庭中为了防御世俗侵犯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反正，既然我基本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过，那么在我成长过程中对他的离席自然也少有知觉。
对于一个家庭中应有的父亲形象，多兹舅舅以他自己的方式弥补了部分空缺。我们对地图都很痴迷，有很多地图都是他给我带来的。我们还一起沉思1940年人口普查的深远意义。直到如今，我还记得大急流村1940年的人口是
164 592人。多兹舅舅告诉我找到国外城市的诀窍，布达佩斯的寻找出于某种原因充满了戏剧性。每到星期六，我们会花11美分购票看电影。对于标这个价位的票，我们足可以看两小段喜剧以及至少两场由吉恩•奥特瑞（Gene Autry）和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参演的西部牛仔片，他们每次出场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是每次他们身处险境，最后却总能以某种方式化险为夷。
我在语法学校上学时，曾有两次机会让我接触到了股票。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但密歇根海湾市（Bay City）的麦金利小学（McKinley Grade School）就是在六年级时安排我们学习和股票市场有关的知识，我想应该是学校的许多特别工程中的一项。（我们还以
17
同等的热忱学习了阿拉斯加，但至今我还没去过阿拉斯加。）更为激进的股票事件甚至发生在更早时期，也就是我在大急流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一学年假期，我们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本行游戏：追人游戏、投篮，诸如此类。出于偶然，我们开始交易篮球卡片。
由于卡片供应量不足，最稀有的卡片通过不断叫价，其价格可能会相当之
高—三张、四张甚至五张卡片才能换这么一张！接下来游戏场上甚至可能上演一段真正的疯狂。这真是很奇怪的事，匪夷所思。随着卡片变为货币形式，心理因素统摄了我们的行为。某人愿意出高价，但心里边想的却是如何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这时我才五年级，但是宁出高价的诱惑已经显而易见。即使发现了价格一路飞飙的卡片同样也会跌得最惨不忍睹这个事实之后，我依然乐此不疲。价格飞涨过后的回落可能不是立即发生，但一般来说或早或晚总会发生。
除了这些仍留在脑海中的关于市场粗枝大叶的肤浅教育外，我还记得曾有过这样的幻想，那就是不用真正工作也可以赚到很多钱，或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你必须预先测算出哪些篮球卡片会吸引最多的注意力，然后先于大众把它买下。但更让人惊奇的是，本不受青睐的卡片有时也会突然发狂，身价倍增。这至少是值得每夜深思的事，再加上其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手段，零花钱便有了出处。从11岁开始，我开始挣自己的零花钱，并用自己的钱买衣服穿。
1941年正值我读完五年级前后，我母亲遇到了一个叫吉姆•哈顿（Jim Hutton）的颇有创业才干的得克萨斯人。经过两个星期的相互示爱之后，他们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接着我们搬到了托瓦斯市（Tawas City），也就是那时的海湾市，然后又回到了底特律。吉姆曾在密歇根的油田附近转悠过，并在那里和别人打赌，他赌这些油井前途有望，并发誓要取得特许权。那时，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有些神秘色彩，甚至还有些诱惑的因素在里头。
18
他还想和当地农民及土地所有者讨价还价，以期获得他们土地的开发权。他如果持有股份，他还可以留着它或者卖给别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或者他也可以等待这块土地被勘探，也许能发现石油。然而现实中的他从未真正涉足，相反，最后他只凑合找了个不冒险的工作，要不是薪金稍为高一点，这类工作普通得一抓一大把。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工资水平处在冰河时期。
1944年夏天，我白天做球童，到了晚上就去送报。每周都能带回家40美
元—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已经算是不菲的收入了。我赚的钱差不多和流水线上的全职成年工人一样多。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只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开放，在那里做球童意味着有机会为当地的社会名流搬运球具并不时给他们提供参考建议。这些人中包括底特律的梅耶•杰弗瑞（Mayor Jeffries），此外我还有幸接待过埃德加•格斯特（Edgar Guest，1881—1959，英国出生的美国诗人，曾在《底特律自由报》上每天发表一首宣扬凡人道德观念的诗，得到各报广泛的转载，深受他称之为“老乡亲”的读者喜爱），他的诗歌经报业辛迪加在许多报刊广为发表，他是第一位这样的诗人，据我所知，恐怕也是最后一位。我从没想过靠诗歌创作可以负担得起这家高尔夫俱乐部的昂贵会费，但他玩高尔夫的次数可不怎么少。他是个让人愉快的家伙，我也非常乐意陪他玩一轮18洞，不过等到该付小费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大方。他给25美分我就很满足了，要是给个50美分我可要感激涕零了。偶尔，我收到的小费能达到75美分或是1美元，但从来不是来自德加•格斯特。
更加让人兴奋的还在后面。高尔夫手吉恩•萨拉森（Gene Sarazen，1902年出生于纽约，意大利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罗马的木匠，16岁的时候，萨拉森把他的名字从Eugenio Saraceni改成Gene Sarazen，因为他觉得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位球手）来这里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为他们四人组中的一个业余球员做球童。9年前，萨拉森在名人
19
赛中挥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杆，球从平坦的球道上飞行了235码，最终落入球洞，得了个双鹰球（double eagle，高尔夫用语，双鹰球是指低于标准杆三杆入洞的球）。我至今仍记得他挥杆时那种近乎完美的流畅，不管他按照标准杆推球，还是要让球腾空飞出，都远远落到那另一边的青草地上。
后来，由于我继父家庭状况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再次搬迁。对于吉姆来说，得克萨斯可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土地。于是在1944年11月，我们举家搬到了科泊斯克里斯蒂，吉姆在那里继续他对财富的追求。我不知道他如何以及为什么选中科泊斯克里斯蒂。他来自这个州的中部地区，大约在瓦克（Waco）附近，他的家人在那里有个农场。我们有些东西没办法装上拖车，所以只能把它们就地拍卖掉，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些珍藏。虽然我把玩具和游戏放在地下室展示，但好像没有人表示兴趣。结果，我只能随便送人—这算得上是严酷市场机制的一个早期教育。
我们坐车赶往得克萨斯，一路不停歇。到达科泊斯克里斯蒂之后，我们在一家汽车旅馆暂时歇息下来，因为我们还得等待建筑工对我们多少显得朴素的三居室房子做最后的打理。我们的房子就在该市郊外，购买时一共才花了5500美元。
2.2 冰块先生驾到
（ 本章字数：2432 更新时间：2008-8-7 13:56:00 ）
上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在一家便利店打工，便利店附带一个制冰厂。制冰厂专门生产冰块，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这些冰块投进一个巨型碎冰机，把冰块敲成碎冰块。这些冰块用于出售，主要是郊游和野餐的人会对它们感兴趣。当店主有事离开的时候，他就让我全权负责店里的生意。我既是出纳员，又是仓库管理员和洗瓶工，甚至还要求我剔鱼骨头。
20
做这份工作不仅可以拿到每小时50美分的慷慨工资，而且可以尽我所能地大饱口福，包括价格不菲的冰激淋。这可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我的父亲在我的生活里几乎完全消失了，只有他的母亲—俄亥俄州布莱恩市的一个图书管理员—跟我保持联系。她在圣诞节给我寄了一本书，在我的生日又给我寄了一本书。冒险家理查德•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的那本《世界奇观全书》（Complete Book of Marvels）就像是我那个时候版本的《星球大战》（Star Wars）。我记不清楚当时我究竟读了多少个来回，每次温故都勾起我无限的旅游渴望。书能够把我带到陌生的王国，而不只是在密歇根州中部或得克萨斯州东部这些地方转悠。哈利伯顿热情邀请读者一起加入他的奇妙旅程，并以这样完美的方式表达了当时我作为青少年的心理状态：
亲爱的读者：
当我还是一个在学校念书的小男孩时，我最喜欢的课程是地理学，而我最宝贝的财富是我的地理书。这本书放满了世界各地宏伟的城市、山川和寺庙的照片，还有标明它们地理位置的巨大地图。我珍爱这本书，因为它把我带往一切充满神奇和浪漫的土地。在书中，我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法国的大教堂和古老的巴比伦废墟。伴随这些东西的传奇故事让我充满幻想，迫切渴望能够身临其境地看到和触摸这些奇迹。
有时，我梦想拥有传说中的魔毯，不用买票、不用破费，也不用烦心与人告别，如同火箭一般，瞬间我就能从纽约飞到罗马，飞越大峡谷，还要飞到中国，跨越沙漠、海洋和高山，然后，当下课的铃声响起之时，我又突然之间飞回家里。
我常常对自己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或是其他任何人，能够把我带往所有这些神奇的
21
地方。如果不能亲眼见到，又怎么能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好？”
顺理成章，吉姆扮演了我真正父亲的角色，只不过到中西部去开阔眼界总提不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直到1949年我离家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成果，但是一有机会就努力尝试。吉姆给我灌输了一种真正的工作态度。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显得固执己见—有些时候这将引起麻烦。每到星期天晚上7点左右，他开始收听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的广播节目，此时他不让我们发出任何声音。温切尔用他独一无二的方式播报世界新闻。每期节目的开场都如出一辙：“晚上好，美国北部、南部的女士们、先生们，所有在海上航行的同胞们，下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然后就是噼里啪啦的正式播报，一条内容跟着一条内容，你甚至可以听到他手中新闻稿翻动的声音。只要温切尔还在空中，吉姆绝不允许我们发出任何声音，就好像我们收听的是来自上帝的声音。在他那些暗淡无光的年月里，“上帝的声音”还经常散布和推荐股票信息，不过质量实在值得怀疑。
我自己也喜欢听收音机。上中学的时候，要我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超过10分钟而不走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从来没有完全融入到班集体里，然而我也从没有感觉到有同学瞧不起我。我除了交际方面有些欠缺，就学业方面我也称不上是个优秀学生。他们告诉我，我的北方口音听起来很特别。北方口音有一个音很高，但我可以很好地发出来。我记得，我还参加了一些本地的广播表演和戏剧表演。我在克里斯迪中学里做播音员，宣读学校的通知启事。那时，这所中学是这个拥有12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唯一的一所中学。
克里斯迪既是战争时代的海军装备基地，也是一处难得的海边旅游胜地，所以和得克萨斯内地的穷乡僻壤有些不同。这个地方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驻扎着六七个海军航空兵营，所以视野中随时会出现水手们的身影。学校里，虽然那些注意到我北方口音的学生给我起了布鲁克林（Brooklyn）这个古怪的绰号，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佬并没有给我造成真正的麻
22
烦和痛苦。那个时候，听广播成了我一个极好的逃避方式。那些人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传达到我脑子里，然后幻化成各种景象，栩栩如生，这是我最了不起的成就。我一听广播就忘了时间，结果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些想象中的景象和电影动作片里强加于人的汽车追逐场景不同。我的这些景象由我心灵的眼睛创造，或许是《神秘剧院》（Mystery Theatre）对我施了某种魔法。不过我也嗜好看电影，只要有机会溜进去，我一般都不会错过。
我母亲可能希望我将来在剧院工作，她试图培养我对表演的鉴赏力。如果你住在克里斯迪，那么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就可说是个“大城市”了。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吉姆、我母亲，还有同母异父的妹妹海蒂（Heidi）曾经一起去过那里看滑冰运动员索尼娅•海妮（Sonja Henie）的表演。
我母亲是个大影迷，许多年来，她订阅的杂志《电影剧》（PhotoPlay）定期地给她带来一些新的信息。她也从来不让我错过收听吉米•费德勒（Jimmy Fiddler）的节目。吉米是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的当红广播播音员，他的节目在每个周日晚紧跟着温切尔播出。从那个时候起，我外向的一面开始跃跃欲试，但学校中我还是不善交际，显得有点儿腼腆。我没有表演的冲动，除非时不时有人暗示我不敢接受挑战。我的成绩中下游，这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值得称道的成绩，但那个时候正是我开始成就今天的我的起点：一个同时具备密歇根州人和得克萨斯人特质的人，就像某种合金。
后来中学毕业了，我没有对克里斯迪的留恋，也没有继续念书的胃口。于是一毕业我就跳上了一辆灰狗长途汽车，回到了大急流村，那里还住着我的家人，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最永久的记忆。
1
23
（ 本章字数：2394 更新时间：2008-8-7 13:58:00 ）
从大急流村的灰狗长途汽车站出来，我直奔卢（Lou）姑姥住的地方。卢姑姥是我外祖父的妹妹，她和丈夫埃尔•普拉姆（Al Plumb）是密歇根州超市的所有人，当时他们让我住进了他们家，但不久之后我又不得不搬走。
他们让我住下的一个可能的重大原因是，卢姑姥迫切想要从我嘴里挖出一些我家的闲言碎语，而且她坚定的决心已经不容动摇。从这个目的上讲，我是只完美的信鸽。我母亲曾告诫我，要对有关卢姑姥的事，尤其是无关卢姑姥的事守口如瓶。但是未经世事的人总经不住天然本性的诱惑，对这个家庭中长辈的任何询问，我都给予了迫不及待、对答如流的回应，就像是尽一种义务，像箭一样直截了当，不时还要加入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很快，我的所作所为就让我尝到了自作自受的恶果。在卢姑姥从我口中榨出了她想知道的所有消息后，她才让我在他们那装饰华丽，但却古板沉闷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起居室坐下。在那之后，我能和卢姑姥以及埃尔姑姥爷一起相处的日子—精确地说是两天—屈指可数。
初中的五年如梭飞过，刚离开校园才两天，我从母系亲属这边寻找避难所。我觉得我的出现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普拉姆一家跟我父亲或是母亲一方的任何人都有着相似的庄严而又体面的出身。他们有拉下铃便可以叫唤到餐桌前的佣人。他们让我睡在一间原先为女佣准备的空余卧室里。
19世纪90年代早期，埃尔姑姥爷就已经和他的父亲一起在密歇根的北部做硬件生意。三年后，他们险些不能捱过1893年的大恐慌。这个经济逆转的信号加剧了大部分倡导黄金准则的共和党人与威廉•珍尼斯•布莱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自由货币民主（free-silver Democrats）之间的猛烈冲突。这一事件一直到1896年美国民主党大会上布莱安（Bryan）发表著名的演说时达到高潮。在演说里，他斥责共和党人
24
是要将美国人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但是在这场斗争中，他失败了，民主党也失败了，而黄金准则却慢慢深入人心。我没看到有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不管怎样，埃尔姑姥爷多多少少代表了和1893年群体思维导致的疯狂市场有一种联系。大规模的共同行为加速了反转的发生，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类似的事例也不鲜见，每一次它们都会创造丰厚获利的投资机会。
在普拉姆家住了两个晚上之后，他们让我搬到了大急流村的YMCA旅馆,我在这个旅馆的房间虽然很难说上是宽敞，但总比在普拉姆家的住处大些。后来我发现那里倒是一个让我身心愉快放松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我刚搬进去不久后，一次警方的突击行动在我的楼层揪出了两名常住房客。那阵子地方当局认为追查同性恋是自己的职责。
除了这些小插曲，在旅馆的生活以平静为主。大急流村城区有一所名叫达文波特（Davenport）的营利性经济类学校，旅馆则为该校学生提供住宿房间。那所学校教室成排，却没有住的地方，所以旅馆正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这些学生都是些同龄人，都一门心思地想找一份好的职业—总而言之，对我来说这里的氛围不错。
毗邻旅馆有一所城市图书馆，那个地方成了我的又一个新家。每天我都去那里看报，除了当时不可开交的朝鲜战争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个很小的经济栏目也开始吸引我的眼球。1949年我开始找工作，那时候的经济正处在战后的第一个萧条期—没有人会认为那时找工作是巧妙的时间安排。在当时的环境下，广大职工迫切希望的只是大萧条快点儿结束，根本不敢奢望之后几年经济出现快速的发展。那些失业的工厂工人以及瘫痪的面包生产线的景象仍然侵蚀着他们的记忆。
这之后我遇到了卡尔•哈特曼（Carl Hartmann），不久，我又认识了绰号为“克里斯”（Chris）有时也叫“瑞典人”（Swede）的尤金•克里斯坦森（Eugene
25
Christenson）。他们两个人都在和旅馆相隔两栋大楼的大急流村青少年学院学习。那个时候我一跟姑娘讲话，就紧张得几乎语无伦次，但卡尔却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比我大几岁，也有一套娴熟的社交经验，而那正是我所欠缺的，至少在约会这事上是这样。卡尔已经在军队服过役，只要有人想听，他那些当兵时的趣事可是层出不穷。他曾经给我介绍了个女孩，甚至还把他的车借给我，好让我们去大急流村的荒郊野岭约会。有几次，他邀请我到他40英里外的家里去度周末。他的两个已婚姐姐也都怂恿我多花点儿时间和女孩们在一起。
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我感到最陌生的任何事也比不上投资。当我的同龄人在高等经济学院里接受高等教育之时，我却在另外一个极端的角落里学习什么是金钱。旅馆的经理雇佣了我，我每周有几个晚上需要照看底楼的苏打水饮水机和零食柜台。我们还有台球桌和一张乒乓球台，它们很能吸引客户，不过价格不便宜，每小时需要付60美分。除这之外，我还负责出售三明治和混合奶昔。卡尔有个女朋友在隔壁自助餐厅工作，她经常来我这儿打探卡尔的不轨行为。可我已经从卢姑姥那里吸取了教训：祸从口出。卡尔的女友没能从我这里打听到任何消息。
卡尔、我还有两个从密歇根北部边远地区来的、在达文波特念书的学生一起搬出了旅馆，并搬进了一套公寓。学期结束后，学生们作鸟兽散，我也只能再搬回旅馆。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克里斯，他为我提供了放纵生活是愚蠢之举的现实教材。在和他一样经济困难的人看来，克里斯的生活实在有点儿不计后果。虽然他有点儿个人魅力，但他的生活方式过于冒险，而且动不动就负债累累，时不时又深陷破产边缘。
克里斯天生是生活的催化剂，脑子中满是奇怪的想法。他找了份推销新车和二手汽车的工作，但这样的薪水也没有使他能够按时交纳旅馆的租金。这就是克里斯—风趣幽默，只是老喜欢破产。我和卡尔失去了联络，却和克里斯不期而遇。他一直保持着他的作风，
26
在20世纪60年代，他驾驶一辆蒸汽动力车游遍全国。
3.1 成为音乐人
（ 本章字数：4844 更新时间：2008-8-7 13:58:00 ）
当地的工作中介给我安排了一大堆临时工作，这是一项补充，晚上我还得看着苏打水饮水机。这些工作从搅拌水泥到饮料装瓶一应俱全。由于我接受过投资业务的培训，几乎所有一半的收入都直接进入了储蓄账户。最后，我在一家叫美国音乐器材（American Musical Instrument）的公司谋到了个职位，其简称AMI更为人熟知，它专门生产自动唱片机。在那个时代流行音乐已经出现，但是电唱机还非常少见，所以这种自动唱片机当时很受欢迎。刚开始我在AMI的职务是货运办事员。
自动唱片机是奇妙的发明，它们色彩斑斓，某些部件能灵活旋转，上面的小灯也不停闪烁。作为办事员，我似乎前途有望，但很快我就开始厌烦。于是，我主动申请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职位，并期望能够得到晋升的机会。虽然我很清楚地表达了我的愿望，但他们只是不予理睬，事实上也没有人想要给我晋升的机会。接下来我旷了两天工，因为我要去挨家挨户推销一种百科全书。两天后，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于是要求辞去在AMI的工作。可他们却说：“别这么快就走”，并向我提供了一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次可真有了一些事业潜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辗转于该公司的不同部门，包括专门负责生产部件的机械车间以及组装自动唱片机的装配线。我没有大学学历，我感觉自己在音乐行业有这样的发展前景已经应该满足。当然，出于天生的节俭，每周60美元的收入几乎有一半留在了银行账户上。
我在AMI工作大约9个月的时候，我久违的父亲突然现身，自此我在制造车间地板上
27
的新生活开始了突如其来的转折。自从四岁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事实上他几乎没有让我留下一丝痕迹的印象。后来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接触是我初中毕业时他曾寄给我一块手表。
他从我母亲那儿了解到我目前在大急流村的境况后，大概是想对14年前就离开的儿子做些补偿，也许他是认识到在我孩童时期没有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因此而有些愧疚，现在不过是考虑周到了些。可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作为父亲的失职做任何解释。我只能猜测他大概以为外公外婆能够负担得起母亲和我的生活，并且他也认识到那里毕竟还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嫌弃之意。我母亲一有机会就为此振振有词，说他欠了我所有的抚养费。我不敢确定在这关头有一个父亲相处是否对我合适，我母亲也不确定。她在父亲抵达大急流村的同时也到来了，她要来为可能影响我生活轨迹的任何交易做全权策划。
母亲为我们的重逢做了精心的安排，而我则在电话里跟父亲说话，但是直到一天晚上我们三人一起进晚餐的时候才得以真正见面。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有辛酸或是气愤，反正我倒没怎么觉得，不过我从母亲那里多次听说了父亲的酗酒问题。他和所有酗酒的人一样，只有喝酒之后方能快活一些。显然，酒鬼们都是这个样。不管如何，他几杯酒下肚之后倒还是挺风趣的。费城在元旦举行每年一度的哑剧节（Mummer誷 Day）游行，他总爱回忆他那次著名的喝醉之后又跑到了那游行队伍中去的场景。
我的父亲约翰 F. 聂夫（John F. Neff），虽然有着众多的瑕疵，不过仍然是一个头脑聪明和有些见解的人，此外他还是个出色的销售员。他知道如何激发我的创业热情，那种我在AMI时才刚刚崭露头角的创业热情。而在这方面，根据他的提议，我被安排加入聂夫仪器设备公司（Neff Equipment），而且，据说我还可指望将来某一天自己运作这家公司，他这次的提议正是为此而来。我父母双方的家庭中都有许多企业家，因此，有时候我怀疑这是不是会以某种方式在我身上磨损褪色。在跳槽之前，我谨小慎微的性格又干预了进来。
28
我拜访了托莱多市，在那里见到了我父亲那边的第二个家庭。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朱蒂（Judy）那时才有大约10岁左右，她发现突然冒出了个大哥哥可高兴极了。不过我的继母则缺乏那么一点儿热情，作为我父亲第一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孩子，我的存在会分散父亲对她的关注。她和我父亲在1938年结婚，就是我父母分手的5年之后。当时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喝酒，而她得小心翼翼地防止父亲情绪激动。1945年，我父亲收到了我奶奶（那个在我童年时代一直寄书给我的俄亥俄州布莱恩市图书馆的管理员）过世后给他留下的少量遗产。接着，他似乎一下子恍然大悟，于是参加了戒酒协会，并把资金投入到新的业务上。这个业务主要是批发和销售由Aro设备公司生产的润滑设备和空气混合器，而Aro设备公司早在1931年就由我奶奶的兄弟成立。虽然这家公司险些落入我那些堂兄弟们之手，不过最终它还是得以在纽约的场外证券交易所交易（Curb Exchange）。该交易所是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早期一片混乱的雏形。
我当时决定把自己的命运放在父亲这边。我赶回到了大急流村，并待了足够长的时间以收拾行李，同时给AMI公司递交辞职通知。虽然在那儿我为了拿到一天的报酬需要付出全天候的劳动，但是失去我对于AMI公司来说并不算一件多么稀罕的事情。我们好言告别，我可不想过河拆桥，因为我还不确定有父亲的生活是否能符合我的期望。
1950年9月，我开始在父亲的公司聂夫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工作。同时，父亲二居室的房子经他改造，竟变成了三居室的房型，这是他特意给我安排的住处。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但恐怕这不是最主要的。我是他唯一的儿子，而且随着生意的蒸蒸日上，他也开始为后代有所考虑。
公司生意很好，汽车经销商、加油站、汽车维修店都需要空气压缩机以驱动润滑设备、抬举设备、打气设备，诸如此类。随着与日俱增的汽车数量，需求量从没有发生过不足。
29
父亲的销售才能让我大开眼界，俄亥俄州以及仅仅相隔一条边界的密歇根州的农民们也开始购买我们的仪器。真正让人深感意外的是，他竟然投标并最终赢得了位于托莱多市附近的罗斯福军需库的订单，而这个机构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采购局。当时朝鲜战争正不断升温，而罗斯福加快了对空气压缩机和其他工业设备的采购。能够向他们出售设备我父亲当然喜不自胜。
我的任务是陪我父亲以及另外两个业务员一起拨接销售电话。他有令人信服的说服力，客户在他的利齿之下极少能够空手逃脱—如果拿不到空气压缩机的大订单，那么至少要让他们买些空气压缩机的附件，或者是用来紧固连接的小配件。当故障求助电话响起，我就和杰克叔叔一同跳上卡车，奔赴现场。杰克叔叔专门负责设备的安装与维护。有一回，我们向位于密歇根州特库姆塞（Tecumseh）的特库姆塞工厂出售一台空气压缩机，由于他们急需这套设备，我们要了个最高的价钱。
为我父亲工作至少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赚钱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魅力。实际上，如果你可以找到沉闷乏味但同时又有利可图的业务，那么你肯定可以轻松赚取大把大把的钱，因为这样的行业吸引不了太多竞争。同时，对于任何商品，买得好才能卖得好！他和供应商们讨价还价也很有一套，这让他在顾客面前享尽有利地位。多年后，我也深入领会了砍价的精髓，因此能够得心应手地和市场不依不饶，为股票讨个好价钱。
只是，我并不是出售润滑设备的可造之材。那种初来乍到的新奇感很快消失殆尽，而厌烦的情绪与日渐长。这主要还是怪我父亲。当然必须承认，也许我并不是那种最好对付的孩子，但他确实是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他的那些人拼命为他工作，但即便只发生轻微的违规，也会被他骂个狗血喷头。他的那些行为不符合我对文明的定义。虽然他很讲道理，为人坦诚，但他有时太咄咄逼人，不是很有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我恐怕也继承了他得理不饶人的倾向。我可以变得执拗，只是，我父亲过得不很快乐，而他的痛苦体现在他责
30
备别人时的态势上更加毛骨悚然。
我用了好一段时间来酝酿我的魄力，我告诉他不干了。令我惊讶的是，他竟然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消息。接着我成了一名汽车销售员，我通过当地的报纸找到了这份工作后，事实上我还是和他住一起。Lee 汽车公司是福特汽车的特许经销商，归属于坦克兄弟（Tank Brothers）旗下。我猜想他们可能自以为慧眼识宝，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材，只是缺乏了些训练。我一到那里，他们就把我当做一个前途有望的新人培养起来。这次我要销售的产品比我父亲的润滑设备可像样得多。
我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而且当时的朝鲜战争正打得火热，我应该属于最好的前线战场的饵料。在义务兵役机构来找我之前，我主动自愿参加了海军为期两年的兵役。上中学的时候我参加过海军预备役的训练，所以现在正式服役没让我怎么不舒服。比起要直接卷入朝鲜战争的陆军士兵，我这里显然更让人心动。没想到，我参加海军这件事倒真的让我父亲有了触动。当时我加入他的公司，后来又离开他公司的时候，他的内心可都没有多大的起伏。当我要和他告别，和这个之前14年没来看过我而不知愧疚的男人挥手告别的时候，他居然动真格地哭了，这恐怕是上帝嘲讽世人的极致安排了。他乞求我千万不要参加潜艇部队，这事我听从了。不过他没给我解释为什么反感水下部队，我只能大致猜测他是否患有幽闭恐惧症。
在我出发前，他向我提供了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建议：如果我购买Aro设备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只要我有任何损失他都将给予补偿。我当时可不是证券投资市场的行家里手，但我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个绝好的提议，我无法拒绝。我把所有的存款凑起来，全部用来购买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就这样，在参加海军服役的路上，我第一次成为证券投资市场的一个参与者。
31
我们前往位于伊利诺伊州五大湖地区的新兵训练营，这个海军基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离两个大洋都很遥远。不过，那儿也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在完成训练任务后我们还得到允许去芝加哥逛逛。这个时期，连同参加飞行员培训学校学习的时间持续了5个月。然后海军部门做出了一项英明决定，他们决定把我派送到航空电子技师学校学习。在那个地方，我得过且过，过了一段了无生趣的苟且生活。事实上，为期28周学习下来，我有一部分考试还没有通过，我只能再花一个星期重新学习。学习结束之时，我在班上的成绩几乎垫底，这让我不是滋味，我得了个末奖！接下来我被安排去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和大约40 000名水兵一道。在诺福克军区与一群穿着水兵制服、漫无目标的家伙呆在一起可没有好事情发生。只是大家经常提起城市公园里有一标牌，上面的文字警告说水兵与狗不得踩踏草坪。此标牌作者形迹可疑，况且我没有亲眼目睹。
谁都可以看出我对航空电子学根本不感兴趣，谁知海军部队又把我派往高级航空电子技师学校参加学习，他们居然觉得这是合适的安排。看来他们的军事情报也不过如此，真是自相矛盾。
上次加上这次在高级航空电子技师学校的培训，我已经在教室中花费了大半个年头。如果把这段时间再加上在新兵训练营和飞行员学校学习的时间，总共就是14个月左右，而整个服役期为24个月。海军部队给了我教育，虽然不过如此，但接下来他们决定让这些知识发挥作用。他们把我安排到了航母舰队的飞行小组，我们的任务是维护海盗战斗机（Corsairs），这是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鹞式战斗机，不过后来军方逐渐用第一代黑豹（Panther）战斗机把它们替换下来。按照上帝的旨意，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度过了剩下的海军生涯。我的工作对象先是螺旋桨推动的海盗战斗机，最后是黑豹战斗机。那时的我已经完全有资格维护黑豹战斗机。然后我退伍了，我在海军部队呆了整24个月，却从没有正式踏上过任何一条船。
32
海军每两个礼拜给我们发工资。一般到发薪日之后第一天晚上，准会出现六七帮人一起玩扑克游戏的场景，再下一天就只剩下一两帮人玩了。就像证券投资市场中的资金一样，扑克游戏中的钱会逐渐转移到技艺高超而有理财意识的玩家手中，这些人中通常会包括我。多次观察后我发现，那些回家时口袋中装满钱的水手们玩牌时都沉着冷静，对胜败得失有着很好的判断力。除非他们拿到了好牌，否则他们不会轻易跟较大的赌注。如果这些水兵能把相同原则运用到股票上，他们中一些人就是今天非常成功的投资者了。
3.2 普通股还是优先股
（ 本章字数：1150 更新时间：2008-8-7 13:59:00 ）
不知怎么的我搞到了一本谈论投资的小册子，我也拥有大量工作间隙的时间，一有空闲我就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我还读到关于普通股和优先股的一些知识，我不知道我持有的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属于普通股还是优先股，所以我给父亲写信询问我拥有的股票属于哪种类型。后来我得知是普通股，它的价格随公司的业绩表现上涨下跌。这就是我的股票理论和实践的入门，我开始了解股东为何有时能够收获最大的潜在收益，有时又会承担巨大风险并付出了惨重损失。
我对股票的兴趣开始萌芽，这是我的投资生涯的最早标志，但那时对我来说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对别人也是一样。与此同时，海军生活越发让我厌倦，再加上水手长们无来由的破口大骂，我不能再在海军部队里呆下去的事实已经再清晰不过。为了在正常人的世界里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是该尝试一下大学的时候了。抱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由美国空军学院—更著名的名称为USAFI—提供的两门相关课程。我很快掌握了大学一年级的英语课程。另外，我听了一堂心理学入门课，这对我起了催化作用，让我忍不住想象虽然追溯起来我在中学时成绩平平，但或许我可以应付得了大学。在一个周末，我和我
33
的一个好友得知附近的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 Mary College）正提供是否适合念大学的天资测试，便一同从诺福克搭车前往。结果显示，毫无疑问我可以应付大学。
1953年1月我被获准离开，重获自由让我激动万分。在24小时之内，我就一路从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驱车来到了托莱多。三天之后我成了托莱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ledo）的一名大学生，并且再次住进了我父亲的房子。《退伍士兵权利法案》（GI Bill）会为我支付大学学费和部分生活开支，而且，我又在一家高档男子服饰用品店找到了一份卖鞋的工作，这可以为我带来额外的收入。这份工作需要我每周干30个小时，因为在学校我尚有全额的学习任务，所以这么干下来，我都快要累趴下了。不过这份工作给了我两个好处：首先，我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鞋子和男式服装；其次，我可以抽出一半坐柜台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
恰逢其时，我遇到了祖籍为匈牙利裔的莉莉安•图拉克（Lillian Tulac）。那时我的舌头可以不怎么打颤了，我成功得到了她的注意，一举把一名专业三A棒球运动员以及其他追求者挤出门外。不过我们需要克服宗教信仰差异的问题，莉莉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随着结婚的准备工作一步步就绪，她忽然发现我还从没有接受过洗礼。当然，洗礼只不过是走一个过程，一种形式而已，那很容易解决。但我还有更大的疑虑，信仰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宗教信仰尤其如此。对这个问题我当时真有点儿手足无措。不过不管如何，长达12个月的约会之后我们正式订婚，并于1954年9月举办婚礼。
3.3 得遇良师
（ 本章字数：1630 更新时间：2008-8-7 13:59:00 ）
进入大学以后，我的众多优点逐步显露，我有着决不妥协的好奇心，对数字有着特殊
34
的敏感，能够很好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拥有严格的自我约束能力。虽然我的中学荒废了，成绩普普通通，但到了大学里我变成了一飞冲天的云雀。我的成绩极少落到A以下，毕业时我是优等生，获得了最高的荣誉。据我现在分析，我在大学和中学的表现相比之所以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变得更加成熟，有了自己的动机，而且所学的课程正好激发了自己的兴趣—尤其是金融和投资教授希德尼•罗宾斯（Sidney Robbins）教的那两门课程。
罗宾斯博士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来才转到托莱多大学。他是基本面分析学派的掌门人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Craham）和戴维•多德（David Dodd）的坚定追随者。不过最后，罗宾斯博士又返回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那里结束了他的学术生涯。他对金融教育如此投入，所以写了许多投资方面的书，却很少谈投机。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在几个永久认沽权证—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以预先规定的价格买进对应股票的权力的证明—上栽了跟头。通常的认沽权证有一个行权期限，但在大萧条前途暗淡的市场背景下，公司不得不对这条定律动手脚以吸引新鲜资金。如由于现在有投资者还拥有当时的那些权证，只要对应的正股还存在，或者说这些权证没有归零撤销，那他仍然可以以60年前定下的行权价买入这只股票，当然也可以以一个反映正股未来价格预期的价格进行出售交易。假如正股公司在经济萧条中幸存下来，那么基本可以肯定这个权证在今天的市场上会有高昂的溢价。虽然罗宾斯马上注意到了这些永久认沽权证的价值，但他并没有在市场上收集所有他能够买到的永久认沽权证，相反，他只是在《巴伦》财经杂志上给出了自己的评论。
我大学的主修科目是工业营销（Industrial Marketing）。因为我在海军当兵的时候花了不少在教室学习的时间，他们对这些学分表示认可，并允许我随便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对股票的兴趣把我带到了罗宾斯教授的投资课堂。正是在那里我学到了什么是投资的基础面分析：销售额、每股收益、营业利润、现金流量—只要你能列举出来，罗宾斯教授
35
一并为你讲授。他对投资的热情和深刻理解把我吸引到他的讲堂之上。他曾对我说，要想成为专业投资领域的一员，你并不需要非得是名门望族的纨绔子弟。
接下来登堂入室的讲解则更加引人入胜，他上课的方式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他的导师是本杰明•格雷厄姆，一位有着传奇投资经历的著名投资大师兼剧作家。作为投资大师，罗宾斯和他的导师并无不同。他用来消遣的兴趣爱好同样包罗万象。在金融课上，讲着讲着话题就开始打岔，最后简直就变成了一派天方夜谭。下课铃响的时候，他讲得兴起的可能正是哈林（Harlem）的阿波罗剧院（Apollo Theatre），让我们的头脑塞满与此有关的各种信息；抑或从探讨现金流量的新视角扯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是19世纪的著名歌剧作家）。他眉飞色舞、绘声绘色，他的热情如此热烈，所以其他东西对他而言都是次要的。
幸亏所有课程都安排在了连续的24个月内，再加上海军服兵役获得的学分，我在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学士学位的课程。虽然我只修了两门和金融及投资有关的课程—均由罗宾斯博士任教—我还是获得了学校的金融优秀毕业生奖。然而，对于一个想在证券行业谋求职位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托莱多提供的机会少之又少。或许当时我可以选择为奥托莱特电气公司（Electric Autolite）工作，这家公司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生产汽车部件；或许也可以选择较小一些的汽车部件供应商，他们遍布在托莱多的各个地区，说不定我可以同时为六七家这样公司服务。然而，我脑子里记住的只有希德尼•罗宾斯教授的鼓励，此外还沾光了他和华尔街培基公司的关系，所以我决定向东进发，去往纽约。
1
（ 本章字数：1592 更新时间：2008-8-7 14:00:00 ）
36
1955年1月，华尔街没有人盛情迎接我的到来，也没有人愿意接受我的服务，因此，我接受了位于克利夫兰国家城市银行的工作机会。这家银行是克利夫兰最著名的金融机构，有一定优势，此外，这家银行还离莉莉的家乡托莱多近得很。
我有着与生俱来的怀疑精神，接受过希德尼•罗宾斯的熏陶，还身怀一本翻旧了的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这本书里生动描述了直接导致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很多事件—靠着这些东西的武装，我孤身挺进专业投资领域，既自以为是又一无所知。银行把我安排在信贷投资部门做投资分析师。这个部门在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成立，目的是为了保护私人和公司财产免受市场侵蚀。
我一来到那里，该部门就一下子把六个行业的分析任务扔到了我面前。这家银行总共只有六名分析师，所以他们把整个投资领域划分为六块。还没等我找到去冷水机的路怎么走时，他们就要我马上拿出对化工行业、制药工业、汽车及汽车部件制造行业、橡胶行业以及银行和金融公司充满才智的评估。这个时期，我对美国工业领域中这些宽范围的行业进行的深入研究给了我一个理想的背景，为我的投资生涯提供了很好的帮助。这是一个学习投资过程的解禁开放期—如此开放，事实上，所有公司的档案资料和投资资料就放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限制我们不出卖信息只是银行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服从的道德标准，后来银行他们不得不安装所谓的防火墙以防止内部信息的泄露。
仅仅说我喜欢这些新挑战不足以表达我的满腔热情。过了漫无目标的适应期，我成功找到了我的事业航图上那个最重要的坐标。每一个细节都使我兴奋不已。汽车行业最好理解，我向来对这些四个轮子的创造物有好感。我父亲是汽车狂热分子，因此我怀疑我对车的亲和力源自于基因。1955年早期，汽车制造在美国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它支配着华尔街和调控部门的注意力。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报道称，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37
和司法部门的官员担忧通用汽车公司规模过于庞大而垄断市场。几天以后，这个汽车制造业巨头发行了5.25亿美元的股票。
化工和制药公司的分析比汽车公司困难得多。我的知识在科学方面没有很好的背景，初中时我学过化学和物理，但大学里这些课程和我是完全不搭界的。为了克服对这个领域的一窍不通，我开始学习化学，产品搭配、聚氯乙烯物及它们的前体。我如饥似渴地探索每一个细节，后来对化学加工过程也日渐熟悉。所有以上这些林林总总的东西都会对股价造成深远的影响。在那个时候，化工行业被认为是成长工业，所以，它们的股价对应的市盈率要高于市场平均。
科技不是我擅长的，后来也没有成为我的强项。不过，我当时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时间深入研究它们的年度报告和其他业绩记录，因为它们揭露了远程公司运作的某些细节，于是我渐渐对科技公司也产生了门道。除了对财务报表倾注大量精力，我还研究证券交易刊物，甚至某些技术手册，以此深入了解企业的内部运作机制。显然，这些知识被我完全弄通了。有一次我去调查伊士曼•柯达公司—那时它还是一家主要的化工公司，除了生产摄影胶卷的有关试剂外，它还生产许多其他的产品—我不时给公司向导提出难以回答的棘手问题。“哎呀，”一位陪同我们的经理不无感慨地说，“毫无疑问，你肯定拿到了化学工程专业的学位。”我把这看成是对我的夸奖。
我在银行工作的第一年，是我不断对优秀公司成长策略的所有方方面面有所领悟的一年。后来，在对福特汽车公司的一次考察中无意激起了我的雄心壮志，我不能只做一个投资分析师。我第一次参观福特汽车的引擎工厂时，陪同我的是一位资深汽车分析师。我看见他过来时开的车破破烂烂，像这样的车几乎已在马路上销声匿迹。从他的老年昏聩可以看出，他肯定买不起一辆好点儿的车。
38
4.1 摇摆不定的第一步
（ 本章字数：1987 更新时间：2008-8-7 14:01:00 ）
作为一名职业投资者，我对市场的第一次投资呼吁却是个错误，不过永远让它留在记录里吧。大约正式工作六个星期后，我开始对股票价格感到急躁不安。在我看来，在1954年飙升了45个百分点以后，气势汹汹的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DJIA）已经高得太离谱了，并且即将面临回落的局面。其他人都很有信心，认为市场能够从1月份的恐怖下跌中反弹并恢复过来，但我无法分享他们的乐观。虽然新闻报道称钢铁、铝业、橡胶、石油和造鞋行业（几乎包含了那时所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发展势头良好，但我担心一系列的新高已经充斥了太多泡沫。我向我老板提出警示，等待暴跌机会的降临，即我后来所说的反转点。
作为一名资历尚浅的投资分析师，我的声音没有多重的分量。没有人会因此对我们管理的投资组合大动干戈。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如果真有人大发慈悲地问我：“好吧，约翰，那依你看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也将无言以对，因为我并没有可值得推荐的对策。好在我的警告没人理睬，结果是皆大欢喜。股市1955年没有遇到艰难险阻，而是不断震荡上升，到年末上涨了17个百分点，1955年道琼斯工业平均价格指数收在488.4点，创下历史新高。
小组的判断没让我落入巨大的困窘境地，暂不讲谁更聪明，但很明显他们对市场有着更敏锐的洞察力。因此我再次投入了双倍的热情，让学习的曲线爆发式地向上延伸。使用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在信息的海洋中狼吞虎咽，寻找股市内新鲜的深刻见解。那是一个新发明、新思想、新趋势层出不穷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每天都能看前所未见的新奇事物的相关报道，从通用电气建立第一个彩色电视演播室，一直到斯克里普托
39
（Scripto）公司的液体铅笔，即如今的圆珠笔的祖先。
工作的第一年，股市日平均交易量保持快速上升态势。无可辩驳，那时的交易量充其量只是现在交易规模的一个零头，但是在那时，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的交易量标志着股市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发展，这是可追溯来自大萧条时期的绝望和消沉中爆发出来的尖利呼喊。随着投资者们逐渐放弃过分强调工资收入和抵御资本损失的心理，交易的时代终于到来。1955年2月1日是我第一个完整工作月的第一天，那天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交易最活跃的10只股票中，到今天为止已经只剩下3只股票仍在继续交易。它们分别是：美国航空（American Airlines）、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和埃克森美孚（那时被叫做新泽西标准石油）。需要补充的是，后面两家公司已经经过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吞并、收购和剥离。那一天的最活跃股票名单上的其他公司不是被大公司兼并收购，就是自发破产消亡。当时地位突出的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后来卖给了通用电气。其他的包括胡普公司（Hupp Corporation），钱斯沃特航空器公司（Chance Vought Aircraft）以及两家铁路公司，即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和位于芝加哥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太平洋公司（Chicago Minnesota St. Paul & Pacific）都破产了。
至于美国博世公司，这个1955年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表现最活跃的股票，其股票交易量也不过仅占总股本350万股中的22.5万股。虽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样的交易量提供的佣金已足以支持那个时代相当原始的投资技术设施。我们没有科特龙证券行情报价机，也没有可以即时连接市场的桌面方案。所以我们吃午饭的时候会顺道去下培基公司，它是纽约投资公司的一家本地分公司。各种杂七杂八的资料都会摆放在被我们称为“花生走廊”的地方：在那里你总可以看到某人在某个椅子上打盹。然而，和我们在托莱多时使用的市场信息获取方法相比，这里至少有了巨大进步，托莱多可是更加偏僻的角落。为了全面地传达行情走马灯纸带上的价格，粉笔工必须在交易大厅内跑来跑去，不停地擦掉原先的价格，并把最新的股票交易价格写上去。不足为奇，大多数负责修
40
改价格的粉笔工均是充满魅力的年轻女性，由于她们迷人的三围，投资者密切关注股价从来都不失为一项愉快的任务。
接下来，我在银行里有了制作统计表单的任务。这种表单类似于《价值线》杂志中给出的报告，但包含的数据更多。那时公司的信息并不像今日计算机输出的财务表格那样多种多样而且易于理解，我们必须主动挖掘信息，然后给出研究报告。最新的信息除了靠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得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但是通过建立统计表单，我们可以创建公司的完整历史记录。这是真正的苦力，不过这倒让我得到了最好的培训。即使是现在，如果要真正理解公司的业绩表现，除了用铅笔和稿纸在各类资料中寻寻觅觅、勾勾划划之外，我仍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2 自然产生的问题
（ 本章字数：1150 更新时间：2008-8-7 14:01:00 ）
随着我们对公司进行入木三分的特写研究，自然而然各种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当然要去询问管理层，这些相同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们还是一直在问。为什么营业利润率会下滑？为什么管理费用比销售额增长得更快?为什么派发的红利比往年少了一截？
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真相毕露。1954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工业（U.S. Industries）的董事长以坚定的口气宣称该公司前途一片光明。可结果是不光也不明，事实就摆在那里。20年过后，美国工业成了温莎基金买过的最让人痛心疾首、悔恨交加的一只股票。1975年，在亏损了一半的投资资金后，温莎卖掉了美国工业的最后一批股票，而此时继任的董事长还在对公司前景信誓旦旦。
41
纺织品制造商凯塞尔公司（Kayser Inc.）收购凯特琳娜（Catalina）之后，从新闻公告中我们得知凯塞尔野心勃勃的管理正在酝酿进一步的计划。文章所用语句和今天的某些如雷贯耳的习惯性措辞如出一辙。“公司领导曾不止一次暗示，他们将继续考虑新的兼并和收购的可能”。1955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如此报道，“公司有着优秀的管理层，出色的业绩表现和响亮的产品品牌。在它普通股最近的宽幅震荡的背后，各种兼并的传闻也不绝于耳，然而，据目前所知公司的这些重大举措还不会在近期实施。”公司之后确实进行了多次收购和兼并，20年后，凯塞尔•罗思（Kayser-Roth）对温莎基金的资产增值给予了不少帮助。
1955年，一家名为Reynolds Spring的公司自己更名为联合电子工业（Consolidated Electronic Industries），而那时正是“电子繁荣”的科技泡沫初现端倪之时。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科技股泡沫正式进入全速膨胀阶段，部分原因是因为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激发了投资者的过多热情。当这种疯狂到达顶峰的时候，仅仅和电子稍微沾点儿边的任何一件产品都会让一只股票直冲云霄，这直接导致许多公司将公司名称的后缀改为“电子”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变形，而它们的依据只不过是他们的机器用电力驱动—这跟今天互联网“com”的投机泡沫没有什么区别。
在那时，美国国家城市银行财务异常稳健，在可以获得高速发展的放贷诱惑下，它的各个分行依然经营良好，任何出轨都是非典型的。美国国家城市银行在国内战争的16年前由美国消防保险公司（Fireman誷 Insurance Company）的两个经验丰富的员工创立，它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市场恐慌和崩盘后仍能保持毫发未损。1933年，全国数以千计的银行竞相关门大吉，而国家城市银行是克利夫兰唯一一家仍然可以用100美分来履行1美元的存款义务的银行。而其他本地金融机构的存款人1美元的存款当时只能取出5美分，另外一些银行则干脆永远关上了大门。
42
4.3 中等的工资
（ 本章字数：2530 更新时间：2008-8-7 14:02:00 ）
我在这家银行的工资其实相对比较低，即使以1955年的标准来看也很一般。我做专业投资顾问的第一年拿到了4200美元的丰厚工资。（43年之后，我做一个晨间股市点评，银行和当地的报纸支付给我的钱是它的两倍。）幸好，莉莉和我都习惯俭朴的生活—虽然有些时候以她的品位也实在是太俭朴了。婚礼之后，我坚持让她把对我们没有使用价值的婚礼礼品退还商家，那一次我恐怕让她伤透了心，我还记得有只火锅就是那些牺牲品之一。我们坚持不动用储蓄，从不侵犯基本性原则。
虽然现在看来节俭在那个阶段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那样生活。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银行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在仅仅依靠工资过活。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帕特里克（Patrick）的时候，我还只能把莉莉背到阁楼上去住。不久之后，我们花10 200美元买了套房子（一套联排式住宅的一半）。那看起来是划算的交易。1960年我们终于有了足够多的钱，于是花了上次两倍的价钱买了一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这一次有四个卧室，三个卫生间。
除了经济情况很一般之外，我的新职位让我们可以和这家银行的高级社会阶层稍微有些接触。该银行的历史和马克•汉纳（Mark Hanna）的利益和财产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马克•汉纳是19世纪投资采矿和铁路的实业家。在汉纳去世不久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该行新董事长刘易斯 B. 威廉姆斯（Lewis B. Williams）和马克 A. 汉纳公司（M.A.Hanna & Company）的执行官员乔治•汉弗莱（George•Humphrey），即后来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的财政部长之间有一次不愉快的电话谈话。“做好两件事，我们将再也不找你们麻烦，”汉弗莱对威廉姆斯
43
喊道，“每年提高收益和提高股票分红。”
由于银行悠久的传统，适应工作环境就意味要和克利夫兰当地富有的上流阶层接触。我们的高级董事和从大学出来的高学历的新雇员实质上就属于那一类。不过有传闻说我们的总裁希德尼•康登（Sidney Congdon）读完10年级后只是自学了点儿东西。除了他这个特例（如果传闻属实），我所有的同事可都是出生高贵。而莉莉和我明显和他们不同，在我们最先住的地方，四周的邻居都属于蓝领阶层，而且大部分人资历高深，年龄都至少比我大30岁。我敢断定自己25岁时仍然缺乏社会性，也不够成熟，但我受过教育，因此和任何人交流观点也无法让我畏缩和胆怯。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们的社会活动活跃起来了—在一定程度上还在于我是我们那支自吹自擂的银行垒球队里出色的投球手，但我们从没有被列入过银行A-List。那不是我和莉莉所关心的，事实上我不愿意按照他们的规则来玩。我偏不穿银行职员穿的细条纹工作装，相反，我穿了运动服。
工作虽然很吃力，不过进展倒很顺利。我在投资分析上的技巧日趋娴熟。首先得出大量数据，按照某种方式排列，结果和判断自然就产生了，这足以让我赢得一连串的快速晋升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挑选股票越来越保守，银行那些迟钝的信用投资委员会的人最后对我的方法产生了兴趣。通常情况下，投资报告要不厌其烦地罗列6~7页细致分析，但是我对宝丽莱（Polaroid）发展前景的分析报告只有一页，对于这种直观的彩色图表，观者只要看上一眼就足以心领神会。使我的同事比尔•罗（Bill Roe）大为惊奇的是，我简明扼要的论据竟然让宝丽莱荣登银行的投资候选股列表。更奇妙的是，宝丽莱的股价正如我彩色图表预示的那样逐渐上涨，我们通过宝丽莱获得了巨大收益。不过几年之后这只股票就不行了，而且之后再没有爬起来。
44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西部储备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现今的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里努力攻读银行和金融方面的硕士学位。我大约花了三年半时间来完成这些学业，几乎是我大学所花时间的两倍。同时上学和工作极大地考验了我的精力，不过我可以把来自学术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讲师的内容完美地衔接起来。他们包括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的职员和其他本地行业领袖。
继希德尼•罗宾斯之后，对我影响最深的教育还是来自国民城市银行中的工作团体。这家银行的投资部门对于投资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深度和实践经验。比尔•罗加入这家银行比我稍早一点儿，他对待投资既深谋远虑又思路开阔。
亚特•伯纳斯（Art Boanas）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的导师，他经常能把新鲜观点带到投资中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亚特从本质上说就充满智慧、诡谲、逆向。他在联邦储备系统里任过职，后来顺便来了这家银行。他和希德尼•罗宾斯不同，他觉得格雷厄姆和多德没什么可值得称道，对他们的投资分析理论也丝毫不感兴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嗅探出他们可能会推荐哪些股票。
除了向我传授他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思考外—他认为宏观经济学就是经典经济原理加上人类天性中的悲观视角二者的混合物—亚特还教授我逆向投资的原则。由于我自小就有和路标争辩的倾向，我很快就学会了和市场争辩。我们一起进行智慧上的战斗，有时候并肩作战，有时候相互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少年英国绅士的亚特曾经在约克郡的旷野中巡逻，不过他也用事实向我证明在智力上的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关于市场或者股票的观点和判断，如果和大众想法不谋而合，那么很容易为之辩护并实施。但是走自己的路永远要忍受孤独的心理折磨，它不仅让投资者沦为流行观点的敌人，甚至还要违背内心情感的声音。当你走上逆向投资这条道路，亚特经常说，“投资市场会把你驳得体无完肤”。如果第二天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同样的股票（和投资者最基本的愿望完全对立），那么只能说
45
明你第一天的决定大错特错，但那只是凡夫俗子的庸俗见解。为了支撑他的自信，亚特坚持一个简单的观点：“再说，我不是和一个人在战斗，”他说，“我是和整个市场在战斗，我一个人和整个的市场。”他的这种自我安慰的方法对于像我们这种古怪的人倒是再合适不过。
4.4 太正确但是不行
（ 本章字数：1970 更新时间：2008-8-7 14:02:00 ）
亚特作为一个证券分析员的弊端就是他的意见太无足轻重了，这只是因为他太聪明、太超前，以至于银行那些冥顽不灵的家伙根本无法理解。有一回，他研究了钛金属的投资前景，并写了一份非比寻常的详细报告，用以说明这是极好的投资项目—那时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后会出现钛金高尔夫球棒。很多年后，随着事实的演绎和铺展，一切都证明亚特是对的。但是让投资委员会为此付诸行动却连一丁点儿机会都不会给。在这个行业中，你必须要有明确的立场，你也必须要对投资范围和投资边际保持现实的心态，聪明的投资者会把这个观点谨记于心。
亚特的失意并不让人意外。在国民城市银行工作的八年中，有机会和出色的投资精英相伴并分享投资经验是我最大的荣幸，但令人失望的是，投资者的才能并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该银行为信贷投资组合选择的多是本已持有的知名股票，这些股票将一直存在于投资组合中，除非投资者破产和这些股权被撤销充当税收为止。把这些过了全盛期的股票更换为增长潜力正旺股票的机会总是从我们身旁一溜而过。
依我看来，这种投资方式就像是打球的后脑。银行的信任投资委员会有权利许可或反对任何投资意见。虽然该委员接受了宝丽莱和其他一些有先见的投资推荐，但那种墨守成规的组织制度终究妨碍了任何有创造性地选股。为了获得所研究股票的投资许可，你必须
46
到委员会提交申请和解释，而委员会的头是一个不好说话的傀儡独裁者，他除了知道规避风险之外对股票毫无创见。据我判断，他的所有行为反映的都是市场中已经被广泛认知的事实，已经严重超买的股票他见一个爱一个。看到如此光景，没多久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不管发现多少投资机会，我永远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投资才能。投资光靠聪明的脑袋还不够，你还需要运用一些想象力并拥有一双慧眼，但是这二者信贷投资委员会都不具备。
不过，管理我的个人投资组合让我试验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加入银行不久，我就把父亲鼓励我购买的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和自己的积蓄加到一起，凑了大约3 000美元。通过管理这一点儿资金可以并不定期地增加少量资金，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让它升值到了20 000美元。等到我1963年去温莎之时，它几乎已经变成了100 000美元。
虽然我对银行往后看的投资风格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但在1958年我却成了信托部门证券分析师的头。那时我27岁，多少更加成熟了点儿，我是这家银行最年轻的高级职员。在这个职位上，我目睹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成长股的欣欣向荣，结果却在1961年再度跌入无底深渊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期间我拒绝了威灵顿管理公司的邀请。这家公司管理着威灵顿股票基金，也就是幼年状态的温莎基金。威灵顿向我发出邀请的时候我大约在银行工作了六年，他们和克莱斯勒的分析师有过接触，而后者推荐了我，并把我作为汽车行业分析师的才能大大夸耀了一番。威灵顿正想补充这个方面的人才空缺。我向他们解释说我现在的投资范围更广，因此我的职业生涯已经让我满意了。对一系列的行业进行跟踪之后，我开始感到或许只投资一个行业增加一些限制也未必不可。
约翰•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举行就职典礼后，尽管那时我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我非常确信搬迁已经不可避免，甚至莉莉也被说服如果条件需要就往东部搬迁。对于某些喋喋不休地嚷着核心价值分析的人，我必须承认，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工作调动，依赖的就是不那么严格的替代可能性分析。我从一大堆公司名称开始
47
挑选，最后把目标范围缩小到三家共同基金公司：德莱弗斯（Dreyfus）、国民投资者（National Investors）和威灵顿。
我对共同基金并不十分了解，只是觉得它们可以把民众中分散作战的资金集中到一块儿构成资金军团。当时我想，共同基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只是价格太高了点，因为那个时候销售佣金占投资金额的8%，而且还是预先收取。尽管如此，我还是认识到不管是这三家管理公司的哪一家，他们的投资理念一定比银行更富有弹性。
我先给德莱弗斯和国民投资者打了个冷不防的电话，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在考虑换份工作，现在正在随机寻找工作机会。在电话中我们谈得很融洽，只是最终都没能面对面坐下。
好在以前已经和威灵顿有过交流，这时我也给他们拨去了电话。这家公司管辖的股票基金即威灵顿股票基金，自从1958年发行后大幅下挫。这一次，他们寻找的不仅仅是汽车行业的分析师。他们想找一位有主见，能够把威灵顿股票基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人。股市在1961～1962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而诞生了5年的威灵顿股票基金也在这段时间里彻底崩溃。这次工作机会的性质看来不像上次那样狭隘了，再说银行已经不值得留恋了。所以，在莉莉的热情拥护下—毫无疑问，由于纽约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她大松了一口气—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直投费城。
1
（ 本章字数：1881 更新时间：2008-8-7 14:03:00 ）
1963年我来到温莎基金时，它的状态比我想象的更糟。此时的温莎已经存在了六年，它受到了重创，悲惨万分，而且再也得不到青睐。它就和那些同样遭受了重创，最后却被
48
证明是我最好的投资股票一样。
这个基金的管理团队已经迷失了方向。在1962年，很多投资者都受到毁灭性打击的那年，温莎的市场表现是下跌25个百分点。股东们惊慌而逃，从这个净值7 500万美元的基金中流出的资金超出了流入的资金。更加让人感到乌云压顶的是，这个最初叫做威灵顿股票型基金的基金开始影响到了公司的旗舰，拥有20亿美元资产规模的威灵顿基金。威灵顿管理公司已经在1960年上市，因而它不能不对自己的股价有所顾虑。
先不谈威灵顿基金得来不易的名声。它在1928年由沃尔特•摩根（Walter Morgan），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煤区的本地人建立。威灵顿基金成功地从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经济大萧条中死里逃生，这是极少基金能够获得的殊荣。
最初的威灵顿基金一直表现不错，这得益于它的投资组合除了股票外还融入了债券。股市下跌的时候，债券的功用就如同逆风抛锚。这项投资策略让威灵顿在股市趋坏时避免了很多麻烦。这种做法和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投行高盛以及很多其他镀了金的证券分析机构大加吹捧的风险预防措施背道而驰。流行的基金公司不仅眼中只有股票，为了提升业绩它们还不惜借入巨额负债。在杠杆的强大作用下，许多这类基金在1929年之后从世间消失，而体制保守的威灵顿却欣欣向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一段时间里，平衡基金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而风险规避的意识也迅速滋长。威灵顿基金是当时最大的共同基金之一，普通股得不到乐观的估价，而大萧条中惊魂未定的投资者们一心想着保住现金收入，不敢丝毫懈怠自己的原则。投资者对股市大崩盘之前的那种股价增值提不起任何兴趣。那时，为了把对风险过度敏感的投资者吸引到股票上，股息率往往比债券的收益率高。
49
百货公司蒙哥马利•沃德（Montgomery Ward）的主席斯韦尔•埃弗里（Sewell Avery）就是一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萧条使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必然也发生经济萧条深信不疑，但这一次，他把一个伟大的公司引向了下坡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胆小的分析师都认为随之而来的萧条将不可避免，他们担心过度的扩张是自取灭亡。在这种信念的诱导下，埃弗里限制了这家零售商的发展。与此同时，芝加哥那边，它的竞争对手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却掀起了扩张商店的浪潮，并最终把曾经有过辉煌的蒙哥马利－沃德排挤成一个不足挂齿的竞争者。
20世纪5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股票重新回到了舞台灯光之下，平衡基金开始没落。虽然少数平衡资金坚持了下来，但它们的追随者远不及当初。在威灵顿旗舰基金痛苦不堪之时，他们发现增置股票型基金是有诱惑力的选择。作家罗伯特•史雷特（Robert Slater）报道说，当时约翰•波格尔开始催促沃尔特•摩根让威灵顿扩充基金类别，但摩根没有采纳。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它们损失巨大，他深怕股票型基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不过，随着形势越来越紧急，自己在共同基金市场所占的份额快速下跌，威灵顿决定采取行动，于是创立了威灵顿股票基金，即后来的温莎基金。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3 300万美元，它成为当时最大的三家共同基金之一。史雷特注意到，原来的威灵顿基金用了17年时间才达到了相同水平。其后的三年里，温莎基金连续以较大的差距战胜标准普尔500指数。威灵顿管理公司，特别是波格尔，让威灵顿股票基金沐浴在一片光明之中。
但是1961年中期股市掉头向下之后，温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62年标准普尔指数下滑8.7%，而温莎亏损了1/4的股东资产。在我之前的温莎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鲍勃•肯墨尔（Bob Kenmore）仅仅拥有名义上的权力，在我有机会和他见面之前他就已经走了。真正的权力存在于投资委员会—一个思想陈腐，和我工作过的银行中的对应部
50
门不无相像的团体。不过这些家伙知道，温莎如果要生存下去，某些东西必须改变。
除了客观原因，温莎本身缺乏投资判断力，等级鲜明的管理制度也妨碍了针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温莎因而两次受到重创—先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然后是在反弹的时候。最糟糕的是，温莎持有的小盘成长股弱不禁风，在市场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不过在这个方面，温莎的难兄难弟也不少。
5.1 被洪水淹没
（ 本章字数：2497 更新时间：2008-8-7 14:04:00 ）
所谓忙中出乱，为了弥补业绩损失，疯狂的补救结果反而让状况更加恶化。温莎决定把自己托付给小型成长股背水一战，但没有人对这种成长性背后的持久性给予足够关注。1961年早期这类股票曾受到市场的关注。像其他类似的投资组合经理一样，温莎在第一时间买进了这些可疑的成长股，享受它们短暂的荣耀。然而，温莎没有尽快兑现把那些不义之财装进口袋的诺言，相反它长期持有，最后反为所害。更糟糕的是，惊惶失措的管理层把这些腹背受敌的成长股卖在了地板价上，并把收回的资金大量投入到“安全”股上。但高知名度股票没那么容易反弹，因为它们跌得不够多。如果市场继续下滑，这样的策略可能会造成更多损失。不过市场有所好转，但是温莎和市场平均值相比落后得更多了。1963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2.8%，温莎落后了10多个百分点。
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共同基金一样，威灵顿基金和威灵顿股票基金的出售主要依靠证券经纪人把股票塞进投资者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驻扎在12个市区的基金销售人员（叫做基金批发员）在全国范围内巡回奔走。他们的工作是说服各地证券经纪人，让他们用投资者的钱买入威灵顿公司的基金。
51
温莎表现不佳的消息在到处流传，它影响到了威灵顿基金的销售。到1963年为止，温莎的基金批发员对销售状况极为不满。温莎基金的董事们不顾一切地寻求拯救温莎基金的办法。但结果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部分威灵顿基金的股东提起了诉讼，指控管理层盗用了威灵顿的名字和名声，而诉讼解决的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把该股票基金的名称改为温莎基金。
当我正式成为威灵顿的一名证券分析师时，他们给我的任命状很清楚：放弃做出头鸟的想法。只要让温莎的业绩不伤害到威灵顿就行。
我加入威灵顿但还没搬去费城之前，我拜访了乔•坎宁（Joe Canning），他是威灵顿公司分配在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基金批发员。他邀我共进午餐，当然，我接受了。他比许多搞销售的家伙要有头脑，当然作风也很强硬。当我到达威灵顿总部办公室的时候他预先通知我，可能有人会告诉我批发员们赚钱非常多，然后他强调了有吸引力的投资产品具有吸引力的必要性，而没有好的产品他和他的同行们可就有的罪受了。这些我都记下了，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他的墙上挂满了威灵顿管理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照片。我立刻意识到我的照片有一天也会加入进去。
我来到威灵顿后，发现温莎投资组合中乱七八糟的股票可不少，它们不久前都曾是被投资者竞相追逐的股票，但最终全变成了股市中的垃圾。趋势基金的做法是首选当前走势最好、市场最看好的股票，温莎的做法和它们差不多：生物技术热时就买生物科技股，石油股红时就买石油股，或是当任何以“.com”结尾的东西都能吸引投资者注意时就买网络股。20世纪50年代的电子热和它也非常相似。在那个以科技推动的股市中，任何暗示了和科技有所关联的公司名称都能推动股价涨得更高。
然而，以我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投资方法就像是追赶已经打出去的球，而不是让众人
52
提前6～18个月预测市场环境并进行布局。在股市中，仅凭技术图表预测高点和低点进行操作往往会事与愿违，因为它假定股票曾经有过的价格暗示了股票将来的价格，很多基金都使用技术图表卜算未来股价。我上次接受德莱弗斯工作面试的时候，参观的地方就包括一间图表室，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和显示屏幕。在我看来，玩技术性游戏或者趋势性游戏都会让投资者误入歧途。
莉莉以她素有的坚决接受向东搬迁。考虑了我的雄心壮志和对事业的选择后，她预计向东搬迁已经是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至少和纽约相比，费城更像俄亥俄州一点儿。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帕特里克、莉莎和斯蒂芬。等他们在俄亥俄州的学期快结束之时，我预先去费城把一切准备好。我的第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是市中心的一家廉价旅馆，很快我就搬进了另一家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那个屋檐下呆了三个星期后，我和两个同为分析师的单身同事挤进了一套公寓。
同时，我开始积极寻找房子。我看到的大多数房子都体面大方，只是没有一套比得上我们在克利夫兰的房子。莉莉也过来了，一同寻找。她第一次过来的时候，我们开车路过一个地方，那里的房子看起来让人印象很深—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是模仿乔治王朝时期的风格建造的房子。不过房产经纪人说，这些房子的问题在于水，这一地区过去很湿，换句话说，它们正好坐落在一个泛洪平原的正中。就因为这个理由，经纪人建议我们放弃它，但根据我的识别力，只要基本面过得去，稍微有些美中不足不会给我带来烦恼，所以我把这个告诫看做是让我进去一睹的邀请。它的门厅很宽大，楼梯螺旋形，四间卧室，三个卫生间，简直为我们量身定制。我们在那里住了21年，不曾有过后悔。
我到了威灵顿后，首先需要一提的公司大老板是沃尔特•摩根。虽然和他见面之时，他已经属于常春藤联盟（上过名牌大学）的一员，但他的出生也不是那么名门望族。他以前是费城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地区（当地人叫这个地方为无烟煤之城，
53
以彰显其丰富的煤炭储量）一个的会计员。约翰•伯明翰（John Birmingham）和埃德•曼尼斯（Ed Mennis）长期担任投资组合的高级管理员，他们都已跟随公司多年—事实上几乎是他们所有的职业生涯。有博士学位的埃德负责研究宏观经济部分，他需要给出未来经济的走向预测。此外，作为分析师他研究的行业包括汽车和其他特定工业领域。同威灵顿其余七个分析员一起，他使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收集来自经济领域的信息，然后决定资本投资的方向和领域。威灵顿的分析涵盖约200家公司，通过那些数据，等到做决断时他可以比那些不够勤奋的竞争对手更有把握。
除了伯明翰和曼尼斯负责投资者一块，那里还有另一个资深人员，他就是年近古稀的 A. 莫尔•科尔普（A. Moyer Kulp ）。科尔普、摩根以及有法律背景的乔•韦尔奇（Joe Welch）组成了威灵顿最早的管理三人组。我则属于第二代，另外的还有约翰•波格尔，他后来继任摩根成为威灵顿主席。
5.2 体现自身价值
（ 本章字数：2745 更新时间：2008-8-7 14:04:00 ）
作为资历最浅的证券分析师，我在威灵顿的工作职责被描述得很宽泛。但在那样一个明显急需大量帮助的机构里，你的使命只有一个：让自己有用。据说这是威灵顿的一个备受尊重的传统，大家都这么传。1951年波格尔来到威灵顿后，沃尔特•摩根曾把他堵入墙角，并让他表现出自身价值，直到合适的职务降临。等到我加入威灵顿的时候，摩根已经在把波格尔当做继承人培训。
最初，我的职责是充当华尔街的联络员。我需要不辞劳苦地奔到纽约，敲击门铃，采集观点，撰写备忘录。强大的好奇心驱使我拜访华尔街投资办公室，我看到墙上挂了许多
54
橡木油画，这让我印象深刻，并想象我即将见到上帝后送给投资行业的礼物（投资天才）。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那些装饰不同凡响的办公室里正在运作的投资技巧不见得比我高明，甚至比我还差劲。每次我出差到纽约，我都会顺便拜访各个不同地方，以收集各类观点、见解、主张，只要他们愿意分享。
总的来说，我正在为成为未来的投资组合经理而进行有意思的实习。这期间学到的东西开阔了我的眼界，并在接下来的30年中发挥巨大作用。我第一次接触了航空公司、储贷社、金融公司和许多其他特定行业。我频繁参加证券分析师的午餐会，从中了解到许多公司信息。我尽可能了解更多公司的信息，因为我无法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走进我们的视野，通过股价下跌或者基本面改善。
我收集和总结投资信息。我撰写在华尔街逗留期间的备忘录，并把他们呈交给威灵顿以帮助决策制定。我在他们眼中的角色就是眼睛和耳朵。有些时候，我也进行行业的笼统证券分析，比如跨行业公司。这一次，我终于有了股票交易的真正机会—银行索然无味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作为体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小联系人，我使自己成了一家名为德事隆（Textron）的跨行业公司的专家。德事隆是一家综合性集团公司，这类公司的投资不久之后即被证明利润可观。对于跨行业综合公司，一般的证券分析师至多把精力集中在其中一个或两个行业的分析上，但由于我接触的行业比较广泛，我能够把行业做细分处理，从而得到别人无法得到的有用结论。德事隆从一家由一个名叫罗伊•利托（Royal Little）的企业家掌管的纺织品公司演变而来。一个名叫汤普森（Rupert C. Thompson）的前商业银行家接替了利托的掌管地位，并将反映各类经济成分的许多其他行业整合进去，于是构成了一家极好的综合性企业。德事隆公司的经营领域包括汽车配件、耐用消费品、机械工具以及其他一些工业领域。但在我看来，这家公司最让人无法忘怀的产品是休伊（Huey）直升机。经过
55
一番基本面分析后，我推荐了这只股票，然后我们就买了它。
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现在回想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基金上层当时是在测试我能否肩挑大任。与此同时，我开始比较温莎和其他股票型共同基金的风格、表现和策略。
经过分析，我对基金的凄惨遭遇有了一个系统认识。这并不是火箭科学，但是对于被基金的拙劣表现搞得晕头转向，束手无策但又急于找到解决方法的决策者们，我的评估无疑将问题推到了一个敏感的角度。如果今天让我分析一个投资组合，我采用的基本方法将和当初一致。
通过对温莎基金的拙劣表现进行详细调查，结果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普遍事实：温莎基金买进股票时支付了超出平常的市盈率。以这种过高的介入成本分析，公司必须延续高成长才能形成可观的资本增值收益。
关键是要知道股票的价格反映了两个基本面变量：（1）每股收益;（2）由市场决定的价格相对每股收益的乘数（P/E，市盈率）。这样，如果两只股票的每股收益都是2美元，但如果其中一只被认为成长更快，那么它的股价往往具有更高的乘数，以反映盈利增长快的预期。如果假定它们的市盈率分别是15倍和30倍，那么这两只股票的换手价格相应分别是30美元和60美元。通过预测未来的收益增长和市盈率倍数的扩增，精明的投资者将择机投入资金。不幸的是，温莎的许多股票都是在下跌途中被套牢。一只股票一旦出现增长率变慢的暗示或征兆，那么在市场的作用下它们的市盈率将直线下降。
业绩或者投资者心理因素的改变可以触发两种后果并使之放大—上涨或下跌，这取决于价格收益倍数（市盈率）扩张还是收缩。我在温莎的前辈们目睹到的就是向下的场景。公司的每股收益如果和上一年的高峰收入之间存在显著不足，那么这只股票的价格将承受
56
灾难性的后果，仅仅这些改变就足以让投资组合遭到重创。各种类型的造成股价暴跌的变故我都曾见过，略举几例如下：对业绩将不如预期的暗示，传闻中的诉讼，比华尔街的估计差了1分钱的报表。除了业绩不良的缘故外，许多股票虽然收益没有恶化，但其市盈率随着预期的变化而照跌不误。
温莎在工业品领域投资的失足需要引起特别注意。在这个低迷萧条的领域里冒险买进基本面不佳的股票基本上得不到任何回报。在所投资的41个工业品股票中，只有8个能称得上成功，而且这种成功也只能用暗淡无光来修饰。温莎大部分严重亏损的股票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
1. 几乎无一例外，这些投资的失利都是由不完美的公司分析造成。它们对公司基本面的期望值过高，而结果是失望也越大。
2. 温莎没有为预期收益，甚至当前收益支付过高价格。就此而言，只要盈利能力不退化，起码我们可以收回成本。然而，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的经验显得如此不足，大多数所持股票的盈利能力都发生了严重恶化。
3. 对于基本面恶化尤为严重的股票，我们能够及时认识到错误，并采取措施收回部分资金。这是值得称赞的做法，因为挽回部分损失总比亏损全部资金要好。实际上，基本面变坏的股票每次抛出结果证明都是对的。
为了避免类似的尴尬局面再次出现，我建议基金决策者们把选股范围限制在可预测的工业领域中的可预测公司之间，毕竟温莎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有特殊才能。这样选出的股票虽然不会太富戏剧性，但是更具确定性—实质上就是将威灵顿的保守哲学整合到温莎成长基金之中。
57
限制无碍投资组合将获得冠军成绩，但是它要求投资者对公司进行高质量的深入分析，既要完全理解竞争因素，又要重复校对基本状况。此外，我特别看重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盈利能力的公司，现在还是这样。
这样的解释虽然不能使事情好转，但至少阐明了温莎的真实状况，而且赢得了不少基金管理者的支持。在投资方面，他们各有自己一意孤行的倾向，而我更像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猎手。我提供问题的答案，并用事实来为它们撑腰。我认为这是巨大的改进，因为糊里糊涂的股票评估只会让基金管理者仍像以前一样困惑和迷茫。
我肯定是通过了测试。呈递分析报告后不足两个月，也就是我来威灵顿才11个月后，威灵顿决定让我成为其第一个个人投资组合经理。
58
因篇幅问题不能全部显示，请点此查看更多更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