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对公民话语权建构的意义——以《新闻调查》为例

调查》为例

向俊

【摘 要】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与其它的新闻栏目相比．能够以其公众的立场、独立的调查手段、严密的逻辑和细节的呈现，完成对新闻事件的深度解读，从而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及话语权。那么，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对于公民话语权的建构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为例，从公民知情权的拓展、话语权利的建构和理性秩序的建立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探析。 【期刊名称】《声屏世界》 【年(卷),期】2011(000)010 【总页数】3页(P20-22)

【关键词】《新闻调查》;电视深度报道;公民知情权;话语权利;意义;新闻栏目;中央电视台;调查手段 【作 者】向俊

【作者单位】山西省广播电影电视局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222

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与其它的新闻栏目相比，能够以其公众的立场、独立的调查手段、严密的逻辑和细节的呈现，完成对新闻事件的深度解读，从而充分尊重公民的

知情权及话语权。那么，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对于公民话语权的建构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为例，从公民知情权的拓展、话语权利的建构和理性秩序的建立三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探析。

新闻事实的深度呈现——突破信息获取限制。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栏目，以其对新闻事实的深度呈现，突破信息获取限制。具体而言，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与一般的消息式新闻栏目不同，它不是简单地获取和发布新闻事实，而是在不依赖司法程序的境域内，完成对新闻真相的独立调查。栏目所呈现的，既是新闻记者对事实真相的探寻过程，更是对新闻事实进行解释及评论时所体现出的深度追求。例如，在震惊全国的钟祥投毒案中，《新闻调查》以媒体的身份介入，代表公众向公安机关进行质询，突破了其他媒体难以获取更多信息的限制，也拓宽了公民获取信息的渠道。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的深度，决定了其对新闻事实真相的追求，而开掘出被遮蔽的信息，既能够很好地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也为公民话语权更好地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新闻事件的广度呈现——突破信息获取的片面性。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在采集新闻背景资料、开展新闻采访活动时同样体现出对广度的追求。记者在进行新闻采访活动时能够尽可能广博地收集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加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信息获取的全面性。同时，在运用电视语汇来表达新闻事实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听到多方声音在一个平台上的集约化处理。换句话说，多元的价值判断以立体的呈现方式构成了广度。针对在2006年备受关注的许霆案，《新闻调查》从微观视角出发，采访了审理此案的庭长、许霆本人、许霆的父亲以及部分公众。通过这些受访者的话语表达，我们不仅详尽了解了案件发展的始末，也从多元的观点中对这一案件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这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公民信息获取的片面性。

新闻事件的细节呈现——对信息与信息之间关系的展现。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栏

目不仅在深度和广度上体现着对事实真相的追求，也呈现出看待事物、分析事物时充分考虑其细节与过程的特征。“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通过两个层面完成的：一是需要了解信息本身，二是需要了解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①虽然现在的新闻节目都会以连续报道或系列报道等方式关注新闻事件的进度，但大都只能做到对新闻事件表层信息的提取，而难以揭示事件背后的联系以及分析信息之间的相关性。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不仅能够向观众展示新闻事件的调查过程，并且能通过对新闻事件的细节描述和严密的调查手段满足公民更深层次的信息需求。从这一点上来看，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在保有其深度性的同时，更以其独特的调查手段和细节呈现的方式突破了一般新闻节目对信息本身的展现，而从更深层次的信息解读拓展着公民的知情权。

探寻真相与公众立场的坚守。凡是关乎公众利益的事情，都离不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二是站在什么立场进行报道。探寻事实真相是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品质的彰显，而公众利益的报道立场则是调查性报道和调查人品质坚守的体现。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调查类的报道是不依赖于司法程序，也不依赖于政府等行政力量或是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的。这样一种独立调查的方式，有利于新闻记者在质疑、挖掘和求证新闻事实真相的道路上走得深远。对于《新闻调查》栏目而言，公众立场的坚守往往体现在为弱势代言，向强权发问。无论是记者代表公众对相关部门的质询，还是节目中公民话语的表达，都能让公民的利益维护通过言论呈现出来，并且被更大范围的人听到。例如，对于成都公交事故的报道，《新闻调查》之《公交之痛》一期节目站在公众的立场，代表公众深入新闻一线探寻事故频发的深层原因，以对新闻线索的执着追求凸显对公众利益的维护。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以其特有的探寻精神和公众立场的坚守态度，让公民的话语在最大限度表达的同时被人听到，使相关人员作出回应，从而维护公民的话语权利。 打开国家制度建设缺漏的探照灯。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在思维层面上是放眼全

局的，而在栏目的制作层面上则以个案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在这些个案的背后，都记录着调查记者对国家制度、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也就是说，调查性报道只有打开国家制度建设缺漏的探照灯，并让公民对看到的缺漏自由地进行合法表达，才能推动国家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从而使公民的话语权利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同样是对医患纠纷的报道，在《新闻调查》之《天价住院费》一期中，栏目组代表公众的利益向医疗部门发出质询，不仅有记者代表公众对哈尔滨医科大第二医院的质询，还有死者家属对各种不合情理之事的表述与质疑，同时，我们还听到了心外科专家马育光对国家医疗卫生制度的话语表达。这些声音的汇聚，其实就是在公民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新闻调查》打开国家制度建设缺漏探照灯的同时，让公民进行合法而自由的表达，从而通过言论的呈现来维护公民的话语权利。

构筑公众利益与强权利益博弈的新平台。在未知事实的背后，往往呈现出多方利益的博弈。但是，在当前特定的利益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公民的话语表达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当侵害行为的实施者是某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时，这些集团或个人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侵害公众利益去掩盖一些事实。所以，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的使命就不仅仅是完成对事实真相的探寻，更要在公众利益与强权利益之间构筑一个博弈的新平台，而立场自然要倒向公众利益。可以说，新平台的构筑是一般新闻类节目所不具备的，这主要是由他们的言论立场等因素决定的。在构筑的新平台上，一方面要能让公民说话，另一方面还要让更多的人听得见。如《新闻调查》之《透视运城渗灌工程》，节目让事件双方的言论在电视画面中同时播出，于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利益的博弈通过话语表达在一个国家级媒体上平等呈现。虽然，这种呈现面临很多阻力，但是，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起码提供了一种和平博弈的方式，通过它完成一种政府与民间的对话，其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大多数新闻节目只能通过简短的采访和有限的话语空间为公民提供话语表达的机会。并且，这些言论有时显得过于片面，感性有余，理性不足，这将不利于公民话语表

达有效性的提升。而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则能够以其相对较大的时间容量为公民提供更为宽广的话语表达空间。更值得一提的是，记者能够通过丰富的手段、严密的思维、客观的调查使观众信服。此外，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在彰显理性色彩的同时，还充分调动了感性因素，兼顾了调查过程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独特的调查手段与电视表达规律相结合，充分发挥了电视声画并茂的传播优势。这样一种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公民理性表达意识的觉醒。《一只猫的非正常死亡》一期节目中，观众不仅了解了整个新闻事件，更从人性、心灵、道德的视角及踩踏小猫当事人的话语中感知了更为立体的新闻内涵。由此，观众了解了踩踏者内心的痛苦与挣扎，这一新闻信息的深度呈现，无疑能够唤起公民在看待此类事件时理性意识的觉醒。国家级电视媒体对新闻事件的理性呈现和引导，有利于公民自身理性表达意识的觉醒和话语理性秩序的建立，从而使公民的话语权得以更好地实现。 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在播出后，呈现出了不同模式的社会影响力。这里所提及的社会影响力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权威影响力，另一方面为泛化影响力。可以说，这两种影响力既是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栏目传播效果的体现，也深刻地影响着公民话语权理性秩序的建立。

权威影响力主要体现为“意见领袖”中话语优势群体自身能量的释放。对于“意见领袖”中的那些话语优势群体而言，一旦他们在观念上与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栏目达成了深刻的共鸣，就会以其权威的话语使自身的理性精神得以彰显，从而在公众传播领域和政策制定范畴内对公民言论产生更大范围和更高权威的影响力。这种来自公众又归于公众的影响力是很难在其他新闻节目中看到的。虽然其他新闻节目也能通过其自身的观点对公民产生影响，但它们所代表的大都不是公众利益，而是站在主流媒体的立场对舆论进行引导，以期舆情能够健康发展。《新闻调查》则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以其独特的调查方式对公民发挥权威影响力的。

泛化影响力是在更为广大的电视观众中产生出来的。相对于“精英阶层”，广大的

观众群体所享有的各项社会资源较为缺乏，其自身的话语空间也比较有限。因而，他们在受到外界信息的刺激后，只能以一种口语传播、人际传播的策略来进行理性思想的交流。虽然这种交流方式会使得影响力泛化不均匀，但也有涉及面广、信息反馈率高以及更直接、深入等人际传播的优势。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不同于其他新闻节目，它不是通过对某一事实的简单呈现来影响公众的言论，而是站在公众立场，以细节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地影响观众对新闻事件的理性判断与思考。可以说，这些都是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的优势所在。

注释： ①陆 晔，赵 民：《当代广播电视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