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人格魅力

惠州学院 HUIZHOU UNIVERSITY

毕 业 论 文（设 计）

中文题目：浅析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人格魅力

——以《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为中心

英文题目：On the personality charm of Fan Zhongyan and

Ou Yangxiu-----Center on Yueyang Watchtower and Drunkard Pavilion

姓 名 潘燕嫦 学 号 04011317 专业班级 汉语言文学04（3）班 指导教师 杨金文 提交日期 2008-04-25

教务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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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人格魅力

——以《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为中心

作者：潘燕嫦 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04（3）班 指导老师:杨金文 职称： 讲师

摘要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属北宋中期学者型政治家，他们在创作生涯给世人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作品。本文以二者的代表作——同创于庆历六年（1046）的《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为中心，从作品主题对比展开对两位作家共同魅力的阐述，并进一步说明这一共同之处背后所蕴含的原因，以及这一共同魅力所表征的文化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

范仲淹 欧阳修 人格魅力 忧乐观

On the personality charm of Fan Zhongyan and Ou Yangxiu----Center on Yueyang Watchtower and Drunkard Pavilion

Author's name :Pan Yanchang Professional class :Class three of 04 Chinese literature Instructs teacher: Yang Jinwen Title: Lecturer

Summary

Fanzhongyan and ouyangxiu both are famous statesman-scholars in the mid-North Song Dynasty. They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and left them to the world in their creative career.This artical respectively takes the writers’ famous work Yueyang Watchtower and Drunkard Pavilion as the center. Expounding their Common from the works’ theme and for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reasons from the communality.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ain the registry of cutrul meaning and Influence for the personality charm.

Keyword

Fan Zhongyan Ou Yangxiu Personality charm Pessimism and optimism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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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1 主题比较——展现忧政爱民、乐观豁达的思想 „„„„„„„„„„„„„1 1.1 忧中有乐——《岳阳楼记》„„„„„„„„„„„„„„„„„„„„1 1.2乐中含忧——《醉翁亭记》„„„„„„„„„„„„„„„„„„„„2 2 从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看其忧政爱民、乐观豁达品质产生的原因„„„„„3 2.1 人格魅力的直接来源 „„„„„„„„„„„„„„„„„„„„„„3 2.2 人格魅力的重要来源 „„„„„„„„„„„„„„„„„„„„„„5 3 范仲淹与欧阳修这一共同人格魅力的时代表征及意义„„„„„„„„„„6 致谢„„„„„„„„„„„„„„„„„„„„„„„„„„„„„„„„8 参考文献„„„„„„„„„„„„„„„„„„„„„„„„„„„„„„9

前言

北宋前期的志士仁人，以范仲淹和欧阳修为代表，他们以复兴儒学、改革政治为己任，其人其文一直受世人推崇。《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分别是范仲淹、欧阳修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历代传诵、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而且这两篇散文都是作者因倡导改革当时弊政而被贬官降职的作品。其创作时间相同——同创于庆历六年（1046），那么，这两篇作品的内在联系所展现作者的人格魅力是什么呢？这一共同性背后蕴含的原因如何？并且这一共同性的文化内涵是怎样的呢？本人将试对此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1 主题比较——展现忧政爱民、乐观豁达的思想

范仲淹与欧阳修都不约而同地分别作了《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都展示忧政爱民、乐观豁达的思想。宋代士大夫的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他们思考人生的价值，同是对朝廷一片衷心，希望为国贡献一份力量，却遭到政敌陷害而被贬谪，两人之间的这种相似之处，成了《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中忧政爱民、乐观豁达融汇的一个契机。正因为两人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相一致，才使其作品名垂千古，他们并不仅仅局限在“治国平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上，还体现了杜甫“穷年忧黎年，叹息肠内热”的精神，不管自己穷与达都要首先关心国计民生。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篇作品所展现的主题特点。

1.1 忧中有乐——《岳阳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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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第一段中说：“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显然是作者对滕子京的赞美之辞，仅一年内，就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政绩，可见滕子京才能卓越，勤于政事，但如此贤才却被安置在“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凌郡”的环境中，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反衬，如此想来，作者的种种情绪均埋于心中，不便言表。为滕子京大才没被重用感到可惜，为国家兴亡担忧便不言而喻了。关于这一点，在文中多处都可找到验证。如文中通过想象写出了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大观后，接写古今登岳阳楼者的两种“览物之情”：一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潇然，感极而悲着矣。”一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但是，探求“古仁人之心”的范仲淹，却表示要“异二者之为”，不因为客观环境的好坏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崇高政治理想，是他人生目标和境界定位的真实表白，充分展示了忧政爱民的士大夫伟大胸襟。

范仲淹不仅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品质，还具有乐观豁达的一面。我们知道，范仲淹写此文已48岁，在这之前，他曾经被贬知饶州，庆历三年（1043），也就是写此文的头三年，又因为参与谋划“庆历新政”失败而再次贬知邓州，被贬的重大打击，并未能泯灭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拳拳赤子之心，他没有气馁，没有颓废，依然高歌自己的理想，如文中写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豁达处世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因此应该说他在《岳阳楼记》所阐发的思想境界，是范仲淹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

1.2 乐中含忧——《醉翁亭记》

无独有偶，欧阳修在同一年也创作了传诵千古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宋仁宗时期，这一时期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因外来的逼迫和国内的一系列问题，潜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作为一个关心国事，力图扭转局面的士大夫，欧阳修坚决支持范仲淹等执政大臣的改革措施，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加上他刚正直言，因而成了反对改革之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遭受过严重的政治挫折。由于这时正值欧阳修的甥女张氏犯法下狱,谏官钱明逸抓住张氏的某些供词,弹劾欧阳修与张氏有私并欺诈其财产。仁宗派人监勘,虽然证明了对欧阳修的弹劾为不实之词,为他洗去了冤名,但还是罢掉了他的都转运使，出知滁州。欧阳修到了滁州后，常常寓情于山水，有时深入社会低层，与百姓交游，以求宽慰自己，从中找到快乐。这时作者已是三十九岁了，他的被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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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宣告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的失败,并且对欧阳修本人的民政思想打下了基础。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对深入理解《醉翁亭记》的思想内涵是极为重要的。

欧阳修与范仲淹一样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从《醉翁亭记》看，作者多次写到“醉”“乐”，作者描绘了一幅滁州的山水风光图。“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在众宾“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之时，唯独太守“颓然乎其间”。 醉因是什么？他果真不胜酒力吗？非也，而是心醉。“山水之乐，得之心也”，太守是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为政使民的，如孔子所言：“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人立则己立，人达则己达”。这种以“立人”“达人”为政的思想源于孔子而再现于欧阳修，其精神可谓高尚。山水之乐更高的境界不仅在于自然之美，而且在于人之乐。往来不绝的人们，不管是负者、行者、弯腰曲背者、临溪而渔者、酿泉为酒者，一概都很欢乐。欧阳修所营造的欢乐的特点是人们在这里不但物质上是平等的，而且精神上也是没有等级的。太守享受着宾客的忘却等级，人与人达到了高度的和谐。这是他自己营造的平民化真切的世界，也是作者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作为政治家的欧阳修即便是在山林的自放中也没有忘记宣上恩德，与民共乐，游人去而禽鸟乐也。滁人生活安定富足正是其爱民、豁达的反映。

“山水之乐”，还要“寓之酒”，又不难发现作者的“乐”中带点苦涩味。在乐中也隐含了“忧”，忧什么呢？本人认为“忧”天下，醉以同乐，醉以忘忧。“新政”失败，奸人得逞，欧阳修不可能完全没有忧虑，在他内心有着复杂的的心理挣扎。一方面是乐观的隐逸情怀，另一方面却并不真正甘心，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如果能透过“翁”的字眼，突现欧阳修当时的内心世界，那么“醉”字正是他力图排解忧患心情的一种心态和手段，通过自醉，使人暂时忘却国家的安危，忘却生活的痛苦，仕途失意，便于山水中寄情，在《醉翁亭记》中透露出一丝难以释怀的“苦”与“忧”。真正体现他“处危则虑深，居安则思殆”的忧患意识。

《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都是谪宦的极品，通过作品的诠释，范仲淹和欧阳修的人格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真正体现“文如其人”的特点。

2 从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看其忧政爱民、乐观豁达品质产生的原因

每个人的人格构建都与其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同样，范仲淹和欧阳修的人格品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也是息息相关的。

2.1 人格魅力的直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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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欧阳修同属北宋中期的学者型政治家，生平履历颇有相似之处。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亲谢氏长于继父朱文翰家，母亲改嫁后受同族人和朱家的鄙视。在一次与朱家兄弟争执中，得知自己的身世，深感羞辱，欲自立门户，以洗此辱。因而走上了艰难的求学之路。他只身去到长白山上的醋泉寺读书，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因为家贫，他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了。为了学业的进步，他去应天府(今河南商邱)南都学舍求学，过着糟糠韭食，粥不继日的生活，但他却从不叫苦。艰苦生活磨炼了他的心志，也体现了他超常的恒心和毅力，形成了他乐观应对困难的态度。他一边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饥苦，一边专心读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五年寒窗苦读，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他终于载着丰收的喜悦回归故里，改回原姓，从朱家接走了母亲，以洗家族的耻辱。从懂事开始，范仲淹就特别注重对自我素质的培养，国家、人民已深入到范仲淹的脑海中，他对自己人格精神的理解、吸收，成为其人文品质思想的一大来源。据《宋史》记载，他青年时游关中，见病尸遍野，便慨然发誓“大丈夫当以利泽生民为务”， 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他在《依韵答提刑张太傅尝新酝》诗中写到：“但愿天下乐，一若樽前身。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耕田与凿井，熙熙千万春。”他希望黎民百姓永远生活在尧舜盛世,享受太平之乐。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没读过几天书，但却是一位有毅力又肯吃苦的母亲。她不断给年幼的欧阳修讲如何做人的故事，每次讲完故事都把故事做一个总结，让欧阳修明白做人的道理。眼看欧阳修就到上学的年龄了，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有一次母亲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突发奇想，就用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教欧阳修练字。到后来，他渐渐地接触到了韩愈文学，尽管当时欧阳修年纪尚小，对韩愈文学思想未必能全部吃透，但却为他以后革除华而不实的文风打下了基础，欧阳修长大以后，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当欧阳修20岁的时候，已是当时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但母亲希望儿子不仅文学成就出众，为人做事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难看出，郑氏对欧阳修一生思想品行有很大的影响。

两人“乐观应对”的做事恒心，在他们后来仕途生涯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三次被贬给范仲淹的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挫折面前他没有低头，始终不改自己报效祖国的决心，在从政其间他真切地体会到下层人民的疾苦。他身体力行，在泰州任上修筑捍海堰，苏州任上疏浚五河、导太湖水入海，杭州任上以工代赈，青州任上开军仓救灾民，都是其爱民政治的卓越实践。作品方面如他的《君以民为体赋》、《用天下心为心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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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民心赋》等，都深刻阐释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而欧阳修的宦海沉浮体验也促成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来源。景枯三年(1036年)五月，他被贬为夷陵(湖北宜昌)令，这是欧阳修在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贬滴生活使他大大深化了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也对其思想性格与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阳修不以贬滴为怀，自此“有时携酒探幽绝，往往上下穷烟霞”，探三游洞、下牢溪，至黄牛峡祠、甘泉寺，山水游览活动十分频繁。他还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至喜堂，说“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抽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表现出虽贬犹喜的乐观精神。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以高涨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之中，然而希望越大，失败后的失落感也愈大。这场新政不久就夭折了，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的职务先后被罢免，奸党纷然骚动。恰好欧阳修外甥张氏犯法下狱，宰相贾昌朝、谏官钱明逸等人便借此机会诬蔑欧阳修与张氏有私且骗其财，事实虽然很快澄清，但欧阳修仍因此落职，出知滁州。欧阳修到滁州后，在处理政事之余，常常在山水间寄托幽情。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醉翁亭记》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醉翁之意不在醉，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他在文中以精练的语言，描述了自己与宾客在醉翁亭中开怀畅饮的欢快情景以及亭外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思想情怀。 山水琴酒能让欧阳修得到快乐，更重要的是为政有所成就，人民受益良多。正是在为政有成的基础上才有民乐，在民乐的基础上才有欧阳修的乐民之乐，此为太守之乐。因为有了贬滴的忧愤而借酒消愁，但又不能真正做到“醉中遗万物”，不能遗弃“傅民百日思，岂取一日醉”的儒家社会责任。欧阳修与贤士共乐，体现了儒家同道相乐的精神，特别是与普通百姓共乐，在以清高自许、以往来无白丁为荣的古代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

从以上可知，范仲淹与欧阳修的生活经历道出了他人格魅力的直接来源。

2.2 人格魅力的重要来源

范仲淹和欧阳修生活的时期，正是宋代的某些社会特征表现最充分的时期。一方面，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呈现出大一统帝国固有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宋朝统治者极度软弱无能，从宋太宗起，在北宋各个皇帝身上已很难发现其不断进取的勃勃雄心，内忧外患的形势日益严重。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由于对内的冗官冗费，农民负担沉重，财政时有困难。在国难当头之际，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范仲淹、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屡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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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和打击，但救国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除此之外，宋代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文化。在宋代，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始终贯穿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民是国家之本，只有爱民、保民、关心民生，国家才能安宁。从孔子的“博施于民”和“修己以安百姓”的仁爱思想，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到董仲舒的“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的观点的建立，其立足点都是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紧密相连的。宋代士大夫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他们的民本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的理论框架，但作为那些自任以天下为重的政治家、思想家，宋代士大夫对民为邦本，爱民即爱君，保民即保社稷的道理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因此，宋代士大夫提出了“以人民社稷为重”的思想，明确指出“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思想人格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小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以儒者自居，逐渐树立了儒学价值观理想的人格品质。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言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为国家民族利益而献身。欧阳修作为正统儒家的代表，又是范仲淹的好友，自然受到他们“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忧乐观的影响，他赞扬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儒家这种与民众共忧乐的思想主张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它既是儒家对君主政治的希望和要求，也是后来士大夫中的高尚之士的道德自律和行为准则。士大夫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儒家精神，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也就是说，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忧政爱民和乐观豁达的精神是和儒家思想这个大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儒家思想背景是范仲淹和欧阳修人格魅力的重要来源。

这两个迁谪文人，年少失去父亲，两者都在相似的生活体验和感悟下形成了各自忠君爱民、乐观的思想。青年时期的生活遭遇，宦官生涯的起伏使他们关心现实生活，针砭时弊走向社会。两人在传统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背景下，都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有以民为本的儒家精神。那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悲观还是乐观？他们好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种“忧乐观”体现出中国古代士大夫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难能可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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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仲淹与欧阳修这一共同人格魅力的时代表征及意义

忧政爱民、乐观豁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其基本精神早在先秦诸子中就已见端倪，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即一个人的快乐与痛苦，不完全只是个人内心感受，而应当把个人的快乐与痛苦融入到服务、奉献社会的事业中。也就是说，范仲淹和欧阳修看到了忧与乐之间有一种辨证关系：“忧以天下之忧，乐以天下之乐”。 欧阳修说：“然窃惟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在欧阳修看来，正因为范仲淹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社会担当精神，才会将“心忧天下”视为世间最大的快乐。儒家要求把个人的忧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视国家民族的忧乐为自己的忧乐，范仲淹和欧阳修追求儒家传统的这种思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虽然只是范仲淹用来归纳自己的用语，却准确地概括了整个北宋的士大夫阶层所普遍具有的忧国忧民的情结，而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正是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风范。从范仲淹和欧阳修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学思想的积极成分，他们身上所迸发的高贵的人格品质，是儒学“忧乐天下”思想塑造的结果，其人格的积极成分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经济发达的现代社会，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范仲淹和欧阳修磊落一生，大大超出了“迁客文人”的思想境界，他们爱国而遭黜，忠君反被谗，心中依然保持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凝聚了深沉的忧患意识，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是正直的迁谪文人精神实质的表征，也是仕途受挫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和庄重的政治宣言。同时，两人所提倡的“忧乐相生”“先忧后乐”和如今我们倡导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吻合。

综上所述，范仲淹和欧阳修突破了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捍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有着传统文人的“淑士”之情。范仲淹和欧阳修具有传统的忠君忧民思想，为改变国家贫弱不堪的现状，他们对社会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他们在社会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稷，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人格魅力的体现。随着宋代国家的日益衰微，其人格魅力成为宋代士大夫文人精神的文化特征，蕴藏着数不尽的文化珍宝，是炎黄子孙应该继承并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和欧阳修的人生态度，对宋代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一类，因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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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永恒的人格魅力。

致谢：

从论文选题到搜索资料,从写稿到反复修改,期间我经历过彷徨、喜悦、痛苦和担心，如今，论文即将成稿，复杂的心情多少有点平复。下面我要感谢这样一些人：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杨金文老师，从选题到论文的最终完成，他都精心点拨，并且不断地鼓励我，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他有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正是杨老师循循善诱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我的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 我还要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帮助我搜集文献资料，帮我理清论文写作思路的罗春柳同学，她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好友的帮助我表示真诚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9栋A701宿舍的姐妹们，谢谢她们陪我度过了快乐的大学时光，特别是在写论文提纲时她们为了让我能顺利完成提纲，特地介绍我看有关方面的书籍，还帮我借书，对我的写作了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她们无论在学习或是生活上都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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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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