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新释

“会稽”新释

【摘要】会稽之名，出自“禹会”传说，但地望所系，异说纷纷，均因夏代疆域范围和“越为禹后”传统思维定势所束缚。考之“会稽”古音，愚以为即“余”的复音缓读，会稽即余，会稽山即余（涂）山，余是夷的对音，越是夷的假借，“夷”为越族的古称，东南沿海为夷民族早期生息之地。越夷同源，禹越一体。“禹会”实为钱江南北两支夷（越）部族在“余”地的会战，地望在今绍兴与萧山两地之间。夷族北迁，入主中原，后又流散，“余”（会稽）地名随之带往新地。所以“会稽”当源于浙江。

会稽山名的由来

“会稽”之名，因大禹传说而来。禹上会稽，会诸侯并死葬会稽。于是会稽成为名山，而立于“九山”之首。①

春秋战国之际，“会稽”之名之事，多见于史籍记载：

《竹书纪年》：“（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②

《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③

《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④

《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

寸，……。”①

《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变人徒。②

这些记载，均未说明会稽之山在什么地方，颇费后人思量和口舌。

《史记·夏本纪》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又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③]司马迁虽说“或言”（即有人说），但总算透露出一点会稽地望的信息。《正义》所引《括地志》之说就十分明确了，“禹陵在越州会稽县南十三里，庙在县东南十一里。”④

大禹传说，事属辽远，或言治水，或言会诸侯，或言致群神，或言葬会稽，纷然未有定说。传统的说法，大禹既是治水英雄，又是夏王朝的立国之君，因而后人称道、崇拜，也是必然之事，如孔子赞美大禹曰：“禹，吾无间然矣。”⑤大禹之名，会稽之事，因此流传千古，而为民族精神之象征。

记述大禹与会稽关系最为详备的要数东汉郡人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赵哗的《吴越春秋》，节录如下：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第十》：“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因病亡死，葬会稽。”⑥明言禹两次至“大越”，一次为治水而来，并大会诸侯，更名茅山曰会稽；一次为巡狩而来，道死葬于会稽山。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舜崩，禅位命禹。……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

已即天子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视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内美釜山州慎之功，外演圣德以应天心。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因传国政，休养万民，国号曰夏后。……而留越。”为什么“留越”，禹说：“吾闻食其实者，不伤其枝；饮其水者，不浊其流。吾获覆釜之书，得以除天下之灾，令民归于里闾，其德彰彰，若斯岂可忘乎？”因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⑦

自从秦始皇立会稽郡，会稽之名定，会稽之山显。秦始皇三十七（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⑧又经《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记述，禹葬会稽、会稽山在越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来已久的。但也有论者认为禹至越为不可能，会稽山不当在浙江绍兴。

会稽山地望的异说

提出会稽山不在浙江绍兴，至少有三说，一、在辽西；二、在山东；三、在河东。

会稽在辽西说

最先提出会稽山不在绍兴的是汉代的高诱，他在注《淮南子·汜论训》时说：“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禅于会稽’是也。”①在提出会稽在辽西的同时，并存会稽在泰山下之说。但会稽山具体在辽西什么地方，哪座山，他未明言，可能也是“或说”而已。

会稽山在山东说

系统阐述会稽在山东、在泰山下的是近人杨向奎先生，他认为“夏民族之起当在今山东西南部与江苏、河南之交，由地理及其他方面皆足证此说，而于会稽则颇为难，……余谓会稽即泰山一带之山也。”于是，他从“茅山”、“防山”地望加以考证，说：

《越绝书》：“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上茅山，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吴越春秋》：“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水经注》：“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茅山，又曰栋山。”按鲁有防山，《左传僖公十四年》：“季姬及曾子遇于防。”顾栋高谓防山在兖州府曲阜县东三十里。何以曰“茅山”，《左》哀七年：“邾茅城子以茅叛，”杜注：“高平西南有茅山，在今兖州府金乡县西北四十里，”且如管子之言古封禅者，皆封泰山而禅则多异，但如云云亭亭，据注则皆距泰山不远，独禹则封泰山而禅会稽，以绍兴当之固不可。②

他说越与夏古音相同，况且越之先明确说出于禹，故越夏为同一民族。“而越乃南移者，因而会稽之山与共南移。”③《夏代地理小记》中他再一次申述了上述观点，说“自来说夏地理者多云在河东，河东与越相去甚远，国居西北而会群臣于东南数千里之外，当讶其不经。即夏域不限河东，如余所论亦远不至南越，则禹会诸侯之地自当别有所在。”④杨向奎是断然否定会稽在浙江绍兴的。

坚持会稽在山东，并对会稽在辽西说有所支持的是董楚平先生。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中，在坚持夏越同源的基础上，对夏越关系作了新的探索，他认为，越民族是由一种叫“戉”的器物来命名的，“夏”与“戉”古音相同，而“戉”正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征器物之一。约当黄河流域进入尧、舜禅让的军事民主时期，良渚文化突然在太湖地区整体消失，却在黄河流域包括河南、山西、甚至甘肃河西走廊出现。这种文化的远距离转移，跟部族的迁徙有关，而“部族的迁徙又常常由战争引起”，是“良渚文化的上层社会整体地离开了太湖地区，来到了黄河流域，参加了中原逐鹿。”二里头夏文化是当时全国钺器

制作中心，已由太湖流域转移到伊洛平原，他说，卜辞中的“戉”即夏，无“禹”本字，疑“夏戉”即禹，表明了夏、戉的血缘关系。禹受禅后的战争主要是“三苗”，而夏立国后，主要是对东夷（山东一带）的经营。禹六世孙夏后帝少康之子“杼”或称“后杼”、“帝杼”，即“夏后帝少康封庶子于越，号曰无余”的“无余”。“夏人大规模殖民山东，实由无余（杼）开其端，故齐鲁人对无余印象特深。无余被山东夏裔奉为始祖。所谓少康封无余于会稽，建越国，这传说的历史背景就是无余开始了夏人在山东的统治。”所以他认为“於越”最初并不是指江南的越国，而是泛指北方夏人，主要指山东夏人（越裔），“因为会稽原在山东。”南方越人（勾践越国）为山东越人的南迁，会稽之名是山东越人南迁时带来的。①

至于辽西会稽，董楚平先生也作了考证，认为毗邻山东的河北东北部、辽西地区以及跟胶东隔海相望的辽东地区，都有“夏余”越语史迹。《周礼·职方氏》：“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医无闾在辽西，今称医巫闾山，由东北——西南走向，山脉西侧是著名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医巫闾山脉西南端是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南有一座徐无山。……余（徐）无疑为'无余’的讹变”。医巫闾山脉与徐（余）无山都在辽西境内，即高诱所注“在辽西界”的会稽。于是董楚平结论说：“会稽与无余不但出现于浙江，而且在古代传说中曾一起存在于山东、辽西二地，山东与辽西地近中原，无余后裔很快被商周民族同化，这两地的'会稽’地名也就迅速湮没。浙江僻处蛮荒之地，无余的后裔得以发展，成为五霸之一，浙江的会稽也就盛传于后世。”②

会稽在河东说

主会稽在河东说者，不仅以为会稽不在蛮越（浙江绍兴），并以为太山亦不在山东。先有吕调阳，他在《吕氏春秋·释地》中说：“会稽在阳翟东京水，象会计屈其指也。《国语》'禹致群臣（神）会稽之山’，亦当在此。而附会於越之会稽及防风之骨。不知

禹会诸侯，何以远在蛮越？若谓南巡而觏见群后，则防风在豫兖间，又不当从南方诸侯之列也。”又在他的《管子·释地》中说：“禹封泰山即中经山郑北之太山，《吕氏春秋》'伯牙鼓琴、志在太山’是也。所禅会稽，即黄堆山。”③

继有钱宾四，以为古越之地在河北晋地（即山西），会稽即河东大阳之山。“大禹治水功绩，极于大河而止，未及江淮（按明徐天祜亦有'禹治水时未尝至江南’之说）。禹之行迹，殆亦在大河两岸，冀、雍、豫三州之间，当时所谓中国诸夏者耳，本未谓其远在南越。且《吴越春秋》言'还归大越’，其非江南之越可知，盖亦河北晋地也。《逸周书世俘解》'吕他命伐越’，为商邑近畿国，则古在河北有越也。”“茅山者以茅城、茅津推之，其地望正在河北大阳，所谓大夏之虚也。故曰禹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而《吕览》、《淮南》言九山，亦推会稽为首，良以为大禹邦国之所在也。”所以，他认为，禹会诸侯于会稽，会稽山本称茅山，以地望推之，相当于河东大阳之山。①

三有张公量，他认为夏为传疑时代，禹为神话人物。“治水一事，姑过信之，然其载道限于大河流域而止。故至人神於会稽，万不能在浙江绍兴。”“后世言地理者凡遇越会稽诸名，一概系之浙江绍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他认为《吕氏春秋·有始览》的“九山九塞”皆不出大河两岸，即以古帝王封禅的情况看，“会稽亦不能在浙江绍兴。”②

除以上三说之外，尚有会稽在安徽说，从“禹会诸侯于涂山”“禹娶涂山”而来，论者亦多，此不赘述。

会稽本在绍兴

会稽本在绍兴，史籍多有记载，今人也多有论述。只因先秦史载的地理方位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提出质疑，莫衷一是。笔者重新提出此问题，并定“会稽本在绍兴”，并非

想沿袭成说，哗众取宠，以为绍兴人定要说会稽本在绍兴；也并非标新立异，取无稽之谈之嫌。本想就有关会稽是非问题作一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会稽地望

《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至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这是先秦著作中唯一透露出“会稽”地望信息的一段文字。而后论者往往引“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而把“吴伐越，堕会稽”这条重要信息给隐去了。观“吴伐越”的战事，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吴王阖闾十九年（前496年）伐越，勾践败吴师于李，阖闾伤将指而死。一次是吴王夫差二年（前494年），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以甲楯五千棲于会稽。③“堕会稽”而获防风氏之骨当在这次伐越战事中。当时山东有越人存在，这是事实，但依据夏越同源说，山东、河南等地的夏的封国，如斟灌、斟寻、有仍、韦、顾、昆吾、观等在殷周时已不复存在，周唯封夏后于杞号东楼公，为杞国，后为楚所灭。④吴自寿梦始至吴王夫差，未见有伐杞的记载，吴王夫差在山东的战事如下：

吴王夫差“七年伐齐，败齐师于艾陵”。⑤

“鲁哀公七年（吴王夫差八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①

吴王夫差“九年，为驺伐鲁，至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于橐皋”，“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②“吴伐越，堕会稽”是吴王夫差唯一一次对越的战事，“会稽”地望是十分明确的。孔子是博物学家，有关禹和会稽之事想必就是“闻之”于山东越人的传说。

“会稽不当在浙江绍兴”论者，是以夏都及夏代疆域衡之，限于大河流域，即冀、雍、豫三州间，“今河、洛流域，是夏人居住中心”③，认为其势力范围在黄河南北，最南则至淮河流域，“可见夏朝的统治范围和势力所及，并未达到江浙地区。”④由于夏域范围所囿，所以在解释浙江绍兴的会稽时，以勾践自称夏禹之苗裔，而认为是夏部族南迁之一支，将会稽地名带往南方。钱宾四说：“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远焉。”⑤

董楚平亦认为，浙江的会稽是山东夏裔迁徙命名，他说，会稽与无余不但出现于浙江，而且在古代传说中一起存在于山东和辽西，只因山东与辽西地近中原，无余的后裔很快被商周民族同化，会稽地名就迅速湮没，而“浙江僻处荒蛮之地，无余的后裔得以发展，成为五霸之一，浙江的会稽也就盛传于后世。”⑥迁徙说还能成立，而同化说似有商榷之处。“会稽”之名出现于史籍，最早在《竹书纪年》，次在《国语·鲁语》。《国语》里因有“吴伐越”的前提条件，“会稽”当指越（浙江）的会稽。假定此时山东、辽西的会稽已湮没无闻，就不当在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时有会稽“在辽西界，一说在山东太山下”的说法，说明迟至东汉，辽西、或山东地区还有人叫某山脉（或山）为会稽的，不唯高诱“熟悉该地古名”。再说，山东和辽西及辽东都有越裔，这些越裔就没有把祖宗的故事连及地名保存下来？从高诱所注，说明也非完全湮没，山东有大量南方古越语地名、人名，数量之多，仅次于苏南浙北。⑦可唯独“会稽”没有保留下来：这也是值得怀疑的。从民族迁徒情况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辽西、山东并未闻有民迁徙之事，而浙江却有。秦始皇三十七年，“徒大越民置余杭、伊攻，□故障。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⑧会稽之名作为郡名，去了姑苏，大越也改成了山阴，大越之民也迁徒了，按理应该将会稽“同化”了，但事实情况是没有被同化。我想，合理的解释是，山东、辽西之会稽，或许存在过，只因原来并不叫会稽，所以很快地湮没了，或恢复了原来的本名。而绍兴的会稽，即便秦始皇迁民改名，却并未能将会稽之名湮没（或同化），以致传于后世，是因为本来就叫会稽。原始的会稽应在本越，即浙江绍兴。

会稽本名

“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①将会稽解释为“会计”，有“会诸侯，计功行赏”之义。这样的解释从司马迁开始，大都深信不疑，但也有人提出过异议，王充的《论衡·书虚篇》中说：“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会计于此山，虚也。……百王治定则出巡，巡则辄会计，是则四方之山皆会计也。”②古帝王霸主会诸侯实多，如就巡狩会诸侯之事而名会稽，则天下到处皆会稽，非特禹然，绍兴会稽然，会稽谓“会而计之”，实系穿凿附会而来。以我忖度，“会稽”当别有读音和含义在。

“会”音“合”，与“无”通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③《说文》：“会，合也。”段注：“合也，见《释诂》。《礼经》：器之盖曰会，为其上下相合也。凡曰会计者谓合计也，皆非异义也。”④又《说文》“合，口也，从从口。”段注：“三口相同是为合，十口相传是为古。引申为凡会合之称。”⑤]如《诗·小雅·杕杜》：“会言近止。”笺：“会，合也。”⑥《仪礼·聘礼》：“会诸其币。”注：“会，合也。”⑦又古文会写作“”，⑧其声符为“合”，可知会与合在上古不仅意义相同，音也相同。“合”与“无”同纽类韵，古可通转，是“会”与“无”亦通。“夏曰戉，越语称'於越’。'於越’可能是'无余’的越语对音。”⑨可见“夏”、“戉”、“无（余）”、“於（越）”，音相同，只是急读、缓读之别。不仅如此，《说文》夏，古文又写作“”紒紛矠，其形与“會”十分相似，我怀疑“夏”、“会”原始即是一字，或因形近而误。夏假音戉，戉假音余（无余）。

“稽”音“夷”，与“余”同

稽，《说文》“留止也”，段玉裁注：“凡稽留则有审慎求详之意，故为稽考。禹会诸侯於会稽，稽者，计也。”紒紜矠是因袭陈说，“稽”确实有稽考、稽核、合计之义，但禹会会稽之“稽”并非会计之“计”的意思。《说文》附《六书音韵表五》，稽与夷、岁、会、越、猾，均在十五部。①郭沫若说，“岁戉古本一字”，“岁本戉之别体”。②“会”与夏通，如上述。“猾”，《书》曰：“蛮夷猾夏，”③疑“猾”（音骨）即“越”之假借，上古皆同韵。而稽与夷，《六书音韵表二》亦同在十五部，谐声④。可见“稽”与“夷”邻纽同韵，一音之转。“会稽”即“会夷”。

“吴古故从由拳辟塞，度会夷，奏山阴。辟塞者，吴备候塞也。”⑤

“杭坞者，勾践杭也，二百石长，买卒七士人，度之会夷。去县四十里。”⑥

《水经注·浙江水》：“浙江又东经柴辟南，旧吴楚（当为越）之战地矣。备候于此，故谓之辟塞，是以《越绝》称，吴故从由拳辟塞，渡会稽，凑山阴是也。”⑦

“度会夷”即“度会稽”，实一回事。

“夷”与“余”古音同。《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前君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则光之父也。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礼。”“余昧”下徐天祜注：“《春秋》作'夷未’。”⑧“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⑨“须虑”是“船”，也是“水”的缓读（现浙江温州一带方言之水音如此）。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越人处于东南沿海，水乡泽国，最早使用船，船在越人心目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船在水中行，这水也称为“须虑”（特指海水），“习之于夷”，即在海里训练。海水又出盐，“越人谓盐曰'余’。”紒紛矠今浙江绍兴有朱储村，宋后从朱余改称，“朱余”即“余”的复音缓读。可见船、水、盐的读音在原始越人的语言里是相同的，都读作

“余”或“夷”。

会稽、无余为夷或余之复音缓读

“会稽”一词在秦汉以后，读“会计”，即“会而计之”的意思，而秦汉以前，会稽、会夷、无余、於越实为同音异写，是“夷”或“余”的越语复音缓读。稽，（说文》段注：“古兮切。”“兮”，（说文》：“语所稽也，从八，象气越亏也。”段注：“越亏皆扬也。”紒紜矠又“乎”，（说文）：“语之余也，从兮，象声越扬之形也。”段注：“乎、余叠韵。户吴切。”紒紝矠又“亏”，《说文》：“於也。”段注：“於者，故乌也。乌下云，孔子曰：乌、亏，呼也。取其助气。”紒紞矠“兮”“乎”“亏”都从，亦声，“稽”为“古兮切，”可见古“稽”字韵当在[u]，而非[i]。稽与夷、余通，夷、余之韵亦当在[u]。“余古音在除、涂之间，约当今音舒、苏。”紒紟矠稽山即为余山（《说文》作余山山山）。《说文》：“余山山，会稽之山也。”段注：“盖大禹以前名余山山山，大禹以后则名会稽山，故许（慎）以今名释古名也。杜注《左传》云：'余山山山在寿春东北’，非古说也，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府治东南十二里。”①此说良是。是余山山山、会稽山本音同而名为一也。禹会诸侯于涂山，禹会诸侯于会稽，一事实同，古今音别而已。

禹和越之关系

历史上对于禹会会稽的真实性，除少数人提出过异议外，大多是深信不疑的，对禹这个人物亦然。提出禹会会稽的会稽不当在浙江论者，也是立足于禹及禹会会稽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些论者往往囿于夏代的疆域范围和“越为禹后”的传统思维定势，从而认为越族乃夏民族南迁的一支，会稽地名也是因族群南迁而带往浙江，否认禹会在浙江会稽的可能性。越王勾践自称是“禹之苗裔”，这或许是真实的；禹六世孙夏后帝少康封其子於越，或许也真有其事。不论在山东还是浙江或别的什么地方，但这只能说明禹后子孙

殖民越地的事实，正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所说：“以汉人作蛮夷大长者，盖亦不少。最古之越无余，吴太伯即其例。”②关键问题是，越作为古民族在禹之前（或禹之世）是否已经存在？禹和越的关系怎样？禹会在浙江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我们不妨冲破“禹→夏→越”传统思维定势的束缚，沿“越→禹→夏”的思路去考察禹越关系和禹会会稽的可能性问题。这一点，董楚平先生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中作了分析和阐述，对我们探讨禹越关系问题无疑具有前导作用。他说，禹及夏越关系的“传说背后可能隐藏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但越为禹后说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更重要的是，禹为越后也不无可能，据本书研究，陶寺类型与二里头类型都有东南史前文化作风，夏王朝有多方面的苗蛮血缘，北方不少夏裔住过的地方，地名与吴越地名相似，都有古越语特点，'禹为越后’的证据恐怕比'越为禹后’更为充分、坚实”③（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这段文字给我们这样两点启示：一是东南史前文化为古越文化；二是“禹为越后”历史事实的可能性。

越夷同源

史籍记载有关上古传说时代的民族状况，尧以前，似乎只有炎、黄之分，尧以后才有了中国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别，且蛮夷戎狄之辈亦均为炎、黄之流绪。化多元为一元，本儒者所为，难以置信。即如南方民族用“蛮”、东方民族用“夷”来概括，本不能反映蛮、夷民族的全貌。处于东南一隅的民族，是称蛮归蛮，还是称夷归夷，就难以界定。所以越、会稽的地理方位免不了有笔墨之争。

“越”的出现，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在此之前，如果卜辞中“伐戉”、“令戉来”的“戉”①即为后来所称的越族的话，时间可推早到商代。但显然，这些戉（越）人，直接与商周王朝接触，应是近畿越人，是“夏裔”、“禹后”，非东南方之古越民族。有人认为，越族之名来自于良渚文化中比较盛行的称为“钺”的扁平穿孔石斧。②戉是钺本字，《说文》：“大斧也。”《司马法》：

“夏执玄戉。”③我以为，这种看法值得推敲。“戉”是一种武器，或称军权的象征，但观上古族称乃至国名未有以一种武器来命名者。因为征伐杀戮并非民族生存的主要手段，也不能说是一民族的主要特征。良渚文化的琮和璧其数量远远超过戉，其重要性想必也不逊于戉，为何仅以“戉”来命其族名。就说中原夏人，以戉为重器，也并未以戉来名其国，却要另选一个“夏”字。可见戉并非越族的本名，是由于古越族的族称或跟“戉”音同或相近，就假以称呼之，“戉”和后来的“越”其实都是假音而已，是他称而非自称。

越人自称什么，史无记载，以我的推测，应该跟古越族生活以及生活习性密切相关的事物。地处东南沿海的古越先民，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就是海、船、水、盐等，即所谓东南“鱼盐之利”，于是对这些相互联系的事物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称呼，即“余”或“夷”。“夷”字由于后来成为东夷民族的专称，越族之名可能就以“余”字称之。其实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生活习性分析，“夷”应是最早的称呼，并进而成为图腾。

夷，金文作。④《说文》：“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⑤陈梦家认为：“弓者已之伪变，大则矢之伪变。”“将绳系之而射，所谓缯缴者也。……古代器物创制之说，皆以创造弓矢者属之夷。”⑥这说法跟制戉者属之“戉”一样，究属牵强。其实“夷”字，从字形分析，应为一人文身以象龙蛇之形。大古为人之形，S象蛇之形，字的造型符合古越民文身断发的习俗。夷音巳，与鲧妻修巳（长蛇），禹姓姒（），即以龙蛇为此族图腾也是十分合拍的。因此，可以说，“夷”为越族的古称，东南沿海为东夷民族早期生息之地。

禹越一体

禹一直以来被称为治水英雄，又是立国之祖，备受人们的称颂。可是这样一位传颂千古的中华英豪，在甲骨文和金文里却未见他的名字的祖型字，是十分奇怪的。直到春秋战

国时期，“禹”赫然列入《诗经》、《论语》等典籍，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却说“禹、虫也。从，象形，”并训“”为“兽足蹂地。”①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禹”字在春秋虽已列入典籍，但直至几百年后仍未被公认，至少许慎这样的大学问家就不承认。董楚平先生认为《说文》的解释是“无根据的”。禹的初文是卜辞里多次出现的“夏戉”，夏、戉组合，会意字。“夏”是“中国之人”，“戊”是“王斧”，“夏戉”是第一个执戉称王的“中国之人”，此人非禹莫属。并说金文里的禹字作，无虫字痕迹，而是由“↑”和戉的省笔组成，是俞的原始象形字，俞是剜木（独木舟）工具，也是破土利器。“夏戉”省去“夏”而加上破土治水利器“↑”，是因为禹以执戉征伐定天下的武功逐渐被人淡忘，“治水的功绩盖过征三苗的血迹，”成为平定水土，奠定九州的天下共主，突出了禹的治水功绩。②但我以为这样的释读，疑点还是颇多的，不能完全信服。首先，第一个执戉称王的人，可能不是禹。根据史籍记载，完成立国称“夏”的是启而不是禹。所谓“夏执玄戉”是夏帝国之主，而不是“军事民主制”时代（假设的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其次，“↑”未必就是治水破土的利器，也有可能是某种武器的象形，比如“箭”（矢）。并且将“↑”与“戉”的省笔组合“”说成是“禹”字也未免牵强。在金文里，夷、弟、叔字的象形与“”字有许多相似之处。再次，“夏戉”和“禹”字无论出现的先后，造型的演化，即便意思是禹，也仅是假音而已，井非本字。许慎的说法：“禹，虫也，”看似荒诞，但也透露出了一点信息。蛮、闽都从虫，古代说夷是“东方之人”，戎狄为“豺狼”，蛮是什么，未明说，只说“南方虫种”，说明禹跟南方蛮族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而“夷”字正好是虫种图腾的最好文字表现形式。

20世纪2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顾颉刚根据长江流域特别是钱塘江系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和有关大禹治水故事史迹比较集中的情况，提出了“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的观点，为禹为南方虫种作了最好的注脚。后来，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提出的卷转虫海侵理论和海侵造成古越大地“洪水茫茫”，从而产生禹的神话传说的观点，对顾氏的观点作了证明。③而河姆渡遗址的发现，

再一次证明了因海侵所造成的古越民族迁徙流散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禹治水神话传说的可能性。在民族迁徙流散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小插曲，如娶涂山氏女，通过联姻加强部落的力量，井取得立足之地；为争夺地盘，鲧被杀，又戮防风氏等故事。这些故事后来随着部落的进一步强大、北迁，逐鹿中原的胜利，而在北方生根并逐步完善起来。随着夏朝正统地位的确立，这些故事也就成为华夏共同体的口碑。

禹与其说是神，还不如说是人，是整个族群，禹即越（夷）族，越（夷）族即禹。因此，禹可以看作是夏王朝立国以后对越（夷）民族共同战斗生活的回忆，并逐渐演化成的民族崇拜的英雄群体，以后才附会于一个人。

“禹会”漫说

搞清了越、禹和越禹关系后，所谓的禹会会稽（或涂山）之事，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许就是卷转虫海侵时候越族先民迁徙流散过程中的一个插曲。

陈桥驿教授分析越族分路流散有三支：一支越过钱塘江在苏南、浙西丘陵落户；一支从宁绍平原进入山区，海退后重返宁绍平原；一支漂洋出海，成为“外越”或“东海外越”。①分散流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分散流徙到定居的漫长过程中，钱塘江南北两支越族，在各自的区域范围内演进，经过几千年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文化面貌。流向苏南浙西丘陵落户的一支越族，以后逐渐进入太湖流域定居下来，广阔的平原，又有未经盐碱化的土地，发挥了部族农耕渔猎之长，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灿烂的良渚文化。而退入会稽、四明山山地的越族一支，失去了定居农耕的自然条件和用武之地，在山区的困难自然环境中，度过了几千年的迁移农业和狩猎业的生活。②返回宁绍平原，又前薄海，后迫山，不时有海潮侵入，土地盐渍，无法利用。其演进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钱江以北的一支。面对这样的困难环境，自然会有人提出向北靠拢的要求，并且付诸了行动。

这里顺便说说“禹会”事件中的重要角色“防风氏”。神话传说中，禹的父亲鲧因治水无功，被舜殛之于“羽山”，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这“羽山”、“羽渊”在什么地方，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在山东，但我以为在太湖地区比较合宜。从良渚文化玉器所画的头戴羽状冠、三爪鸟足的神徽及许多器物刻有鸟纹图案的现象分析，良渚先民有鸟崇拜的习俗，可能就是后来东夷族中“鸟夷”的前身。《山海经·海外南经》中，“羽民国”与比翼鸟（一说此即“朋”，鳳），毕方鸟、灌头国、三苗国等在同一方位，而明说羽民国在东南，③可能就是鲧被殛之地。鲧神话的中心点在太湖地区。

防风氏，孔子说是“汪芒国之君”，守封禺之山。许慎《说文解字》嵎部：“封嵎之山也，在吴楚之间，汪芒之国。”段注：“韦云：封，封山；嵎，嵎山，在今吴郡永安县。按，据许则封嵎乃一山名耳。今封，嵎二山，浙江省湖州府武康县东，实一山也。楚当依《玉篇》作越。”④汪芒、防风同音异写，汪芒即防的缓读，风本凤字，读作朋，是防风氏即凤氏，亦称朋氏（比翼鸟），后为东方勾芒之神。联系段注防风氏地望，并与（山海经》互参，“防风氏”可能是良渚先民——越（夷）鸟图腾部族中的一支。与鲧、禹同属越（夷）人。《孟子》以为舜“东夷之人”，①则舜、鲧、禹、防风氏都为越（夷）人。

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假设：在南支越族为环境所迫，开始北迁行动之前，两支越部族之间有过“外交”上的接触，南族北迁的要求遭到北族的拒绝。于是南族凭武力强行北迁，发生了战争。在战争中，南族某氏酋长鲧被北族俘虏且遭杀害，结下了仇恨。后来经过许多年（鲧死三年腹生禹的“三”应是概数，实际不止三年）的力量积蓄和筹备，由“禹”率领诸氏与北族在涂（绍兴西北四十五里）之地进行了会战，北族先锋防风氏部族在会战中被禹率领的南族消灭。南族乘胜长驱直入，占领了太湖地区整个北族领地。北族一部分被俘，一部分向河南及沿江苏沿海向山东流散。太湖地区灿烂的良渚文化也从此消失在中华大地。与此同时，向北流散的越（夷）人，在河南、山东地方遭遇了尧为首的当地部落的排斥，在舜的领导下，北族越人战胜了尧部落，取得了在中原的立足点，又与南族相抗

衡。后来南族继续北进，逐鹿中原，再次打败北族，在部族酋长启手中完成了征服北族的功业，建立了夏王朝。

夏王朝建立后，向山东沿海转移的一部分北族越人应该还有相当的实力，后遇夏后帝太康淫佚失国，羿便乘虚而人，“因夏人以代夏政。”②文献记载，羿为东夷人，实则山东的越人，此时当为原“羽民氏”流散山东后的部落酋长。夏后帝少康复国，第一件事，就是命其子杼东征。在山东的北族越人，一部分被征服，一部分再次北迁，到达辽西、辽东。夏王朝灭亡后，部分越人又返回山东等地。而中原越人在商初又部分北迁辽西。

卷转虫海侵以后留在境内（主要是钱江南北）的越（夷）人的进取、迁徙流散情况大致如此。虽然这仅是个假设，但合理性还是存在的。东夷民族遍及东南、东北、山东及辽东辽西等地的越语地名仅次于江浙一带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也即董楚平先生所说的：“由于夏人中的越裔因乡音难改，把南方古越语带到了山东。”“九夷”的“九”是个概数，谓其多，并非实指，且“九”可能是“鸠”的省写，（越主勾践作剑自铭“鸠浅”），“鸠”或是越（夷）人的图腾物。神话中羿射九日，而仅留一日，日中之三足鸟，可能就是羿代夏政现象的折射。《说文》说夏为“中国之人”，夷为“东方之人”，未如戎狄称之为“豺狼”。《左传》曰：“戎狄豺狼，诸夏亲昵。”③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④诸夏当包括夷，裔与夷、华与夏，互文见义，意同辞异，夷夏一体，所以有“不谋”、“不乱”之语，血缘所系，也不便称夷为“豺狼”了。

所以禹会之事，实为越（夷）会，是钱江南北两支越（夷）部族之间的会战，也包括南族在与北族会战之前的誓师大会。其地在今绍兴西北45里的钱江南岸之涂。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性战役，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所以代代相继，口碑流传。后来才附会加工而成“禹会诸侯于会稽”的传说。治水神话，也可想见，在如此恐怖的自然灾害面前，即便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也难制服，何况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石器时代，仅凭

一人或一族的力量谈何容易。台风就是一例。类似的传说，如《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述》中的佩斯巴斯巴达，哥伦比亚神话中的浓希加等，都是以避的办法幸脱灭顶之灾，越族先民的流散也应如此。大禹治水神话英雄史诗般地流传于后世，体现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传说中的鲧九载无功，禹十三年于外，后八年巡狩，实际可能是越族南支与越族北支战斗长期性的反映。至于禹，是部族之名还是酋长的名号，也不必深究。上古之世，部族名与酋长名号往往不分，即使成为方国也是如此。作为越（夷）族的“创始”者，中兴人物，禹一直是越（夷）人心目中的英雄，演化成为“神”加以膜拜，也是自然的事。

综上所述，我以为会稽、会夷、无余、於越其实就是“余”的越语复音缓读，“余”是“夷”的对音，而越（或嵞）是夷（或余）的假借，是他称而非自称。会稽即余，会稽山即余（嵞或涂）山，“禹会会稽”，实则钱江南北两支夷（越）部族在“余”地的会战。夷（越）族北迁，入主中原，后又流散，“余”（会稽）地名也随部族的迁徒而“递播以远”，以致在河东、山东、辽西都存在会稽地名。会稽地名之根源在浙江不必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