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思想的法学解读

2020-10-16 来源：好走旅游网

法学评论(双月刊)2009年第3期(总第155期)

法史园地

杨朱思想的法学解读

柯　卫　马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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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杨朱素被视为极端利己主义者而含诟千古,全因人们对“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的误读所致。其实,从法学的角度解读杨朱思想,可以挖掘出两方面极具积极价值的内涵:一是个人本位与个体权利意识;一是对君主制的挑战与反叛。杨朱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值得珍视。主题词:杨朱　贵己　个人本位　权利意识

　　杨朱,又称杨子、阳生、阳子,战国诸子之一,生卒年不可考,相传是卫人。然《史记》无其传,《汉志》无其

①

书,《古今人表》也无其名。按《庄子》的有关记载,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起码是见过老子。《孟子・滕文公②③下》曾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想必杨朱生活的年代在孟子之前。《列

子》中有《杨朱》篇,但《列子》被视为伪书,其可靠性有疑问,不过从内容上看,相关记载与杨朱思想基本相

④符,有一定参考价值。

⑤

上述孟子之语,表明杨朱的学说在当时曾广有影响,有理由相信曾有一个杨朱学派的存在。这个学派

却被孟子视为大患,所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并号召弟子抵制之,“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

⑥也。”《荀子・五霸》中提及杨朱,《韩非子》中有数篇论及杨朱,《吕氏春秋・慎势》将“杨子贵己”,与“老耽

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等十人并列,且称:“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淮南子・俶真训》中也把杨朱与墨子、申不害、商鞅相提并论。至于庄子,也许是思想接近之故,曾多次言及杨朱。《庄子・骈拇》篇即杨、墨并举,《胠箧》篇则谓:“削曾(参)、史(鱼)之行,钳杨、墨之口”。而《徐无鬼》篇将儒、墨、杨、秉及惠施列为五家。这些都表明杨朱不仅确有其人,而且其思想学说一度广有影响。

⑦

“杨朱之学,盖仍原出道家。”道家自老子后有所分化,专注治国安邦之术者演变为黄老之学,而重个体

本文系马作武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先秦诸子的法律思想及其影响》(项目批准号为06G01)的阶段性成果。

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333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①《庄子・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寓言》:“阳子居南之沛……而遇老子。”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录》卷一中曾放言“《道德五千言》……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托”。

②钱穆对此持疑,以为此说乃是将“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归杨,“亦其充类至极之义,非当时之学术分野之真相也。”参见钱氏《先秦诸子系年・杨朱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85页。

③《淮南子・氾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而孟子非之。”钱穆据此以为“杨朱辈行较孟轲惠施略同时而稍前。”参见钱氏《先秦诸子系年・杨朱考》。此外,严复的《庄子评点・在宥》及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俱疑庄子、杨朱系一人,聊备一说。

④《列子》“大多抄袭自先秦古籍,其书虽伪而其文不伪。”参见冯铁流:《先秦诸子学派源流考》,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⑤详参蒙文通:“杨朱学派考”,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⑥《孟子・滕文公下》。⑦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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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卫等:杨朱思想的法学解读

性命者,遂衍生出杨子之学,以“贵己”和“为我”为思想的核心。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看,这里面包含有个人权利意识和反叛君主制的思想要素,值得挖掘。

一、个人本位与个体权利意识

杨朱被称为“道家的真正的创始者”,⑧这首先在于他像老、庄一样对自然的膜拜,主张“全性保真”。《淮南子・氾论训》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这种自然主义的精神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无为与不干涉主义。《说苑・政理》记载:

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以?”杨朱曰:“诚有之。君不见夫牧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之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舞,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显而易见,杨朱理想的统治形式是童子牧羊式的,顺应自然,不加干涉,这与老、庄如出一辙。但杨朱与老、庄有个最大的不同:他不主张将个人融化在自然之中,相反,他特别强调作为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可贵性,树起了“为我”和“贵己”的旗帜。其经典的表达,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说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句话有两种解释,关键是所“不为”者是拔一毛“利于天下”还是“利之以天下”,前者有极端自私之嫌,易被人诟病;后者则表现出视名利若粪土的高尚境界。《韩非子・显学》谓:“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易”者,交换也。这正是从“利之以天下”的角度来理解的,应该更符合杨朱的本意。杨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天下之利,“物”而已;“一毛”乃“形”,“拔一毛”就是“累

⑨形”。更何况杨朱也明白“一毛”是无法“利天下”的。其实,在现实世界,不存在拔一毛是否利天下的命

题,这里的出发点是“贵己”,是用夸张的说法申明其“不以物累形”的立场与决心。

杨朱显然继受了老子思想的积极因素,且作了发扬光大。“杨朱的不为物累,珍视生命的思想,与老子的‘厚生’之说相同。其‘贵己’思想乃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个性的阐扬,体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生命的一贯

υλ󰁠ϖλ󰁠特点。”“杨朱的确受了老子极强烈的影响,是一位阐扬老子学说中积极部分的很好的继承者。”杨朱的

“贵己”反映出个人本位意识,强调的是自我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谓“不以物累形”,就是不要让外物妨碍、损害了自己的形体。功名利禄、天下国家不过是外物而已,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杨朱的“己”、“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概念,并非局限于杨朱自己或任何个体,这恰恰符合个人主义或个人本位意识的含义。“杨朱所要‘为’的‘我’,正是追求个性解放所摹拟出来的‘我’的肖像。‘我’在人称上仍是第

ωλ󰁠一位的,在概念上却同于‘人人’———抽象了的‘大我’。”俗论多视杨朱为极端利己主义者,皆望文生义所

致,辜负了其思想的深邃与高贵。“杨子为我之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

ξλ󰁠浅之乎测杨子矣。”

个人本位对自己利益的重视与保护并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或代价,这在杨朱那里也是明确的。《列子・杨朱》篇说: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贵

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2页。

⑨《列子・杨朱》:“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

υλ󰁠陈鼓应:《老子与先秦道家各流派》,载陈鼓应:《老庄新论》,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版。ϖλ󰁠杨荣国:《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载《杨荣国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ωλ󰁠刘毓璜:《先秦诸子初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ξλ󰁠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47页。吕氏论此,极有见地:“先秦诸子之学,无不志存救世者,独杨朱则不然。其自私自利,至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孟子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又谓‘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其势力之雄厚,至于如此,深可怪也。……胡适之谓当时时势,自可产生此种学说而信之;梁任公谓周秦之际,决无此等颓废思想而疑之。予谓二说皆非也。杨朱之学,实出道家。道家有养生之论,其本旨,实与儒家修齐治平一以贯之之理相通;然推其极,遂至流于狭义之为我与颓废。所谓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此学问所以当谨末流之失也。然杨朱之意,本在救世,所谓‘为我’,亦为一种治术,而非自私自利之谓,则无疑也。”参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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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为我”是涵盖人人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这里面反映出的不正是人人平等的精神吗!而国学大师刘师培更从中发现了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意蕴,他说:

杨朱之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存我为贵者,即保持一己权利之谓也。侵物为贱者,即不以权力加人之谓也。盖杨朱之意,欲人人尽个人之资格。故其言又曰:“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推其意旨,盖谓人人当保其权限,不能越己之权限而侵人,亦不能听人之越权限而侵我。所谓人人当保其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限也。足证杨朱

ψλ󰁠

立言重权利而不重权力。个人本位还应该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不能以自己的思想意识强加于他人。这方面,《庄子・山木》中的一段记载可以反映杨朱的立场: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人的所谓“美”与“恶”,不过是外在的评价而已,是强加于他人的。杨朱要求每个人有主见,不自贤,不为外界的评价所支配,也不要去否定和压抑他人,平等以待,这才是真正的贤者。

杨朱生活的时代,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隶属关系像一张莫大的网,束缚着广大社会成员。三代以来传承下来的专制文化,更是一副精神的枷锁,禁锢了个体意识的成长。有关个人的价值、地位与意义的问题,没有被认真对待和讨论。杨朱的特立独行,在于他朦胧意识到了人的可贵性、人的主体性,并抒发了个人本位的意念。这是一种觉醒,而这种觉醒乃是人的平等、自由观念生成的前提。再往前跨步,就可以走向关于人的

ζλ󰁠意识的真正启蒙。或许杨朱也在尝试着前行,然而当时的社会尚不具备适宜的土壤,启蒙的思想文化条件

{λ󰁠

阙失,这才让杨朱由衷感到迷茫和绝望,于是便有了杨朱哭衢途的故事。这个故事的隐喻一般被解读为杨

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哭。其实,更深入解读的话,我们似乎能够发现这其中蕴含这样一个意象:杨朱挟“贵己”、“为我”之说,在思想的岔路口茫然四顾,满目歧途、荆棘,举步维艰而又见不到出路。杨朱是为他的思想学说得不到认同,找不到出路而哭泣。这应该是个人意识的启蒙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陷入穷途末路的一个隐喻。

二、名实论与无君观孔子讲“正名”,目的是厘清和端正君臣关系,是正君主制之名。杨朱对此予以彻底颠覆,旗帜鲜明地宣

|λ󰁠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名”在杨朱眼里是虚伪的东西,是人为虚构出来的观念形态,所谓

“名分”、“名器”、“礼义”都是对人本身的束缚。“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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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杨朱讨论名实问题,结论是对忠君观的否定,恰好走向了儒家正名论的反面,可谓难得可贵。

杨朱倡“为我”,其隐而未发的是对君主制的否定,对此,孟子看得很清楚,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

∼λ󰁠也。”君主专制主义将一切个人沦为奴仆和从属物,决不承认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地位。君主制要求人人“为君”,彻底放弃个人的观念和意识。一旦人人“为我”,君主制便丧失了存在的前提,这是君主专制主义所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难怪一代宗师孟子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也顾及不了自己的身份,竟破口骂杨朱是“禽υµ󰁠兽”。“孟子的攻击,不仅曲解了杨朱本意,而且表现出他对异己言论的极端排斥。”朱熹为孟子的粗口作了ϖµ󰁠解释:“杨朱但知爱身,而不复知有致身之义,故无君。……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所谓“致身之

(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载《刘申叔遗书》

ζλ󰁠有学者认为,杨朱的个人主义与古希腊个人主义的首创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不谋而暗合”。参见李石岑:《中国哲学十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λ󰁠《荀子・王霸》:“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蹞步,同跬步,即半步;跌,误差。《淮南子・说林训》:“阳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λ󰁠《列子・杨朱》。}λ󰁠同上。∼λ󰁠《孟子・滕文公下》。υµ󰁠陈鼓应:《老子与先秦道家各流派》,载陈鼓应:《老庄新论》,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版。ϖ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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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卫等:杨朱思想的法学解读

义”,所指当然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义理。按卫道者们的逻辑,“为我”就是“无君”,而“无君则人道灭绝”,就

是禽兽。“为我”二字,竟然如此被上纲上线,正说明它是君主制的心腹大患,说明它具有反叛君主制的思想价值和意义。

法家基于君主专制主义的立场,自然仇视杨朱。因为杨朱并非一个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陆沉的隐者,而是一个关心时势,“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的政治家。他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洞察,韩非也说杨朱

ωµ󰁠“天下之所察也”。杨朱之“察”在于认清了专制文化对个体性的扼杀,毅然决然地祭出贵生的旗帜,且一度令天下苍生心归景从。韩非清醒地意识到了杨朱的贵生说对君主专制政治的危害,故特予猛烈抨击。《韩非子・显学》说: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韩非知道民众一旦“轻物重生”,君主就难以驱民使众。在他看来,所有个人都是君主的工具而已,岂能“贵己”、“为我”?与孟子不同的是,韩非并不满足于骂人,而是将此中利害明明白白告诉君主。韩非作为君主专制理论的集大成者,这方面的心计与老辣远在孟子之上。作为思想的“异类”,杨朱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根据推断,杨朱生活在战国初期。此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出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农村与城市的分离。商业及手工业的日趋发达,货币经济与都市繁荣等等因素,形成了中国“轴心时代”最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个人主义思潮在此时的兴起,其来有自,而杨朱则是这一思潮的标志性人物。塔尔海玛说:“杨子是唯物论者,又是享乐主义者,他力倡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由杨子的学说推测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封建制度内所起的商品生产、商业资

ξµ󰁠

本和货币资本的表现。”惜乎战国晚期以降,极权主义之惊涛骇浪湮灭了个人主义的微弱声音,杨朱思想的昙花一现及其为后世所误解甚至诋毁,当属历史文化的一种必然。

杨朱的自然主义与个人意识与儒家有着本质的冲突,以至孟子要以“距杨、墨”作为“圣人之徒”的标准。但据崔述考证,以为“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朱也”。只是秦、汉以降,黄、老之说日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于杨氏……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呼,怨

ψµ󰁠(责任编辑:刘柱彬)矣。”这段考证虽未被广泛认同,但足以昭示杨朱思想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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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八说》。塔尔海玛:《现代世界观》,李达译。转引自《杨荣国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参见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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