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



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开始连续不断地大规模外出寻找就业机会，这种大规模、潮汐性的跨区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按目前多数人认同的一个时间，“民工潮”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89年。这一年，由于春节铁路客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因此诸多媒体开始引用这个词——“民工潮”来了。这一提法，形象地概括了民工流动的来势凶猛而又具有“春起冬落”的特征，此后便被广泛使用，沿袭至今。

有关“民工潮”的数据









据调查，目前流出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来自农产品主产区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以安徽为例，2001年，全省农村劳动力2821.5万人，流动劳动力在外地的时间，按超过半年计算就有513万人，其中安庆、阜阳、六安三市流动劳动力占全省50％以上。实际上，农村劳动力有许多在农闲外出务工或经商，一般三四个月即回来。如果把短期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计算在内，全省外出农村劳动力有800万以上，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3％。

流向省外的劳动力按流量大小排在前列的依次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福建、天津、山东、新疆，其中前5个省市吸纳的安徽流动劳动力占76.3％。过去以“空间距离远近来决定流向”，现在逐步转向“以经济发达和资源丰富程度来决定流向”。在流动劳动力中，男性占57.4％，女性占42.6％，男女性别比为1.34：1，如今女性外出的规模和频率正在得到迅速提高，流动的主动性也在加强。这些都是一种社会进步。从年龄结构看，20—34岁人群占流出劳动力总量的54％，40岁以上的人群则呈递减趋势。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有一定专业技术专长者，正在大幅度增长。

据人口普查资料，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6.7％，有30％左右劳动力有过专业技能培训经历。城市流动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群体越来越多。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二、三产业。近年来外出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已占劳动力流动量的97％，其中第三产业占52.5％。安徽外出劳动力中有68％在民营企业就业，其中有4.4％已在当地脱颖而出，成为私营企业主，甚至成为拥有资产上亿元、上10亿元的企业家；自谋职业、从事营销经营、充当自营劳动者等的占17.7％；大部分人则成为各类企业和家庭的雇员。安徽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现已逐步由低层次转向较高层次，成为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已占到了7.6％。

“民工潮”的成因





“民工潮”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农村的普遍推行，农民在获得土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农业劳动之外寻求就业私收入的权利。经济结构偏差和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民工潮”形成的直接动因。与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效益一直较低，农民同样的付出劳动在城市和农村二、三产业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而沿海地区先发型经济增长和城市体制改革对劳动力的需求，直接拉动了“民工潮”的形成。沿海地区凭借地理优势和政策优惠率先实施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及服务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吸引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主要因素。在种种因素的促动下，随着农村发展空间的不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中国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由于中央决定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让数以千万的工人也成为求业者，一时间城市就业压力骤然增大。城市经济必须同时吸纳和消化大量流入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及不断增加的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同时也出现了增长滞缓的格局。在城市就业面临重重压力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寻求就业、增加收入的要求也更加迫切。

“民工潮”的积极作用





“民工潮”使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化工业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许多人既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又学到了现代的管理经验，可以说，这是一笔无可估价的人力资源增量。很多农民工返乡后很快成为乡镇企业的技术骨干，有些还成为农民企业家。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快了城乡信息、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城乡互补和共同发展。

另外，大量的农民工外出打工，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和善于经营者集中，为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农村土地集中到善于经营的能者手中，就能在充分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济种植。“回流创业”的辅助，将成为今后我国农村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

“民工潮”的弊端





就目前我们国家的状况，“民工潮”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出去打工的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农村人，而那些还愿意守着那一亩三分地的都不属此例。他们的“流失”，是农村人才的流失，造成了农业科技含量更低，农村劳动力结构更不合理，农村经济效益更低。而且民工流动的规模仍然在扩大，这几年来每年都以4%、5%、6%的速度在增加。在农村中只剩下“3861部队”，很难奢望剩下的这些老弱妇孺能够为我国农村的长远发展作出什么，也不该奢望。更令人担优的是，出来的优秀农村青年们的目标不再是为家里多攒几个钱，而是一直朝着成为城市的一员而奋斗，这一梦想将耗费的是他们毕生的努力，也宣布着农村人才的绝对流失！

农民工进城是谁也不能回避的现实，在过去，在现在，都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未来，我们还应该关注这一群体的状况和他们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蜕变是大多数农民一直的梦想，这梦想必将在他们城市化的过程中慢慢得到实现，但随着这些人能通过努力进入城市，当农村已经失去最根本的发展动力，真能靠那些“3861部队”支撑？何以谈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何以谈实现共同富裕？

如何看待“民工潮”





“民工潮”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上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各地政府如果真正重视起“打工经济”，从而把“劳务输出”做大做强，变民工的乱投乱靠为政府有序的指导，并为输出的民工们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那么，民工的境况与创造的财富就要好得多；城市的管理者如果积极认识民工对城市发展所起的作用，积极地开拓工作岗位，建立利用民工着力发展卫星城镇的设想，那么，“民工潮”会涌而不乱。这将有利于促进现代化社会的建设。

“民工潮”作为获得行动自由的农民走向市场、实现自我的大胆尝试，它已不单单是农民迫于就业不足的一种生存需要，它反映的是日益觉醒的农民对自身身份的解放和对城市化生活的一种追求和向往，是解决温饱后的农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追求。不论是根据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民工自身的境况，我们可以得出“民工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止的论断。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国家开始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积极推进就业、保障、户籍、教育、住房、小城镇建设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这种管理的规范与有序，必将使“民工潮”归于有序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