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理论化模式探究

2020-03-17 来源：好走旅游网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ＮＯ３，２０１９

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理论化模式探究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既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活动，也是当下传播研究的关切热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根据传播活动发生的实际情况和规律性特点，我们有必要认识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一系列环节与联动关系。基于此，本文从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理论意义出发，探讨了典籍外传的理论化模式，建构起相应的传播模型，并进一步区分了文化典籍外传中民族文化形象得以传播的四种模式。

关键词：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理论化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２１－０８

一、引言

传统文化经典的跨时空传承对于今天的文化繁荣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传承不仅仅是时间线上的一种代际延伸，还是空间上的一种文化搬运与传播。拥有数千年文化发展史的泱泱中华在当代面临的文化复兴与国际化进程中，需要更好地利用传播手段将文化成就在更大的时空范围推衍，一方面增进中外交流，获得价值认同，赢得更好的国际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可以用新的时空维度下产生的文化需求来促进自身的文化内涵建设。在传播这样的文化成就中，中国多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典籍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这些经典的当代传承和对外传播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事业之一。

怎样对外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典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建构并遵循一定规律的传播模式，对于认识传播活动、优化传播路径、增强传播力、提高传播效果、丰富传播内涵有着关键作用。

二、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模式探究的理论意义

首先，传播模式对于传播活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处于观念转化与实践操作、实务执行之间的交接位置。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模式的建构过程，实际就是认识传播事实和传播行为本质的过程。借助模式的分析、解构、建构和比较，我们能够从一个客观、旁观的角度去观察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的要素，深入把握传播活动的本质、特点、要求、功能及目的等。卡尔·多伊ＫａｒｌＤｅｕｔｓｃｈ）在其著作《政府的神经》（１９６６）中对传播模式进行深入对比后，总结了传播奇（

作者简介：李志凌，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国际传播、英汉语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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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五大核心功能，即构造功能、解释功能、指导功能、简化功能和预示功能①。如果我们能够科学建构一套合理的传播模式，就能够更好地为实践活动提供标准化议程、行动路线和执行方案，甚至可以用作检验和监控传播行动的直观指标，因而，传播力、传播效果，以及传播所要实现的预期功能等，都能在传播模式的辅助与指引下获得极为有力的保障。

其次，以传播模式为路径的认识，既可以是对典籍外传活动做出预测性了解，也可以是经验主义式的行为规律提取，还可以是客观立场上的解析和认知。科学建构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模式，将产生良好的“蓝图”预设效果。传播模式一方面可以对传播活动发生的始末进行结构预制，使模式观察者或采用者能以简便而直接的方式掌握传播活动的基础条件，了解传播活动发生的原始背景、中间流程和预期结果；另一方面，可以预测传播行为发生效果，从而采取有效的行动方式和方向。

再次，传播模式还有监控与校验的功能。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能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描述与规范，还可以演绎为实际行动上的各种标准、原则和程式，成为对实践动作的监控准则。由于好的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一旦科学地设定，便对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规定作用。若应用操作中对其有所出入，则说明行为出现了偏差甚至谬误。传播模式就是这样一种对传播活动的实施情况具有监控作用的理论性意识成果。

汉典外传模式的理论性功能，除了从理论的一般性作用来认识，还可以从传播模式的理论角１）研究的导向（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２）研究的色来看。具体来说，理论意义上，传播模式能够代表：（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研究的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４）研究的汇总（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概念化过程（

ｔｉｏｎ）；（５）研究的方向（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三、民族文化典籍传播模式的基础理论模式（兼模型）

普通传播模式建构的方法之一是借助于传播模式内部理论成果间的相互联系、比较和推演来完成，这也正是我们推导出民族文化典籍传播模式纯理模型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图１　信息传播理论中的典型传播模式

在香农—韦弗提出信息传播的基础模式后，德弗勒继承了前者中关于“噪音”概念的认识，从信息论的角度提出，噪音的影响不只在信道（媒介）这一处环节。实际上，它在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上都客观地存在。这一点更加准确地抓住了传播过程中干扰因素的特点。此后，又陆续有研究者不断地对旧有的基本传播理论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补充是引入了经验范围的概念。这种观点认为，“学习是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并不是把知识从外部

①

吕杰、张波、袁浩川：《传播学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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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来建构新的图示”。此

观点的提出是对传播模式很有价值的一个补充。这样便有了现代传播学中受到普遍认同的一个经。典传播模式，其结构关系显示如图１

透过传播学里一个典型传播模式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经过传播模式的内部结构分析、联系和比较之后，整个信息传播的过程描述越来越完善，模式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断增强，涉及要素也更加完备，更贴近传播活动的本质特征。

以上传播模式的形成过程对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理论模式足以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传播要素上，信息论模式中的信源、媒介、信宿三大组成要素与文化典籍传播模式的典籍作品、媒介、典籍读者／使用者一致，只是后者情况更为复杂一些。比如，在信源上，典籍作品可以分化为原著、译著、改编作品，甚至是其中抽离出来的文化图式（如人物、故事、情节、典型器物、典型事件等）。再如，文化典籍传播的媒介环节也更为复杂，它不只是信息的一个发射器，而是由编辑、译介、传播实体、传播平台等复杂单元联合组成的。在这个模式中，其他诸如发射器、接收器、信道、讯息、信号、噪源、噪声等元素则可以分别对应典籍译（推）介者、典籍接收者、典籍文化载体、语言文化信息、语言文化符号、传播干扰源和干扰因素。同样，信源和信宿所特有的两大经验范围也可以更加具体地各自转化为传播者的经验范围与受传者的经验范围，它们由个人或群体的文化背景、知识积累、认知方式与经验、情感反应与表达常式、社会行为惯习等方面组成。不过，有两点可作补充：一是干扰（噪声）因素可能存在于传播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二是汉语典籍的传播活动以可持续发展为贵，强调传播活动的连续性。所以，汉语典籍的对外传播模式中应该体现出这两个特点。这样我们便能通过传播模式的内部分析和对比，来对所关注的汉典外传构建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式。这个模式的模型示意如下图：

图２　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一个基础理论模式

①

王中立、马明山：《现代教育技术》，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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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形成的这个传播模式（型）虽不一定具有最佳的典型性，也不一定能够全面反映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的所有关键元素、组成单元的内部关系及运动方式，但是，它具备一个合格的模式所应具备的各种特点———直观、简明、准确、系统、合理，符合现实状况与事物的运动本质，对传播的实践活动形成了有益的参考与引导，至少整个模式的推理过程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为指导的。可见，通过对已有传播模式进行内部的比较与联系，并相互借鉴，是可以对典籍外传模式研究从理论意义上做出积极建设的。

四、一体两翼的传播模式———以传播力为中心，语言与文化为双翼

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模式还可依据其中的某些核心环节或主要成分的运动过程来特别设立。根据传播力在传播活动中的重要性，典籍外传的基本模式也可以传播力为核心来建立。结合典籍外传的特殊性之一———传播内容最大的价值层面是文化，传播媒介最大的价值层面在于语言，因此，文化和语言理应作为两个基本面体现在传播模式中。这样，典籍外传的另一种理论模式便应包含传播力、语言和文化三大元素，不妨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一体两翼”的传播模式（参看图３）。

图３　民族文化典籍一体两翼式传播的理论模式

这个模式的基本结构和特点描述如下。

民族文化经典作品被认为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圈内这个专属语言文化环境下，经由无数文化因子造就而成的，它们同时赋予了典籍作品内部的价值因素。也正因如此，作品对外传播的初步价值便显现出来，成为向外传播的一个基础条件，而传播力的潜能与潜势也就因此转化而得。所以，在传播典籍这种产品的时候，必须紧密关注其语言与文化的成分和特征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

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实际就是一个传播力不断积蓄、释放、应用、产生作用、发挥其影响的过程。整个过程的主要包括如下阶段。

传播潜第一，典籍作品以经典的形式存在于源文化圈内而开始；此时传播力表现为———Ａ“力形成”。

第二，在传播过程中，随着传播主体实施传播行为能力的强弱起伏，以及传播媒介对传播活传播实力释放”＋Ｃ“传播能力动的辅助效果，传播力发生消长变化；此时传播力表现为———Ｂ“变化”。·１２４·

第三，传播活动实际完成，标志为传播的内容和对象进入目标文化圈、目标地域、接触到目标受众；此时传播力表现为———Ｄ“传播效力显现”。

第四，进入后传播阶段；传播的施动阶段实际完成之后，作品在目标语境中客观存在，自然地发挥其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此时传播力表现为———Ｅ“传播影响力进一步发挥”。

可见，文化典籍外传的全程发展都有传播力的作用，传播力的各种形态可作为整个传播活动不同阶段上的解释符号。

传播力是动态发展的，具有盛衰消长的运动特征，其活力程度取决于内部肌理中的两股主要“经脉”：一者为语言，二为文化。传播力的不同表现形式都以这两股脉络的运动发展而产生。在一次传播活动中，这两股搏动的力量不一定是平均的，多数时候表现出来的情况主次有别———既可能是以语言为主进行传播，也可能是以文化为主，使传播活动要么主要表现为语言活动，要么主要表现为文化活动。但不管怎样，二者始终都存在于传播过程中，成为传播力的两条主动脉。

在以语言活动为主的传播行为中，传播者（译介者）主要借助语言编译的方式，将经典作品的形式（主要是语言文字）和内容（主要是文化信息和作品内涵）加以移译、转换，使作品达到能与目标文化和受众传通交流的目的；在以文化活动为主的传播行为中，传播者（文化诠释者和传介者）主要采用文化诠释和演绎的方式，将经典作品中的（主要）文化元素进行表现，通过媒介手段（包括大众媒体、声像图文制作和加工、艺术表现、教育科研等）传通至目标对象。

无论民族文化典籍主要是经由语言途径，还是文化途径来实现对外传播，进入目标文化圈，与目标语境和对象受众融合都是最终目的，它们共同的最高目标都是进入目标文化圈的经典范畴，成为一种本地化的新的经典作品，从积极面上影响当地的文化因子，以经典文化产品的形式参与目标地域的社会发展、文化增富，服务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实现以上最终目的和最高目标之前，民族文化典籍产品需要走过两个艰难的步骤：第一个是突破目标文化圈的文化屏障。这个文化屏障有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如由于长期意识传统、语言习惯、行为方式和文化特色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他者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心理倾向、价值观念、处事态度与风格等；它也可能是人为设定的一道对外防御、自我保护的屏障。譬如，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政治偏见、民族偏见，以及由此而生的对立意识、竞争意识，或是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怀有文化偏见的缘故，在面对主动而来的典籍文化及其产品时，设定严格审查、重点监督、质疑文化倾销或价值观侵入、频繁施加影响力评估等一系列措施而形成的障碍。这种文化屏障的存在对典籍作品和典籍文化有过滤、筛选的作用。这种情况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使传播的内容、方式得到直接检验，使传播者在遇见阻碍的同时能够发现出路或突破口，及时调整传播策略和方法，优化传播对象，更加有效地完成产品的目的性进入；有害之处当然是阻碍了文化交流，降低了传播效率，同时，还可能造成传播产品的损害和价值流失，使之褪色甚至变色。

第二个难点是使被传播的典籍作品进入目标文化圈内部的经典系统、经典的认定与建构范畴，成为具有新的生命力、新的表现符号和新的存在形式的新经典，进一步确定被传汉典作品的文化地位，发挥其在新语境中的文化影响力与社会化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民族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在本质上就是语言和文化形成传播力流动于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五、文化典籍外传中民族文化形象的传播模式

典籍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能否展示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形象？换个角度来说，国际社会、世界其他民族能否通过这些外来的文化产品，且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成就的民族文化典籍，来认识中华文化、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了解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应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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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看待这些文化典籍外传的时候，决不能只是从一种文化产品的出口、对外传播作品信息、完成文化交流使命那样简单的视点出发，而应该上升到关系民族文化形象传播与建构的高度上来。

①

“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是很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反过来，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

富强不能脱离国际环境的认同，这种认同有赖于民族文化形象在国际社会上的正面传播和充分建构。作为民族形象和文化形象的主要建构方式及构成要素，“对外宣传与传播媒介首先应该向目标国家的对象（受众）传播本国的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统，让目标对象了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②

，而作为文化经典的典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把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进化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籍作品正是这样的价值承担者，其国际传播便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形象工程。

综合以上认识，在建构典籍外传理论模式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如何通过经典流传来实现民族文化形象乃至国家形象传播的问题。由于这类传播受到鲜明的宏观性、战略性思想的指导，它的传播模式便与传播的宏观理念、战略决策有着密切关系。“当一个国家的国际传播策略实施得当，其发展战略、政策、举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和理解时，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就会发展、提高；

③

反之则不然，甚至会出现迅速下降的趋势。”因此，行动理念和方略成为形象传播和国际塑造中

至关重要的保障。从民族文化形象传播的角度考虑，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建构文化典籍外传的基本模式就应该从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战略模式入手。

一般情况下，一种民族文化在国际间传播有若干战略模式类型，其中有四种最为突出和重要，分别是：“沙文射放型”、“求同防御型”、“主动入世型”和“被动封闭型”。

第一种民族文化形象的国际传播模式———“沙文射放型”：它的特点是传播方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优越的国际地位，在合理而高效的社会运作机制的支撑下，利用实力雄厚的传媒力量，运用全方位的媒介渠道面向世界宣传、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营造有利于本民族文化文化社区”（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文化生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ｅｎｖｉ形象国际生存的“文化群落／ｒｏｎｍｅｎｔ），进而推广自己的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播方往往从自身的需求出发，以自我为中心，文化优越感很强，容易轻视或无视传播对象同自己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利用先进的卫星、互联网、广播电视、数字压缩技术等媒介手段，广泛部署驻外机构和文化传媒工作站，派驻专业人员，打造高压、高强度、高密度的文化产品宣传攻势，使其民族个性、文化个性较为强烈地向外放射。这种民族文化形象传播的模式带有较强的沙文主义色彩，本我价值取向明显，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处于进攻性（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的态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是采用这种民族文化形象国际传播模式的典型。

第二种民族文化形象的国际传播模式———“求同防御型”：这种模式同时表现出向外寻求文化认同，向内实施文化防御的双重特征，这主要是由传播方的国情实力和所属文化主体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自然会有向外扩大影响，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需求，最终目的在于巩固并加强自身的国际存在。除了靠提升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常规国家实力硬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外，推动本文化同异文化间的交往则是从软实力上进行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的重要途径。这种情况在综合国力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新兴民族文化形态中最为多见，因为它们整体实力上处于蓬勃上升的态势，对外交流、获得别国认可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和民族长期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意识形态，在

崔守军：《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困境与模式转换》，《国际展望》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２８、３７页。张昆：《重视国家形象的对外宣传与传播》，《今传媒》２００５年第９期，第７－１２页。

①②

ｍｉｒ．Ｈ，“Ｔｈｅ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ｎ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Ｎｅｅｄｔ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Ｈｏｗ③Ａ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Ｕ．Ｓ．Ｐｕｂｌｉｃ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Ｗｏｒｌｄ”，ｖｏｌ．２０，ｎｏ．１（Ｊａｎ２００４），ｐ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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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面同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是西方世界中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等有很大差异，时常受到西方的诟病和误会，因此，它们又不得不在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的同时保持着相对较强的文化防御姿态，以进行自我保护。这种防御意识既可能是在主动状态下形成的，体现为国家意志、民族意识、政府态度等，也有可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文化传统形成的一种自然心理，不仅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群体意识上，也体现在个人的文化心理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及其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活动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第三种民族文化形象的国际传播模式———“主动入世型”：这一类型的传播方所在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综合国力较强；工业化发展较为完备，科学技术先进；政府行政效能较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程度较高；社会文化生活开放度很大，但也能够保持比较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国际传播策略运用积极、效果较好。它们愿意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中，同时，又拥有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给予的认可和支持，使自身的民族文化形象能够得到宽松的国际发展空间。在传播策略上，传播主体的主动意识突出，文化创新能力很强，同国外媒体合作关系友好，经常能够在某些特定的文化领域、文化现象上制造贴有自身民族文化标签的成果，有时候能够投石入水，以小见大，由点及面，产生影响深远的“蝴蝶效应”、“涟漪辐射”的文化效果。成功运用这种传播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韩国和韩国的民族文化，尤其是现代流行文化。我们透过韩国文化国际传播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到，传播方并没有太着力于集结式、规模化地进行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甚至很多传播活动完全没有政府参与的影子，但是，他们只需要推出一款科技产品（如电子器材、手机通讯工具）、制作一部影视剧（如《我的野蛮女友》、《大长今》）、打造一首流行歌曲（如《江南Ｓｔｙｌｅ》、《可爱颂》）、倡导一种服装饮食风格（如韩服、衣着百搭、泡菜）等，就能够成功转变为阵阵“韩流”，让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风靡世界。在这种主动入世的国际传播策略背后，一种带有民族性符号的文化形象便很容易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认可，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众们的接纳和欢迎。

第四种民族文化形象的国际传播模式———“被动封闭型”：由于国力不强，经济基础贫弱，社会发展力全面滞后，文化格局相对单一而封闭，文化产业、传媒业不够发达，在国际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往往在文化传播事业上较为被动，较少主动出击，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具体表现就是：不注重文化产品出口，媒体不发达，缺乏自主传播、自主宣传的意识，很多媒体还需要国外力量的支持，本地化、民族性传媒力量不足，在对外传播方面的投资十分有限。虽然也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被传播出去的情况，但传播的主体多为“外援”，是本国、本民族在无意识状态或缺乏能动意识的情况下，经由别人之手而“被传播”的。由于这种民族文化的宗属主体主观或客观上的原因，而在国际传播中处在被动封闭的状态，国际社会对其民族文化多有误解，易生偏见，加之宗教文化、政治体制、社会习俗等常与西方主流制度和文化样态殊异，在现实中出现了很多敌视、对立和冲突的现象。严重时，这些民族和国家包括其文化成就与意识形态甚至被“妖魔化”（ｄｅｍｏｎｉｚｅｄ）、“恐怖化”（ｈｏｒｒｉｆｉｅｄ），恶劣地影响到其在世界上的民族形象、文化形象和国家形象。这种类型最多见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阿拉伯国家、非洲、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被动局面。

以上列举了民族文化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四种模式，通过比较不难发现，“沙文射放型”模式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带有文化霸权性质的文化传播模式，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也不符合我们讲求和谐融通、尊重平等的文化精神，故不可取。“被动封闭型”模式是一种消极的文化态度，是一种前景渺茫的文化投靠、投降心理，一味顺应必将导致自我迷失。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被侵略和反侵略、被殖民和反殖民的、被封锁和反封锁的历史中已经饱尝过它的苦涩滋味。这种在国际社会中保持“小我”、任由外人压抑、控制自己民族命运、文化前途的做法不值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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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在当今中国重演。我们目前这种“求同防御型”的国际传播模式有现实条件的限制，是在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采用的文化传播方式。“求同”符合我们的政治主张和文化追求；“防御”则是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一种无奈姿态。但是，这并不是最佳模式。我们的文化要真正有效地走向世界，应该使国际传播战略朝着“主动入世型”模式的方向转化。所以，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在宏观意义上采取的文化战略模式应该是：主动向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介绍、推广我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成就，寻找文化经典中可以用国际语言讲述、介绍、理解并分享的成分，以融入世界民族文化并保持相对独立的个体价值为终极目标。

一种文明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程度，一种文化的独特品质与魅力，一种社会文化生活的特殊性和吸引力，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与未来前途，都需要在国际社会大家庭中才能显示出来，也只有在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的比较与接触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而让自己最具民族性、最有文化价值的成果走出原有文化圈，进行国际传播正是走进国际社会大家庭的最佳门径。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形象塑造与提升必须借助文化的国际传播力来实现。有了这样的高度，我们对民族文化典籍国际传播力的认识就应当首先从宏观的文化战略上出发。经过对民族文化形象国际传播模式的对比分析，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并能确定的文化战略思想，就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主动出击，在经贸入世之后，更进一步地实现文化入世，挖掘出我们的优秀文化中的优质因子，注入国际化元素，合理吸收不同民族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用国际性的话语方式介绍我们自己，并同他者文化进行平等对话。

六、小结

我们倡导从理论建设上推进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模式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本领域内理论支撑不足而有必要这样去做；事实上，更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民族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事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而非为理论而理论。理论服务于实践，实践要求理论的智力支持。理论必须以实践应用为基础，它的最大价值不在于纯理性论调的深度和高度，而在于能从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真理与现实事物的运动特征。传播模式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建构某种模式或对某种模式进行理论上的框架完善，关键意义是通过对传播模式建构过程的研究来完善传播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多地发现传播本质，并提高它对传播活动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责任编辑：罗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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