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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2023-11-19 来源:好走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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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苴罅漏,张皇幽眇”

作者:周溯源

来源:《读书》2016年第01期

《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襄阳人习凿齿的代表作。习凿齿字彦威,约生于晋元帝建武元(三一七)前后,卒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三八四)。习凿齿之所以名垂后世,主要是因为他的史学名著《汉晋春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部史书却在一千多年前散失了,仅存佚文一百多条 ,不足二万字,今人能看到的清人辑本,不过是断简残编,几近绝学。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汉晋春秋》这本书甚少关注,除少数专修中国史学史者外,包括地方高校历史系教师在内的许多史学工作者,大都无缘得见此书辑本。二0一0年末,国务院批复同意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新襄阳市委决心弘扬襄阳历史文化,于是《汉晋春秋》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开始受到各方关注。柯美成是襄阳人,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对《汉晋春秋》佚文进行了深度整理,探其幽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以增强其可读性,扩大其传播。最终以三年半之功,撰成《汉晋春秋通释》一书,既难能可贵,亦具有创新、开拓的意义。

《汉晋春秋》称得上一本奇书 :在中国史学史上,自刘知几创作《史通》以来持续了一千多年的正统论之争,无论持何种主张者,没有不提及这本书的。顾炎武著《日知录》,尝言 “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 ”;饶宗颐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则称:“自习凿齿改撰《三国志》为《汉春秋》,对后代影响至大。”

《汉晋春秋》卓异的史学价值,因其矫枉《三国志》饱受后世诟病的三大缺憾而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是,《汉晋春秋》“变三国之体统”,以季汉(蜀汉)继后汉,以晋承汉统。换句话说,就是以蜀汉为正统,从而黜《三国志》之帝魏,以魏、吴为僭国,不承认所谓 “三国鼎立 ”。刘知几认为,这正是 “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二是,矫《三国志》曲笔之失,据事直书,传信后世。《史通 ·曲笔篇》曾尖锐地抨击包括陈寿在内的若干史学名家,指斥他们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唐刘肃也批评陈寿 “容身远害,既乖直笔,空紊旧章 ”(《大唐新语 ·总论》)。二刘言虽近苛,而事出有因,主要是对《三国志》曲笔回护曹氏、司马氏的书法不满。而《汉晋春秋》则表现出鲜明的直书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处处与《三国志》形成对照,泾渭分明。三是,以蜀汉为纲,以编年为体,钩沉索隐,足成《汉春秋》。《三国志》之简略,于《蜀志》为甚,史家早有共识。而《汉晋春秋》既以编年为体,用蜀汉纪年,自然以记载蜀汉君臣事迹为主线展开,浓墨重彩书写蜀汉史事。正是在这一点上,又突显了《汉晋春秋》叙事详明的史料价值。清代梁章钜尝言: “按诸葛公一身事功,即《三国志》一书关键。”以诸葛亮这一历史人物为例,其南征、北伐中为后世《三国演义》所吸收,至今脍炙人口的许多生动战例,几乎都发源于《汉晋春秋》,而《三国志》大都因某种忌讳忽略了。宋时苏东坡曾言:“《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这在裴注引《汉晋春秋》佚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汉晋春秋》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明显:几乎没有哪本失传已久的史书,能像它那样深刻地影响着后世。首先,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史学史上的正统论之争,而且自唐宋以降一波又一波的论争,无不以《汉晋春秋》为言,而所有改修《三国志》的史著,无不 “以凿齿言为宗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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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彭孙贻《茗香堂史论》曾赞曰:“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继汉,以晋承之,削去魏统,以著篡代之实。此论开乎凿齿,可谓万古卓识。”其次,它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传播,从而成就了蜀汉在三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根据现有史料,三国故事至迟在北宋时的传播,不是按照《三国志》帝魏伪蜀的取向,而是按照《汉晋春秋》尊刘抑曹的旨趣。正是因为二书的相辅而行,才催生了《三国演义》这部经典名著。清代学者陈康祺指出:“罗贯中《三国演义》,多取材于陈寿、习凿齿之书,不尽子虚乌有也。”(《郎潜纪闻二笔》)这个说法应当说是公允的。

由此可见,对《汉晋春秋》进行深度整理,无疑是一项有价值的重要工作。

《汉晋春秋通释》一书的主要特色在史补。鉴于《汉晋春秋》佚文现仅存不足二万字,如果仅对断简残编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整理,如字面的注译和翻译,难得要领,无太大意义。故柯美成的整理工作虽以校勘佚文为基础,重点则放在史料的补充与笺注上,以史补史、以史解史,着眼于一个“通”字。所谓 “通”,取疏通、贯通、会通之义。即对《汉晋春秋》辑本及每条佚文的整理,不仅做静态的文本考察,而是将其置于当时历史的大背景下,置于一千余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评价语境中,以史补、笺注为手段,通过补充史料,将仅有十几个字、几十个字、充其量几百字的片断佚文,扩充为相对可观的册页,做到对佚文所涉历史事件、人物行为的叙述相对完整,从而实现了打通历史脉络,探其幽赜,索其微隐的目的。使普通读者能饶有兴味,使研究者能开阔视野。正如张法祥教授所评论的那样,史补为该书的最大亮点。该书史补从整体上讲就好比一个平台和桥梁,读者借助之可以尽情观览后汉、季汉、西晋三朝的治乱兴衰和忠奸贤愚的各式表演。而从个体上看,该书的各组史补,大抵均依其所从属之习书佚文的内容或取向,分别围绕某个主题,将不同时期、不同论者、不同史著之丰富纷繁的史料,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跨时空地有机组合起来,以解读片段佚文所蕴蓄的丰富内涵。如佚文第十九条记习凿齿论议 “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 ”云云,其史补先引据《纲目》关于刘备当阳之败因人多归之致拥众不进的纪事,次引述西晋张辅关于曹、刘优劣之论,再引述宋、明、清三代诸人的相关论议与纪事,如此由感性到理性、由远及近、由浅及深地解读,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三国之主曹、刘的为人用人,刘氏以得人心为本胜出,从而考信了习凿齿关于 “其终成大业,不亦宜乎 ”的结论。

再如佚文第三十一条记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之事,历代多有文人质疑其为儿戏不可信,而其史补以破解武侯兵法为主题,在史实部分先引据《纲目》补叙马谡之献策,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的命题,次引据《华阳国志》补叙诸葛亮南征前后形势,突出其 “攻心为上 ”已收到 “给军国之用 ”和“南人不复反 ”的效应,从而考实了七擒七纵乃深谋远虑,绝非儿戏。进而在史论部分先引据《唐李问对》,探究了诸葛亮兵法之精髓,如唐李靖言: “诸葛亮七擒孟获,无它道也,正兵而已矣。”亦如唐太宗举武侯言: “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从而借兵家权威之口,肯定了诸葛亮南征用正兵的选择。接着又引宋叶适之论,进一步提出:“自战国以来,能教其人而后用者,惟亮一人。”引金赵秉文之论,针对“学者或疑焉 ”指出:“丞相亮讨孟获七擒纵者,此古帝王正义明道之事,固非浅浅者所能议也。”如此一来,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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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七擒孟获不仅得以考实,而且彰显了武侯兵法之高明,还捎带佐证了武侯祠楹联,将习凿齿称为诸葛亮 “异代相知 ”并非虚语。

总之,作者通过调动大量珍贵史料,包括他编纂的《汉晋春秋纪元要略》及若干重要人物事略,使全书及各卷首尾完具、重要历史事件叙事相对完整。这样,就使该书在学术上有了高屋建瓴的大视野和深度的历史思考,显示出规模宏、意量大、见识卓越的总体性特征,并由此烘托出《汉晋春秋》在体例与书法上的独特性创造。

从现有体例来看,该书史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从大处着眼对全书和各卷做史料补充。鉴于原著严重散佚,以致开国之君光武帝无一条佚文涉及,其后诸君则若断若续。为使读者开卷即可对东汉、蜀汉、西晋三朝帝王传承有一个概略认识,该书参考明代杨元裕《读史关键》和清代陈景云《纪元要略》二书,于卷首编制了《汉晋春秋纪元要略》,作为全书总冒。与总冒相呼应,于每卷之始、末,酌补该朝代开国、亡国之君的相关史事,或选录当世或后世史家相关的论议,或二者兼取,从而使全书及各卷首尾完具、过渡连贯,给读者以比较完整的感觉。二是在每条佚文下做史料补充。条文下的史补实具某种笺疏性质,所以立史补为目,是因为有些佚文太过单薄,而笺疏有一定局限,难以广征博引,包罗珍贵史料。佚文下史补之内容,一般又包括史实和史论两部分:史实以补叙与佚文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后果,使残缺的记事变得相对圆满;史论列举时人及后人之评议、论说、辩难等,以开阔视野、启迪思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做到了从文本表面层次,深入到文本内里层次,从对文本的字面做校释,提高到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广征博引,互相发明,以窥见原著者习凿齿的历史观和他对王朝兴替的认知,体察《汉晋春秋》虽久已亡佚而享誉不衰的史学价值。

(《汉晋春秋通释》,[晋 ]习凿齿著,[清 ]汤球、黄奭辑佚,柯美成汇校通释,人民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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