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

初税亩

初税亩,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

春秋时期，由于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实行“初税亩”田赋制度之前，鲁国实行按井田征收田赋的制度，私田不向国家纳税，因此国家财政收入占全部农业产量的比重不断下降。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初税亩的实行增加了财政收入，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

初税亩”制度的具体内容

“初税亩”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就是：初，为开始的意思；税亩就是按土地亩数对土地征税，具体方法是：“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对公田征收其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对公田之外的份田、私田同样根据其实际亩数，收取收成的十分之一作为赋税。这种按耕地的实际亩数收取实物赋税的做法与“桓管改革”中的“均田分力”、“相地衰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桓管改革”后的“均田分力”与“相地衰征”政策仍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之上的，而鲁国初税亩的实施等于承认了土地的私有。桓管改革后的农业税收征收的前提是农户租用了属于国家的土地，税收还带有“地租”的性质；而初税亩则是在认可了土地私有的前提下，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税赋。也就是说，初税亩更接近于现代的税收。所以大多数研究者

倾向于把鲁国的初税亩作为我国农业税征收的起点。

“初税亩”的意义与影响

“初税亩”从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的私有制，使我国历史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初税亩的实施使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使其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初税亩制度削弱了各采邑的实力，使诸侯国的地位更加稳固，为今后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税亩是土地私有制前提下平等赋税制度的最初形式，是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它在激发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比较科学的选择。初税亩的实施也使社会分配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按实际田亩产量十分之一纳税的具体方式，使劳动者切实体会到了努力带来的收益，从而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劳动效率。

初税亩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一制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是在先进生产力要求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合理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动者的利益要求，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

初税亩制度实施给了奴隶制致命的一击，为奴隶制的彻底崩溃敲响了丧钟。

补充：

1、中国古代变法

（1）春秋——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2）战国——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3）新——王莽改制

（4）北魏——孝文帝改革

（5）北周武帝改革

（6）后周——世宗改革

（7）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8）金世宗改革：

提倡开荒，利用黄河故道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垦种，遇到荒歉年，减免租税。改革使北方经济得到发展。

（9）明朝——张居正改革（内容、作用）。

商鞅变法（成功）： 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秦国推行了有利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法。虽然商鞅本人最后身裂咸阳西市口,但是其变法内容却成为秦国以后两百年间赖以驰骋六国的强大政治引擎。

屈原与《宪令》（失败）：屈原，一个“屈”字似乎成了他一生政治命运的谶语。他试图通过劝谏楚庄襄王实行政治尤其是吏制方面的改革，一洗当时楚国陈腐的政治空气。重新使这个曾经辉煌的霸主之国焕发生机。最终其改革在权贵反对和主上易心的双重打击下被扼杀于未然。

晁错与七国之乱（失败）：虽然七国之乱最后被平定，但这完全不是晁错政策的果效。相反他的削藩主张差一点将这个诞生只历百年的帝国葬送于旦夕。孔子解《易》辞中有段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成害矣”。汉景帝、晁错、天下可谓对号入座。

王莽与“托古改制”（失败）：王莽迂腐的学术和政治见地似乎决定了他失败的必然。仅仅依靠一本《周礼》就妄图凭空建造出一个尧舜虞唐般的清平盛世。其儿童画般的改革蓝图的实施将一个本意摇摇欲堕的西汉王朝卷入了一场更加荒唐可悲的混乱中。不过，就其改革精神而言却犹比那些一味只奢皇帝位的英雄更显出一些傻傻但可贵的勇气。

王安石与变法（失败）：王安石的变法和他那位同姓前辈一样也是深得《周礼》的奥义。然而，他的变法中更多的注入了可操作的成分。如果他不是过分的急功近利，如果能在变法的推行上采取循序渐进而不是如火如荼的方式，如果能在各方利益的平衡上多下一点心思，如果能使法规的执行和配套监管制度更加合理化；那么也许中国的历史会被大大地改写了。因此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变革失败之一。

张居正变法与万历罢朝（功败垂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主要的士大夫自发倡导的改革，张居正确实做到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其在改革的宗旨在合理的实施方式的运用下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无论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可是他的致命伤之一却是忽视了皇权的实际存在。张居正作为皇帝的老师深的皇帝的敬畏和太后的信任，这也是他改革一直没有受到最上层阻力的重用原因之一。作为一个改革者他也许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老师自己的思想并没有真正影响这个后人认为心理有点变态的皇帝（这种变态心理和万历对张居正的敬畏有多大关系还有待考证），以至于这个变态的皇帝以他惊世骇俗的方式摧毁了张居正苦心经营11年的改革成果。仅三十余年的罢朝和丧心病狂的“矿税”征收（据说到了指地为矿、伸手抢钱的程度）这两点不但是在改革中积累

的社会经济财富由正转负，更使政府内部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的信任程度降到了历史上罕见的冰点。接下来大明荒唐昏君代代不断，这种危机也与日俱增。在明末崇祯给李自成留得信中留言可见一斑（“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出自崇祯血诏）。

康梁与“戊戌变法”（失败）：清代政治僵化，“变法改革”似乎成了中国政坛中的一座禁园。直到19世纪末叶，中国皇帝光绪才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巨大屈辱中警醒，立志实行变法。从而再次推开了这座禁园锈迹斑斑铁门。然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俗语又一次在这些胸怀大志而政治权术稚嫩的“秀才”身上得到验证。但是千年的封建桎梏终于在如谭嗣同这样的变法义士热血的浸润中松动了。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对中国贡献犹如华盛顿之于美国的贡献。但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年代，中国又有多少人知道孟德斯鸠与“三权分立”呢？国民思想领域革命的缺失注定了在那些手握重兵的军阀看来，孙中山不过是在中国政坛上完成了又一次王朝更替的“洗牌”，而接下来该是他们“自摸”了。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成功）：中国百年来纷乱的政治舞台终于在这一刻稳定下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冷静地整理一下烦杂的思绪。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进行时）：当世之事，无以史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目前中国正时刻处于变革的快车道上，如何在繁复的改革进程中尽最大可能不踏错步；如何可以当局而不迷？希望历史能帮助我们得以在第三者的角度审视当今世事的变迁和得失。中国已经遭受了太多太多失败的改革，在当今列国争雄的

局面下，改革精确度的高低已直接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兴衰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