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2020-05-07 来源：好走旅游网

2016年第1期·特稿

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Innovative Mechanisms:Critical Path to the integration of

Shanghai Branch Center

■ 孙福庆刘亮曹祎葭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摘要】商务成本问题是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主体是企业，

研究并解决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商务成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通过建立一套系统地比较商务成本的指标体系基础上，使用公开数据对国内主要省市的商务成本情况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上海企业和开发区的调研验证了上述结果，从而针对上海商务成本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由持续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增长转变，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引擎”。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号召。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上海持续保持两位数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土地、租金等资源价格，高涨的各项成本为普通劳动者创业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和机会成本，上海的商务成本困局亟待破解。因此，研究并解决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商务成本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商务成本的定义和内涵

关于商务成本的研究，最早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财富》杂志对全球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英国、日本的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知名咨询公司也相继围绕金融中心运营、e城市竞争力、商务选址决策等问题开展商务成本与投资环境的调查与研究。

随着研究的的深入，国内目前对研究主要集中在：①商务成本含义、构成、分析与评价等基础问题研究（傅钧文等，2003；傅永军等，2003；安礼伟等，2004；陈珂、陈玮，2005；潘飞等，2005；陈建军、郑瑶，2004）； ②城市商务成本研究（朱家良，2004；赖涪林和吴方卫，2005)；③区域商务成本的比较研究（傅钧文等，2003；安礼伟等，2004；陈建军和郑瑶，2004)； ④商务成本与产业分布格局的关系(江静和刘志彪，2006；周扬波和李文静，2009)；⑤商务成本与产业结构关系( 吴炎太，2008；陈建军和崔春梅，2010)。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商务成本的定义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类是显性商务成本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成本，它是可以通过统计数据直观反映，对企业而言是一种“感知型商务成本”，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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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供求规律影响，易于发生变化，所以它一般包括：地价、工资水平、水电费用、交通费用、通讯费用等；另一类是隐性商务成本是指获得生产要素和组织生产的成本，包括由于政府服务效率、政府政策(税率政策、各类行政性收费等)、社会信用环境等引起的成本，它除了税率政策等，绝大多数难以通过数据直观反映，企业必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体验，对企业而言是一种“体验型商务成本”，这种成本由社会体制等深层次因素决定，难以发生变化，一旦发生变化也难以改变。事实上，在城市的商务成本中，显性成本容易模仿和消除，而隐性成本难以模仿和转移的。

二、商务成本的度量指标

由于国内对商务成本概念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在对具体指标的度量上也存在差异，目前国内众多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主要有两类：

一是将商务成本直接等同于要素成本，并使用相关财务数据分别进行度量。如宫兴国等（2009）在计算创新成本时就从科技创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费用来度量商务成本，包括规划成本（调研费、会议费）、概念开发（构思费、管理费）、实体开支（测试、试用、鉴定、设计等费用）和商品化（市场调查和推广费用）等。王维等（2007）年分别使用创新成本收益能力、创新成本销售增长率、创新成本贡献率、创新成本内部收益率、成本效益优势度、创新成本支出比、创新成本增长率、区域创业成本时，则使用了工业用地成本、办公楼租金、劳动力成本（工资）、交通通信费用（出租车起步费、每公里定价，公交费用）、水电煤成本、餐饮消费成本等6个度量指标。

另一类是从广义成本的视角出发，认为商务成本不仅包括上述有形成本，而且包括一些无形成本，如交通、税收负担、政府效率等环境因素对企业运营过程的影响。但研究者在具体指标的使用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如安礼伟等（2004）认为商务成本指的是一个地区的典型企业在进行生产运作时所面临的，包括要素投入成本、交易成本和其他成本在内的所有成本，在具体指标使用上，他使用人力要素价格、土地价格和水电价格来度量生产要素成本，以政府部门运作效率、市场运行规则、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区域经济信息可获得程度、企业承担收费项目等度量企业商务成本中的交易成本，以社会治安状况、文化兼容度度量其他成本，其中，生产要素成本主要使用可以获得的年鉴或公开数据，其他两类成本主要使用专家打分的数据。浙江省统计局（2004）将商务成本分为直接成本（房地产价格、劳动力工资、培训费用、利息、通讯和水电煤气价格、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和间接成本（包括政府服务效率、政府政策、如税率政策、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傅钧文等（2003）将商务成本分为生产成本、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和财务成本4大类，这些成本可包括固定资产折旧费、固定资产修理费、租赁费、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库存成本、劳动保护费、工资成本、劳动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场地使用费、差旅费、通信费、运输费、公用事业费、税费、利息费用、广告费、佣金、交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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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费、排污费、职工培训费等等。安树伟和魏后凯（2005）则将商务成本分为生产要素成本（用地成本、综合劳动力成本、生产服务成本）和交易成本（交通、通信费用、企业负担、政府行政成本等，并分别使用相关统计指标进行度量。江静和刘志彪（2006）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度量要素成本，以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通车里程和民用汽车拥有量）、企业税外负担（行政收费占比）、政府效率（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占地方一般预算支出的比例）度量交易成本。陈建军和崔春梅（2010）则以人力要素成本、土地房产成本、能源成本度量要素成本，以基础设施状况、金融服务便利程度、区域产业集聚程度、企业税费负担、政府部门运作效率、市场机制发育程度等度量交易成本，并分别使用相关统计指标进行度量。苏云霞和孙明贵（2011）、周正柱和孙明贵（2012）则分别以商业设施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度量要素成本，以政府运作效率、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和研发能力度量交易成本。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使用广义成本的概念来度量上海的商务成本问题，并由在构造了三级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表1 商务成本构成表

三级指标

劳动力成本

要素成本土地成本

显性成本物流通信成本

市场成本

企业管理成本市场融资成本市场强度成本

隐性成本

制度成本

缩小政府规模社会环境成本

三、主要城市商务成本对比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

项目

职工年平均工资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水电价格水平交通费用通信费用企业管理费占比

负债率

非公企业所占贷款比例

政府财政预算分配的资金占当地GDP的比重

非财政收入占比

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年底职工人数占本省

区市总人口的比例刑事案件立案数

在上述指标体系基础上，我们使用相关指标对上海与周边省市和北京、广州、深圳和重庆等地区进行了比较研究，各城市的商务成本分项指标情况如下：

1.主要城市劳动力成本（职工年平均工资）对比

从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工资差异上来看，上海工资水平的劣势正在弱化，自2005年以来，上海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虽然保持了增长态势，但是增速落后于周边地区，截至2013年，上海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落后于北京、天津，甚至落后于周边的苏州市，与江苏、浙江的差距也在进一步缩小。可以说，上海在劳动力成本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商务成本上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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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内主要省市人均工资水平对比

省市名称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上海268232956934707395024278946757519685630060435北京33901398484582054634.15758764473746318439693487天津24122276283331239990439375148954867615146777362619深圳广东239592618629443331103635540358451525057753611江苏209572378227374316673589040505459875127957985 苏州250162801031404360904026145566516605762261416浙江255722756730854341463739541505466605081356571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

2.主要城市土地成本对比

从上海的土地成本劣势仍然明显，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作为国内一线城市，上海的住房价格仅次于北京，远远高于周边城市和地区，分别是杭州的1.74倍、苏州的2.75倍和南京的2.28倍。

图一国内主要城市住房价格对比（2015年7月）

从用水成本上看，上海由于人口密集，用水和用电成本较高，且用电成本高于长三角其他地区和城市。但这种差距不大，水价方面，约相当于苏州、南京和杭州的1.08、1.11和1.19倍，电价方面分别为1.17、1.17和1.15倍（见图二）。

图二主要省市间的资源成本比较

6543210上海北京天津水价深圳广州电价苏州南京杭州0.6170.48830.490.683.452.22.31.980.62510.52830.52830.53853.23.12.9 008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4.主要城市物流和通信成本

与周边区域比较，上海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上海的公路密集度比其他省市都高，这说明上海交通的便利化程度优于其他地区。在互联网城区覆盖率方面则达到98%以上，互联网入户率达到75.7%（见图三）。

图三主要省市的公路和互联网覆盖率比较

100908070605040302010088.975.764.564.178.48086

1.99上海1.76北京1.32天津公路密度0.841.211.55杭州深圳广州苏州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深圳、广州、苏州、杭州数据是互联网覆盖率数据。5.主要城市企业管理成本

省市的企业管理成本都呈上升趋势，上海企业的管理成本明显高于周边省市，但差距并不十分明显，且低于北京和天津等城市（见表3）。

表3 国内主要省市企业管理成本对比

城市名称

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东江苏浙江

数据来源：工业企业数据库

2010年

0.320.380.350.270.310.300.292013年0.350.410.380.280.330.330.32

6.主要城市市场融资成本对比

从市场融资情况来看，由于上海企业融资渠道相对较多，所以其资产负债率比其他省市低，仅有50.4%，且上海民间投资水平也高于长三角周边的苏州和杭州等城市（见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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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主要省市企业负债率和民间投资占比

7064.16463.66352.626050.3550403020100上海北京天津负债率61.664.365.654.35758.152.9 7.主要城市市场强度成本深圳广州苏州民间投资占比杭州我们使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税收占政府收入的比重来度量城市的市场化程度，从上述两项指标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的财政占比与长三角周边城市相比较低，说明上海的财政压力相对较小，而另一方面，税收占比较高，说明上海的市场环境相对来说较为规范（见图五）。

图五主要省市财政和税收占比情况

目前国内度量某一地区行政能力的指标主要是以平均每一名公职人员服务的对象数量进行度量，服务对象越多，说明行政能力越强，从这个视角来看，长三角包括上海的行政能力优势明显，这也意味着上海行政人员效率较高，压力较大（见图六）。

图六主要省市行政能力比较

行政能力指标12010080604020046.4862.264.142.6104.1109.7 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广州苏州010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此外，从上海的社会稳定情况来看，上海的治安状况优于其他城市，甚至好于北京，说明上海给投资者带来的安全感在全国城市中是最高的（见图七）。

图七北京、上海、广州每万人均案件数量对比

治安情况400300200100061.2上海66.4289.1 北京天津深圳广州苏州南京杭州从上述指标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一是总体而言，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商务成本并不存在普遍性的劣势，由于企业在投资地选择中的偏好不同，因此，上海在吸引企业中需要扬长避短，发挥好自身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比较优势。

二是上海的商务成本中最大的劣势来自于土地成本劣势，但事实上，国际上其他全球经济、

择和升级实际上是有一定正向作用的，因此，没必要过份强调土地成本的问题。

三是与其他省市比较而言，上海在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等方面的劣势正在逐渐缩小。四是在隐性成本方面，上海作为国内最规范、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的优势非常明显。

四、企业在投资区域定位中优先考虑哪些问题——来自上海中小企业的调研数据

据江浙沪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1981-2013年）统计，1981-2013年，江苏省和浙江省累计在上海投资的企业数为197474家，其中来自江苏省的有110326家，来自浙江省的有87148家。上海往江苏浙江投资的企业也非常多，从1990年到2012年，上海市在江浙15个市的投资企业数21164家，其中排前五位的分别是苏州市、杭州市、南通市、无锡市、南京市和宁波市。苏州市的投资数量最多，达到7434家，占上海在江浙投总数的22.9%；其次是杭州市，3083家，仅为在苏州市投资数的一半。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虽然上海的土地成本高，但在吸引周边企业集聚的能力方面并不弱。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呢？我们在基于《江浙沪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数据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主要针对上海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及服务需求问卷调查调查问卷，选取167家企业，对企业产业转移意向、企业发展状况和企业对政府的服务需求等进行调研，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1.上海对外投资的企业呈现出典型“由近及远”的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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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企业投资地点的选择，上海企业向外拓展转移的区位选择发展过程大都为“由近及远”、“由熟悉到陌生”。多数企业主要考虑总部公司与市外投资企业的距离、交通便捷等因素，将目标区域设定在上海周边。因此，在空间分布上两个明显的影响因素：

一是距离远近，距离上海越近的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就越多。上海企业在江浙投资数量排前五位的分别是苏州市、杭州市、南通市、无锡市、南京市和宁波市。苏州市的投资数量最多，达到7434家，占上海在江浙投总数的22.9%；其次是杭州市，3083家，仅为在苏州市投资数的一半，最少的舟山市，295家（见图八）。

图八上海在长三角15地市的投资企业数情况（1990-2012年）

二是区域的自身条件。因此，上海往江浙转移的偏向很明显，江苏承接的更多，这主要是因

为江苏具有较浙江更好的条件，如当地劳动力素质、政府服务效率、产业发展环境也比较好，影响上海在江浙投资额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一是产业分工和梯度；二是承接地政府的积极性；三是土地成本（图九）。

图九上海在江苏、浙江历年投资额变化（1990-2012年）

2.上海外迁企业与上海的产业定位有较大关系

上海在江浙投资企业数量具有绝对优势的两大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表4）。上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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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数量是其他城市的两倍左右，其距离上海最近的区位优势是很大的原因。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有明显优势的是南通市和苏州市。由于苏通大桥的建立和沪通高铁的规划，南通的区位优势和城市地位显著提高，有领衔苏中和接轨上海的定位。且南通的工业基础较好，是承接上海制造业转移的主要阵地。再从行业排名来看，每个城市的趋势是一致的，说明企业转移还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其中有四个城市制造业排名第一，相对在沪投资的行业情况制造业的排名更为靠前。制造业企业向外转移的意愿比较大。上海产业结构以“三、二、一”为主，服务业企业更愿意留在本土。

表4 上海江浙部分城市投资企业行业分布情况

杭州南京2

南通宁波苏州无锡总计2

采矿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制造业

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计8991794610211203563285813113829836574654308319296711134626920821510371913835144225511114410151316501431667041361543119072012864769611402940166186401222262697313232301154112302174441096365716133014462442519117112874345130676472244535116786101516872843398293147945163458927125409210530453147953173100658823233146211640132016年第1期·特稿

3.企业转移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在我们调查的企业中，有效填写是否已经发生转移的企业有132家，其中还没有开始转移的企业有98家，占比达到74.2%。其中1-2年内有转移意向的企业有25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18.9%；在2-5年内有转移意向的企业有25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18.9%；5年之后有转移意向的企业有24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18.2%；在5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不考虑转移的企业有24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18.2%。

企业的转移意向主要是长三角地区，有69家，占有效作答企业的62.2%，可以看出目前企业已经和即将进行的产业转移大部分发生在长三角地区内部；选择向环渤海地区转移的企业有18家；选择向珠三角地区转移的企业有11家；选择向上海对口支援西部地区的企业有11家。

表5 被调查企业的转移意向地

转入地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对口支援西部地区4.转移模式以进入园区为主

济效应，且风险也较小，选择这种方式的企业较多。合资合作模式是企业间为了实现某一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合作经营方式。并购模式是指企业通过产权交易获得另一企业的经营管理控制权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的一种方式。这两种企业间的联盟方式选择概率比较接近。投资新建子公司是利用企业内部的优势条件实现企业向外发展，是其中成本最高的一种投资方法，企业承担的风险也最大。但由于企业有自主控制权，这种转移模式也很多。少数企业选择了项目外包的方式。

表6 被调查企业的产业转移模式

转移模式

进入当地产业园区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兼并收购当地企业投资新建子公司项目外包

频数5028234710在考虑转移的企业中，只有1家企业选择了全部转移，99%的企业选择的都是部分转移。其中制造业企业主要是转移生产制造环节，为52.17%；其次是转移售后服务环节，占14.13%；研发设计环节转移的占比是5.43%；物流配送环节转移的比例是11.96%；转移采购和营销环节的占比分别是5.43%和10.87%。014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5.上海企业优先考虑的是人才环境问题

我们的问卷样本中的问题主要包括复合型人才匮乏、劳动力成本高、税收负担重、缺乏创新能力、融资难、内部管理水平低、政府政策限制等等。其中服务业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因行业类别不同，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同。如表7所示为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按选择频数排列的前十项问题，可以看出两类行业的前两大问题都是人才匮乏和劳动力成本。除了表中列出来的，还有一些选择频数较少但确实存在的问题，比如来自电子商务的冲击、土地制约、能源原材料不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从分析上述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影响上海科技创新的四个主要问题：

表7 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制造业企业

复合型人才匮乏劳动力成本高缺乏创新能力税收负担重

缺少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厂房、地租成本高融资难，资金不足

固定资产投入成本高市场需求不足

频数403519171515121198服务业企业复合型人才匮乏劳动力成本高税收负担重内部管理水平较低缺乏创新能力融资难，资金不足经营租金成本高竞争优势不突出专业化、现代化水平低

市场准入限制频数39391917141211998

从上述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打造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路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想方设法降低科技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初创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人才成本、生产要素成本、资金成本等显性成本；二是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形成产业集聚；三是要与企业转移区域形成互动，通过建立跨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形成上海与周边区域的创新协作关系，提升上海创新辐射能力。

五、上海开发区商务成本现状及趋势研究

开发区作为上海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其商务成本状况如何？我们对上海的开发区进行了调研，发现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土地资源制约明显

上海在商务成本方面，最主要受土地资源紧张与土地交易价格高的瓶颈制约。截至2014年上海市104产业区规划面积789.3平方千米，不可建设用地面积为87.7平方千米，可建设用地面积为701.6平方千米。相应地，104产业区块工业用地开发率为95.1%，土地供应率为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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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成率为76.5%，尚可供应工业用地面积还剩107.2平方千米。可新增的用地面积越来越少，产业区规划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而同时，据最新统计，上海在2015年8月工业用地交易价格为1088.77元/平方米，而相比之下，杭州为559.46元/平方米，南京为504.82元/平方米，土地成本高造成大量优势产业与小微科技企业向二线城市转移。土地资源紧张推高了工业用地价格，这就更需要提出一系列举措，盘活已有土地存量，并且资源整合，重新部署规划，以达到最大化土地效益的目的。

2.区域分化较为严重

2014年，上海开发区土地产出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104区块单位土地工业总产值69.1亿元/平方千米，单位土地税收5.96亿元/平方千米，其中嘉定、浦东表现突出。新增工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市104个区块工业用地新储备量2.896平方千米，全市新增工业用地的单位土地投资强度达到63.5亿元/平方千米，比上年提高6%。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成效显现，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共推进腾笼换鸟项目112个，设计用地426.67公顷。

表8 上海市公告开发区历年土地开发投入产出情况单位：亿元/平方千米

年份

单位土地基础设施投入单位土地税收

产出设施投入

2003年3.41.42

2004年3.521.724.146.243.340.43

2005年3.622.024.866.773.50.82

2006年3.812.375.378.323.430.91

2007年4.132.966.169.953.631.25

2008年4.273.346.611.013.71.46

2009年4.413.857.0413.063.781.65

2010年4.614.917.5317.223.842.07

2011年4.816.289.8628.853.912.25

2012年2013年2014年3.77.98.531.62.33.5

5.19.18.627.83.63.6

5.49.98.931.04.24.1

全市

3.74

国家级

单位土地税收

产出单位土地基础设施投入单位土地税收

产出

4.613.270.28

市级

然而在开发区平均单位产出水平逐步提高的同时，区县以及不同等级开发区之间的产出水平的差距却在增大。国家级开发区的产出水平为139.21亿元/平方千米，市级开发区为66.58亿元/平方千米，而城镇工业地块只有49.87亿元/平方公里。国家级开发区投入产出比为1:3.5，市级开发区以及产业基地为1:1，而城镇工业地块仅为1:0.6。各区县分析，浦东新区和闸北区以140亿元/平方千米排名前两名。嘉定区以135.9亿元/平方千米排名第三，上海化学工业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含两分区）超过100亿元/平方千米。全市有7个区县的开发区的单位土地产出低于全市开发区平均水平。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受到不同开发区投资利用效率影响。国家级开发区品牌优势突出，基本已进入成熟发展时期，项目质量较好，产出水平较高；市级开发区和产业基地目前大多处于开发发展阶段，产出水平有待提高；部分城镇工业地块主要依靠乡镇企业，缺乏龙头企业，难以形成产业聚集群，产出水平较低，产业调整任务艰巨。

3.重在政策环境营造

016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目前，针对以上提出问题，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提高工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首先，从政策颁布与存量盘活两方面促进低效存量用地盘活。2014年全年实现全市104区块低效存量工业用地盘活426.71公顷，195区域工业用地转型240.8公顷，198区域工业用地减量674.31公顷。同时，市经信委、市规土局、市发改委、市统计局联合印发了《上海低效工业用地标准指南（2014年版）》，明确可认定为低效工业用地的三类情况，引导区县推进低效工业用地有序退出。

再者，加强产业园区规划和用地前瞻研究，推进产业空间规划布局优化。为此，在2014年，开展了全市工业用地现状调查，并推进“104-195-198”联动管理，启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研究。

同时，一系列土地新政在2014年落地，旨在加强工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市规土局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若干意见》、《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试行）》、《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用地规划和土地管理的试点意见》等一揽子土地新政。对新增用地细化分类，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对存量用地在公益优先、符合规划和年度计划管理的前提下，支持通过“存量补地价”方式转型为经营性用地。

4.多维度促产城融合成为开发区建设的趋势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更多的政策实施与规划布局来实现商务成本控制，提供更好的开发区发展环境。政策环境保障、开发区定位增强以及产城融合需要进一步推进。

在政策方面，实现区区联动对存量土地利用进行梳理。在三委两局的组织下，加强用地评估，

不同的各区互动合作、整合优势资源，以提高产业用地容积率。同时，对新增土地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产业链全面整合，形成打造产业集聚区。

另外，产城融合是推进土地要素成本控制的一大要点。目前104区块中，部分距离城镇还比

较远，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空间融合，仍然呈现“孤岛”状态。产城融合的核心是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形成集聚效应，推动服务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促进产城融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土地、财政、金融、人才等方方面面的政策配合和支持。

5.加强市场化精细化

在软实力方面，上海正逐步凸显出其内在优势。开放的政策环境以及精细的开发区管理与企业服务为开发区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也为开发区内的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2014年上海市开发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为1676.89亿元，同比下降3.38%，然而同年，本市开发区上缴税金4449.89亿元，同比增长7.38%，呈现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对开发区发展并不一定是忧患，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市开发区第三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这反映了产业升级转型的成果，也是未来开发区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一大趋势。

为进一步凸显上海在软实力上的优势，开发区与政府可以在市场化管理、精细化管理上继续推进，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开发区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

企业服务是产业园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基本需求。企业服务质量是衡量开发区投

0172016年第1期·特稿

资环境和体现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应当围绕园区需求，在企业服务、融资、综合评价、招商、咨询、信息平台等方面，做好园区企业服务工作。组织开展产业、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海关、税收、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政策宣讲活动，为企业提供便捷精细的政策服务，加强政策落地。

在这一方面，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目前唯一一个以民营企业为开发主体的国家级高新区，自2001年经批准成立以来，其快速发展是开发区应当实施市场化管理的有力实证。其市场化管理主要体现在合理的股权结构，激活开发主体的积极性。在股权分配上，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区力图避免公有制一股独大，民营企业只做陪衬的情况发生。在具体的开发区发展战术发面，如引进企业标准，开发区内部的规划等事宜，采用以民营企业为主，各方沟通协商的方式进行。其股权在民营企业主导的同时，合理包括了市、区、镇三级政府以及入驻的交大产业，充分保证民营企业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同时又合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投入到开发区的经营与监督中。

六、降低上海商务成本，让郊区各区县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

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郊区各区县是主战区和重要承载区，这是因为：

一是作为上海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地的郊区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主体之一。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体是企业，而目前郊区正在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的集聚区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地。郊区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014年，郊区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4358.9亿元，信息产品制造业中的81%、汽车制造业中的67.5%、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中的52.4%、生物医药制造业中地67.1%全部集中在郊区。

二是郊区的商务成本优势与中心城区的研发、人才和资金优势的互补能够进一步提升上海的整体创新能级。上海与周边地区最大的竞争劣势则是土地成本和居住成本，这两项指标分别为南京的1.39和2.28倍、苏州的1.43倍和2.75倍、杭州的1.3倍和1.74倍。但是上述差异主要是由于市区商务成本高造成的，而郊区的居住成本目前已经基本接近甚至低于周边城市，如嘉定新城区仅比苏州城区均价高10%不到，松江城区仅相当于杭州居住成本的98%。因此，将郊区的商务成本优势和中心城区在研发、人才和资金等方面的集聚优势，不仅能够形成降低上海的整体商务成本，而且能够通过在创新链上的强强结合，从整体上提升上海的创新能级。

三是郊区的产业和中心城区的技术研发优势相结合是上海科创中心核心内涵之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就是要形成五大“功能中心”，即全球领先的知识创造与传播中心、全球领先的技术研发积聚中心、高科技领先企业的全球性积聚中心、科技创新资源的全球性配置中心、科技创新成果的全球性转化中心。在这五大功能中心中，由于创新的重要主体——企业集中在郊区，因此，它既是高科技领先企业的直接的集聚区，同时也是科技创新需求的直接信息来源中心和接受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因此，郊区与中心城区的结合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内涵之一，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郊区各区县正在陆续推出自己的科创中心建设规划，如临港地区推出的科创中心临港

018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行动方案、临港地区推进国际智能制造中心建设方案已经出炉，但是，总体来看，在上海郊区科创中心建设中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思想上，在实际层面上对郊区各区县在科创中心建设中的“主战场”功能和地位认识仍然不到位。没有真正认识到郊区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简单地认为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区域是中心城区，将科创中心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服务业，从而忽视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创新源头的主体作用。将科技创新等同于基础研发，忽视了科技在与产业结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在顶层设计上，缺乏组织和协调。在操作层面上，暂时还缺乏一个协调各区县的科创中心建设的机构和部门，“牵头单位”的缺失往往可能导致组织协调能力上有所欠缺，郊区各区县各自为战。在规划层面上，缺乏“总规”和“详规”的对接，在具体落实上仍然缺乏具体的规划内容。

三是各自为战，缺乏互动，难以形成科技创新合力。导致中心城区的研发优势没有与郊区各区县之间的产业优势形成良性互动，郊区各区县之间在科创中心建设的功能定位上缺乏协调。如何在产业空间布局和功能布局上让各区域之间形成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从而避免上海有限的科技创新资源在各区县之间的恶性竞争中被消耗，需要在实际层面上进行全面组织和协调。

四是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两元结构矛盾造成的“双区联动”瓶颈短期之内难以解决。由于郊区与中心城区在城市基础设施如轨道交通和社会公共事业如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导致

施瓶颈问题，从而将郊区的商务成本优势与中心城区的技术、人才和资金集聚优势进行良性结合与互动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问题。

从上述问题出发，我们认为，上海要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高度重视郊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空间布局、功能布局和基础设施配套等各个方面，加强领导和协调，加大对郊区的支持力度，切实将郊区各区县打造成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和主战场。包括：

一是要加强领导，形成共识。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郊区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做实市级层面面对郊区各区县科创中心建设的统一协调机构，可以考虑在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组织框架下，将各相关单位负责区县的部门政策进行整合，并与郊区各区县的行政事务部门进行对接，从而形成市级层面上推进郊区各区县科创中心建设的实体机构，强化市政府层面上对区县工作的协调和领导。

二是要加强组织协调，形成互动。要继续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从市级层面上加强对郊区各区县的指导和引导，在明确上海科创中心各区县定位的“总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详规”。要发加强市区县之间和区县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从而形成从上到下互动、区县之间互利共赢的格局。

三是要强化技术外溢的“中心-外围”功能布局，推动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围绕市中心区域如徐汇、长宁、杨浦、虹口、闸北、普陀、闵行、宝山等地区，强化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形成科技创新的“中心-外围”功能布局，打造“一城两翼四线（廊）

019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比较研究

多点”的空间布局，其中：

“一城”是指以张江核心区为主要空间形态的“张江科技城”。要在原有科技园区的基础上，从产业布局、规划布局、功能配套、生态环境等方面对张江园区核心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功能配套进行做全面的升级和改变，使张江核心区及其周边区域称为宜居宜业、生态环境良好、产业集聚都具有优势的科技城。

“两翼”是指借助于杨浦和徐汇、闵行地区的高校基础研发优势，积极带动周边近郊的创新发展。其中杨浦要继续加强与所在区域内高校如复旦、同济、上海理工等高校的合作，借助教育体制改革的契机突破高校体制壁垒，构建多种模式的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打造知识技术策源的高地、技术转移集聚的高地和新兴产业孵化的高地。徐汇和闵行则依托中科院研究所、上海交大、华东师大和华东理工等高校以及外资研发企业高度集聚的漕河泾开发区、闵行开发区、紫竹开发区等资源，带动自身科技创新和周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

“四线（廊）”则是依托上述三个重点区域和虹桥开发区建设以及张江高科下属“22分园”形成的产业优势，逐渐形成以轨道交通线、高速公路主干道为链接的科技创新长廊（线），具体包括：“东线”以张江核心区为核心，向北沿6号线延伸，向南沿16号线延伸至临港，形成链接张江金桥园、金山园、临港园在内的科技创新“长廊”。“南线”以闵行和徐汇为核心，整合地铁9号线、5号线和沪杭高速沿线园区，形成串联漕河泾开发区、徐汇园、松江园、闵行（莘庄）园等在内的科技创

带动张江青浦园、嘉定园的发展，并形成对昆山、苏州至南京的辐射。“北线”则以杨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为核心，带动沿线外高桥、张江闸北园、宝山园、崇明园等区域的发展。“多点”是指非上述“廊线”区域上的区域，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特征积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科技创新集聚区。如可以考虑在园区、社区、校区、小城镇等节点区域布局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可负担的全方位创新服务，引导城市创新文化。在远郊乡镇可以依托上海市整体规划的产业园区（104地块），或在195地块和198地块的整治中，根据自身特点积极打造机遇科技创新“廊线”的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小镇。

四是要加强郊区各区县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提升郊区科技创新能级。要加大对郊区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在轨道交通、公路主干道和网络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投资力度要进一步加强，基本形成中心城区与郊区重点区域之间的高速公路和公路干线网络，并使之与机场、港口的全面对接，形成同城化效应。要加大对郊区各区县社会事业建设的力度，引导创新人才向郊区集聚。要做好“四个延伸”，即教育投入上向郊区的倾斜、医疗卫生服务上向郊区的延伸、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向郊区的倾斜、就业和社会保险服务上向郊区的延伸，改变原有的“郊区工作、市区居住”这样的“钟摆式”生活，让人才在郊区“来得了、待得住”，从而优化郊区创业创新的“软环境”，加大郊区对科创中心的承载能力。同时，要加强政府引导，增强政府财政和税收政策对科技创新重点区域和“众创空间”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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