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和教育归庸——时代呼唤伟大的教育体制 笑晚

一个伟大的时代必须有与之相应的

伟大的教育体制，让各种不同模式的

教育百花齐放，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都获得最好的教育，使我们的社会成

为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社会。我相信一

旦教育部门对早读和跳级的限制解禁

之后，那么中国的教育局面就必然会

焕然一新，大批优秀人才会脱颖而出，

二十一世纪国际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特别是高尖端人才，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正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优秀人才来

担纲。如果以教育公平为借口，而走

教育归庸之路，那将是中国教育的悲

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在《我的事业是父亲》一书中，已经说过：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和个体的差异，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优秀个体从群体里分化出来，率先向高层次发展应该说是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优秀的学生跳级正如特别差的学生留级一样，是一种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常现象。

如果限制在固定的年级里，优秀生的智力优势无形之间被浪费在不必要的东西上。本来这种智力优势可以为他们赢得宝贵的时间，而这宝贵时间的取得又能为他们今后在更高层次上的竞争中发挥优势。而这最后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

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因材施教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对不同的学生用不同速度、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而且，为了使因材施教成为有意义的教学措施，当学生的

学业水平达到下个学年程度时，就应该按部就班地通过考试给予跳级，就像多门功课不及格的差生给予留级一样有规可循。

早读实际上是幼儿班阶段的跳级，这是所有跳级中最值得提倡的一种跳级。孩子出生后由于早期教育的差异，三岁甚至两岁之后就已经开始有明显的智力发育不平衡。对于那些已经受过良好早教的孩子来说，只要稍稍适应一下学校的集体生活，就能正常上小学读书。因此，对于优秀孩子来说，三年的幼儿班跳一两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四五岁就可以直接读小学。千万别小看这一两年，小时候的一年等于以后的十年。孩子在这时候接受正规教育的最大好处是还没有染上坏习惯，好习惯很容易教给他，这既有利于大脑的开发利用，又争取了时间，同时为孩子的一生奠定了快乐、幸福生活的基础，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有人会用教育公平来否定早读和跳级，其实这是不科学的，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公平。首先，我上面说过：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和个体智能的差异，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优秀个体从群体里分化出来，率先向高层次发展应该说是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一定把他们限制在固定的模式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压抑、一种不公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必然束缚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崛壮成长，所谓的教育公平只不过是把教育向平均看齐，是智力归庸的普遍化，可以称之为教育归庸。这不禁使人想起三十年前的中国经济情况，那个时候中国人民的贫困是举世皆知的，但那个时候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公平的时期，谁要是有一点点的发展经济的做法，那他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没有割掉，就得挨整，就得批斗，后来伟大的邓少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再让中国的经济缚束在绝对平均主义的框框内，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结果使中国经济发生空前的大飞跃，中华大地上到处是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新气象，中国人民也逐步脱贫，走向小康，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帷幕。所以以前的经济上绝对平均主义并不是经济公平，而是经济归贫，让大家缚在同一条贫困线上，享受公平的贫困。

另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是处在知识大爆炸时代，现代科学的知识量与牛顿时代（17世纪）相比，已经增长了无数倍，如果按那个时代的教育进度去读书，恐怕每个人都要到五十岁才能大学毕业。另外对于一些将来要从事科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型人才来说，即使按现在的进度到博士毕业也都快“三十功名尘与土”了，而从现代科学家的实践表明，很多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做出的：伽利略17岁发现了钟摆原理；伽罗华17岁至21岁时，在解决代数方程的根式解问题中发现了群论,开辟了数学的一个崭新的天地,引起了数学研究方法的革命,对近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使他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25位数学家之一；牛顿在23—25岁时创立了级数近似法、二项式定理、创立了微积分、还开始研究引力理论，并把引力理论推广到月球的运行轨道上去。这两年是牛顿一生的重大科学思想孕育和形成的时期；海森堡24岁创立了量子力学26岁首次提出并证明了举世闻名的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26岁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引起了物理学的伟大革命；维纳19岁在《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集合论的论文，26岁提出了巴拿赫──维纳空间理论。泡利24岁提出了“泡利不相容原理”，这一原理使当时许多有关原子结构的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因此荣获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狄拉克24

岁便创造了概括性强而逻辑简单的量子力学的一种新形式。同年，与E.费米发现了用反对称波函数表示全同粒子系统的量子统计法（后称费米-狄拉克分布）。25岁提出了二次量子化理论，为建立量子场论找到了一个出发点。26岁将相对论引进量子力学，提出了电子的相对论性运动方程（狄拉克方程），以解释电子的性质，如电子的自旋为h／2，磁矩的存在，并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李政道23岁与M.罗森布拉斯和杨振宁合作提出普适费米弱作用和中间玻色子的存在。25岁提出水力学中二维空间没有湍流。26岁与D.派尼斯合作研究固体物理中极化子的构造。同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包含两个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28岁发表了量子场论中的著名的“李模型”理论，后来还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李政道和杨振宁被授予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诸如此类青年英才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科学英才出成果存在一个最佳年令段，特别是数学、物理这些自然科学的尖端学科。要想培养一个特殊的科技人才，必须通过一切的手段，使他们尽快地走进科学的前沿阵地。早教、早读、跳级和少年班就是尽快走进科学前沿阵地的手段，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是跳级的，李政道跳过两次级，他尽至没有正式的中学和大学的毕业证书。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优秀的人才不早读，不跳级，让他们按部就班地一级级上去，照常会成为伟大的科学家，照常会有伟大的发现。当然，谁也不能判断未曾发生过的事情的结果，谁也无法使时间倒流、使历史重演，而且用归纳法永远不能得出科学的最后结论，因而永远封不住诡辩者的口，因为大器晚成的例子也确实存在，我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十五岁才上学读书，只用了十一年时间读完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后来在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理学权威人物；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传奇人物乔治·道森，因悲苦的童年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机会，直到九十八岁时，因美国社会扫盲运动，才走进学校，四年之后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索·苦德的一生》，同时创造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岁数最大的小学生和世界上最老的处女作作者，而且他的书就象泡泡糖和摇摆舞那样在美国流行。诸如此类迟学晚教而成才的例子也不少

另外，也有很多早教、早慧而未成大器者，尽至下场很可悲的例子：方仲永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神童，曾得王安石赞赏，可后来因家庭未能给予适时的后继教育而沦为平庸。韩国的金熔雄，八个月就开始正式读书，四岁入大学、智商高达二百十而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后来消声匿迹，未能成才。另外科大少年班早期个别特神的神童，当时也曾名扬四海，后来却似烟消云散，未能成大气候。

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说明人类的大脑具有无比的多样性和个体特异性，我们不能从个案而概论全体，科学的育才理论就在于如何从个案的经验中总结出最佳的成才之路。

不管是“晚学成才”或者是“神童长大未必神”，都不能否定早教、早读对孩子成才的极端重要性。相反，正是对人类大脑具有无比多样性的认识，才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对早教、早读重要性的信仰。因为，没有理由可以使我们相信六岁或者七岁正好是所有孩子共同的开始教育的天定时间，更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所有的孩子

都必须被限制在统一的模子里按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模式去教育。所以，从理论上讲，最佳的成才之路是根据孩子的个体特点，用最佳的方法在最佳的时间开始进行早教、早读，并且当优秀的孩子有能力进行跳级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进行跳级，让他们尽快地走到科学的前沿阵地。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总是以光辉的先例作为自己追求的榜样，而不应该去等待侥幸而来的“晚成”，因为人生过程中有很多的变数，每一个小小的变数都可以影响一生的成才，伽罗华21岁就死于决斗，如果他没有在17—21岁时创立了群论，那未他的才华也会被他带到坟墓里，对人类的数学事业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从古至今世界二十五位大数学家中也就不会有他的英名。如果不是布尤斯威克早期发现了高斯并加以栽培，那未他很可能一辈子只是跟着做砖匠的父亲学做砖，不可能对世界数学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数学王子的皇冠也就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

对于那些错过了早期教育的人，我们当然可以用“大器晚成”来安慰，我在新浪网上做客的时候曾经风趣地说过：每个人有每个人智力开发的时间，比如大部分的花都是在春天开放的，但是梅花就是在寒冬里开放，也不一定是晚开的花就不美，梅花也很香。不过即使是那些大器晚成的人，也是他们毕生顽强追求的结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成功，而且他们的人生之路往往更坎坷。另外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年轻的候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机遇，那么他们就能成就更加伟大的事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真正公平的教育必须让每个优秀的孩子能充分发挥才华，该早读的让他早读、该跳级的让他跳级；也允许差的学生有后进的机会，该迟读的就迟读，该留级的就留级；一般的学生就按一般的计划进度，进行教育；既允许有十几岁的大学生和博士生，也允许有四五十岁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既是最公平的教育，也是最自然、最科学的教育。

我相信一旦教育部门对早读和跳级的限制解禁之后，那么中国的教育局面就必然会焕然一新，大批优秀人才会脱颖而出，二十一世纪国际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特别是高尖端人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需要一大批这样的优秀人才来担纲。如果以教育公平为借口，而走教育归庸之路，那将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一个和谐社会就应该让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发展机会，接受不同模式的教育，教育必须是多元化、个性化的。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必须有与之相应的伟大的教育体制，让各种不同模式的教育百花齐放，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获得最好的教育，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习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