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书及影响

老子其人其书及影响

大纲

一、老子其人

1．模糊的老子

2．清晰的老子

二、老子其书

1．模糊的《老子》

2．清晰的《老子》

三、《道德经》对后世的影响

1．在先秦时期的影响

2．在秦汉时期的影响

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

4．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影响

5．近代以来的老子研究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老子其人具有清晰和模糊的两重特性：老子的称谓、姓氏、名字、出身、仕宦、生卒年代都有不同考证和解释，这些是模糊的；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老莱子是老子的学生弟子，周太史儋是老子在周的数传弟子、老子“见周之衰”，去周之秦出关而迫于关令尹喜之请，不得已著五千余言《道德经》，这些是清晰的。

K02：《老子》一书具有清晰和模糊的两重特性：《老子》的内容，分篇、作者、成书年代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理解，这些是模糊的；《老子》作者为孔子问礼的老聃，创作年代大致为春秋末年，书共五千余字，又名《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大部分，体现了老子在春秋末年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超凡的智慧，这些是清晰的。

K03：《道德经》对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元明清时期以及近代都有不同的影响。

正文

一、老子其人

最早对老子形象做素描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中特别为老子作传。因为是素描，总有其不清晰的地方，司马迁在这段不长的文字中用了不少的“或曰”就充分说明老子的

形象有模糊处，如“或曰老莱子亦楚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所以难怪后人会有“模糊的老子”的看法。

1．模糊的老子

因为模糊，所以会有对老子的称谓、姓氏、名字、出身、仕宦、生卒年代的不同考证和解释。（老子）当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岁，于楚国陈郡苦县厉乡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而孙以楷先生则认为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

对于老子的出身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上》作了梳理和解释。从这段史料中我们知道，老子李姓源出于理官，“理”、“李”相通；还使我们知道老子祖上原本为官，所以老子出身贵族，能够在周朝做官，掌管国家礼仪图书之类的工作。然而就是老子这样的出身，在有些人的眼里也并非如此，如唐朝释法琳在对唐太宗的陈述中就认为老子出身低微。

还因为模糊，所以会有人对老子，老莱子，老彭，周太史儋等人关系的考证和解释。如老子与老彭的关系，程树德就在《论语集释》中视老子与老彭为一人。有如老子与老莱子，太史儋的关系，有人就以为老子就是老莱子。同样又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老子，老莱子为二人，老子也不是太史儋。

老子的模糊处还引发人们对老子身份的无限引申。如汉刘向在《列仙传》中就将老子列为一位可以保佑民众的神仙。因为有模糊处，人们又何尝不可将老子与佛祖相联系呢？种种猜测，其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这就像事物一旦需要考证的那样，只能是考不胜考，证不胜证，只能是考其大概，证其有限，由此看来，历代盛行的考证永远无法一劳永逸的理清老子身上的“模糊”，撩去老子身上的朦胧。引发的只能是繁琐的考证，无端的猜测，

无尽的争讼。

2．清晰的老子

第一，老子为陈国（后为楚灭）苦县厉乡曲仁里人。苦县，即当今河南鹿邑。

第二，老子任周守藏室之史。因为任周收藏室之史，从事记录天下诸侯的状况及管理周室之史料的工作，所以也必知晓天下变化之理。

第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

第四，老子也是有老师的。

第五，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对于社会时代的衰败，老子这样的智者是有体悟的。“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即社会事物的善恶、是非标准已发生移位。一般来说，社会原有的善恶，是非标准发生变化，而新的为大多数民众接受的善恶，是非观又未被建立，这社会是可怕的，它随时会发生倾斜、崩毁。对此，老子敏锐的感受到这点。老子对秦人逢氏之子的倒错行为作评价，说明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是清晰的，并且以他特有的智慧为此“离周”行动做了有力的支撑。

第六，老子去周之秦，“至关”，遇关令尹喜。这也是清晰的。

第七，老子“自隐无名”，要做隐士。

第八，与“自隐无名”相一致的是，老子还谦下，柔弱，贵愚，挫锐，曲全，和光同尘，功成弗居……这些也是清晰的。

最后为了给一个“清晰的老子”，不妨再一次按传统重申：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而与老子同时代的老莱子是老子的学生弟子，周太史儋则是老子在周的数传弟子。老子“见周之衰”，去周之秦出关而迫于关令尹喜之请，不得已著五千余言《道德经》，即《老子》。

二、老子其书

与老子其人模糊与清晰密切相关，老子的著作《老子》一书也是既模糊又清晰的。并且，由于《老子》一书直接代表了老子的智慧与思想，因而成为了历代学者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对象，学者对于《老子》一书的研究与争论之热情，丝毫不亚于他们对老子其人的考证。

1．模糊的《老子》

《老子》一书是老子在出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而作的，并且其书分“上下篇“，共五千余言。然而，对于太史公如此清晰的《老子》，在经过了两千余年的传承之后，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种模糊缘于历代学者对《老子》一书的内容、分篇等问题的不同理解，乃至对《老子》一书作者与成书年代的怀疑。

首先，最为关键的是《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北魏时的崔浩曾说，“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陈师道、叶适、黄震等人提出了对《老子》一书作者的怀疑。如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就认为《老子》的作者是一个不知名的隐者。清代，如汪中作《老子考异》都专门针对《老子》一书的作者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与质疑，而清代最为著名的辨伪学者崔述亦在其《考信录》中提出了自己对《老子》一书作者的怀疑。近代，对《老子》一书作者与成

书年代的争论更加白热化，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将老子列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哲学家，在《老子》作者及写作年代上，否定了前人对《老子》的怀疑。但是随后，首先向胡适发难的是在当时学界享有盛名的梁启超，他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五节《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首先承认了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是我们考证《老子》一书作者与著作年代的“最可靠”的史料，但同时指出这段史料“实在迷离惝恍”、模糊得很。两三年后，冯友兰一反胡适把老子列于中国哲学史首位的做法，以孔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端，甚至将老子列于墨子、孟子等思想家之后。他认为《老子》系战国时人所作。并得出结论：李耳为战国时《老子》学首领，但老聃则为传说中的人物：今所有之《老子》，亦经汉人之整理编次，不能必谓成于一人之手。

除了胡适、梁启超、冯友兰之外，尚有马叙伦、高享、唐兰、罗根泽、郭沫若等众多学者对《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从不同角度作了考证，得出各种各样、莫衷一是的结论，从而使得我们对《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认识变得更为模糊。

《老子》内容的模糊首先涉及《老子》一书的各种传本。《老子》内容的模糊还涉及《老子》的篇章结构。最为关键的是，《老子》内容模糊更与《老子》内容本身的语言特色与丰富内涵有关。众所周知，《老子》以五千字作呕的语言蕴含了十分辽阔的意境，可谓语精义深。

2．清晰的《老子》

第一，《老子》作于《庄子》之前，为道家的首部传世经典，这是清晰的。随着1973年和1993年的两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老子》在道家的首出性地位便变得清晰与牢固了。

第二，《老子》的作者是年长于孔子的老聃。这也是相当清晰的。

第三，《老子》共计五千余言，分为《道经》、《德经》两大部分，它既为我们展示了一种高妙的形上智慧，同时又以现实社会为落脚点。这也是清晰的。历史上对于《道经》和《德经》谁者在先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二者哪个在先，都有其道理。其一，若是以老子悟道的先后顺序而言，则是《德经》在先，《道经》在后。其二，若是从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向他人述道的先后次序而言，《道经》在先，《德经》在后则更为合理。

最后，我们还是向读者展现清晰的《老子》为：《老子》的作者是孔子问礼的老聃，创作年代大致为春秋末年，为老聃出关时受关令尹喜之请而作；《老子》一书共五千余字，又名《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两大部分。体现了老子在春秋末年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对于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超凡的智慧。

三、《道德经》对后世的影响

1．在先秦时期的影响

（1）老子的弟子与战国道家后学

关伊子，也就是《史记》中的那个“关令尹喜”，据说他姓尹，名喜，字公度，是秦国人。庚桑子，据说名楚，陈国人。文子是目前老子弟子中记载较为详细的，且著作流传至今并较为完整的道家学者。文子的传世著作《文子》一书今存十二卷，从中可以发现文子与老子思想的紧密联系。

杨朱的生平已经不可考，对他的思想的概括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列子，名御

寇，战国初期郑国人；相传列子家贫却不为世俗所累，为得道之士，今传有《列子》八篇，著名的愚公移山的典故就是出自《列子》一书。庄子，名周，战国中期宋国蒙人。关于庄子的思想，他同老子一样，对现实社会非常的不满。庄子认为儒家和墨家所尊崇的礼乐教化等“圣知之法”已经根本不足以救世。他从道法自然的高度，将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了更为具体的发挥。他认为，从理论上讲，人应该是自由的。

（2）老子对先秦其他各派系的影响

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名瞿，战国初期宋国人。他的主要观点有十个：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和非攻。就具体思想上来看，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提倡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反对统治者的铺张浪费，与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主张是一致的。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他是战国末期的韩国贵族。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最早对《老子》做注解的书，而司马迁更是在《史记》中将韩非子与老子列于同一篇章《老子申韩列传》中，可见韩非子与老子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了。正是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韩非子在提倡“法”的同时处处不忘大道的存在。

除了儒家，兵家，墨家，法家之外，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学派也无不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2．在秦汉时期的影响

（1）黄老之学与汉初的修养生息

黄老之学中的“黄”是指黄帝，“老”指老子。所谓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老子之学”，特别是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那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汉初的统治者为什么独独选中“老子”之学作为自己的施政思想呢？这主要是源于汉初的统治者对于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的反思。

（2）黄老之学与汉末农民起义

众所周知，汉朝初年的黄老之学并未一直贯彻下去，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逐渐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事情发展到了汉代末年，黄老之学却以“黄老道”的名义，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不过这次它是兴起于民间，并且成为当时农民起义中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黄巾军的精神武器。

3．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

从东汉末年黄老道传播开始，老子思想再次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由此，老子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以至于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而继续向前发展的道教，以及从西域传入不久的佛教，都与以老子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发生着极其紧密的关系。

4．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影响

在唐宋元明清时期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情况下，老子思想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儒、释、道三教的对峙和论争，渗透与合流这两大历史动向之中。

首先，由于儒、释、道三教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情绪，并且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

此，当它们处于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时，就势必会有对峙与争论，以致互相排斥，甚至于借助政治的力量来摧毁对方。儒、释、道三教自唐代以来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以致合流的最大的一个成果，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除了宋明理学的产生，老子思想在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数以百计的《老子》注本的出现。不过这些注本在本质上仍属于老子研究的传统范围。

5．近代以来的老子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巨变中，人们对于老子思想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来研究；二是在中西文化历史交融的背景下，试图从老子思想中阐发出新意，从而服务于当代社会的文化，政治之发展。前者可以称作是历史的研究，后者可以称作是哲学的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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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与“道法自然”

大纲

一、老子的“道论”

1.站在“十字道”上的人

2.处在“一通道”上的人

二、老子的“道法自然”

1.何为“自然”

2.“自然”的三重含义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老子的“道”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十字道”和“一通道”。

K02：老子“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主要包含“道以自然为宗、天道自然和人法自然”三重含义。

正文

一、老子的“道论”

1．站在“十字道”上的人

众所周知，《老子》一书中出现最多的字眼要数“道”了。下面我们不妨从“道”说起。《老子》文本中的“道”字，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释文中作“字为古“道”字，所以就“

”字来说，大致表现为“

”字。因为“

”

”。在这里，如“”即“道”

的话，这“道”的意思就是说，“人处十字路口”。而为什么说这“”（道）是表示“人

处十字路口”呢？这是因为去掉中间的“人”的“行”字原本在甲骨文和今文中都作“这照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说来，“像十字路口（

”。

）。‘行’本义是道路，

行走是引申义”。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少学者（罗振玉，郭沫若）将“道”释为“行”，是有其道理的。

去掉中间“人”的“行”字为“”，那么中间加了“人”的“”（道）字也就理

所当然的被看做是“人处在十字路口”：“”。这说明“人处在十字路口”，能左（阳）

能右（阴），能南能北，也即老子所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

因为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所以《淮南子·说林训》会说这样的话，“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这是说，人处岔道歧路，前进方向不明，前途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会忧愁，愁苦乃至哭丧。所以这“

”（道）实际上就是指不确定，模糊。

然而，就是这“道”理，老子认为“天下（人）莫能知，莫能行”，这是因为平常人只知道“一通道”的“道”（确定性），而不了解“十字道”的道（不确定性），所以也就不了解我老子（“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为此，老子叹息：“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我）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而这不确定性，实际上意思模糊，不清楚，不可识。所以《老子·十五章》会说，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这种站在平面“十字路口”而产生的不确定之体验，又被老子转化为立体认识，他在《老子·三十五章》中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总之，这“道”是不可识，不清楚，不确定，模糊一团，你用任何自身器官都无法认识它。这对于爱已胜于一切的杨朱来说，确实麻烦，因为自身实在找不到落实处，如悬空一般，难怪要“哀哭之”。

如上所述，老子将平时站立在“十字路口”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在思想层面上反复强调，说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究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农业生产上的不确定导致老子对“道”之不确定的认知；其二，人生道路上的不确定导致老子对“道”之不确定的认知。这“玄乎”事窜端匿迹，“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长期浸泡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长期踩踏在这种人生道路上，又怎能不产生“道”之模糊，不清晰，不确定的观念呢？

2.处在“一通道”上的人

“道”字在《说文解字》中被释为“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在这里，这“达”也即“道”。所以，“道又有着“一通道”的意思，也即是说，你“所行道”时，不是走在南北道上，就是走在东西道上，你总得行走在这“一通道”上。而在做到底是走南北还是东西道的选择时，如我们不是以“巫”（占）来决定的话，倒是可以按自然原则（天则）来决定，那就是，一般而言，如南北取道的话，朝南走要优于朝北走；如取东西道的话，朝东走要优于朝西走。这种按自然原则（天则）来取舍“行道”方向的做法，在《老子·二十五章》里被称为“道法自然”。

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遵循天地自然，人体自身的存在及发展的需要这一原则来取舍事物，以便使人体自身更能趋吉避凶，以防止不确定的事情发生。

道法自然：东（左）、西（右）相对，则取“东”（左）、柔、刚相对，则取“柔”、上、下相对，则取“下”、水、火相对，则取“水”、老、少相对，则取“少”。

行走在“一通道”上的老子由“东西道”的两个极端推衍到所有一切领域，认为均存在着两个极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

子·二章》）。然而，千万不可以认为老子对这种两个极端（相对）是平均对待的，老子是有取舍的，老子是去彼取此的。如难易相对，老子取其易，认为“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如贵贱相对，老子取其贱，认为“贵以贱为本”。如动静相对，老子取其静，认为“清净为天下正”。如玉石相对，老子取其石，认为“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又如多寡相对，老子取其寡，认为“少则得多则惑。”

又如厚薄相对，老子取其厚，说：“是以大丈夫出其厚，不居其薄”。又如有无相对，老子必取其无，因为“‘无’能生天下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如祸福相对，老子认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如进退、主客相对，老子取其“退”和“客”，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又如雌雄相对，老子取其雌，认为“知其雄，守其雌”。

二、老子的“道法自然”

1．何为“自然”

“自然”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与“人类社会”对应的“自然界”；二是与“人为”相对的“自然而然”，或者说各种自然而然的事物和状态。当然，“自然”的两个上述含义是同源的，因为“自然界”是一种最为“自然而然”的存在。然而，在古代汉语中，“自然”其实只有“自然而然”一个义项，“自然”之指称“自然界”则是在近代以来，在翻译英语“nature”一词时产生的。《老子》一书中共有五处言及“自然”。显然，《老子》一书中的“自然”，指的是事物生成与发展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是一个状态词。因此，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时，这里的“自然”并不是与“人，地，天，道”相仿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物，而是指“人，地，天，道”所应当具有或遵循的一种状态。

2．“自然”的三重含义

（1）道以自然为宗

老子在其书最关键的一章，即《二十五章》中对“道”进行了如下颇为浑沦和神秘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子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之后，紧接着就点出了道的内在特质在于“自然”：“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如果我们说“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概念的话，那么“自然”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精神或基本理念，失去了这个基本精神或理念，“道”便无所依傍了。因此，我们说“道以自然为宗”，这里的宗即“宗旨”之意，也即我们前面说的核心精神或是基本理念的意思。

通俗地说，老子所谓“道”主要是指世间万物之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变异之道，而此变易的过程完全是出于世间万物自然而然的内在的发生、发展规律，不假任何外界强力的干涉，特别是不假人为的矫揉造作，这应该说是老子“道法自然”、“道以自然为宗”的基本内涵。

（2）天道自然

我们知道，在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序列中，“天”的概念仅次于“自然”和“道”，居于第三位。然而，如果从历史上这三个概念发生的次序来看，“天”确实为最早发生的概念。据相关研究，从我们有文字可考的殷商时期起，“天”的观念便已经产生了。但当时的“天”是紧紧与“帝”联系在一起的。而到了周代，为了解释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周人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命题，将“天”与“德”联系在一起，

从而使“天”的意义从自然领域迅速扩大到社会政治乃至伦理领域，成为人们心目中念兹在兹的最为圣神的存在者。

而老子更是赋予了“天”一种全新的含义。“天”之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并不是指我们头顶上的那个浩渺的“苍苍之天”，而是指万物之总名。更进一步说，“天”即是宇宙万物各循本性自然而然地发展的一种总体性的状态，也即宇宙万物自然而然地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一种状态。这样，“天”也变成了一个状态词，一个与“道”、“自然”具有相同内涵的状态词。“天”即“道”，“天”即“自然”。老子的“天”和“道”最终都是指向“自然”的。也就是说，在老子的语境中“天”、“道”、“自然”三者有相同的指涉。而作为“万物之总名”的“天”则更加鲜明地突出了“自然”是“万物”的“自然”，“道”是对“万物”的最佳状态的描述。

（3）人法自然

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一员，他在很多时候不能像宇宙中的其他成员循顺自己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发展，这源于人的自由意志。要对人的自由意志有所约束，老子提出的对策是“法天”。而如前所述，“法天”就是“法道，法自然”。要使“人法天”具有可行性，可实践性，就必须对此作出更为具体的说明。老子常常以“物”来明理，试图以此来对他心目中的“自然”有更为准确的说明。

老子提出“无为”、“守柔”、“不争”等几个约束原则，作为“天、道、自然”这个总原则的大纲，以图带给人们有益的启示。“无为”这两个字绝不是字面上的毫无作为，不作为之意，而是“不妄为”的意思。“无为”是指排除了矫揉造作，强力妄为等不适当的作为，循顺万事万物之自然而然的发展状态而为的一种做人态度和处事原则。

“守柔”和“无为”一样，也不就字面上理解为坚守柔弱，甚至是软弱。“守柔”主要是为了反对恣意妄为，一味强求，它主要强调了人们应当使万事万物循顺各自的本性而发展，不争强，不争斗，不妄为。

最后我们来看看老子提出的“不争”的观念。如前所述，“不争”与“守柔”一样，乃“自然”、“无为”等观念之展开，指的是不争强斗胜，不妄为，循顺事物之本性而“为”，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关于“不争”的论证，老子借助“物”来论“道”，提出著名的“上善若水”的论述。上善之人像水一样：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甘心停留在众人所厌恶的低洼之处，因此最接近于“道”；居处善于像水那样安于低卑洼地，心胸善于像水一样虚静深沉，交友善于像水那样施仁亲爱，说话善于像水一样遵守诚信，为政善于像水一样精简清明，处事善于像水一样无所不能。通过一系列的论述，强调的仍然是不去破坏其他事物的自然发展，并且还给其他事物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这样便是一种“上善”，所以才不会有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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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的辩证思想、反智倾向及语言特征

大纲

一、老子的辩证思想

1．世界是相反相对的

2．相反者相成

3．反者，道之动

4．弱者，道之用

二、老子的反智倾向

1．“智”的含义

2．为学与为道

三、老子的语言特征

1．不言

2．正言若反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老子的辩证思想主要包括：世界是相反相对的、相反者相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K02：老子的反智倾向主要包括：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大智”，反对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心“小智”；出于“为学”与纵欲的纠结和“为学”与逞能的纠结，“为学”与“为道”是对立的，所以要“反智”。

K03：老子的语言特征主要包括：不言与正言若反。

正文

一、老子的辩证思想

在老子那里，老子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而且也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浸透着老子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而广泛的洞见，充满着深厚的现实情怀。

1．世界是相反相对的

《老子》一书的相反相对的概念术语多达八十多对，主要有：美恶，有无，巧拙，动静，盈冲，曲全，枉直，少多，雌雄，轻重，静躁，弱强，废兴，取与，贵贱，进退，成缺，寒热，祸福，损益，刚柔，虚实，清浊，存亡，亲疏，主客，始终，混乱，成败，有为无为，有事无事，有道无道。这些概念既有对形而上的“道”的概述，又涵盖了具体领域的方方面面，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生物等自然领域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意识，道德修养，人际关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涉及面之广，观察之细微，论证之精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老子·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美恶、善不善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两对相反相对的概念，我们也应该很好理解这两对概念。天下人都知道了“美”之所以为“美”，也就不好了（恶）；天下人都知道“善”之所以“善”，也就不善了（不好）。

2．相反者相成

在老子看来，世界是相反相对的，世界上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相反相对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有其对立面存在的。然而老子并不是仅仅简单地看到事物之间的这种排斥，相反相对的关系，而是更深入地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的关系。在《老子·二章》中，老子已经说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已经敏锐的察觉到这些相反相对概念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并且指出，这是恒定不变的道理。

我们以祸福这对相反相对的概念为例。《老子·五十八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讨论的一对相反相对的概念。从概念上来看，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晰明白的。老子说，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灾祸出现的时候，总是有幸福的种子依傍其附近；幸福来临的时候，也总是有灾祸的根苗藏伏其中。祸与福二者既相互排斥，彼此对立，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事物与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而是可以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方式并不是直接上升的，而是反复的。

3．反者，道之动

“反者，道之动”这个命题出自《老子·四十章》这里的“反”字历来有两种解法：一是当“反”或“相反”讲，一是当“反”或“返回”讲。在老子的哲学中，这两种意义都被蕴涵了，它蕴涵了两个观念：相反对立与返本复出。这两个观念在老子哲学中都很重视的。在老子那里，“反“之二义并不是相排斥的，而是相通的。

明白了“道”是什么，我们也就明白了“道”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 “道”是具体事物所由来的本根及其存在的依据。明白了“道”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反”之二义。一方面从字面看，“反者，道之动”这一命题所表达的是“道”的运作方式乃是“反”。“道”的运作方式只能是回复到他自身，只能是循环往复。另一方面，若从万物的运动方式上看，世界是相反相对的，事物的发展方式是相互转化，向相反方向发展，向它的对立面转化。因此，当我们从“道”的视角来解读“反者，道之动”时，这个“反”字并不是返回到某种抽象本体，而是指“道”的作用使相反相对的事物由一面转化为其对立面，相反相对的事物是同根同门的，譬如，美恶，善不善等，他们之间的转化，其实就是“道”的返回自身的过程，也是“道”之再生成过程。

4．弱者，道之用

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这些辩证法则并不是老子的目的，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具体事物间相反相对的关系的揭示，提出守柔，弱用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或处理问题的方法。这也就是说，“弱者，道之用”才是老子辩证之思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相反相对”和“反者，道之动”命题的实际应用。

老子发现，凡是柔弱的东西都是积极向上的，充满生机的，而刚强的东西看似积极向上，却是缺乏积极向上的。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二、老子的反智倾向

1．“智”的含义

首先，在老子那里，“智（知）”其实是有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如老子说，“知人

者智，自知者明”，认识别人的叫做智，认识自我的叫做明。这种“智”的指向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合于大道的智，因为只有具有了合于道的智慧，才能够行大道。正是具有上述合于道，合于自然的深邃的大智，人们才能树立一种正确的求知态度。

对于第二种老子真正要反的智，老子曾这样来论证他的反智的缘由：“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智”的第二种含义，也即老子所要反的那种智，是与机巧伪诈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老子所说：“智慧出，有大伪”。智原本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它不一定产生伪诈；但一旦智与人的私心，贪欲联系起来，它就会以“智巧”的面貌出现了，成为有碍于人心向善，社会淳朴的东西了。

至此，我们已经比较清晰的阐明了两种智：其一是合于道，合于自然，从全局长远来考虑问题，遵循事物发展规律的“大智”；其二是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心，贪欲而贪图便宜，矫揉造作的机巧，算计，或者片段性的知识，这在老子看来是一种“小智”。

2．为学与为道

为学与为道出自《老子·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意思是，求学一天比一天增加知识，为道一天比一天减少妄为，减少又减少，一直到“无为”的境地。老子所谓的为学所指的是一点一滴的经验知识的积累；为道则主要指的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态度与精神境界，也即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那种从全局的，长远的合于道，合于自然的眼光来为人处世的大智慧。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其实并不能够达到冯友兰所说的那种“知其益，受其损”的精神境界，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知识当然就要吃知识了；也就是

说，人们一旦有了一点知识，技术，就要想方设法让它来为自己带来好处。

庄子在《齐物论》中说，“道隐于小成”。庄子由此精辟地指证了一般的理论知识对于“道”的遮掩。这是因为：一切的具体知识的建立都必然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任何理之成立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和使用范围，没有相应的前提条件或超出了其适用范围之后，这种理论便不能发挥其作用了。但如果理论知识的发明者自以为是，试图以这种特定的理论知识充当大道，将其应用于一切领域，那么必定是会失败的。

综上所述，一来出于“为学”与纵欲的纠结，由于担心大多数人在“为学”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知识往往被作为个人谋利益的工具，从而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老子指出了“为学”与“为道”的一种对立；二来出于“为学”与逞能的纠结，由于担心一些所谓的智者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已经得道，并试图将自己所秉持的特定理论推广到一切领域，从而反而遮蔽了“大道”，产生种种“伪道学”，老子指出了“为学”与“为道”的另一种对立。正是基于上述两种对立，老子提出了“反智”的主张，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返归于“道”，返归于“自然”。

三、老子的语言特征

在《老子》开篇中，老子就提出了“道”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老子看来，形而上的“道”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1．不言

（1）不可言

“道”是“无往不在之真常”，是始终运行并作用于具体世界生活的存在，所以我们很难言说它。这是因为凡可言者，都是具有“一定之义”的。因此，语言在面对形而上的“道”时止步了。语言的不可说，乃是语言的自觉行为。语言有其自己的活动范围，如果语言的使用超出了这个范围，或者说语言表达或描述了它所不能正确表达的对象时，那就是语言使用上的僭越了。

（2）不能言

《庄子·知北游》记载了东郭子与庄子讨论“道”的一段话。庄子在这里不是在侮辱东郭子，而是以这种低贱之物来表征“道”之无处不在，无所不化。正是因为“道”的这种自然而然的特征，我们对“道”不能说。对于无处不在的“道”，我们又怎么能够指得出来呢？这是因为“道”无处不在，它是宇宙之一大，又以自然而然为其特征，可以说，宇宙间每一处均有其存在，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遍举之呢？

（3）不愿言

正因为“道”之不可说，不能说，从而引出“不言”的第三层含义：不愿说。“道至难言也”，我们的语言在它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故而，老子对“道”之不言又表现为不愿说。“道”本来就至难言，对于它，我们无法以某种客观的、直接的语言对它进行直接表达或描述，因此，不愿说在这里正是表达了这种无法正面表达的无奈的态度。对于不可说，不能说的“道”，我们既不愿说而又不得不说，这看似是一种悖论。但是，正是这种情境既可以使我们回避开语言在“道”的正面表达上的“力不从心”的局面，又可以使我们对“道”进行看似正面的描述和思辨。

（4）不言的实践意蕴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言语过多会让人无所适从，自己也会感到碰壁，不知所终的，所以倒不如持守虚静中正之道。如果言语过多过繁而导致行为受阻，那倒不如不言，而只是“守中”，以“虚静中正之道”来行道。

2．正言若反

老子由对“道”的不言进而转换为可言，能言，以“正言若反”的方式来具体落实“道”。对于老子“正言若反”的语言使用方式，一般人会以为这是非常可怪之论，或是油腔滑调之辞，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老子在玩弄文辞，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西方的形式逻辑思维，即“A是A，绝不是非A”，然而老子在这里并不是直接将A与非A等同起来，而是在两个相反相对的概念和命题之间加上一个“若”字，使之跳出直言判断“A是‘非A’”的逻辑思维，而成为一个假言判断句。“正言若反”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只是一种所谓的语言学佯谬。

“正言若反”还有其哲学蕴含。具体来说，一是“道”的层次上的，二是具体生活世界层次的。有与无是对“道”之本体的不同表达，无是天地之本源，而有是万物之根本。前者着眼于天地而论道，后者着眼于万物而言道。我们对于“万物之母”还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如太一，太素，太始等。对于“天地之始”则无法用言语表达了。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些相反相对的概念又可称作“对反语”。即指成对出现而又意义相反的语词。如有关道之本体的：有无，美恶，虚实，弱强，天地；有关时间次序的：长短，先后，左右，高下，今古；有关事物性质状态的：静动，难易，多少，轻重；有关道德价值的：宠辱，生死，贵贱，福祸，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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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和军事思想

大纲

一、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

1．小国寡民

2．无为而治

二、老子的军事思想

1．反战、慎兵

2．兵强则灭、以慈治兵

3．以奇用兵、不战而善生

4．具体的军事方针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01：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包括：“以道治国”的经世方略、“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以及无为而治。

K02：老子的军事思想包括：反战，慎兵；兵强则灭、以慈治兵；以奇用兵、不战而善生。

正文

一、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

1．小国寡民

（1）“小国寡民”的含义

我们先从“小国寡民”这一说法说起。“小国寡民”通常解释为：国土要小，人民要少。这里的“小”，“寡”是做动词用，是古代汉语中的名词动用的方法，意思为“使……小”、“使……寡”。老子这里说的“小国寡民”并不是在提倡故意要将国土弄小点，把人民故意弄少点，而是以“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在老子看来“道”的原则不仅是贯穿自然界的，也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并且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当人们按照“道”的法则治理国家时，即使很小的国家，拥有很少的人口，这样的国家也能够治理得很好。国不分大小，关键在于治理得是否得当。在《老子·六十一章》中，老子详细分析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大国要像处于江河的下游，居于天下雌雄的位置，是天下汇集的地方。雌柔常以沉静胜过雄强，是因为沉静而又能居下的缘故。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小国；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被大国取得。所以有的谦下用以取得，有的谦下而被取得。老子在这里强调，无论大国小国，都应该奉行谦下的原则。

（2）“以道治国”的经世方略

在老子看来，尽管国土很小，人民很少，我们也需要按照“道”的原则来治理国家，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呢？老子说：“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我们把“什伯之器”解释为，能够十倍百倍提高劳动效率的器械。“什伯之器”既然能够有效地改善生产，提高劳动效率，有利于人民的生活，那么为什么老子认为“什伯之器”不被使用反而是件好事呢？“什伯之器”虽好，但是这些“奇物”是机巧的产物，它在改变人们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会损害人类淳朴自然的天性。当代科技日新月异，但是，科技在改善我们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和自然危害，人类伦理道德却日益缺失，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据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老子的洞见。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与其远死他处，不如死于此处。第一，远徙离不开交通工具，这样的交通工具则是老子前面提出的“什伯之器”。第二，远徙他处，必定是出于某种目的或者原因。不管是出于统治者的强迫，或是出于人民的自愿，这都是造成不和谐的表现。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在这里老子并不是排斥“舟舆”和“甲兵”的，而是主张在和谐的社会里这些东西应该重新界定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人民安居乐业了，不出远门了，船只与车舆再方便快捷，人们也不再需要了。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老子在这里只不过是借用“正言若反”的表达手法来表明他的主张，即人们应该以道的原则为人生指导，因循自然，涵养人的淳朴自然的天性。

（3）“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

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生活得到安定，人们和谐相处，社会祥和，国家

稳定，国与国能够和睦相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在老子看来，由于在他理想的社会中，统治者治理得当，人们都保持着淳朴自然的本性，因而，他们对于饮食、服饰、住处、社会习俗感到满足、满意，并且以之为乐。“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说“邻国相望”不是真的说两个国家小到可以相互观望，而是把重心放在两国关系上。同样的，“鸡犬之声相闻”也并不是突出两个国家的狭小，而是为了突出两个国家之间的安定、和平。

2．无为而治

在治国理念上，一是有为而治，一是无为而治。前者侧重人为的积极作为，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后者侧重于自然而然的原则，突出了人积极利用规律，按规律办事。

（1）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就是要把民众的向背看作是自己执政的基础。《老子·四十九章》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统治者既然明白国家的根本在于民，就应该一方面做到少私寡欲，不让自己过分、无节制的贪欲给国家带来不幸。另外还要做到不扰民，与民休息，让民众在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发展生产，愉悦地生活。

（2）清净无事

在老子看来，清净无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统治者自身少私寡欲，以清净修身，以身作则，教化百姓。君王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个人的私德，而是直接与国家利益、人民福祉休戚相关的。另外，老子主张清静无事并不是真的主张统治者无所事事，而是以清静无事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老子·二章》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除了清

静无事的原则，老子还提出在具体的治国政策中要做到：薄赋减税，慎兵，减刑简令。

（3）圣人无为

在老子看来，能够实行无为之治，能够做到以民为本，能够做到清静无事的只有圣人。第一，圣人是体“道”者。圣人体“道”，则意味着圣人以卑微、谦下自持，化天地万物而不为先，不自持。因为圣人知道无为则无不为，无教则无不教。第二，圣人是成就无为之治的人。《老子·三章》说：“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不是说让老百姓吃饱了，身子骨硬朗了就可以了，而是说要保持人的淳朴的自然本性，不让过多的机巧，小聪明蒙蔽了心灵，不让过分张狂的欲望遮蔽了本性，人的成长发展应该是在纯朴自然的本性基础上，自然而然的成长起来的。

二、老子的军事思想

老子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老子有过对军事相当多的论述，尤其是在老子以“道”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下，这些关于军事观的论述显得尤为显眼。

1．反战、慎兵

第一，老子主张反战，缘自他对战争及其危害的深切观察。《老子·三十章》说：“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说，战争这件事既危险又会很快受到对方的反攻报复。这样虽然短时间战争有了胜方败方，但是长时间看来，战争双方都是输方。双方都在不断战争的角力中消耗了自己，毁灭了自己。从战争本身而言，战争本身就是恶。这些战争一方面频繁发生，另一方面规模也越打越大。这些都严重的破坏了农业生产，给人民生活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第二，老子反战是他“道”论的具体落实，

也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具体表现。《老子·二十五章》说：“道法自然。”“道”遵循自然的法则，而战争却不是这个样子，它以十分野蛮、粗暴的形式打破了这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是违背“道”的原则的。

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是需要用兵的，不过仍然要坚持慎兵。慎兵与反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慎兵有二义：一是指由于战争之不可避免，所以国家仍然需要设立军队，需要厉兵秣马，需要高城深池。二是指在不得已需要动用军队的时候，也需要慎重的使用军队。

2．兵强则灭、以慈治兵

兵强则灭，意思是说，坚强的东西是趋于死亡的一类，而柔弱的东西是趋于生存的一类。另一方面，在老子看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应该在于“道”，而不在于“兵”。兵不是为了强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卫道而存在的。接着老子提出了“以慈治兵”的战争方略。“兵强则灭”告诉我们，军队如果一味的追求武力的话，那么它终会为人所灭。如果以“慈”来征战，就一定能够胜利。“慈”是慈心，是爱惜他人之心。当临兵对阵时，如果能够爱惜士兵的话，那么，全军一心，御敌于外，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3．以奇用兵、不战而善生

“奇”是出奇，它是非常态下的治理方式，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治国方式。以奇用兵贯彻着老子慎兵、反战的思想。以奇用兵，是指灵活地变换战术，以达到战略目标的战略思维。一流的军事家或将领总是在危机四伏的战事中寻找最有利的战机，当机立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不战而善胜”是老子军事观的战略思想。老子在战略战术中，都有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战而善胜的重点不在于“不战”，而在“善胜”。“善胜”是为了“不战”这一目的。能以不战而胜者，这是圣人才可以做到，圣人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可以带来天下太平的。

4．具体的军事方针

《老子·六十九章》，我不敢采取攻势而采取守势，我不敢前进一寸而后退一尺。这就是说，行进没有行列可摆，奋臂没有膊臂可举，对抗没有敌人可对，执持没有兵器可持。祸之大莫过于轻敌，轻敌几丧我的法宝。所以两军对阵兵力相当的时候，那悲哀的一方必然取得胜利。

第一，以退为守，后发制人。这样一来，“为客”、“退尺”则不是一味的退守，而是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第二，祸莫大于轻敌。较之临阵对敌时强者胜而言，战争时最大的祸害，没有比轻敌更大的了，骄兵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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