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作为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8%的平均增长速度。一般说来，国内外学者将中国的增长奇迹主要归因于以下三个因素：生产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学者众说纷纭。有些专家学者看好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表示，在过去30年里，中国在证明自己能够为人民带来繁荣方面取得显著进展，进而促进地区和全球增长。中国的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只要中国进一步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他相信中国将实现智能型增长和可持续增长。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毋庸置疑的，一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远远落后的。二是基础建设，国土建设大有可为。三是消费，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工资上涨的结构变化。但是也有人唱衰中国经济。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必将失败的，中国的经济也必将伴随着中国秩序的崩溃而崩溃。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20多年来亚洲和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来支撑和实现的，与苏联的发展模式惊人地相似，这种“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争论中，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到底如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潜力，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二、相关研究评述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有四个轮子，分别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其中人力资源的投入主要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大军的技术水平，并且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其中劳动力的质量，如劳动的技术水平和纪律性等更为重要。丹尼森对美国1948——1969年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显示，22年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85%，其中工作量每年的增加幅度是1.3%，对总体增长的贡献度为33.8%。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1955）认为人均资本和经济增长

是紧密相关的，和其他激发人们努力的制度、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一样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对于资本的运用，阿瑟·刘易斯也指出了利用的原则，即在考量国家或地区的要素供给水平上，尽可能的使用比较充裕的资源要素。

林毅夫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科技进步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保持二十到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主要取决于三个主要的因素：第一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第二是产业的升级情况；第三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多出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本文主要从供给方面研究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三、我国经济增长长期预测

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整个经济每时每刻都出于一般均衡状态。这也成为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通则，使得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可以完全从供给方面研究长期经济增长。具体就是利用生产函数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并对各因素未来趋势进行判断，从而实现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因此，下面将是从这一框架出发，对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分析。 （一）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

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历史潜在产出水平以及预测未来潜在产出增长的首要前提是设定合理的生产函数形式。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采用的是C-D式的生产函数，它的假设前提包括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具体的表达式为：YtA(t)KtLt

其中：Yt为产出；kt为资本投入；Lt为劳动投入；A代表技术水平，通常被称作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下α+β=1。该模型形式简单，应用方便，但部分假设前提可能不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许多文献，如王小鲁和樊纲等（2009）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了其他变量，用以反应技术进步、配置效率改善等因素对潜在产出的影响，因此采用如下劳动增强型新古典模型：通过比较，YtA(t)Kt(Ltht)。这个模型增加了代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变量ht，它与Lt分别表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和数量，Ltht共同表示的是经济学中有效劳动力的概念。变量ht的存在会使

整个模型在α+β= l 的假设前提下规模收益出现递增，同时在对资本、劳动弹性估计的过程中消除了技术进步中性的假定, 这样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通过改进的生产函数，可以计算出我国潜在产出增速及各要素功贡献。相比实际产出，潜在产出能够剔除需求对经济波动的而短期冲剂，这样能更清晰地反应我国经济增长规律，指导对我国经济长期走势的判断。 （二）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是决定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通过对未来TFP运行趋势的预测，可以更清晰地判断经济增长的前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有效率改善和提高技术两种途径。

（1）从经济增长理论看，以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

卢卡斯1988年提出了人力资本内生化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特征，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用性得到了实证检验。Park（2010）建立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面板经济增长模型现实，以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的人力资本提高，对TFP增长由显著的正想推动作用；王小鲁和樊纲等（2009）建立的我国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均受教育水平指标对TFP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从我国历史经验看，制度改革带动的效率改善是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速度波动的关键因素。

Wu（2012）、Zheng和Bigsten等（2009）的研究认为，制度改革带动的效率改善对TFP的贡献往往是一次性的，其对TFP增长的边际效应会逐步减弱。我国TFP增速显著提升与重大改革在时间点上的完全吻合以及TFP增速在升至阶段峰值后的回落，度佐证了制度改革是导致我国权要素生产率增长出现波动的关键因素。

（三）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前景的定量分析

在上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定量描述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力资本以及制度改革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分情况对未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进行预测。模型具体如下：

AA'HeRI

式中，A为全要素生产率，H代表人力资本，RI代表改革变量，λ和δ分别为人力资本和改革变量的系数。其中λ的政策含义为，人力资本每增长1%，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λ%；δ的政策含义是，改革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δ倍。A'为除人力资本和改革外其他因素对生产率的贡献部分。通过此模型即可估计出未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间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未来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方面，本文采用Holz(2005)对我国2011-2025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结果，并在其基础上对2026-2030年的值进行简单的线性外推。改革变量的估计方面，由于改革因素是决定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波动的关键因素，但未来我国改革的力度及进程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分基准和改革两类情形对我国改革因素的变动趋势进行假定，以区分两类不同改革力度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波动情况。其中，基准倾向是假定我国制度改革的力度较小，改革情形是指我国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加快改革进程，通过引用谢保嵩等（2013）的研究，可知在基准情形下的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在改革情形下的年均增速低很多。

（四）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中长期预测

（1）未来固定资本投入对潜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自2005年以来，固定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明显增强。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的简单扩张，但这种投资的高速增长趋势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根据永续盘存法的计算原理，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速取决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以及折旧率这两项指标。谢保嵩等（2013）研究结果显示2016——2020年、2021——2025年以及2026——2030年固定资本投入分别拉动经济平均增长为5.3%、4.6%和4.2%。 （2）未来劳动投入对潜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劳动力数量投入对后期潜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微乎其微，按雷进贤等（2013）所得实证研究结果假定未来20年劳动力数量投入对潜在紧急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为0.16%。劳动力质量方面，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基础上，用其增长率乘以劳动弹性即可得出未来20年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显示2016-2020年、2021——2025年以及2026——2030年，劳动投入总体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71%、0.60%和0.42%。

（3）对未来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估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不同情形下潜在产出增速差异较大，在基准情形下的经济平均增速明显低于在改革情形下的经济平均增速。二是两种情形下潜在经济增速均呈现出回落趋势，但是在改革情形下，2020年之前，改革带来的正向刺激效应能推动我国潜在产出增速保持在8%以上的较高水平，但2020年以后，随着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作用的继续弱化，在后期潜在经济增速在6.5%的水平上趋稳。 四、结论

通过分析可知，全要素生产率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了改善等因素，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支持了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一论断，改革变量决定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而影响了我国潜在产出的周期波动。同时刻画了未来中国潜在产出可能的增长轨迹。目前我国仍处于新一轮长期调整的开始阶段，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速在7%至7.5%之间，但悲观预期下，10年后的潜在产出增速可能降至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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