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49/j.cnki.1005-5738.1994.04.006第九卷4年第四期2月西藏大学学报JRNLFTBT】NVRT〔掩l限44中西方悖论的差异及深层的文化背景陈敏秋摘要::本丈从中西方有关悖论形式的差异分析这一角度出发指出中西方语言砚物态度思维方式等丈,、、化背景乃是各自历史中对俘论的研究发展史的决定因素,。关锐词中西方文化比较悖论;丈化背景;悖论作为思维的产物是同人类文明的曙色一同出现的从历史记载看西方的古希腊和中国春秋。,,上述中国名家等的悖论与西方悖论外部形式上的差异导致了下述第匕个差异,。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大量的悖论,,。其次公孙龙等的悖论与西方悖论相比立论方式很不相同西方的说谎者悖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名家讨论名实关系时出现了悖论其中公孙龙的某些悖论不仅广为人知立,“”、“理发匠悖论等”就其表述语句上看本身并无矛盾只是因为说此语的人把这语句指向了自己或者说指向说话者自己的处境,论的方式也有代表性故作为代表选择几则“,。白马非马论,”:“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如理发匠悖论理发匠的店规使理发匠在。“”色也命色形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马固有:给不给自己刮脸的间题上处于矛盾“”“这种情形被人”。色故有白马白者非马也马非马也“”。。、。使马无色有马如己耳安取白马?故,,们称之为自我指涉或奇异的循环失。,这种特征只”,、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故曰白要说话者与语句之间的关系变换之后悖论就会消而公孙龙等的悖论并不存在自我指涉的问“”、(公孙龙子《白马论》)坚白石三可乎?,,“坚白论。”:“曰不可。。曰二可乎?,题它们只是就白马,,倪石这些名称的是与非匀勺,”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间题加以论辩说话者与论辩对象间不发生特殊的举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谓无白得其所坚不可谓无坚,,关系”。这样我们可以说,,“说谎者悖论”、“理发匠悖.而之石也之子然也非三也、。。曰视不得其所论之所以成为悖论是说话者的参与引起的公孙龙等的悖论之所以形成悖论是名称本身引起的再次古希腊的说谎者悖论,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柑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公孙龙子《坚白论》坚得其坚也无白也\"“”、“理发匠悖论因,”我们将上述数个悖论与西方的说谎者悖论等相比就可以发现在形式与物质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说话者自我的参与使悖论的实质与公孙龙等的不同前者的实质是说话者行为的矛盾后者则是一个。,名称自身名实的矛盾,前者指向的是说话者本身后“”,首先西方的诸如说谎者悖论等一般也可用一句话表达出来。者指向的是客体对象称谓中的矛盾,,这种悖论的实如说谎者悖论气圣经》等文献记。“质不仅是悖论本身的问题它已涉及到人们思维的对象与方法问题了。载的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克里特岛上的艾比曼尼迪斯说的一句话:“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者:“。”著名的理发中国古代悖论和西方悖论为何会有以上差异呢?这是由中国西方不同的语言背景观物态度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含义“”“”,,,。、匠悖论也可表述为他的店规己刮脸的人刮脸”,他只给村子里不给自、西方的这些悖论表述的语句本身”,并没有逻辑矛盾它们的矛盾是语句的特定语境引出的而。.,西方的说谎者悖论和理发匠悖论在自然语言表述中语句本身并无特别之处语境起了重要作用。“白马非马之类的表述语句本身即有矛,。盾从外部形式上西方的悖论有许多是用数学形式而公孙龙等的悖论情况却大不一样,。“白马非马”表述的中国古代则无数学形式的悖论西方用自然语言表述的悖论也大部分可转化为数学形式中国名家等的悖论则大部分不能作这种转化26。论中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洲白者所以命色因此““”“白马是形色的合一”。”,“命形的马自然不等于、”“”白马这里公孙龙的论证得益于汉字单音单字一第九卷199年第四期1月O西藏大学学报OIEIEUIYAUS沁〔e9阴199字多性的特点。在古汉语中“白”可看作名词意为“白颇色”是一个概念,“马”是一个名词,又是一个概念,当两个概念合起来表示一个概念时,只要把“白马”两字放在一起就可以了。而在以拼音字母书写的西方语言中,如英语白为“wihte”“马”为“heoes”“白马”合一时,则表示为“Wihtehoees伙这里wihte必须是形容词,如是名词根据语法就不能这样表示),“白马”如是一匹前面则加“a”,数匹则后边要加、。”,如特指那么前面得加“teh”,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名词、形容词词形清晰,修饰与被修饰关系及数量等均很明确,因此“白马”表现为英语形式,不可能产生象公孙龙的论辩形式。在古汉语中,单音节词占了极大部分,汉语的全部固有特征表现得很充分。与西方文学相比,无数、性、格、时态等,词性的转化也较自由。如“白”可成为名词(白色)、动词、形容词等,而这些不同词性的“白”字构成语句时不必改变词的外形,只要把“白”字不加改变地与其他词直接组合成句子就行了。这种词性转变的自由是汉语里仅见的。古汉语的这些特征,既造成了中国与西方语言与文学等形态上的巨大差异,也导致了中国古代悖论与西方悖论在构造形式上的不同。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白马非马论”、“坚白石”等论述上,其他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有类似论述。如曾论难感施一派的荀况,也情形相同,他在《正名篇》中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翅则共,虽共不害矣。”杨惊在注中说飞“若单名谓之马,虽万马同名。复名谓之马也然。”这里我们粉到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人们思维形晌之大。如果我们改换成从人们观察事物的态度来考察中国古代悖论与西方悖论的差异,则会发现,悖论形式息含有更多的文化含义。前面已说过“说说者悖论”、“理发匠悖论”立论方法是自我指涉,从而产生了奇异的循环。一旦自我指涉消失,悖论也就服粉消失,因为它们有句式的合法性和合逻辑性这种说话者(主体)与说话者行为之间明白区分、不互相混淆的思维态度,反映出西方人观察事物的态度在古希猎时西方人已提出“人是万物之尺度”,中世纪尽管有了上帝,但人仍能用科学的手段去发现事物的规律,只不过这些规律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仅仅是重新发现而已,启蒙运动后,人的理性又成了万物的尺度。这种把人作为万物的衡量标准的态度必然造成作为认识者的主体人与被认识的客体之间两相对立的情形。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使得对客体的研究必须以纯客观的态度作科学的研究。这种科学精神,产生了西方自古希腊始的源远流长的科学传统,也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在古希腊时,哲学与数学关系即十分密切,照某些哲学家说,上帝是位数学家。当时悖论的出现实际上动摇了他们哲学、数学、甚至信仰的基础为此,难怪希伯索斯发现了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的矛盾性提出悖论后,人们要处死他,由此,人们也能理解,西方的悖论,为何有着那么多的数学表达式;人们也可理解,悖论的讨论,为什么成了西方数学、逻辑学、及某些哲学探讨的中心同理,逻辑与悖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孙龙的两个悖论,探讨的是“白马洲坚白石”这名称中包含的矛盾含义,即“白马”与“马”“坚之石”与“白之石”之间的矛盾差异,这种思维态度,强调的是同一对象“马”与“石”中,不同的特点和形与质的差异问题。这种思维态度,不仅可以对上述的“马”“石”作论辩,也可以对万物,甚至思考者的本身“人”作出思考。所以,在公孙龙的“通变论”中,出现了“鸡三足”、“牛羊五足”等的论辩这种悖论,如果人们揭去它们怪异的外衣,则可以发现深刻的智慧。这种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属性作差异性思考的方法,反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思维与观察事物的态度:中国人自古思考的是宇宙中普遗适应的原理:道,因此,观察事物时,注愈把观察者与物体放在同一地位上加以思考,不讲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讲“夭人合一洲以物观物”。因此,人不是万物的尺度,只是万物中的一部分,但能对万物原理进行思考。在这种辩证的关系中,人既显示出自己物的本性,也显示出自己的文明,正是这种思维态度,使中国古代哲人,抛开了物与我的纠缝,而直接指向在把握人类把握客体时所面对的思维困境,这种困境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古代悖论。当然,公孙龙等一批名家,在面对这些情形时,是以怪异的外表作极端式的表述,而在老庄、禅宗公案及许多哲学家手里,是以更合情理的形式,作动态感悟式的表达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等。在中国哲人这种观察事物的态度下产生的悖论,只能以看似矛盾的思维形式表述之,而不能用西方意义上的科学逻辑思维形式表达,这使中国古代悖论带上了佯谬的形体,而与数学的表达无缘。也正是这种思27第九卷4年第四期2RNL西藏大学学报FTTNRVTBl塑44维的态度,是使中国产生不出西方意义上的逻辑与哲学的原因之一。这种中国与西方的观物和思维态度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悖论思维实质的差异。西方的悖论,思考的中心一直是思维的对象在自我指涉时,如何解脱的问题。这种悖论的产生是一种意义的循环,人在这种悖论中左右为难。这种悖论背后隐藏的思维,是建立在亚里斯多德创立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三大思维规律基础上的,这种思维要求科学的统一和明确但正是在这光明世界的某一黑暗角落,悖论给这种统一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公孙龙等的精况不同,它们思考的中心一直是某一对象的复杂性,所以产生了概念本身的矛盾与二难。如“白马非马论”,我们只要剥去它的怪诞的外衣,其实,这个悖论包含的是,作为“马”的这共同属性概念,与“白马”这个一性的概念的差异,也就是某些对象的属性与实体的差异二这种差异,其实是集合论中、集与个体(真子集)的差异,或集中个体(真子集)与个体(真子集)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人类思考万物时,必须面对的差异。每当人们要产生一个概念命名某物时,就得舍去许多个别属性,产生出共性化的概念,这样,共性化的概念与个体化的个体必然产生差异。同理人们在判断某物时,用“好”时,“坏”也以对立的形式存在它背后,无“坏”也就无“好”。这种差异与统一,产生了人们思考的全部知识。公孙龙在28思考这些间题时,只以极端的方式加以表达,而中国古代的其他许多哲人,则以辩证的形式加以表达,所以易为人们所接受。公孙龙等的中国哲人的背后,隐藏了一套不同西方求科学统一的思维,这种思维不能象西方思维那样,以思维的三大规律和演绎、归纳等方式产生科学思维系统,它讲求概念的模糊而不是清晰,推理矛盾的超越而不是科学准确,这种思维无法产生科学的规律与方法,只能依靠感悟与体验。这样,象庄生梦蛛、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乐与否”的著名论辩,都以似非而是的方式表达了对世界深刻的把握。中国与西方悖论的思维实际中,显示出两种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法。西方注重形式化的方式,重科学性与主体性,中国的形式与科学性弱,但注重事物的差异与复杂,注重事物的整体性与动态性。因此,、西方时时高叫危机但发展了科学的技术哲学与逻辑;中国的辩证而总体更合理,但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天不变、道也不变”,经几千年而几乎停滞不前,一直产生不出近代的科学从中西悖论的形式的差异背后,我们看到了中西方语言、观物态度、思维方式这些不同的文化因素,正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自历史中对悖论的研究发展史,同时也正是这些文化背景制约了各自的逻辑、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收稿日期:1994一05一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