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变化与其古文理论的形成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ｏｖ．，２００６　Ｖ０１．３３　Ｎｏ．６　第３３卷第６期　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变化与其古文理论的形成　李和山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２１）　摘耍：曾国藩的学术取向经历了从重“义理、词章”到“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缺一不可的转变。这种转　变表现在他的古文思想上，就是“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他始终赋予“词章”独立的学术地位，总结了　古文写作中从如何运气，到怎样谋篇布局、造句选词等方面的技巧经验，体现了“文道俱至”的思想。　关键词：曾国藩；学术；文论；技巧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５７　ｆ　２００６）０６－００５９４）４　曾国藩（１８１１一ｌ８７２年）身为清代“中兴名　臣”、“一代儒宗”，对晚清的政治和学术影响甚大。　此。……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　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１］（《求　阙斋日记类钞》卷上，以下简称《日记》）　同时，他在晚清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曾国藩　的学术取向，经历了从“义理、词章”并重到“义理、　词章、经济、考据”缺一不可的转变，这种变化直接　影响到他的古文理论的形成。本文结合曾氏学术思　想的嬗变过程，对其古文理论的形成作一探讨。　一唐鉴学宗程朱，重义理之学，而对考据、词章之学不　很重视。曾氏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温　沅季诸弟》中也说：“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　义理明则躬行省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　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１］（《家　、“词章”与“义理、经济、　考据＂缺一不可的学术取向　曾国藩早年在家乡就以诗文驰名，中试后在京　书》卷一）和唐鉴一样，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大”，对考　据之学也“无取焉”。　与唐鉴、倭仁等人考德问业，受唐氏影响最大。他对　贺长龄说：“国藩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　先生游，乃粗识指归。”［１］（《书札》卷一，《复贺耦庚中　与唐氏不同的是，曾氏对词章之学不是“不必　用功”，而是特别用功。唐鉴对陆王心学和汉学都　持反对态度，批判陆王心学是“障于内”的空谈之　学，汉学是“蔽于外”的守残之学，认为正是这些“设　丞》）他曾向唐鉴问学，唐氏专以义理之学相勖。曾　氏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　载：　辞邪说”的泛滥导致了空前的社会危机。［２］（Ｐ１４）　曾氏对此也不赞成。他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中　说：“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　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　之乱，则少过矣。”［１］（《文集》卷三）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　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日文章。考核之事，　多求粗而遗其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　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　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日：经济不外看　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０８　道光二十六年，曾氏始读《说文解字注》，又与　汉阳刘传莹论学。刘氏精通汉学，对汉学、宋学的弊　病都进行了抨击。曾氏的学术思想从此发生了转　变，开始重视考据之学，正如他在《覆颍州府夏教授　书》中所说：“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１］（《书札》　作者简介：李和山（１９７１一），男，湖北保康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５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卷二十）他对儿子纪泽也说：“欲读周秦古书，非明于　小学，无可问津。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　之说。”［１］（《家训》卷上）　十八日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　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　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１］　（《家书》卷一）但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他谈论读书和　写作，强调要精研训诂考据。　曾氏对于清代的文家，最为推重姚鼐。《圣哲　画像记》说：“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　姚先生启之也。”［１］（《文集》卷三）姚氏“义理、考据、　不过，曾氏对考据之学的重视，据他自己说，是　受到了桐城派特别是姚鼐的启发。曾氏在《答刘孟　容》中说过：　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　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　古诗文者，就而审之，乃桐城梅郎中之绪论，其　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　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　……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　……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精　研文字为要务。［１］（《书札》卷一）　《欧阳生文集序》又说：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土，崇尚鸿博，繁　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　志，名日“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　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　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　以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　之内，惟此尤兢兢。［１］（《文集》卷三）　此后，曾国藩又将“经济”独立为一门，把学术　归为四类。他在辛亥（１８５１年）七月的日记中写道：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　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　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孑Ｌ门为言语之　科；经济之学，在孑Ｌ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　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孑Ｌ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　阙一不可。［１］（《日记》卷上）　这四类之间的关系，曾氏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　进行了阐发，认为“莫急于义理之学”，“苟通义理之　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　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认为考　据、词章服务于义理、经济之学，“以义理之学为　先”，“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　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　制而不差。”［１］（《杂著》卷四）姚氏主张“义理、考据、　词章三者不可偏废”，曾氏认为“四者阙一不可”，这　说明他的学术取向，和姚氏是相同的。　二、“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的写作门径　学术取向的转变，以及对四者关系的认识，直接　影响着曾国藩文论的形成。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　一６０一　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之说，本是谈论学术的分类和　关系，曾氏却认为是姚氏《古文辞类纂》的三个标　准，并说“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所以曾氏在挑选　名家古文作为自己取法的对象时，精于小学训诂是　不可缺少的标准。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家书中　对儿子纪泽说：　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　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　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　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　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１］（《家－￣ｊｌ》卷　上）　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三月初四的《家书》中又说：　尔于小学训诂颇识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窥　见汉魏六朝之门径，欣慰无已。余尝怪国朝大　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　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通汉唐，而文章不能追　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　二，颇觉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　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　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久　事戎行，斯愿莫遂。……尔既得此津筏，以后便　当专心一志，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　［１］（《家训》卷上）　“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确实是曾氏　对学习古文写作之道的独特体会。他在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年）的家书中说：　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　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　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　我朝诸儒，始通小学，段懋堂、王怀祖两家，遂精　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　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尔看书若能通　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申假借渐渐开　悟，而后入承讹袭误之习可改。若能通词章，则　于古人之文格文气、开合转折渐渐开悟，而后入　硬腔滑调之习可改。［１］（《家训》卷上）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曾氏重视小学训诂，目的是“研乎古人文字、声　音之本”，最终是为了通经明道。同时，他还主张以　学，彼小技亦非所难”，他的好友刘蓉《致曾伯涵郭　经济之学为文章内容增添时代色彩。他说：“百年　伯琛书》也说：“求古者愈多，而能文者愈少，仆当日　有鉴于此，举凡班马左史之文，韩柳欧苏之集，尽束　高阁，以求所谓文者，往往师心自用。”［３］（Ｐ１８７）但　曾国藩认为没有文章这种形式，内容也就无法很好　地表达。他与刘蓉谈到：　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　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　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　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１］（《文集》卷三，《圣　哲画像记》）他重视训诂考据，是为了明“先王制作之　源”和“后世因革之要”。　曾国藩希望在求得精确义理的同时，文章不仅　能“追寻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而且行文简　练精当。他说：“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　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　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１］（《文集》卷四，《湖　南文徽序》）他说自己“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　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１］（《书　札》卷一，《致刘孟容》）　曾氏纂辑文选时，也贯穿了这一原则。姚氏古　文选本《古文辞类纂》只录历代文辞，不及经传。曾　氏认为范围太狭，又没有探及本原，所以另选一本为　《经史百家杂钞》。他在《序例》中指出：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　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　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　六朝摒俪之文而反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　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祖，言忠　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　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　为归，无所于让也。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　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　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　书》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　论次，采辑史传稍多。［１］（《文集》卷三，《经史百　家杂钞题语》）　曾氏所选，每类以六经居首。姚纂不载史传，而　曾氏采辑史传增多，所以这部书实质上成了经、史、　子、集四部的文辞选本。和姚纂相比，曾钞扩大了收　文范围，选文内容也更为丰赡而精要。曾氏在典志、　序跋两类中，所收经世致用之文为多，也为姚氏不　及。曾氏文选，明显蕴含着通经明道、经世致用之　意，这和他“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原则　是一致的。　三、载道之文的写作技巧　曾国藩始终重视“词章”之学。唐鉴告诉他　“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　圣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　“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无车又何　以行远乎？……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　敢雷同而苟随。［１］（《书札》卷一，《致刘盂客》）　周敦颐曾讥讽文章是“虚车”，曾氏对这种“崇道贬　文”的说法表示反对，主张“文道俱至”。曾国藩谈　文章写作，最重视“气”，认为“古文之法，全在气字　上下功夫。”［１］（《日记》卷下）又说“行气为文章第一　义。”［１］（《家训》卷上）“气”包括两方面：一是作者的　禀赋，即个人的个性、气质和才能；一是文章的风格。　曾氏承袭并发挥了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他　结合自己的经验，以自己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所　分十一类为例，指出哪些类文章适宜阳刚，哪些类适　宜阴柔。他自己偏爱具有阳刚之气的古文，说：“予　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　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ｔｌｉ两家。”［１］（《家书》卷一）他　在《笔记二十七则》里谈到如何行气：“凡为文，用意　宜敛多而侈少；行气宜缩多而伸少。”［１］（《杂著》卷　二）曾氏自己的古文写作，也以雄直之气、闳通之识，　去矫正桐城派的懦缓之气。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　文学史》对此论述甚详，此处不再赘述。　曾氏对文章的主题、谋篇、分段、造句、选词等方　面也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的写作技巧。　首先，他强调每篇文章的主题只能有一个，结构要匀　称得当，要有画龙点睛之笔。他在《笔记二十七则》　中说：　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今使有人于　此，足反居上，首顾居下，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　之大几如股，则见者谓之不成人；又或颐隐于齐　（脐），肩高于顶，五管（官）在上，两髀为肋，则　见者亦必反而却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　归宿。漫衍而不知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　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　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如水之有干流，山之有　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　首，乃始成章矣。［１］（《杂著》卷Ｚ－）　又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功夫。《书　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　一６１—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　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申，彼有偶　到处皆面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　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　不可太密也。”［１］（《日记》卷下）还强调“古文之道，　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　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叠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　班氏者也。茅坤所称八家者，皆师韩氏者也。”［１］　又不可杂乱无纪。”［１］（《日记》卷下）要求文章的结构　（《文集》卷一）　前后呼应，波澜起伏，避免平铺直叙。　曾氏生当社会变革之际，他希望以包容之势，在　其次，曾氏比较重视文章段落的起承转合。他　学术上汲取众家之长。他的古文主张和他的学术取　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　向是一致而可以相互印证的。他在《钱选制艺序》　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　说：“善趋时者，当以此时，振翱翔之骨，发铿訇之　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　响，镕经史而铸伟词，揆以好异之人情，验以将变之　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　风气，吾知其必有合也。”［１］（《杂著》卷－－）他的文论，　亦难领取。”［１］（《日记》卷下）实际上是要求段落之间　既渗透着明显的功利色彩，同时也不忽视文章具有　有机地联系起来。　独立的艺术性。　在造句选词上，曾氏主张奇偶互用、骈散并重。　自唐以来，骈文被认为有“饰其词而遗其意”的形式　参考文献：　主义倾向而受到非难。曾氏说：“骈体文为大雅所　［１］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　续辑：第一辑［ｃ］．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　但他却主张“亦须略用对句，稍调平仄，庶笔仗整　［２］王继平．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Ｍ］．长沙：湖南人民　齐”［１］（《鸣原堂论文》）。他分析了唐以前大家文章　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刘蓉．养晦堂文集［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　的文辞特点，指出奇偶并非对立的。《送周荇农南　辑：第三十辑［ｃ］．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９．　归序》说：“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　独不然？六籍尚已，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Ｚｅｎｇ　Ｇｕｏｆａｎ　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ｓｅ　ＬＩ　Ｈｅ．ｓ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ｕｚ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５０２　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Ｚｅｎｇ　Ｇｕｏｆａｎ　ｉｓ　ａ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ｅｒ．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ｗｒｉ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ｓｅ，ａｎｄ　ｗｉｒ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ｅｔｃ．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ｅｎｇ　Ｇｕｏｆ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ｒｏｓｅ；ｓｋｉｌｌ　一６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