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文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郑艳
来源:《文学教育》2012年第06期
内容摘要:姜文在他的电影中塑造了非常具有个人风格印记的女性形象,其中也寄寓着姜文关于社会和人性的思考。她们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要么是热情而神秘、带有母性气息的女性;要么是世俗而庸常的中年女性形象,从中显示出了姜文与众不同的审美倾向、人生哲学和思想深度。
关键词:姜文;女性形象
作为导演的姜文从1994年起共拍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共四部主题不同但个人色彩鲜明的电影。看似风格变幻莫测,但却保持着他一以贯之的女性审美倾向,其中也寄寓着姜文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一.姜文的女性审美倾向
姜文曾自述从年幼起便对妓女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和态度,与大多数普通人印象中的妓女形象相距甚远:
我在十岁以前吧,接触到一个字:就是“妓女”的“妓”。……小孩拿字典在那翻。突然有一天,听大人们说“哪个哪个楼,哪个哪个阿姨”在那议论。这个事“当”!戳心窝子!……我们其实都喜欢她。她对小孩儿特别好。我感觉她是很有同情心的,很敏感的,对小孩儿,她有跟其他阿姨特别不一样的、或者更丰富的感情……我觉得他很优雅、很神秘,同时,也有那么几丝拽人的地方。①
从这段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姜文小时候印象很深的女性大致如此:穿着、气质都颇为独特;性格上比较有同情心、内心敏感、情感丰富;言行举止十分吸引人。按照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一个人幼年和童年时期的经历将会影响他的整个生命,如果形成了某种“情结”,那么,将会在后来的人生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不能据此就判定姜文有没有形成某种关于女性的“情结”,但至少可以肯定,姜文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他后来在电影当中所执着呈现的女性审美观念:她们应该有着成熟丰满的曲线,性格热情主动,举止优雅神秘,感情敏锐细腻,带有母性气息。
这是姜文在情感层面,在主观世界中所愿意展露的女性形象,她们蕴含着姜文的激情与梦想;另一方面,姜文也会将自己关于社会、关于人性的沉重的思考寄托在一部分女性形象身上。
二.“潘多拉”与“地母”的矛盾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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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电影中最出彩的,莫过于那些热情洋溢但又捉摸不定,同时还带有母性气息的年轻女性。她们有着强烈性吸引力,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同时,她们也会包容、呵护男性,甚至会对男性角色的人生起到引导作用。简言之,她们是“潘多拉”与“地母”的矛盾综合体。
“潘多拉”有着古老的原型,她是欲望的象征和女性魅力的代表,又是灾难与邪恶的根源;“地母”原型代表着博爱与包容,她们以贤妻良母的姿态出现,是男性精神上的寄托,充当着男性的保护者和慰藉者。在姜文的电影世界里,两种大相径庭的女性原型被他成功的融合在了一起。她们以《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米兰最为突出,《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林大夫、唐妻,《鬼子来了》中的鱼儿,《让子弹飞》中的县长夫人等皆属此类。
作为“潘多拉”的女性,是男性在最原始的力比多作用下的欲望对象,是“被看”的客体。首先,从外形上看,她们往往有着诱人的曲线,很会打扮。扮演《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米兰的女演员宁静,不同于很多导演所偏爱的清瘦修长,得到了法国电影制片商让·路易的认可:我特别喜欢看到一个有点胖的小姑娘被拍得这么美。②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姜文让带有明显革命年代外形特征的“李铁梅”向唐妻学习,说喜欢她的样子,表明姜文希望女性都向他的这一审美观靠拢。第二,作为“潘多拉”的她们大都十分神秘。米兰最初是作为一张美丽照片的主人吸引着马小军,未与马小军有正面的接触,就已经马小军朝思暮念,后来的米兰对于很多事的回答都是“少打听吧”;“疯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小队长和观众都在吃力的寻找她的踪迹。第三、这些女性在情感和行动中居于主动地位。世界范围内似乎都更习惯于男性在情感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主导,女性的含蓄和矜持往往是被赞扬的。作为一个有明显男性气质的导演却在影片中惯于表现居于主动地位的女性,这一现象很是值得玩味。于北蓓刚一出场,就十分主动的和马小军聊天,随着情节的发展更是冲进男生澡堂也毫不避讳;林大夫主动设下圈套希望能够与梁大夫在一起,而另一个有些花痴的“丑女”也紧随其后,热情大胆的向梁大夫表白;《让子弹飞》中的刘嘉玲扮演的妓女为了能当县长夫人对张牧之采取情感上的进攻,花姐为了能够实现她朴素的民主愿望,也主动的拿起两把枪要求加入“散钱”的队伍。当然,“潘多拉”作为灾难与邪恶的根源,也给电影中的男性形象带来了厄运,梁大夫因林大夫蒙冤,甚至最后的自杀似乎也与她脱不了关系,受唐妻引诱的小队长在追问“她的肚子向天鹅绒”的过程中命丧枪下。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却不仅仅是“潘多拉”,她们对电影中男性形象也有着“地母”式的关怀与爱护,与电影中的男性发生感情纠葛的总是姐姐式的或妈妈式的女性。米兰称呼马小军为“小毛孩儿”,替代他的母亲,教育他使其听话;“疯妈”为小队长搭建了一所白房子,这在精神分析学中代表子宫,代表母亲对孩子的保护;《鬼子来了》中的渔儿,也勇于站出来保护情人马大三,当村里人指责马大三时,渔儿气势汹汹:“我们没杀人,我们不杀人,我们杀不了人!”渔儿言语中用的是“我们”,而实际上,那番话中的遭遇只是马大三一人而已,渔儿是用自己的立场,表达马大三的艰难处境,用八婶子的话就是“没改嫁就护起爷们儿来了”。 姜文的电影,带有较强的“精神自传”色彩。可以说,姜文带着童年回忆和青春期的激情在塑造人物,他电影中的女性就往往是他在青春年少时所恋慕对象的投射。他是在用电影讲述着自己的精神成长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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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俗庸常的中年母亲形象
一个优秀的导演显然不会仅仅停留在将自己的“自恋”与恋慕她人的情绪表达出来,在姜文的电影中,同样渗透着他对于政治和人性的思考。与姜文带有狂放激情和想象力的讲述富有诱惑力的传奇女性相比,他对于中年母亲形象的塑造,则持一种相对客观、冷静的态度,带有政治隐喻与国民批判的倾向。这些处于世俗生活规约中的母亲,主要包括《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母亲、《鬼子来了》中的八婶子。概括说来,她们就是小市民一般的中年女性。 首先,姜文在她们的命运中渗透着对政治与时代变迁的思考,他不仅仅是一个“离地高飞”的红小兵③,也有着对于民生疾苦的体恤和理解。马小军的母亲,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典型的中年妇女,由于上级反对他们的“不属于同一阶级的婚姻”而失去工作,成了随军家属,因此脾气暴躁,常会打骂马小军,并把对丈夫的不满迁怒到马小军身上。导演姜文总会对这样的情况报以理解的宽容的和同情的态度,如果说马小军他们一代人是用来表现文革在部队大院孩子的心中是火热而好玩的年代,那么,在中年人身上,则隐含着姜文对于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对普通百姓正常生活和人生轨迹影响的反思,若不是当初遭遇外力的反对,也许马小军的父母会是一对心态平和的恩爱夫妻。值得一提的是,马小军的父母当年是“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走到一起的,我们有理由推测,马小军的母亲在年轻时候也和前文提到的热情真挚的年轻女性一样,只是后来被不由人的时代潮流带到了世俗庸常的生活中去。
其次,这类人物存在着国民性的弱点,作为导演的姜文与鲁迅先生有不少的精神共鸣,他批判了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看客”心理与“奴性”心态。第一、阿Q精神被她们用于自我安慰和炫耀。她们都很为自己的过去或现状感到自得,时常夸耀自己。马小军的母亲说:“你妈妈我呀,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八婶子认为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实际上,她却在家里偷藏白面。这些都颇有阿Q“我们先前阔”的自我标榜和吓唬旁人的意味。第二,她们带着“看客”的劣根性生活,只在乎蝇头小利,对民族的生死存亡漠不关心。只有当马大三以“借一还八”的实际利益诱惑八婶子时,才能借的到她窝藏的白面,否则她便置身事外,仿佛全村人的性命都无所谓。这与鲁迅的《药》中那些伸长脖子看杀头的百姓无异。第三,她们无法摆脱“奴性”心态。在日寇的统治下不敢反抗,做着“顺民”,日本人与挂甲台村民联欢,八婶子竟得意忘形的唱起歌,激怒了日本人,最终惨死刀下。作为“顺民”苟且偷生,而当了“顺民”却妄图与统治者“平起平坐”,既无血性,又无智慧,甚至也没有只求生存的“小聪明”。
总之,姜文电影中的女性,既代表着他的审美倾向,也蕴含着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带有他独特的“作者”印记,留下了电影史上值得让人反复回味的女性形象。 注释:
①苏牧:《太阳少年》,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82页。
②姜文等:《一部电影的诞生》,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4至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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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王一川:《离地高飞的“红小兵“导演:姜文》,《文艺争鸣》,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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