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规律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趋势

西方民主理论的演变规律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特别是随着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相对于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古典民主理论和19世纪的近代民主理论，20世纪的西方民主理论的进步性，由上升开始下降，由进步趋向保守，由革命趋向改良。20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存在着一个重要的演变规律：螺旋式下降规律。正如马克思在1851－1852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言：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

正如资产阶级革命有上升与下降一样，作为其理论反映与回应的民主思想也存在着上升与下降的规律。17、18世纪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总体上处于上升阶段，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性处处显露，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那里借鉴了很多的观点，包括人民主权思想、人民公仆思想等；到了19世纪特别是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整体上呈现出保守的特点；进入20世纪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主要的主流的西方民主理论建构各种民主模式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他们把西方的价值观作为判别世界政治体制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凡是搞议会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凡是搞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就是“独裁、专制国家”。这些民主

理论提供给人们的有价值的观点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

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总体上呈现下降的特征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矛盾，这就是政治的社会化与政治权力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活动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政治越来越深刻、越广泛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迫使每一个人必须参与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政治事务。社会化大生产不仅要求每一个人参与政治活动，而且为其创造了一定物质基础。但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决定了政治权力只能由少数资本家私有。这样，两者就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性矛盾。对于这一矛盾，列宁指出：“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 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必将为社会主义民主制所代替。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历史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民主同民主的以往类型的原则的质的区别在于民主制度、法律等反映出劳动人民政权的形式与内容的完全一致性，其结果是：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现实性、有保障性和充分性；政治权利与自由同社会经济及文化权力有机的统一；公民权利与责任的统一；代表机构的全权；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现实性；各民族权利平等，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生活的其他制度和准则。正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特点及优越性，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制和任何其他一种政体一样，最终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末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

总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20世纪西方学者的民主理论，不仅仅是为了廓清被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混乱不堪的民主的概念及实质，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客观的现实需要，它既可以团聚起广大的人民群众，使他们发挥出巨大的

生产创造力；也可以成为爱国热忱和奉献精神的基础，成为国家应对新的挑战的强有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