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令孺生平及作品

方令孺生平及作品

方令孺（1897年-1976年），安徽桐城人，“新月派”著名女诗人和散文作家。早年留学美国，1930年至1931年间在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前身）任教，后任国立编译馆译员、复旦大学教授、浙江文联主席等职。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新诗，与林徽因被称为“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方令孺还是梁实秋所描绘的青岛大学“酒中八仙”中唯一的女性。出版有散文集《信》《方令孺散文选》等。生平简历 方令孺（老年照） 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家，父亲方守敦。 1923年，留学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书。 1929年，回国后，先后任青岛大学讲师和重庆国立剧专教授。

1939年至1942年，任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编审。

1943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1949年后，被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席。

195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1958年至“文革”前，任浙江省文联主席。

1976年9月30日，在“四人帮”垮台的前6天，方令孺病逝，享年80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

方令孺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诗礼官宦之家，属方苞世族后裔。在中国的读书人看来，论门望之隆，桐城方氏或许仅次于曲阜孔氏。自清代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流派以来，读书种子历世绵延不绝，其间多有以文名闻于世者。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诚，是桐城派作家方东树的族弟及学生，曾在曾国藩幕府中任过职，后任直隶枣强县县官。父亲方守敦，是书法家，诗人，自命清高，一生未仕。他有四子五女，长子方时晋，字孝旭，是新月派著名诗人方玮德之父。三子方时乔，字孝岳，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其子方管，就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事件”中的风云人物、也是著名学者的舒芜。四女就是方令孺，排行第九，被子侄辈称为九姑。另外，现代著名诗人和美学家宗白华是方令孺的外甥。

出身于这样一个家族，方令孺能成为30年代享有盛名的女诗人、散文家，不足为奇。她天资聪敏，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她的朋友说她不仅不以门楣骄人，而且根本不愿对人谈论自己的家世，当座中有人一谈起桐城方氏家族，她就会满脸绯红，令人无法再谈下去。不过，她的散文中有《家》、《忆江南》两篇，婉转道及家世，恰如人言：“所谓书香门第，她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当然是其来有自”。 清代文学中，安徽桐城的学者形成“桐城派”，以提倡古文为主，现代著名女作家方令孺就出身在安徽桐城方氏的书香世家，同时也是充满封建伦理观念的家庭里，3岁即遵父母之命许配与人，16岁完婚。嫁给安徽世家子陈氏，生下一个女儿，惜遇人不淑，终至夫妇仳离。此后即过着形影相吊的孤寂生活。了解她的朋友说她生活极孤独，不喜与人来往，经常穿一件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斗室独居。当一个人在外面踽踽而行的时候，神态间永远带有一种无法抹掉的哀愁。在散文《家》里，她写道：“做一个人是不是一定或应该有个家，家是可爱，还是可恨呢？这些疑问纠缠在心上，叫人精神不安，像旧小说里所谓给梦魇住似的。”愁绪万千，欲说还休，真也永远无法解脱。“五四”新女性 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民主和自由的巨浪激流的震荡下，方令孺也同许许多多被压迫妇女一样开始觉醒，仿佛感受到一阵新春来临的欢欣与愉悦，开始萌发对自由与光明的向往，热切追求个性解放，决心挣脱痛苦与不幸的桎梏，掌握自己的命运。１９２３年，方令孺赴美国留学，她先入华盛顿州立大学，继而

转往威士康辛大学，攻读外国文学专业。１９２９年，方令孺回国。她决然摒弃过去那种小姐少奶奶的寄生生活，开始独立而又艰难地步入社会，自谋其职，自食其力，决心努力争取“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１９３０年春，方令孺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中文系讲师，教大一国文课程，成为三十年代初期国内为数甚少的几名女大学教师之一。酒中八仙 青岛两年，是方令孺一生中十分难得的较为舒心的日子。当时青岛大学是杨振声主校，广揽英美留学生任教。新月派诸人如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沈从文、陈梦家、孙大雨等一时云集青大，当时学界就有“新月派主青大”之说。在青岛，方令孺结识了不少文学界朋友。他们之间彼此谈诗论艺、应酬征逐，为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同为新月社成员的年青诗人方玮德称她为“九姑”，方玮德的好友陈梦家也跟着叫“九姑”，以至新月社上上下下都喊她“九姑”。温暖真切的友情，当给了她许多慰藉。对于方令孺在青岛的快乐惬意的时光，梁实秋在其《方令孺其人》一文中回忆道：“新月派”著名女诗人和散文作家－方令孺

我最初认识她（按：指方令孺）是在１９３０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同事，杨振声校长的一位好朋友邓仲存（邓顽伯之后），在青岛大学任校医，邓与令孺有姻谊，因此令孺来青岛教国文。闻一多任国文系主任，一多在南京时有一个学生陈梦家，好写新诗，颇为一多所赏识，梦家又有一个最亲密的写新诗的朋友方玮德，玮德是方令儒的侄儿，也是一多的学生。因此种种关系，一多与令孺成了好朋友，而我也有机会认识她。青岛山明水秀，而没有文化，于是消愁解闷惟有杜康了。由于杨振声的提倡，周末至少一次聚饮于顺兴楼或厚德福，好饮者七人（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我）。闻一多提议邀请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于是猜拳行令交错乐此而不疲者凡两年。其实方令孺不善饮，微醺辄面红耳赤，知不胜酒，我们亦不勉强她。

“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激于爱国热情，先后掀起了三次请愿及罢课风潮。最后一次学潮，矛头竟至于指向校长杨振声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结果，杨振声辞职，闻

一多也黯然离开青岛。而失去了庇护的方令孺，亦于是时结束了她的快乐时光，离开青岛，回到北京姐姐家养病去了。“雅舍”的雅兴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令孺辗转坦途，随人一起撤离到大西南。她先是任重庆国立剧专教授和国立编译馆编审，后又担任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战乱中，她犹不能忘情于书籍，随身携带了不少特别喜爱的图书。梁实秋说：“我有一天踱到她的房间聊天，看见她有一竹架的中英图书，这在抗战时期是稀有的现象。逃难流离之中，谁有心情携带图书﹖她就有这样的雅兴。”（《方令孺其人》）

正是在这个时期，她译成了外国著名作家短篇作品集《钟》。还慨然拿出自己珍藏的英文原着《咆哮山庄》，忠告梁实秋译成了中文。

几经迁徙后，方令孺终暂时定居于重庆市北碚。居处为国立编译馆的房子，与梁实秋住处极近。粱实秋因与其同住一栋房的龚业稚女士之故，名自己的居室为“雅舍”，在此写成了后来广为人称道的《雅舍小品》。方令孺则名自己的居室为“俗舍”。一室草草，只有她女儿和男友每周来看望她。一天，她特意邀请几位朋友去“俗舍”吃饭，朋友们都有些惊诧，以为是未曾有过的事情。那天，她兴致颇高，精心地炖了一锅“东坡肉”，味道鲜美，使朋友大饱口福。但欢宴结束时，她却不无伤感地幽幽地说：“最乐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苦的事是夜阑人去独自收拾杯盘打扫地下，那时的空虚寥落之感真是难以消受啊”确实，欢饮过后的寂寥，往往在人的心理感受上构成强烈的反差，那些孤寂落寞的滋味真是有些难耐。

有一次，冰心来到北碚，梁实秋在“雅舍”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招待她和另一些朋友。饭后，冰心乘余兴在梁实秋的一本册页上援笔题词道：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刚写到这儿，在一旁围观的一些女客齐声起哄起来，有人说；“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冰心微微笑道：“少安勿躁，我还没有写完。”于是，继续写下去——

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过了些时，方令孺到“雅舍”来，提起笔来，题了几句话：

余与梁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藉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引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薄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庚辰冬夜令孺铭记在冰心，或许朋友间相互勖勉而又笑乐的成份更多些，而在方令孺，则更多是有感而发。在“福人”面前，她当会联想及“命薄”如梨花的自家身世。“新月”才女 方令孺的文学创作热情正是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期间萌动的。青岛的海风吹醒了方令孺那久蕴于心中的文学的情思，同新月派诸人的接触和交游更是促动了方令孺创作的冲动。也正是在青岛之游后，方令孺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写新诗、写散文，艺术风格以“清新秀丽”、“聪慧和细腻”见长。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出版了她的一本散文集《信》，为许多读者所爱读。或许是身世所关吧，她的作品中最动人的是那些抒写对已逝朋辈亲人悼念之情的，如悼念侄儿方玮德的《悼玮德》、悼念徐志摩的《志摩是人人的朋友》以及多年后悼念靳以的《青春常在》等篇，读来回肠荡气，令人难以自持。但方令孺散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还是那篇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琅琊山游记》。在这篇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美文里，她将自己见到的高山深壑中的日光、朦胧的云雾和月亮、飒飒的树叶、潺潺的溪水、古老的庙宇、深邃的山洞，加之鸟语与蝉鸣，把山林幽静表现到了极致：

山中的夜是多么静！我睡在窗下木榻上，抬头可以看见对面的高崖，崖上的树枝向天撑着，或好像沉到一个极深的古井底下。一切的山峰，一切的树木都在月下寂寂的直立着，连虫鸟的翅膀都不听见有一声瑟缩。……我凝神细听，不能入寐。隐约看见佛殿上一点长明灯的火光尚在跳跃，因想起古人两句诗：“龛灯不绝炉烟馥，坐久铜莲几度沉”。

这种对于山中夜景细腻入微的描绘和体悟，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其中带有极强的唯美主义色彩和古典主义气息，也和“新月派”的文学主张大致合辙。

除了散文创作，方令孺还是“新月派”的著名女诗人，与“新月派”的另外两位才女凌淑华、林徽音齐名。方令孺的诗歌创作不多，但艺术成就极高。《灵奇》、《月夜在鸡鸣寺》、《听雨》、《悼念寒冰》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新中国成立后，方令孺先后生活于上海与杭州，继续任教于复旦大学，后来又出任浙江省文联主席。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再一次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方令孺发表的诗文不下数十篇（首），内容深广，感情昂扬，表观出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拳拳的热情，文笔更趋质朴与平实。这一时期可谓是方令孺的又一个创作高潮，其代表作有《在山阴道上》、《青春常在——悼靳以》等。逝于“文革”期 “文革”中方令孺被“打倒”，后下放“五七”干校，1973年方令孺的入党介绍人徐常太去看望她，她悄悄对徐常太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教出了不少好人，也教出了大坏蛋，江青是我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许江青因为我掌握过她一些丑事，故而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我个人所受非人待遇事小，党和国家遭殃却是大事。”

在“四人帮”垮台的前６天，１９７６年９月３０日，方令孺长逝于杭州，享年80岁。但她留下的作品，将恒久不灭。这正如巴金所说：“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随想录·怀念方令孺大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

方令孺平反昭雪，举行了追悼会。方令孺故居 方令孺故居

方令孺故居，建于40年代，属西式花园别墅，位于灵隐白乐桥3号。曾为著名作家方令孺寓所，文坛泰斗巴金也常在这幽静的庭院里与方令孺交谈。

故居依水而建，越涧而人。院外小溪潺潺，院内花木繁茂，右边一棵高大的银杏，左边一颗粗壮的梧桐。小院正中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平房别墅，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有一半圆形房间突出院中，三面通风，采光甚佳。别墅坐北朝南，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作品选辑 《信》：第五篇 作者：方令孺

这几天秋的使者来了，绵绵的小雨像是谁的泪？今早云中漏出日光，颜色惨白，街上水车同短笛的声音都呈现颓丧的情调，我心里凄凉。我叹息炎夏的消逝，夏，有时会烧灼我的心忘掉生命的冷寂。

漫哉，我不愿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青人受一点病的磨难，我哀怜，如果在这荒漠里能掇得一朵花我愿意献给这受磨难的人。

这几天因为贪看 Flauberts Madame Bovary疏忽了给你写信。这是一本名着，是一个不幸的故事，我所赞美的是作者的艺术，他把全书的情节用一根巧妙的线索连贯着，好像一串珍珠，珠子的形色不一样，但是提起来，有次序也有色彩。我晚上看到眼睛不能睁的时候才把书合上，带着书里的忧愁入梦，早上在鱼白的光里，我坐起读，今天看完了，这一种紧张的心，也像秋蝉一样，带着尾声，在绿叶里消失。但是这松懈的心情使我觉得异常无味。

我发现生活是不能悠闲，要忙，要复杂。小小的园林，养花饲鸟，不是我们这一代的

人所能满足，那里没有创造，没有喜悦，所以 Creatioll and Recreation这两个字，同人的生命是织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为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环境起冲突…… 傍晚，我一个人走上这园后的高台，静默地看那深红的晚霞，横陈在一丛黑树的后面，河里的水平静到一点细纹都没有，树叶在我耳边发生温柔的叹息。在台下，来了人说话的声音，他们说什么，我是不管，只是那声音太笨重，像人在石子路上走，没有韵律，没有变化，我不能忍，就离开。

说也奇，我能忍受极复杂强烈的声音，可是不能忍受一成不变的单调。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城里过年，除夕夜半我走进剧院，人是拥挤得教我不能吐气。他们不管老少就像疯了一样，吹号筒，响口笛，奏各种不同的乐器，他们要使空间充满着喧嚣，好像这喧嚣能把时间抓住，我坐在一个角上，心理同他们完全不同，比平时更清醒，更寂寞，听他们做出的声音，像是在别一个世界上。那些胖的，黑的，长的，短的，戏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们都是绸子做的傀儡，头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那里扯着他们动──可怜，驯服地被动着！我信，他们的心，一定同我一样，冰冷。还有，几年前，我生病睡在医院里，我的房在第六层楼上，窗外正在建造一座新屋，土匠用机器挑土，那一声声尖锐的音挤进我的心灵，我每天一到破晓就哭，我厌恨那恼人的单调。

我对于人生也就有同样的感想。

说起生命，是一个不可解的谜！我们爱它，却又憎恶它，到底为什么爱，又为什么憎？记得 Stevenson说： 我们看戏以种种意义解释生命，直等到厌倦为止；我们可以用所有世界上哲学的名词来讨论，但有一个事实总是真的──就是我们不爱生命，在这意义上我们太操心于生命的保存──再干脆我们不爱生命，只是生存。

是的，我们爱的不是这固有的生命，我们爱的是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

由于有生命力。有一位哲学家解释生命说：Life is a permam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on.自然，我们爱生命决不是为这肤浅的感观上的愉快，要不是这生命力驱策我们创造，勇敢的跨过艰难的险嶂，就是生，又有什么趣味！迟钝生命，就像一湾浊水，不新鲜，又不光彩。

八月二十三日晚

（选自《信》，文化生活社194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