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宋明两代的宫廷秘酒

一

北宋一代(960年—1127年)，由于商业高度繁荣，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成为举世瞩目的大都市。流传至今的《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生动地描绘了东京城陆上车马喧嚣，河中舳舻相接，街市上大小酒店鳞次栉比，百货俱陈、百态俱备、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情景。此时，各家名酒楼繁多，争相斗妍，月照星映。饮酒，成了东京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如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赵祯下诏给三司：

白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办，出办课利，今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

足见当时东京酒店规模之大、酒户之多、市人饮酒习俗之盛。

由于具备这种条件，北宋统治者酷爱饮酒，沉溺于红粉歌女、绿醅佳酿、管弦声声中，因此宫廷用酒的需要量特大。除去派专人采买全国各地名酒和地方上贡之酒外，北宋宫廷还曾酿造有皇家秘酒，通称“御酒”，又名“内法酒”，或称“内中酒”。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记载：“内中酒，盖用浦中(今山西蒲州)酒法也。太祖(赵匡胤)微时喜饮之。即位后，令浦中进其方，至今用而不改。”当时的内中酒由法酒库专职酿造，品格甚高。法酒库在东京有多处，最著名者为“南库”，所酿之酒称“南库酒”，极为有名。此酒除供皇室饮用外，也常依格分赐朝臣、武将、文士，故又称“公供酒”。《永乐大典》卷一万四十三引《耆旧续闻》云：“故事，洛阳供花到，例赐馆职花百朵，并赐南库酒”。张邦基《墨庄漫录》引韩子苍诗云：“忆将南库公供酒，共赏西京敕赐花。”均可佐证。

北宋的宫廷秘酒品种甚多，如仁宗时，宫中赐宴，饮用过“鹿头酒”。范镇《东斋纪事》卷一载：“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置酒群玉殿，……宴终，更大盏，取鹿头酒祝封，遣内侍满斟遍劝。”又有御酒佳品曰“小槽真珠红”者，如《北盟录》记载：“徽宗(赵佶)宣和间……命尚酿绝品曰‘小槽真珠红’”。其实，此酒在唐代即产于江南，如李贺《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原来，唐宋时代江南人特喜小槽压制的红酒，一名“小槽红”，又称“真珠红”。榨压小槽酒时，酒如真珠一样从槽床上滴下来，发出轻润的声音，所以北宋王安石《和微之药名劝酒》诗中写道：“真珠的鸣槽床，金甓琥珀正可尝”，把酒滴下垂时的“形”、“声”，写得十分逼真!此外，苏轼《浣溪沙》：“小槽春酒冻真珠。”秦观《江城子》：“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陆游《青玉案》：“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范成大《次韵子文》：“但促小槽添压石，龙头珠滴夜姗姗。”描写的也都是这种“小槽真珠红”酒。估计它后来传入北宋宫廷中，为帝王喜爱，成为宫廷秘酒中的一种。北宋皇室赐与外臣的内中酒，多用黄缎锦封缠，故又有“黄封酒”之称。

每逢佳节来临，皇帝“与民同乐”。“龙颜大悦”之际，普通百姓偶尔也能喝上皇帝赐与的“御酒”。《高斋漫录》载，每年元宵节，宋徽宗亲上宣德楼观灯并赐酒，每个在楼下仰窥“圣颜”的仕女都能获得黄封“御酒”一杯。《桯史》更记有一则轶闻：宣和年间，有一对夫妇元宵同游观灯，在人流中走散。其妻走到端门，正好碰上宋徽宗赐酒。她喝完御酒后，趁机将赐酒的金杯偷了一只，被卫士发现，扭送到御前盘问。这位妇女急中生智，吟诵了一首《鹧鸪天》词：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

贪看鹤阵笙歌舞，不觉鸳鸯失却群。

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

归家恐被公姑责，窃取金杯作证明。

不料宋徽宗当时正在兴头上，听罢这首词，连声叫好，捧腹大笑，不但没有惩办这位妇女，反而“以金杯赐之”，这也称得上是有关北宋“御酒”的一段趣闻了。

二

明代(1368年—1644年)，皇帝中可以说无人不饮酒，故“御酒”需要量特别大，曾特设“御酒房”专管其事，由宦官管理;设提督太监一员，佥书数员，专造“竹叶青”等各样酒，“并糟瓜茄，惟干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见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宫中酿造的美酒，如“满殿香”、“内法酒”，据万历时(1573年—1620年)品尝过的顾起元说：“色味冠绝。”不过这也是见仁见智，如明清之际的宋起凤就认为：“旧日禁中内造，杂薏苡为酿，色白，味冽。多饮败脑，苦曲蘖也。”(宋起凤《稗说》卷三)内法酒总名“长春”，分甜、苦两种。具体酒名除前述竹叶青、满殿香外，尚有金茎露、太禧白等。太禧白色如烧酒，澈底澄莹，浓厚而不腻，被视为御酒中的绝品。金茎露，孝宗(朱祐樘，1488年—1505年在位)初年才有配方，清而不冽，醇而不腻，味厚而不伤人，故有人誉之为“才德具备之君子”(见顾清《傍秋亭笔记》卷下)。平心而论，帝王居九五之尊，富有四海，能够运用至高无上的君权，收集佳酿配方，调来最佳技师，因而，从理论上说来，宫廷之秘酒，自是小民百姓所酿之酒难以望其项背的。惟其如此，宫中酿酒配方偶尔传至民间，莫不视为珍宝，弥足珍贵。明人高濂《遵生八记》卷十二中载有“内府秘方”，现抄录如下：

白面一百斤，黄米四斗，绿豆三斗。先将豆磨去壳簸出，水浸，放置一处听用。次将

黄米磨末入面，并豆末和作一处。将收起豆壳水，以可捻成块为准，踏成方曲，以实为佳，以粗卓晒六十日，三伏内做，方好造酒。每石入曲七斤，不可多放，其酒清冽。

明代，对于臣下的过量饮酒，皇帝一般并不反对。但宣宗朱瞻基鉴于“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继败”(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的情况，专门下达过《酒谕》，说明酗酒的危害性。孝宗朱祐樘亦曾问一内侍：“今衙门官，每日早起朝参，日间座衙，其同年同僚与故乡亲旧亦须燕会，哪得功夫饮酒?”内侍回答：“常是夜间饮酒。”孝宗听后忙说：“各衙门差使缺人。若是夜间饮酒，骑马醉归，哪讨灯烛?今后各宜饮酒回家，逐铺皆要灯笼传送。”(见何良俊《四友齐业说》卷十)从此，这便形成定制，北京、南京都一样，虽风雪寒冷之夜，“半夜叫灯，未尝缺乏”。

事实上，明代皇帝用于赏赐的酒，数量亦相当可观。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二记载：“故事：自冬至后至春日，殿前将军甲士赐酒肉，名曰：‘头脑酒’。”是用以御寒。皇帝所赐之酒，通称为“黄封之酒”，与宋代相同。以赏赐给宗室藩王的酒为例：永乐初，朱棣诞辰，即赏酒百瓶;立春，又赏酒千瓶。而对藩王之赏，如谷王朱穗前往长沙，即赐酒20瓶。藩王来京朝贺，也赏赐美酒。如成祖朱棣永乐二年(1404年)，赐给周王朱櫹酒千瓶。永乐九年(1411年)，赐给谷王朱穗酒500瓶，等等。对海外来宾，明代皇帝也常赐御酒，且数量甚大。如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1371年)，位于今加里曼丹岛北部的勃泥国国王马合谟沙遣使来祝贺明王朝建立，便赐御酒2000瓶;成祖朱棣永乐六年(1408年)，渤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妃、子女、弟妹、亲戚、臣子150多人来访，便赐御酒4000瓶。后麻那惹加那乃病逝于南京，明朝以王礼将其安葬于南京，其墓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皇帝还鼓励各地藩王酿酒，这种酒也称“御酒”，其中不乏佳酿极品。2000年3月8日《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报道称，文物工作者在广西桂林尧山西南麓的明靖江王陵的

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批盛满酒的“梅瓶”。此酒颜色呈琥珀状，且泡有小老鼠，估计是滋补用的药酒，显然系藩王府所酿造的“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