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卷第期月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3】a年坛l评年代文艺上的人道主义论争彭礼贤摘要。就年代我国思怒界关于人道主义的探讨和论争中主要观查进行评析对当,、,时文艺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及其代表作品进行分析认为这场探讨和论争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经阶段[关键词1人道主义伦理道德世界观文学潮流,,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来说搞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就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热心探讨和激烈论争涵盖了哲学界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决不止是物质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有人作过统计其中关于人道主义,,”,其核心是人的解放和人的。的探讨和论争仅中论文就多达主义热”。1980年至,1983年的四年“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这60余篇形成了一场人道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一)人道主义的理论论争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人道主义热的形成不是某些专家学者的心血来潮人为造成、、,,“”“”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卷120而是有社会历史现实生活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深刻原因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就是这种解答((马恩全集)42页)就、。就政治思想原因来说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它的政治思想背景、。,社会历史原因来说、,“7年人性文革前的1,”,人情人道主义一直是禁区是批判的对象“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针、,,“,”,0年中文革1“”,“黑八论里虽无此论却被,。”,还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以本来面目还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地位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指出:“。论定为黑八论的总根子批得更厉害“”“”姚,97文元在11年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中更王若水当时,,把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论定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人的问题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兴趣”。可以说批判人,在我看来不仅是对十年内乱的反动而且是反映了新时期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性人情人道主义成为50年代后半期以来政治领域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为人道主义辩护))探。,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无可回避地要研究、、。讨是严肃的论争是激烈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收稿日期1997就现实生活要求探讨和论争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与人一11一20第3期:彭礼贤评80年代文艺上的人道主义论争,,:道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有关还是无关?若有关那么关系又如何?这是确义的历史观都有可能批判继承的东西马克思在探索社会发展的时候也并没有简单地“定对人道主义应有何种态度的关键所在。在拒绝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一些人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可以称之为归结关系或等同关系。这种错误观点在中国没有,至少尚未发现。08年代那场探讨和论争中,周扬、王若水等人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可称之为包含关系。周扬说:“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王若水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为人道主义辩护)胡乔木的观点是:要区分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以及“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两种不同含义。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不能有任何历史地位,应该是被断然拒绝的;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有其历史地位。可以称之为大拒绝小包含关系。胡乔木还指出,“已经发表的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都把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历史、指导现实的世界观来理解和宣传”,并且形成了“一股思潮”,集中表现就是“有的同志(如王若水等)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引用者注’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孙月本则是另一种观点,几年后他在中央党校的(党校论坛)1989年第1期著文,对上述三种观点均有批评,认为“归结说”失之肤浅,当然不可取;“包含说”会使人误以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算确切;“拒绝说”也没有说服力,因为凡是在历史上起过巨大进步作用的理论,即使是唯心主给以科学的改造。孙月才主张“渗透说”,即马克思主义中渗透着人道主义,两者是一种不可游离的水乳交融关系。它的立足点与“拒绝说”恰恰相反,而与“包含说”较为接近,认为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也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当然,在过去“左”倾政治路线占统治地位的长时期内,还曾盛行过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水火不相容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完全拒绝关系。结果是人道灭绝,兽道横行,神道甚炽。正是从上述论争焦点的分歧中,必然派生出一系列分歧之点,诸如:我们今天应实行什么层次的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我们多年来的主要失误是“左”还是右?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等。在我们今天应实行什么层次的人道主义上,持“归结说”,和“等同说”者,主张人道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没有必要将其区分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可以照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中国尚未见有人持此主张。持“包含说”和“渗透说”者,主张实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或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就内容来说,既包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也包括世界观和历史观;它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本质区别,但又有一种批判继承关系。持“大拒绝、小包含说”者,主张实行一种低层次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限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范围,也只限于此范围内对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一定批判继承关系,而决不能包含有世界观、历史观的内容,并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王若水等人认为胡乔木这种区分法不科学,也不符合实际。因为人道主义中的“人道”,是与“兽道”、“神道”对立而提出来的;“人道”与“兽道”或“神道”的区别,都不仅在于是否有人的伦理道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卷年德,而且更在于是否有人的价值。所以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是属于世界观的内容的。还因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道德往往难以截然地机械分开。固然有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不一定属于世界观的内容,但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则是属于世界的内容的,例如我们常讲的共产主义道德,就同时属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内容(参见王若水<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榷》)。—答复和商在多年来我们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主要失误是“左”还是右上,对于从50年代后期至“文革”01年期间,周扬、王若水等与胡乔木的认识有一致处,也有不一致处。一致处是都认为那时的主要失误是“左”,不一致处是对“左”的具体内容范围的认识。胡乔木认为,“5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连伦理原则这个方面也批判了。王若水等人则认为这两个方面不可机械分开,五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对入性、人情、人道主义的批判中的“左”倾失误同样是整体性的,而不是似乎是半对半失误,甚至似乎主要方面对了、次要方面才失误。对于1980年前后以来的当前时期,估计就完全相反了。周扬、王若水等人认为,当前时期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主要干扰,仍然是几十年历史性延续下来的一些人的“左”。胡乔木则认为,当前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主要干扰已变而为是右,而且认为周扬、王若水等人的观点正是右的集中体现。关于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王若水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胡乔木对此文持否定态度,他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思主义同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典型地混淆马克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王若水写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一文答复,首先指出他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中明明写的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从人出发,但这不是费尔巴哈讲的那种名为现实而实则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说得非常清楚,与胡乔木所说的人的“社会关系”并无不同,只是本着“(文章)题目宜短不宜长”,文中已经对“人”的实际内涵有了明确说明,把题目压缩一下而已,怎么能据此就判定是在主张“抽象的人”呢?其次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成熟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明白白写着:“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马、恩在同一著作中还明确指出: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和“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是一致的,因为现实的人已经是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了。所以王若水认为,从“现实的人、实践的人、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出发,决不如胡乔木所指责的陷入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应该认识到,人不应脱离社会,社会也不应脱离人,因为“脱离了社会的人是抽象的人;同样,脱离了人的社会也是抽象的社会。”曾钊新在(人性探论》中则从历史事实上指出,我们党在领导“二七”罢工时曾明确提出过“争人权,争自由”的口号,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也曾提出“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所以并非一讲“人”就是“抽象的人”,就是“抽象”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其实,它们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是具体的,一点也不抽象。何西来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意识》一文中也认为:“`解放全人类’,是“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并不错的。不但不错,而且还应加上一句:也是归宿点。因此,用不着兴师动众地去批判。”为什么新时期对人道主义的探讨,在形成一定声势的同时步履仍较为艰难?大致上第期。彭礼贤评8年代文艺上的人道主义论争: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人道主义问题料构建包括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内的无产,上我们背的历史包袱太重。在此之前的多年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一直处在被告席上,见人道如临大敌,谈人道而色变。一般人根本不知道马克思说过“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曾称自己的学说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神圣家族))。二是拨乱反正有一个渐进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的拨乱反正,理所当然地首先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是大非上进行,也相对地较容易形成共识,但也不可能一墩而就和一帆风顺。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某些特殊间题(如人道主义),形成共识相对来说更较为不易。除其他原因外,这里面有一个文化变革的艰巨性的问题。因为人道主义思潮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重铸是连在一起的,而文化变革对于我们这个具有着几千年小农经济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是相当艰巨的,长期的,只能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中对人道主义的矛盾态度。即以成熟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如前所述都曾大力肯定人道主义但马克思也曾说过:“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相对立”(《马、恩全集)4卷417页),恩格斯也曾说过:社会主义者“不应当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马、恩全集)91卷273页),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说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马克思或恩格斯。有的论者已经指出:人道主义虽然自古有之,但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潮则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商品经济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商品经济的评价在态度上是矛盾的,他们对人道主义的矛盾态度正来源于此。而对商品经济应取何种态度,今天已经应该是不成为解不开的矛盾了。还应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即使在对人道主义着重持批判态度的时候,也并没有放弃其中有用的思想材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正确态度,仍然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可以欣慰的是,即使是对新时期人道主义的探讨总体上持批判态度的同志(如胡乔木),仍然大力肯定了伦理道德观念上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较之“文革”前17年也已经有所突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的一种表现。(二)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既然是“包含”和“渗透”,人道主义在新时期的文学上自然并非主潮,把它说成文艺主潮恐怕是不恰当的;但既有“包含”和“渗透”,确也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潮流忽视和否定它的存在也是不恰当的。文学创作上的人道主义潮流,表现为或多或少或主或次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角度切入在作品中进行历史反思、政治反思和自我反省体现着对十年浩劫历史孕育过程的探寻,对清除产生历史悲剧的土壤和条件(封建意识)的呼唤,以及对每人主观世界的自我更新的必由之路的反省。应该指出,从原先的“禁区”到开禁,文艺家都处于探索之中,其中情形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有取得可喜成功的(如刘心武的《如意》、《我爱每一片绿叶》等),有存在某种失误的(如汪雷的《女俘》、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也有虽然不少人对之“重点批判”,但仍然争议不休的(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对(人啊人》的聚讼纷纭更具代表性,更值得一评。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花城出版社1980年出版),描写贫农家庭出身、18岁就入党的主人公何荆夫,1957年在大学最后一年学习时目睹了这样一件事:归国华侨学生小谢的母亲在国外病了,希望儿子去看看她。但思想僵化、不近人情的校党委书记奚流以“鸣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和“要与资产阶级母亲划清界限”(其实只是在国外开一月小店)为理由,不许出国探亲,造成母亲对儿子的误解。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中小谢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9卷1998年提出了这件事何荆夫就这件事写了一张<希望奚流同志多点人情味》的大字报在上面签,克思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以合符人性的社会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是在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有趣而难读的书)中说`’,。,名支持的师生达一千多人成右派开除党籍和学籍会底层,、,。结果他被奚流打从此他被打入社“”,上纲不可谓不高,。。人一本作者本人显然不同意这种批判在《:“成了一个没有户藉的黑人。带着,它是我开始认真地,红楼梦》和《马恩选集)这么两部书到处流《阅读人学之后发出的一声慨叹交出的一份答卷“。浪去读社会这本大书,为了换碗饭吃作过“”、它包含着我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各种各样的苦力人们只知道有一个烧炭的老何”、的认识理解希望和不满是思索”,、”既是倾吐:“”,也“盖房的老何”、“背石头的老何“点也是呼吁“”。并且说虽然这本小炸药的老何”、“拉车的老何”、“说书的老何”。他的流浪的足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并目睹了“大跃进”以来的三年饥荒时期老贫农的父亲死于饥饿,公社副主任的叔叔因为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农民的艰难处境说了点意见被打成“疯狂反对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逼得投河自尽,连尸体也成了现场批判会上的“活靶”叔父一家也成了“反属”。以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妖颠倒。苦力劳作之余,他一直在进行社会调查,在研究哲学,在思考。他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人和人的感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错划被改正,落实政策安排在原来就读的大学工作。以20多年中的研究所得,业余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研究,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专著。在此专著已列入省出版社重点书付排时,又横生阻力:阻力首先来自仍任校党委书记的奚流,也来自奚流请出来的那个思想僵化、搞“两个凡是”的省委宣传部长,而且他们都有“组织”的名义作后盾和掩护。但何荆夫仍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的,按照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逐级向上级党委进行申诉。真正的广大群众,包括奚流的儿子、年轻的大学生奚望也是支持他的。结尾处上级党委派人来学校了解情况了,表明“有了一点头绪”,人们对此表示“乐观”。当时的众多批判文章,指责这部小说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界限,把人道主义打扮成马克思主义,以人道主义取代马说受到了一些人的批判,“但是,我听到的回声给了我的鼓励,使我有勇气继续读下去”,即继续对“人学”研究下去,写下去((文学报)1985年7月81日)。这样,她继(人啊,人》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成于《人啊,人》之前),写作和出版了长篇小说《空中的足音》,从而完成了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和命运的三部曲。《人啊,人)已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和法文出版,在香港还被改编为粤语话剧。这里不拟对《人啊,人)作全面的艺术分析,只是根据本文论题的要求,谈谈应如何看待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内容。首先,从一般情况来说,我国从5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益严重的“左”倾路线的原因,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至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人性、人情、人道被放逐,成为禁区,到十年“文革”中更是兽性、兽道横行,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作品敢于写人性、人情、人道了,《人啊,人》更成为这方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理应属于拨乱反正的内容之一。即使在探索过程中有某些失误,也首先是一个总结经验的问题,不能一概以“精神污染”视之。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中也认为:“在今夭,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文学艺术作品尤其要作这种宣传”;如果连这也去反对,“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身,是摧残它们的生命力,剥夺它们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其次,从小说的实际内容来看,何荆夫第期彭礼贤评年代文艺上的人道主义论争马克思主义小说主人公何荆夫的这部《为什么在基础上在“,多年的社会考察和哲学研究的1979年要写(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与人道主义》的专著在内容上又如何呢?先就中心内容来看,。,主义)这部专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他的感召。,小说中曾两次说到这部专,著的中心内容一次是与何荆夫成为知友的奚望在读过这部专著手稿后对专著的中心内容有如下归纳:“用他自己的感受来说就是他既看到“”,:了过去左倾路线下的阴暗面也看到了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下的光明面而且正是在,他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光明的照耀下黑暗才愈显得难以忍受使他在完成这部专著上欲罢不能,。”这包容了人道主义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二是由于另一次是游若水秉承奚流的意旨读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面对老同学许恒忠的回顾自己半辈子的理想就是空想的“理想贬值”论,何荆夫明确回答:诚然“与现实相比,理想过于完美”,“但理想不等于空想。理想有科学依据,可以成为现实,也可以给人以物质力量。我始终信仰共产主义”。这成为他完成这部专著的一种动力。三是作为祖国和民族的儿子对母亲的历史责任感。何荆夫曾对下一代的憾憾这样说起长城:“长城多么古老,多么雄伟,多么曲折蜿延啊!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祖国的形象、民族的历史和他们正在走着的道路,都熔铸在长城的形象里了。站在长城上,你会听到有人向你低语:`你知道吗?长城没有竣工。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为她添一块砖瓦。你添了吗?你添了吗?”’祖国的每一个儿女都应该“燃烧自己的心血炼出一块砖”。这部专著可以说也正是祖国儿子燃烧自己的心血,为祖国长城添上的一块“砖”。四是希望我们祖国告别过去“左”倾路线给人民带来损害的年月之后,实心实意地为人民造福。何荆夫以他的“大跃进”中饥饿而死的老贫农父亲为人民的代表,表示“我记念我的父亲,追悼我的父亲。我的悼词就是我写的那一部书稿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悼词”的含—《马克义,既是结束一个过去的时期,又是开创一个未来的时期。以上几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问题上进行拔乱反正。主人公何荆夫的这种写作动机,以及作者对它的肯定,都无可非议。专著手稿后,在奚流主持的校党委会上宣布这部专著的根本性“罪状”:“最大的、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矛盾的,而是相通的。这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这里,奚流之流自然是把社会主—阶级义时期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上述对这部专著的一褒一贬,一正一反,结论截然不同,但若除掉奚流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歪曲,对这部专著的中心内容的归纳还是基本一致的。就这个中心内容看,它一方面既区别于“左”倾路线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绝缘说”,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非水火不相容”,也“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即“马克思主义包容了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区别于右的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等同说”,不但因为“包容”、“相通”决非“等同”,而且明确指出了它是不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两条大界限是清楚的,也是可取的。若再把小说各个章节中分散的提法集中起来,何荆夫的这部专著大致包含如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马克思划清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但并没有否定人道主义本身”,在马、恩著作中对“有没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二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也不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了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而去从事阶级斗争,是必要的、高尚的、伟大的;为了搞`阶级斗争’而去人为地制34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9卷1998年造阶级分裂人民和家庭则是荒唐的残忍的。叛道而又切中时需的反复批判颇堪玩味,,,但却遭到一些人的为什么竟跟奚流之,前者解放了人民后者损害了人民,,`’。,。”“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一切矛盾都说成是阶级矛盾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把我们的国家害得够苦了,,流站在一边攻击何荆夫从而攻击这部小说呢?不正说明两个凡是的积重难返吗!如果说在1983“”—这一切。乡下人不明白:年的批判高潮中人们,“”,为什么解放三十年敌人反而越来越多了?值关心人民的命运`,”从报刊上只能看到对这部小说的反复批判的一边倒的批判文章那么大约一年以后就陆三是承认人民创造历史就要承认人民的价。“象父亲这样的人物。,续出现了对这部小说的较为客观公正的评论文章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只能包括在人民群众这个概念里’许多人9814都承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就要“真正把人民当作`人”,,而不能“只是把人民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四是指出有的人身上,如恩格斯所说的不但“不能完全摆脱兽性”,而且“兽性”多于“人性”。何荆夫在一般意义上说到这个问题,奚望则干脆引了恩格斯那段话当面“赠送”给他父亲奚流。可是作为大学党委书记的奚流根本不知道、也压根不相信恩格斯会有褒扬“人性”的论述,而自己身上还有更多的“兽性”。竟说自己的儿子不但侮辱了爸爸,还诬蔑了恩格斯。儿子只好干脆指出《马、恩全集》多少卷多少页,要他自己去查看。以奚流为例,为什么身上至今仍然“兽性”多于“人性”呢?因为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都本能地持抵制和反对态度;念念不忘于1957年他一手把全校10%的学生打成右派,成为名噪一时的“反右英雄”的“光荣历史”;梦寐以求的是继续搞“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来第二次“反右斗争”,躺在“过去我有功,十年我有苦,现在我有权”上作威作福。所以他对“人啊,人”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人啊,人!人都是这个样子啊!整天斗还斗不好,不斗更不得了!’对于这个身居高位而“兽性”多于“人性”的人,不但儿子“背叛”他,诚恳地劝他自己“要求退休”,“党会批准你的”;而且连与他来自同一个解放区的老战友章元元也一直骂他在1957年是扼杀青年的刽子手,临死之前留下的唯一遗嘱就是不允许奚流去参加她的追悼会。何荆夫的这部专著从中心内容到具体内容,都既不离经年底著名文艺评论家何西来就曾指出:“对这个作品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个作品比《离离原上草)、《女俘》要高尚得多。”(《新时期小说论—评论家十日谈)164页)1985年张陵、李洁非在《从英雄到普通人》一文中指出:《人啊,人》属于“哲学思辩味道极浓”的作品,虽然因此而在艺术上“相当虚弱”,但“在理性上无疑十分健全”,具有一种可贵的“启蒙特色”。而且“在揭示历史的秘密,打开现实与历史同一性的大门,对改善`伤痕文学’的小家子气,大有裨益”,“不必过于苛求”((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3期)。1986年,当初拍板出版这部问世艰难的小说的著名文艺评论家黄秋耘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有一时期,对小说《人啊,人》的批评,那种造声势、乱扣帽子的文风就很不是味儿,这无助于批评的推进。当然,这部小说不能列为上乘之作,但也无可厚非。”(严承章《学问文章老更醇访老作家黄秋耘),(文艺评论)1986年5—期)1987年何西来继1948年的意见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意识》一文中又指出:“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近几十年间的中国历史和在其中浮沉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得较为深入的作品,至今仍应首推戴厚英的(人啊,人》。但这个作品从它问世之日起,就遭到长期反复的不公正的批判……戴厚英笔下的何荆夫、孙悦,在历尽劫波之后,希望人间能够变得温暖,多一些爱,多一些人道,是很自然的。应该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说,戴厚英只是一个作家,不是政治家,她提供的是一本供人鉴赏的文学作第,3期,彭礼贤评0年代文艺上的人道主义论争:8。品而不是治国的蓝图也不是政治纲领……戴厚英的思考的价值仅仅在于给阅读她的作品的读者以爱的启示这就够了,。,党政干部的较为开明的态度,如1986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等三所大学相继邀请戴厚英这样的去香港讲学然而在上海办申请签证手续时启示,对于保持一个社会的稳定,形成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文化气氛,会有积极的作用。”((文艺大趋势)29页)。回顾一下在当时整个批判过程中,一些人对这部小说从根本上持否定意见的批判文章,给这部小说所加的罪名,竟与小说中思想僵化、坚持“两个凡是”的奚流所加给何荆夫的专著的四条“罪名”惊人的相似,歪曲原意、无限上纲的手法也惊人的相似,不能不令人悲哀。戴厚英本人1987年为(人啊,人)的法译本所作序文中,曾这样回顾这一段历程:“由于《人啊,人》热烈地呼唤人道主义,一些人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子很不好过。但是,这种抨击并没有最终影响我和《人啊,人》的命运,我一直在继续写作,(人啊,人)也在今年(1987年)由花城出版社又一次再版。”能够有这种较好的结局,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次再没有对某部具体作品表态和下结论,而是让文艺界和读者自己去讨论评判,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作者当时保留自己的意见,以及日后不同意见的充分争鸣成为可能。另一个原因是某些地方很不顺利,戴厚英对此言词犀利地提出了意见,很不满。上海市委副书记茵杏文得悉后对有关人员说,要尽快妥善解决戴厚英去港事宜,要相信我们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是爱国、爱民、爱党的。自然,这离法治解决间题的要求仍然还很远。所以戴厚英在上述法译本序文中说:“这说明中国的历史确实翻过了最沉重的一页,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和速度前进着。”戴厚英不幸去世后,人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对她的纪念文集,书名就叫作《戴厚英啊,戴厚英》,大概也正是对她的呕心沥血之作的《人啊,人)的回应与感慨吧!我们的文艺领域正在前进,我们可以也应该前进得更好。主要参考文献:l、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2、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3、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彭礼贤江西吉安师专中文系433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