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世界各国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目前这些政
策的效果正在日益弱化且副作用越来越大,市场呼吁货币当局推出更低成本、更精准、副作用更小的调控政策,在此背景之下,定向调控类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定向降准政策。本文以农业贷款作为定向降准政策的代表性调控目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贷款收益与非农贷款收益的商业银行跨期效用函数,在具有信贷配给特征的信贷市场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货币当局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时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及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并使用现实数据进行了仿真模拟。结论显示,定向降准具备一定的“调结构”功能,但受商业银行农业贷款与非农贷款行为选择的临界值限制,在特定区间内商业银行不会扩大农业贷款的发放。为了更好地发挥定向降准政策的效果,定向类货币政策还需要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关键词:定向降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行为选择
一、引言
在金融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通过降低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手段来促进本国经济复苏、引导实体经济发展,这导致了超低利率环境的出现。超低利率环境改变了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导致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失真,并催生了量化宽松等一大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诞生。但是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各国货币当局与经济学家们开始发现,在危机初期实施的不计成本不计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当前的效果正在日益弱化而且副作用越来越大。例如Portes (2012) ,Volz (2013) ,Gurara and Ncube (2013)等人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但对本国的政策效果不能持久副作用较大,而且会通过汇率、进出口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产生压制作用。在此背景之下,市场呼吁货币当局推出更低成本、更精准、副作用更小的货币政策,于是定向调控类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目前,比较典型的定向调控类的货币政策包括:欧洲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计划(TLTRO,该操作定向支持商业银行向家庭和非金融企业放贷)、美联储的扭转操作(OT,该操作定向调整长期融资利率引导投资向长期转化)、英格兰银行的融资换贷款计划(FLS,该操作定向支持实体企业与住房贷款),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低利率抵押补充贷款(PSL,该操作定向国开行发放,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工程及三农和小微经济发展)、定向降准政策(该操作定向释放流动性以支持商业银行向农业企业与小微企业贷款)等。
截止到目前,我国一共实施了六轮的定向降准。第一轮是2014年4月16日,人民银行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分别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个和0. 5个百分点;第二轮是 2014年6月16日,人民银行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 5个百分点;第三轮是2015年2月2日,人民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 5个百分点,对农发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第四轮是2015年4月20日,人民银行对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对农发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执行较同类机构法定水平低0. 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第五轮是6月28日,人民银行对符合要求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0. 5个百分点,同时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第六轮是9月6日,人民银行降低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金融机构准备金率0. 5个百分点,下调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定向降准的政策初衷是试图通过精准释放流动性,来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向农业企业与小微企业的贷款,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数据显示,前两轮定向降准实施之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农户贷款、农村贷款以及小微企业贷款的同比增速分别为4.53%,1. 43%和0. 80%,均高于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0. 09 %;但到了2015年第一季度,银行体系的农户贷款、农村贷款以及小微企业贷款的同比增速分别为-4. 59% ,0. 03%和2. 58%,却大多低于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0. 74% o这说明定向降准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效果并不稳定且没有达到货币政策的预期。
定向降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货币当局推出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尝试进行精准调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操作的创新手段,但是目前看来,定向降准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是什么样子?商业银行是否会按照货币当局的设计初衷进行行为调整?为了充分实现定向降准的效果,是否还需要其他政策辅助与配合?如何敦促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而不进入虚拟经济,以免造成过度的虚拟经济繁荣?定向降准是否存在着风险,如何防范?以上系列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此探讨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和实施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研究在理论上可以丰富与拓展“新常态”下的货币理论的研究框架,在实践中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传导效果的失真,从而为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行动指南。
二、文献综述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日益理性化,定向调控类的货币政
策由于成本更低、效果更精准、副作用更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青睐。
美联储的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简写为OT)是一种典型的定向调控类的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卖出短期国债买入长期国债的形式,定向调整长期融资利率从而引导投资向长期转化。Joyce et al. (2011)认为扭转操作通过资产负债表的“组合平衡”效应间接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Gagnon et al. (2011)发现美联储购买长期资产提高市场流动性相对增加了市场上高风险资产的供给。Ehlers (2012)认为扭转操作改变了央行国债资产的中性特征,
通过商业银行的资产组合效应影响市场波动。Krishnamurthy and Jorgensen(2011)研究了美联储购买对长期国债利率的影响,发现当美联储大量购进长期国债时其他长期资产的名义利率将出现大幅下跌。欧洲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计划(TargetedLonger一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简写为TLTRO)定向支持商业银行向家庭(不含房贷)和非金融企业放贷。Boeckx et al. (2014)基于欧元区的经验指出,定向长期再融资计划将会有效刺激产出,且本国银行的资本化程度越高,货币政策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效果越好。Praet (2014)认为考虑到欧洲央行对新增贷款额度的去向做出了约束,因此TLTRO不是广泛的无条件的信贷投放,可以达到定向调控的效果。Draghi (2014)认为二级市场上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价格和银行抵押获得的再贷款利率之间联系紧密,随着TLTRO交易的常态化,能够促进二级市场的交易和证券发行,降低银行融资成本直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Churm et al. (2012)则研究了英格兰银行的定向调控政策融资换贷款计划(Fundingfor Lending Scheme,简写为FLS),认为若银行有足够的抵押品,定向贷款的增额可以带动信用供给的增长,融资换贷款计划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程度显著。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对定向调控类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质疑。例如Swanson(2010)认为扭转操作并没有很好的通过降低长期利率而刺激信贷,其定向调控效果还需要取决于其他途径的融资成本;Ehlers (2012)则认为扭转操作虽然有一定作用,但是
对收益率曲线的长期和绝对影响微弱,仅能抵消主权债务增发对政府债券价格的消极影响。Eichengreen(2014)通过研究欧洲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计划,坚持认为该政策效果有限,是否能按照预期影响实体经济还处于未知状态;Jazbec(2014)指出实体企业普遍资产质量较差和资产数量不足时,定向长期再融资计划难以落到实地,而且相应贷款可能面临着较高的违约率和风险权重;Tetangco (2014)认为欧盟边缘国的持续低需求会阻碍TLTRO的传导机制,使得TLTRO只能引起经济小幅提升。Lea (2014)发现英格兰银行的FLS贷款更多地流入了建房互助协会而不是商业银行体系,因此未能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定向降准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精准调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操作的创新手段。由于银行信贷在我国社会融资中占比较高、信贷波动与系统性风险相关程度大,通过货币政策引导信贷平稳增长,有助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张健华和贾彦东,2012);而农户金融服务状况是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贷款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而非完全契约化(江曙霞等,2007),因此需重点关注农业贷款现状。不少学者肯定了定向降准的积极作用,例如陈彦斌等(2014)认为,定向宽松可缓解弱势部门结构调整阵痛,有效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刘伟和苏剑(2014)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定向微刺激,定向降准可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汪仁洁(2014)认为定向降准具有稳健持续、适时适度和灵活性高的特点,可以兼顾重点和薄弱环节。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定向降准存在
着不足,例如朱妮和孙含越(2014)认为定向降准本身具有局限性,只能有限地拉动经济增长。还有学者指出,为了让定向降准的政策充分发挥作用,应提供配套措施,例如陈萍(2014)认为降低税收和经营成本的财税政策可以帮助定向降准产生较好效果,同时降低实体层面风险。定向降准突出的是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的职能,不过归根到底来说,货币政策的强项并不在调结构,例如项卫星和李宏瑾(2012)认为,虽然在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较为倚重数量调控,但向利率调控转型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定向降准主要应发挥信号和结构引导作用,从中长期看要依靠体制与机制改革,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作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精准调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操作的创新手段,近段时间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定向降准的讨论颇多,但是深度的理论研究非常医乏,目前定向降准政策的传导机理尚不明确,对其传导效果的相关评价也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尝试在此方面进行探讨,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以农业贷款作为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代表性调控目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贷款收益与非农贷款收益的商业银行的跨期动态效用函数,在具有信贷配给特征的信贷市场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货币当局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时,商业银行投向农业贷款与投向非农贷款的不同收益,然后使用现实的数据仿真模拟了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从而详细解析了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与传导效果。
三、央行释放流动性时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
(一)商业银行的效用函数
与商品市场的瓦尔拉斯均衡不同,Stiglitz and Weiss (1981)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贷款市场均衡将体现出信贷配给的特点;马理等(2013)在此基础上,推导了商业银行的效用函数。本文进一步拓展如下:假设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一N< rT , }z) o rT是贷款利率的均值,商业银行在厂的附近确定对不同行业企业的具体贷款利率,进而形成可区间。可贷区间指的是商业银行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愿意承担的最低贷款利率:与最高贷款利率:之间的距离}r}r}。对商业银行而言,可贷区间上的特定利率都对应着相应数额的贷款量可贷区间上的利率与对应贷款量乘积的函数积分即为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设商业银行的贷款资产分为两大类:农业贷款(用下标1表示)与非农贷款(用下标2表示)。同时给出如下系列假设:
a}:定向降准前的存款准备金比率;a,:定向降准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月:贴现因子,将商业银行的未来各期收益折算到当期;
R:央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C:定向降准政策导致的可贷规模的扩张倍数;
州:商业银行第t年能够提供的农业贷款总量;L尸:商业银行第t年能够提供的非农 贷款总量;
B:商业银行的投资类资产;:br:投资类资产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持有期收益率; D: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商业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
K: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商业银行为筹集资本所付出的资金成本;
r}:商业银行愿意为贷款提供的最佳贷款利率;
:商业银行能够为农业贷款提供的最低与最高贷款利率;rz与rz:商业银行能
够为非农企业提供的最低与最高贷款利率。一般情况下有:, 该式给出的效用函数意味着商业银行的收益主要来源于第一年的收益与第二年收益的贴现之和,且第二年的收益取决于第一年的贷款行为是否满足定向降准的条件。若商业银行第二年能够继续实行定向降准政策,则货币乘数扩大,可贷资金增多,两类贷款的规模都变为第一年的C倍;若商业银行第二年不满足定向降准的条件,则无法增加可贷资金,C将变成1。商业银行追求两期效用的贴现值之和的最大化①。 在约束条件中,第一项表示信贷配给,由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贷款市场存在着信贷配给,在经过风险与收益权衡之后商业银行会选择最佳贷款利率,此时市场中的贷款供给会小于贷款需求。第二项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约束条件,等式左边表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而等式的右边表示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第三项表示第一年的贷款规模限制,农业贷款总量与非农贷款总量之和与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成比例,比例系数为1-a};即商业银行先吸收存款D,然后缴纳a。比例的存款准备金,剩下的D (1一a})的资金投向农业贷款与非农贷款。央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比例a},来向市场提供或回收流动性。第四项表示第二年的贷款规模限制,根据第一年的农业贷款比例,人民银行可调整特定商业银行的第二年的存款 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将获得不同的可贷规模扩张倍数。 在(1)式中,令商业银行农业贷款的收益为yr },商业银行非农贷款的收益为}z,则有: (1}式的三项不受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因此商业银行选择合适的贷款利率使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可以转化为分别求农业贷款的收益yr,和非农贷款的收益}z的极值。 (二)央行释放充足的流动性时,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 商业银行的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与贷款规模,所以我们首先考虑当可贷区间发生变化时,商业银行的收益变动情况。如前所述,由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固定,因此将式}2)和式(3}分别对可贷区间的上限求导,可以得到: 结论显示,农业贷款和非农贷款收益都随贷款利率上限的提高而增加。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可贷区间的上限越高,商业银行的收益越大。 显然,若流动性充足,商业银行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会同时扩张农业贷款与非农贷款的规模,直至达到可贷区间的最大值。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2:若央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商业银行会同时扩张农业贷款与非农贷款的规模至可贷区间的最大值;若流动性还有剩余,商业银行会加大非贷款的投资。 (三)定向降准时,商业银行的行为选择 与央行普降存准率释放充足的流动性不同,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有限。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当定向降准释放有限的流动性时,若无限制条件,让银行自主选择的话,商业银行会将获得的有限流动性投放到农业贷款还是非农贷款? 进一步考察商业银行贷款收益的变化特征,我们将式(4)和式(5)对可贷区间的利率上限再次求导,注意到农业贷款和非农贷款收益的形式类似,我们用i表示贷款的种类, 其中i=1}2分别表示农业贷款与非农贷款。可以得到: 令式(6等于零,可以求得贷款收益函数的拐点r。经过计算得到: max7r是关于r的凹函数。因此,在拐点子的前后,商业银行贷款收益的变化趋势会发生 变化,并最终影响到商业银行贷款行为选择的变化。 为简化讨论,假定定向降准之前流动性紧张,商业银行仅对非农企业进行了放款,且对非农企业放款的最高利率为:。现在央行开始通过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因为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有限,因此不能如命题2所指出的那样,同时扩张农业贷款与非农贷款的规模至可贷区间的最大值。此时,商业银行将面临着选择:到底是将新增有限的流动性投放到农业贷款还是非农贷款? 令农业贷款收益月 有如下的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当X 四、仿真模拟 (一)参数校准 如前假设,在信贷配给特征基础上,假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一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