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文化的特征

罗先奎

【摘 要】地域文化特征是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传统、精髓与特质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安徽地域文化彰显出起源早、继承性、不平衡性、包容性、创新性和经世致用性等特征.

【期刊名称】《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2)003

【总页数】3页(P47-48,55)

【关键词】安徽;地域文化;特征

【作 者】罗先奎

【作者单位】芜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安徽芜湖241006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G125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安徽人民在江淮大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食粮。这笔遗产对今人弘扬安徽传统地域文化精神，构建和谐安徽，加速实现率先崛起和文化强省战略，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缘此，学界应深入开展安徽地域文化的研究。而研究安徽地域文化，应首先对其文化特征作一探究和研析。

一、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

地域文化以其独特性、典型性和地域属性与域外文化相区别；同时，地域文化以自身的特征为基础与域外文化不断进行着互动和融通，从而表现出整体性、多样性、动态性特征。

地域性。一定区域的文化是由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因而总体上来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如草原文化、吴楚文化、敦煌文化、徽文化等都具有地域性。这种地域性，在时间上表现为域内群体思想观念、道德价值、心理趋向、社会习俗等的历史传延性，在空间上表现为一定地域单元或所属范围内形成的特定文化区。“无论是名胜古迹、历史文化遗存、地方传说等显性文化，还是社会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等隐性文化，无一不渗透着浓郁的地域色彩。”［1］

整体性。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流变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域文化体系。如徽商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造就的独特文化品质，使徽商文化形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相对完整性，这一整体性的文化标签成为徽商称雄中国商业史数百年而经久不衰的内在动力。当然，地域文化的整体性并非部分的求和，而是多元文化要素排列交织

而生成的具有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实体。我们考察地域文化，不仅要在宏观上着眼于整体性，也应在微观上注重各要素的地域差异，从多元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认识地域文化的整体性。“地域文化特征可以在器物层、制度层和心理层的任何文化要素上展开。”［2］

多样性。一定文化形态的形成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与自然、地理、人文环境交互影响的实践活动过程和结果。由于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加之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作用于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地域文化的存在模式必然呈现出多样性。人们津津乐道的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气质、江浙人的稳健与精细、福建人的求实、上海人的精明等等说法就是地域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写照。完全相同的地域文化是不存在的。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使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文化交流互动成为了可能，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演进提供了现实基础。

动态性。特定地域的人群在繁衍生息中创造积累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历经历史发展的沧桑演变，逐渐形成动态性的地域文化。某一地域文化生成后，虽有很大的稳定性，但并不影响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传播、互动与交融。在传播、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地域文化要么进行着自我创新与完善，要么深受域外文化影响而不断变迁。随着时间的流逝，地域文化的动态性也会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信息技术的革新、生活方式的巨变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包容性、发展性、创新性。

二、安徽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是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传统、精髓与特质的高度凝练与概括。提炼安徽地域文化特征，对我们深入认识安徽地域文化的现象和本质，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起源早

安徽地域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1973年，龙潭洞“和县猿人”遗址发掘出猿人头盖骨化石、臼齿化石、下颌骨化石、粗陋骨器和大量动物化石；1982年，巢县银山又发掘了猿人枕骨化石和大量古脊椎动物化石，证明距今四五十万年前，江淮大地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和县猿人”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猿人头盖骨化石，为我们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到了新石器时代，安徽境内已遍布氏族群体，考古工作者在建国初就已发现百余处新石器文化遗址。“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安徽发现古文化遗址三百多处，其中多数属新石器时代遗址。”［3］1998年，在芜湖繁昌县孙村镇人字洞出土了大量大型灵长类脊椎动物化石、哺乳动物化石标本及明显带有人类活动痕迹的骨制品、石制品，经鉴定距今约200～240万年。据此，专家还原了欧亚大陆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的冰山一角，这有力证明了皖江流域古人类活动起源早的特征。

（二）继承性

学界认为，可成体系的安徽地域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和楚辞传统，对秦汉以后的安徽地域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站在学术思想的视角看，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西汉盛行的黄老之学，到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的玄学思潮，其内核是前后相继的。北宋隐士、易学家陈抟出生于老子的故乡，其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总也离不开老庄的影响。在隋唐五代约400年的时间里，安徽地域文化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其间，对安徽地域文化发展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则是陈抟对道家思想的传承。两宋主流哲学思潮理学实际上糅合互融了道家、儒家、释家学说。从文学的角度看，无论是汉乐府诗歌还是建安文学，与楚辞现实主义传统的精髓都是一脉相承的。唐朝诗人张籍（和县）、杜荀鹤（石台）、李绅（亳州），宋代的梅尧臣、张孝祥均是现实主义诗词大家的代表；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更是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在艺术领域，道家和楚辞的烙印亦随处可见。安徽画坛在两晋时期甚为繁荣，诸多画家均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从东晋戴氏父子戴逵、戴勃到北宋李公麟，直至明清新安画派，也都以现实主义为创作风格。

（三）不平衡性

安徽地域文化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为发展重心由北向南逐渐迁移的梯级态势。东周至西晋时期，发展重心限于涡淮流域。管子、老子、庄子的学说和思想成就了涡淮流域安徽先秦文化的繁盛。西汉的《淮南子》仍是该流域值得点赞的文化成就。由于两淮地区此前长期战乱，到东晋以后，安徽地域文化的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势日渐明显。在隋唐北宋大一统这段时期，涡淮流域的经济文化虽呈恢复性发展局面，但已是今非昔比，皖江地区由于战乱较少遂渐成为安徽地域文化的重心，张籍、杜荀鹤、陈翥、李公麟等大批文人的出现便是明证。此后，安徽文化重心继续向南推移。“从南宋一直到清代中叶，安徽文化的重心一直在徽州地区。新安理学、皖派朴学的兴起和教育、天文历算、医学、绘画、建筑、雕刻等等的繁荣，组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徽州文化。”［4］其间，在明清之际至清朝中期，文化重心又呈现出回移皖江地区的现象，到清中期形成徽州文化、皖江文化双双繁荣的格局。

（四）包容性（兼容性）

安徽地域文化包容性特征的形成与安徽的地理区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独特的地域使安徽处于内陆文化与沿海文化、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融过渡地带。这样，淮河文化、皖江地区文化、徽州文化三大区域文化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与特质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域外文化精华的浸染和影响，从而使得安徽地域文化展现出开放、兼容、多元的色彩。周晓光教授把这种包容性称为交融性。“所谓交融性，是指安徽文化处在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冲突和融合地带，中国文化由南而北或由北而南的过渡，安徽文化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安徽文化作为交融性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它既有中国北方文化的因子，同时又有中国南方文化的诸多特色。这种融中国南北文化于一体的交融性特征，在中国的其它区域文化中是罕有的。”［5］

（五）创新性

创新是安徽地域文化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也是安徽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安徽文化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6］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被誉为“法家先驱”、“华夏第一相”。《管子》“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的思想，较早体现了今人所说的与时俱进、开放务实的创新精神。《淮南子》可谓包罗万象、兼取并收，是安徽文化创新精神的力作。建安文学是充分彰显个体生命价值的文学，与当时文学自觉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更是安徽古代文学创新的一面旗帜。嵇康等竹林贤人倡导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的自然主义哲学观，鲁迅赞其思想新颖。朱熹以儒家经典为本，博纳诸家学说，成为新儒学体系的代表，堪称安徽学者善于创新的典范。吕祖谦开创的儒家学派“婺学”（亦称“金华学派”、“吕学”），由经入史，为南宋“浙东学派”的重要一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以“桐城派”命名，更是文坛创新之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经学，其创新思想开启了中

国近代启蒙的曙光。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的晚晴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与皖籍淮军将领及其幕僚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是“民主”、“科学”大旗的坚定旗手，他们的创新理念成为牵引这次思想解放潮流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安徽地域文化的绵延发展中，创新思维从未间断，一脉相承。安徽人“重视学习和吸取别人的先进经验和方法，对于各种新鲜事物都非常敏感，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各种新潮流面前，安徽人是从来也不甘落后的，在市场竞争面前也不会退缩和观望。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非常必需的，也是极为可贵的。”［7］

（六）经世致用性

历史上，安徽这片土地战乱不断，灾害多发，社会动荡，人民常受其苦。故而，历代安徽学人多以天下为己任，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力求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从而使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在安徽地域文化中世代相传。深切关注治国之道是皖籍文人经世致用文化取向的首要表现。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的皋陶主张天下大治、社会和谐，力推“五刑”、“五教”，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管仲主张尊重民意，“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还主张大兴农业、保护环境、富国强兵、力戒空谈、发展职业技能教育，以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子主张治国要以百姓心为心，“以＇救世＇的情怀去关注社会的治乱兴衰。”其思想“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8］《淮南子》兼糅各家，根本用意在于致用务实，追求理想的“天下和洽”，反映了汉初崇尚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程朱理学大兴的时代，出于改变世风、挽救封建统治的目的，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治世原则。新安理学兴起后，仍与朱熹的“经世”思想保持一致。“为政在于得民”则是姚莹所倡的治国理念。晚清李鸿章力主兴办军事、民用企业，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可谓经世致用的实践探索。此

外，安徽学者在医学、数学、物理、化学、农业、天文等领域取得的大量成果，对兴修水利、漕运兴衰、盐业运营等民生事业的高度关注也是经世致用文化取向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大路，谷晓红.地域文化基本特征的新审视［J］.学术交流，2007（11）：174.

［2］周尚意，等.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63.

［3］翁飞，等.安徽近代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5.

［4］省文史馆项目组.安徽地域文化五个特点解析［N］.安徽日报，2013－3－18（B03）.

［5］周晓光.张海鹏与安徽地方文化史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9）：502.

［6］李宜春，王品慧.安徽文化特质综论［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2.

［7］王荣科.安徽文化建设的若干思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106.

［8］林红.经世致用与老子思想的融合——魏源《老子本义》思想剖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