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字的特点及其产生

第一节 汉字的特点及其产生、发展简况

一、汉字的特点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是最重要的辅助、扩大和完善语言的交际作用的工具。文字不等于“字”，“字”只是文字系统中单个的书写符号，是文字系统中的个别成员。汉字就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的系统，它包括汉字的所有构字部件(主要指由基本笔划构成的各种偏旁，如形旁、声旁等)、汉字中所有的字(总数超过5万)、汉字的书写规则(如每个字的书写笔顺，组成文章的字自上而下或自左而右的书写顺序等)，以及作为汉字标记语言的辅助性符号的标点符号及其使用规则。正因为文字是形成了完整体系的书写符号，所以它才能正确地记录语言。

唐代著名训诂学家孔颖达在《尚书·序》的正义(“正义”是古代一种注释的名称)中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语言(言)是思想(意)的声音表现形式，而文字(书)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文字(书)同语言(言)和思想(意)之间的关系。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之一，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如英、俄、阿拉伯、法文)相比，汉字的根本特点，就在于每一个字都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书写形式，这就是“形”；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读音，这就是“音”；每一个汉字都表示一个同它的字形结构紧密相联的特定的含义，这就是“义”。形、音、义三者密不可分，紧紧结合。

例如，“牟”字，现代读音为móu，在造字之初，其含意为“牛鸣也”。“牟”的字形与“牛鸣”之义紧密相联：下部的“牛”，表示动作的主体是牛；上部的“厶”则“象其声气从口出”。“牟”字的字形实际上就像一头牛在鸣叫的样子，其读音móu也与“牛鸣”之声相近。

再如，“黑”字，现代读音为hēi，其造字之义为“火所熏之色也”。“黑”的字形与“火所熏之色”的意义紧密相联：在“黑”的篆体字形中，上部是古文“囱”字，中、下部合成一个“炎”字；以“炎上出囱”的形体表示“火所熏之色”，真是确切至极。清人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指出：“今人亦呼灶突为烟囱，……是烟所由出，故‘黑’字从之。”

又如，“颖”字，其含义为“禾末也”，即禾穗上的芒刺，清代最杰出的文字学家段玉裁在注解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时指出：“近于穗及贯于穗者”都叫“颖”。“颖”这个字的结构，是“从禾，顷声”，即由“禾”和“顷”两个部分组成；“从禾”，表示“颖”的含义与“禾”有关；“顷声”，表示“颖”古代的读音与“顷”相同或相近。“颖”字的形、音、义三个方面，就是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了解汉字的这一特点，对于深刻理解汉字的结构，从而准确地掌握古汉语的词义，提高文言文的阅读鉴赏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二、汉字的产生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生命力的文字。它从诞生至今，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汉字诞生之前，根据古籍记载，中华民族的先民是以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来帮助记忆、

辅助交际的。

上古的实物记事，主要有结绳、结珠、讯木等。所谓结绳，就是用绳打结，以不同形状和数量的绳结标记不同的事件。《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老子》、《庄子》、《尚书·序》、《说文解字·叙》等古书，也有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结绳的具体方法，我们只能从古书中窥知一二。《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云：“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所谓结珠，指用绳子把贝壳串起来，以不同颜色、不同数量的贝壳表示不同的事情。据说中国的算盘即起源于结珠。所谓讯木，指在一根木棒或竹条上，刻上各种花纹或齿画，有时还插上一些附加之物，用以记录事情或传达命令。古代的令箭、符信等，就具有讯木的性质。据古书记载，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还在使用具有讯木性质的“刻契”——刻上齿画以记数量的竹木之札。上述种种实物记事的方法，同文字的产生并无直接关系，它们不过是文字产生之前的孕育阶段罢了。

上古的图画记事，是以具体的图画来记载事情、传递信息、辅助交际的方法。由于记事图画形象、明了，表达的内容丰富、复杂，因此，它比用来记事的实物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但是，记事图画并不记录语言，并无固定的读音和相对固定的形体，也不代表一定的词句，所以它还不是文字。不过，记事图画已经是象形文字的直接萌芽，是象形文字产生的基础。

记事图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表概念逐渐固定，图形线条逐渐简化，形体相对定型，成了形象化的符号，而且同语言里的词发生了固定的联系，并被赋予一定的读音，成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只有到这个时候，它才同“记事图画”产生了质的差别，真正

变成了文字。早期的象形字之所以具有浓厚的绘形意味，是因为它们都是由记事图画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流行“仓颉造字”的传说，在《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中，对此都有记载。《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ㄙ，背ㄙ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仓颉作书。”到了汉代，仓颉造字的说法十分流行：汉武梁祠有仓颉造字的壁画；山东沂南汉画像墓的中室，画有仓颉造字的内容；在汉人伪托孙子所作的纬书《春秋元命苞》中，更把仓颉造字说成是神授之功：“苍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生而能书。及受河图绿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甚至连《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也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官以ㄨ，万品以察。”等等。但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从上面我们对汉字产生情况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汉字是经历过长期(也许多达几千年、几万年)的孕育，才逐渐由记事图画发展变化而成的；汉字的产生，凝聚了几十代、几百代、甚至上千代人的心血和智慧；汉字决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杰作。仓颉可能是古代一位对汉字很有研究，在收集、整理、规范和传播汉字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因而后人把创字之功附会到他身上。

三、汉字结构的发展情况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字为基本构字部件的表意体系文字。汉字结构的发展，经历了表形、表意和音义结合三个阶段。

1.表形阶段

表形阶段的汉字，主要是直观描拟外物的具体形象的象形字，它们有的是直接从记事图画脱胎而来的。象形字数量不多，大约只有几百个。 如“兔”、“龟”、“人”、“牛”、“羊”、“刀”、“木”、“手”等。这一阶段的汉字还包括能表示一些抽象概念的指事字，如“刃”、“本”、“末”等。

2.表意阶段

有些比较抽象、复杂的概念，用象形、指事难以造字，人们就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或指事字)组合在一起表示，形成了会意字，汉字进入了表意阶段。“友”、“步”、“林”、“比”、“看”、“牢”、“囚”、“逐”等字，都是会意字。会意字的数量比象形字多些，历代积累的会意字总数约近一千个。

3.音义结合阶段

表形和表意的字，只能用形象或抽象的图形符号来表示语词的含义，而不能表示语词的读音。因此，每一个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死记。而文字的作用，就是记录有音的语词，因此，这些字在使用上和发展上，就受到很大局限。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人们就以已经造好了的表形、表意字为基础，创造了音义结合的造字方法，汉字进入了音义结合的阶段。

音义结合阶段的汉字，是指由表义的形旁与表音的声旁组合而形成的形声字。形旁所表的“义”，并不是形声字本身的含义，而仅仅是形声字含义所属的意义范畴，也即形声

字所属的“义类”；声旁所表的“音”，是形声字初创之时的读音。如“江”、“河”、“湖”、“泊”、“旗”、“帜”、“蛇”、“燃”等，都是形声字。

由于形声字不但表义，而且表音，同活的语言联系密切，因此，形声字的生命力极强，音义结合的造字方法的能产性也最强。在汉字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声字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据有关专家统计，在1226个甲骨文之中，象形字277个，指事字20个，会意字396个，形声字334个，用于假借的字129个，结构不明的字70个，形声字约占27%；在1753个西周金文中，象形字224个，指事字57个，会意字333个，形声字1051个，结构不详的88个，形声字占60%；在1303个战国文字中，象形字118个，指事字24个，会意字148个，形声字909个，结构不详的104个，形声字约占70%；在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共收9353个篆字，其中象形字347个，指事字117个，会意字819个，而形声字则有8070个，约占86%；宋代郑樵《通志·六书略》收录了当时23266个楷书字，其中象形字481个，指事字123个，会意字821个，形声字却多达21841个，约占94%。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形声字在汉字中逐渐占绝对优势，一直延续到现代。

四、汉字形体的发展情况

汉字形体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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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商周古文到秦代小篆

商周古文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用金属刀具刻画在晒干了的乌龟腹甲和牛羊鹿肩胛骨上的文字。这种文字是殷商王室用来记录占卜吉凶之事的，因此，又叫“卜辞”或“殷墟卜辞”，也叫“契文”。甲骨文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被发现。1928年以后，经过多次发掘，先后出土十余万片。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000个，其中已被人们认识的约三分之一。甲骨文是一种相当发达的文字，它的结构，包含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但甲骨文中多数字的结构部位和书写笔划还没有定型(如“人”字就有六七十种写法)。最近几十年，在陕西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等地，也发现了一些西周时代的甲骨文。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具刻在坚硬的甲骨上的，因而其笔划多为细而长的“瘦笔”。甲骨文的形体尚未定型，异体字很多。

金文，又叫“钟鼎文”，是殷周两代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青铜器一般是商周王室或贵族用来祭祀、宴饮的器皿，称作“彝器”或“礼器”。商代在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字数较少，字体与甲骨文相近。周代的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近500字，内容多为记载典祀、宣扬征伐、赏赐功臣、订立盟约、训诰百官等；其字形笔划比甲骨文宽、粗，多为“肥笔”，显得浑厚古朴。

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通行于西方（如秦国）的文字，是大篆，又叫“籀文”，据说是周宣王（公元前８２７—前７８２年在位）时太史籀所作。大篆是相对于小篆而言的。同小篆相比，大篆笔划圆匀，结构繁复。

小篆又叫“秦篆”，本是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在籀文的基础上发展、简化而成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推行“书同文”即统一文字的政策，以小篆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字形，废弃了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字(如六国古文等)。小篆笔划圆匀，粗

细一致，结构比籀文简单。

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总称古文字。这一阶段汉字的形体特点，主要是圆形和弧线较多，“点横撇捺”等笔划不够分明，图画意味较重。

2.从小篆到楷书

秦代规定以小篆为标准字形，但由于“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晋卫恒《四体书势》)。这儿的“隶人”是指官府衙门里面专司缮写抄录的胥吏，是一种职位低微的吏役。《汉书·艺文志》云：“秦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徒隶也。”秦始皇允许他们用“隶字”书写公文，是高明之举。郭沫若先生在《古文字辩证的发展》中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有意识地采用了隶法，这正是秦始皇的杰出处。”相传隶书的创始者叫程邈。程邈曾为县狱吏，因得罪秦始皇，被幽禁于云阳狱中。他苦思十年，变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称善，用他为御史。但据高亨先生考证，隶书并不始于秦代；隶书实际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东方的古文字体演变而来。这样看来，程邈并不是隶书的创始者，而是在搜集、推广隶书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隶书在形体上与小篆的结构、笔势大不相同，它把小篆圆匀宛转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折的笔划，又把小篆一些复杂的笔划加以简化，并打破小篆原先的字形结构，使一篆变数形或数篆变一形，使小篆丧失了原先的形象性。由于隶书字形简单，书写方便，大大便捷了人们的掌握使用，因此，到了汉代，它就取代了小篆的地位，成为全国通行的主流字形。从小篆到隶书，是汉字形体上的一次重要改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

东汉时期，在隶书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楷书。据说楷书是汉章帝（公元７６—８８年

在位）时王次仲所作，又叫正书、真书。楷书是对隶书的简化，它减省隶书之波磔，形体方正，笔划平直，易写易认，至魏晋已广泛通行，一直沿用到今天。现代汉字仍以楷书为标准字形。

隶书和楷书总称为今文字。今文字的总特点是：字形方正(所以又叫“方块字”)，笔划分明，横平竖直，图画意味不易体会。

五千多年来，汉字从无到有，从表形到表意到音义结合，从不统一趋向统一，从形体繁复趋向形体简单，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成为中华文明的最大载体和光辉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