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卷 第1期 2021年1月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CLIMATE CHANGE RESEARCHVol. 17 No. 1January 2021
DOI: 10.12006/j.issn.1673-1719.2020.096
左佳鹭, 张磊, 陈敏鹏.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新模式——探析“气候变化三方合作” [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21, 17 (1): 98-106
Zuo J L, Zhang L, Chen M P. A new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exploring Trilateral Cooperation [J].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21, 17 (1): 98-106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新模式——探析“气候变化三方合作”
左佳鹭1，张 磊2，陈敏鹏3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3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三方合作是与传统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模式互补的国际合作新模式。由于具有可充分调动多方资源、发达国家和新兴捐助国的互补效应强、形式灵活等优势，三方合作目前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和参与。2016年全球已有838个三方合作项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2/3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三方合作项目，其中德国、日本、西班牙和美国参与的项目最多。新兴捐助国中参与三方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是智利和墨西哥。目前三方合作项目执行期较短、项目额度小，29%的项目提到了绿色目标。目前虽然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案例还不多，但是截至2018年底32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都提出要开展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兴趣。由于起步较晚，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目前面临着资金不足、沟通协调过程复杂、合作成本高等问题。中国应积极探索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推动不同部门南南合作、三方合作和其他多边双边合作的资源统筹，并应增强项目管理的规范性，提高项目效果和影响。关键词：气候变化；三方合作；传统捐助国；新兴捐助国；南南合作引 言
国际合作对提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是目前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两种主要模式，其中南北合作是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南南合作则是指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享知识和技术并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共同的发展等各种挑战[1]。近年来，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南南合作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但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新的捐资方，面临着政策和机制不完善以及能力和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仍然面临着各种制约与挑战[2]。在此背景下，“三方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可充分调动多方资源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模式被提上日程。本文系统综述了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进程与现状，识别了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重要主体，并分析了气候变化“三
收稿日期：2020-05-06；修回日期：2020-05-29
资助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中国面向‘一带一路’主要国家适应和低碳发展技术的转移方案研究”(2018YFA0606503)作者简介：左佳鹭，女，学士；陈敏鹏(通信作者)，女，教授，********************.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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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作”的优势与障碍。助国出资—新兴捐助国提供技术/经验、传统捐助国出资—多个受援国互相学习、传统捐助国和新兴捐助国共同出资—国际机构实施和管理、国际机构和新兴捐助国共同出资—国际机构实施和管理等多种形式，比较灵活，可根据项目目标、参与主体、具体领域和受援国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地设计。
根据OECD的最新统计，2016年全球已有838个三方合作项目，比2015年增加了70%（453个)，参与全球三方合作的传统捐助国约占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2/3，其中德国、日本、西班牙、美国承担的三方合作项目最多，均超过了50个[9-10]。新兴捐助国包括埃及、肯尼亚、摩洛哥、南非、突尼斯、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越南、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等20多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智利和墨西哥实施了超过100个三方合作项目[9-10]。其他的重要参与者还包括联合国的各种机构、多边组织、民间社会组织、高校和智库等[4]。现有三方合作项目执行期较短，49%的项目为2～4年，27%的执行期不到两年；额度也比较小，48%的项目预算额度在50万美元以下，23%甚至不足10万美元，仅有6%的项目预算超过1000万美元[10]。主要合作领域包括政府和公民社会（24%)、农业和粮食安全（16%)、卫生（11%)、环境保护（9.4%）和能源（7%)，29%的项目提到了解决水污染、改善大气质量、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绿色”目标[10]。
1 “三方合作”的发展与特征
南南合作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的广泛合作，可在双边、多边、区域内或区域间的基础上进行，核心原则为“尊重国家主权、国家的自主和独立，平等，无条件，
[3-4]
不干涉内政和互利”。三方合作，又称三角合作，
是在南南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国际合作模式，它在2009年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发表的《内罗毕宣言》中被正式提出，是指“传统捐助国和多边组织通过提供资金、培训、管理和技术系统以及其他形式的支持促进南南倡议的合作”[1,5-6]。因此，三方合作一般包括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中的传统捐助国、发展中国家中的新兴捐助国及受援国三方，一些合作还有多边国际组织的参与[7-8]。与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相比，三方合作可以增加传统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援助资金规模，能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捐助国互为补充的知识、资源和技术，包括多边组织在内的多方介入易于激发更灵活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因此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9]。
目前，不同领域的三方合作主要有传统捐助国主导、新兴捐助国主导以及三方共同参与3种模式（表1)。出资模式则有联合供资（传统捐助国和新兴捐助国将援助的财政资源纳入共同基金并共同管理)、平行供资（传统捐助国和新兴捐助国各自出资，分别管理）和单边供资（只有传统捐助国提供资金，新兴捐助国提供技术或者其他支持）3种方式[8]。具体合作模式上则包括传统捐
2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进程和现状
2009年的《内罗毕宣言》为全球包括扶贫、
表1 三方合作的模式[8]
Table 1 Three model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 [8]
模式传统捐助国主导新兴捐助国主导三方共同参与特征传统捐助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新兴捐助国与受援国建立合作并向其提供作为受援国的经验传统捐助国与受援国建立合作，传统捐助国提供方案，新兴捐助国或者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实施方案中的行动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合作的每个环节：确定受援国需求、制定计划、协调实施、监测和评估等www.climatechang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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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能源、医疗等各领域的三方合作提出了框架性方案，并没有为气候变化单独进行任何机制安排。同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后简称《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七次会议关于“能力建设”议题谈判时已经提出了通过三方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2010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COP16）成立了技术机制后，为了促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技术的转移，开始在《公约》框架下讨论如何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气候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但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在《公约》框架下讨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会冲淡《公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减轻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因此虽然在各种研讨会、机构会议和正式磋商中进行了大量讨论，三方合作这一概念并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决定中。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了南南合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自下而上”的气候变化治理模式，全球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及三方合作的重要性日渐凸显[11]。2016年《公约》技术执行委员会（TEC）与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CTCN）在联合年度报告第一次提到了探索适应技术的三方合作，提出将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共同探索在适应技术和技术需求评估中开展三方合作的可能性，并向COP提议邀请缔约方在实施国家适应计划和国家自主贡献过程中探索三方合作的方式，建立缔约方与国际机构开展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12]。一些缔约方开始认识到三方合作的重要性，截至2018年底，32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在其最新的“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报”“两年更新报”中提到了三方合作，15个发展中国家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强调了三方合作的重要性，巴西、哥伦比亚和印度等还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承诺将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12-13]。很多国家自发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开展了气候变化的三方合作，例如2018年丹麦-中国-加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项
目（RETT)，德国-摩洛哥-哥斯达黎加的可持续森林管理项目，韩国-印尼-东帝汶-UNDP的清洁能源项目等[10,12-13]。由于气候变化三方合作项目的个数和资金规模总体偏小，涉及主体众多且复杂，目前全球还没有对相关项目的系统总结和统计。
3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重要主体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最重要主体是传统捐助国、新兴捐助国和受援国，并以这三方为中心，形成了涉及各种国际、区域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组织和机构的多圈层结构（图1)。其中国际层面包括联合国机构、各种多边组织、国际市民组织、国际慈善机构和各种区域中心，国家层面包括各国政府（海外开发部门和相关部委)、私营部门、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从国家层面看，目前气候变化三方合作中比较活跃的发达国家主要是德国、挪威、瑞士、日本、韩国和加拿大；新兴捐助国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快、具有减排和适应先进经验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泰国等；受援国大多是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例如莫桑比克、东帝汶、尼泊尔、马拉维、缅甸等；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越南、印尼、摩洛哥则在不同项目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新兴捐助国又是受援国[10-11]。各国的海外开发和援助机构在气候变化三方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日本协力机构（JICA)、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从国际层面看，UNOSSC和《公约》目前在引导和协调全球的气候变化三方合作。UNOSSC是全球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主要平台，负责协调全球各个领域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项目，促进知识和经验的共享。2018年开始，UNOSSC和《公约》合作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的三方合作，例如2018年7月和8月分别在新加坡和乌拉圭举办研讨会并汇编三方合作案例，推动气候变化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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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经验分享[14]。目前，UNOSSC将气候变化列为工作重点领域之一，通过构建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开发银行等各种主体）制定了相关计划和倡议（例如南方气候伙伴关系孵化器，SCPI)，推动全球气候变化的三方合作[15]。《公约》三方合作是从技术转移开始的，因此主要实施机构为TEC和CTCN，但是适应委员会、资金常设委员会等机构也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中TEC是政策制定和研究机构，每年向COP提出加强气候技术合作的建议；CTCN是技术合作的实施机构，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提供具体的技术援助。2016—2019年，TEC和CTCN连续4年提交给COP的联合年度报告都提到气候变化三方合作，分别讨论了和UNOSSC合作促进气候适应技术三方合作的可能
性（2016年)、农业和水资源领域的气候适应技术三方合作的案例（2017年)、气候变化三方合作存在的问题（2018年)和气候变化三方合作伙伴关系（2019年）[12,16-18]。TEC和CTCN已经为气候变化技术合作构建了一个包括缔约方、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学术机构、金融机构、私营部门等在内的庞大伙伴关系，可为推动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提供有力支持[18-19]。
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各种多边组织（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发展基金、学术机构也为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提供有力支持。例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从发展、农业和环境等领域涉足气候变化三方合作。它们在不同项目中扮演不同角色，既可作为气候变化三方合
政府，包括海外开
发机构和相关部委
私营部门
非政府组织
学术机构
受援国
“南北”合作及其他双边多边合作
“南南”合作及其他双边多边合作
其他多边组织和经贸联盟（EU，OECD，ASEAN，APEC等）
政府，包括海外开发机构和相关部委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
学术机构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UNOSSC）
联合国其他机构（FAO， UNDP， UNEP等）
政府，包括海外开发机构和相关部委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TEC，CTCN， AC，SCF等
其他：例如国际市民组织（CSO)，国际基金（ADB，AfDB，OFID，IsDB等)，国际慈善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区域中心等
“南北”合作及其他双边多边合作
传统捐助国新兴捐助国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
学术机构
注：EU为欧盟；OECD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ASEAN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PEC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FAO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UNDP为联合国开发署；UNEP为联合国环境署；TEC为技术执行委员会；CTCN为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AC为适应委员会；SCF为资金常设委员会；ADB为亚洲开发银行；AfDB为非洲开发银行；OFID为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IsDB为伊斯兰开发银行。
图1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重要主体
Fig. 1 Major actors i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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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出资方，也可以作为项目具体实施机构，还可以利用其在各种专业领域的强大网络，成为技术支撑机构。各种多边和双边基金，例如全球环境基金、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OFID)、伊斯兰开发银行（IsDB)等，以及私营部门和各种慈善机构，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三方合作动员资金。大学和各类学术研究为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促进气候变化知识的共享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4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案例与经验
从已有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案例看，目前项目多是传统捐助国单边供资和新兴捐助国出技术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不同项目中会因项目类型、目标、参与方（例如是否有国际机构的参与，是否有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参与等）和设计方法（例如是否采用基于社区的方法）的不同呈现不同特征，一些项目由国际组织进行管理，另一些项目则由传统捐助国资助成立的区域中心来协调和组织（表2)。现有的气候变化三方合作包括短期和长期两大类，短期性项目主要有经验交流、技术和知识分享、实地考察、人员培训等，长期性项目则着眼于长期的制度和体制，试图通过构建专家社区等方式促进长期合作。一般而言，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项目都会设计一部分能力建设（例如组织培训、研讨会或者构建学习平台）的内容，或者通过推动国家或区域层面的立法和气候变化相关规划和计划的制定，例如丹麦-中国-加纳/赞比亚“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RETT)”项目结束后向加纳国会提交了《可再生能源总体计划》，来增强项目结束后的可持续性。目前气候变化三方合作项目的设计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一般以受援国气候变化的需求（例如国家自主贡献或者国家适应计划中提出的优先领域）为出发点，并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基层社区的经验，很多项目还将促进性别平等作为目标之一[14]。
5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优势和障碍
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相比，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有四大优势。首先，增加了新兴捐助国或传统捐助国的角色，有利于增加气候变化合作的资金规模并优化国际资源，也有利于发挥传统捐助国和新兴捐助国技术、知识和制度上的互补性，提升技术援助的覆盖面[13]。其次，新兴捐助国往往曾通过接受国际援助和合作成功实现了经济和技术发展并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可对受援国传授其知识、经验和教训。发展中国家捐助国一般与受援国地理位置更接近、社会经济状况更类似，甚至还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其管理和技术模式更易于为受援国提供借鉴，降低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和语言障碍，使三方合作更贴合受援国的实际需求[9,12]。因此，通过交流经验和学习，三方合作能推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互惠互利。第三，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更强调地方政府、民间社会（公民、非政府组织等）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利于搭建更好的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易于利用当地的社区和社会组织增强受援国自身的能力，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10,12]。第四，三方合作可与现有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形成互补，减少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领域中的重复性工作，提高发展援助的效率和成本效益。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中最大的困难在于资金问题[12,20]。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开发和积累了大量有益的气候技术、知识和良好做法，也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和技术的主观意愿，但是往往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近年来政治单边主义抬头，传统捐助国为气候变化合作供资的政治意愿有降低趋势；新兴捐助国往往难以同时承担技术援助和资金援助的双重压力，也缺少进行海外开发援助的经验、机构和能力，特别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资金和经验支持。其次，气候变化三方合作也面临管理方面的巨大挑战[12]。由于合作牵涉到更多的利益相关者，沟通、协调和管理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大大提升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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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典型案例[10,12-13,20-22]
Table 2 Forms of climate change Triangular Cooperation[10,12-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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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丹麦-中国-加纳/赞比亚“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RETT)”项目葡萄牙-巴西-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咖啡生产”项目合作模式发达国家（丹麦）出资，新兴国家（中国）提供技术和经验，国际组织(如UNDP）负责项目管理和实施发达国家(丹麦)出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葡萄牙和巴西)共同提供技术合作内容制定加纳太阳能、风能、水电和沼气技术的优先发展领域的技术选择标准 参与机构丹麦国际开发署，中国科技部能源委员会，加纳能源委员会，赞比亚能源部，UNDP驻中国、加纳和赞比亚办事处葡萄牙Camoes研究所，巴西合作局，莫桑比克土地、环境和农村发展部；葡萄牙农学高等研究所、里斯本大学、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大学减少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对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的影响，提升该地区农村家庭的收入荷兰与3个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PSC)” 项目发达国家(荷兰)出资，受援国(贝宁、不丹、哥斯达黎加)自主运行并互相学习，学术机构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设立信托基金，聚焦受援国旅游业、生产和消费、生物多样性、能源四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注重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和使用荷兰皇家热带研究所，贝宁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和专门知识中心，不丹可持续发展秘书处，哥斯达黎加发展基金会国际机构-泰国-不丹“改善公共交通系统促进交通减排”项目国际发展基金出资(全球环境基金)，新兴国家(泰国)学习发达国家技术并传授给受援国（不丹)，国际机构(CTCN)协调和提供技术支持举办讲习班和工作坊，泰国向不丹分享低碳交通规划和智能交通系统(ITS)的经验，促进不丹官员对ITS的了解全球环境基金，CTCN，泰国科技创新政策办公室和科技部，不丹道路安全和运输局、信息和通信部以及私人巴士运营商国际机构-中国-马拉维“增强马拉维的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国际机构-中国-南亚国家“南亚地区灾后应急反应”项目国际组织（UNDP）和新兴国家（中国）与受援国（马拉维）政府共同设立一个马拉维灾害风险减少的小额资助计划新兴国家（中国）和国际机构（UNDP）共同为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提供资金援助（1200万美元)，UNDP主导实施项目，新兴国家同时分享灾后重建经验采用基于社区的方法，在马拉维15个灾害多发区建设灾害疏散设施和防洪基础设施UNDP，中国政府，马拉维中央和地方住建部门和水利部门以及5个基于社区的组织分发救济物资帮助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三国受灾地区居民重建家园UNDP，中国政府，尼泊尔国家重建局，巴基斯坦灾害管理局，微软公司，当地7个非政府组织日本-土耳其-第三国的工业和建筑能效项目日本和土耳其分别出资建立和支持一个区域中心服务17个国家(阿尔巴尼亚、阿富汗、阿塞拜疆、波黑、格鲁吉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蒙古、巴基斯坦、叙利亚、塞尔维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提升工业和建筑行业能源效率和管理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促进减排日本协力机构(JICA)、土耳其及17个受援国的相关部委美国-中非和北非七国的“水和生计倡议(WLI)”发达国家(美国)和多个国际发展基金共同出资，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突尼斯和也门7个受援国相互学习，国际学术机构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分享应对水和粮食危机的知识和实践，确定、开发和部署水和农业部门的适应技术美国国际开发署，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发展基金及伊斯兰开发银行；7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和水利部；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和美国大学www.climatechang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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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因此降低三方合作项目的合作成本，设计高效的合作制度是在国际合作领域大规模推广三方合作的基础。对多数气候变化三方合作项目而言，都没有先例可循，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系统总结现有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经验，加强知识和信息共享，可促进三方合作项目的可复制性和推广性。
6 中国参与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展望
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应更积极地探索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气候变化三方合作中，中国目前多承担“新兴捐助国”的角色，要么和发达国家及国际机构一起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例如UNDP-中国-柬埔寨可持续农业项目；要么在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支持和经验，例如丹麦-中国-加纳-UNDP和丹麦-中国-赞比亚-UNDP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项目、新西兰-中国-库克群岛的低碳发展项目[13,20-23]。这些项目都已经被《公约》、UNOSSC等联合国机构收录为全球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的典型案例，这些尝试也为全球气候变化三方合作积累了良好经验，UNDP、FAO等联合国机构及欧盟（EU）都将中国视为未来开展三方合作的重要伙伴
[23]
。
中国一直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推动者，因此仍将对各种形式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三方合作既可以帮助中国学习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海外援助的成功经验，又可以利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因此可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抓手。2018年，中国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拟订对外援助的战略方针、规划和政策，统筹援外重大问题，并对对外援助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监督评估。该机构的成立，进一步凸显了对外援助工作服务于大国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地位。因此，
国际发展合作署将推动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以及其他多边双边合作的统筹，协调财政、发展、生态环境、农业等部门，制定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行动方案，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进行系统规划，协调不同部门和层面的气候变化三方合作；此外还应该确定项目选择的原则和依据，设计项目申请、实施和评估的流程和指标，积极开展项目的前评估和后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减少项目的重复性和合作成本，提高项目效果和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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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limatechang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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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21年
A new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exploring Trilateral Cooperation
ZUO Jia-Lu1, ZHANG Lei2, CHEN Min-Peng3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SAR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s a new mod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complements the conventional South-South and North-South Cooperation models.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fully mobilizing multiple resources, strong complementary effec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merging countries, and flexibility, Tr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now gained the att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more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838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rojec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worldwide in 2016, and 2/3 of the members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ECD) are participating i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rojects to varying degrees. Among them, Germany, Japan,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volved in the largest number of projects. Among the emerging donors, Chile and Mexico are the countries with the highest participation i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rojects. Currently, the implementation period of trilateral projects is short, the funding size of projects is small, and 29% of projects refer to green goals. Although there are currently few cases of climate chang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32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5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expressed interest i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by the end of 2018. Due to its late start, climate chang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s currently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funding, complic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processes, and high collaboration costs. China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omote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other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various sectors, and should enhance project management to improve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Traditional donor; Emerging don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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