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鲁尔工业区环境问题与综合治理

作者：江山 林超君

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5期

摘要：从某种意义上说，鲁尔区是德国工业革命史的一个缩影，而其环境变迁也成为德国环境史特别是工业污染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本文从回顾鲁尔区诞生前的原始自然环境入手，着重分析工业区形成后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严重后果，其中选取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即埃姆舍尔河严重污染以及空气污染，来展示19世纪和20世纪鲁尔区的环境变迁情况。此外，德国如何根治这个最大的工业污染区，“还鲁尔区一片蓝天”，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随着20世纪70年代德国生态革命时代的到来和广大民众意识的觉醒，通过政治呼吁、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公民动议和社会组织团体的大力支持，以及鲁尔区自身实施的工业转型、

技术革新和生态修复，近200年来一直困扰的环境问题终于得到根治，一个崭新的工业文化创新地就此形成。2010年被欧盟推选为“欧洲文化之都”的鲁尔区所形成的独特文化景观可以说是对1996年德国提出的“一个有应对未来能力的德国”这个战略口号的积极回应。在这方面，鲁尔区的成功经验无疑可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德国环境史;19世纪和20世纪;鲁尔工业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

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内，鲁尔区曾是欧洲最大的工业生产区和人口密集区，这里汇集了许多大型钢铁、矿山冶炼和机械制造等企业。这些企业不但对本地区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对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进程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格局变化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整个工业区由大小20多座城市连成，面积4435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10万。区内有两条重要的河流埃姆舍尔河（Emscher）和鲁尔河（Ruhr）。从环境问题来看，伴随着19世纪早期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鲁尔工业区曾长期遭受雾霾、废气、废水、矿渣和垃圾的困扰，从而形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整个地区也因此被视为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最突出的地区。尽管这些环境压力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国家的强制行为在减小，其影响却和德国境内许多其他的工业区一样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才得以真正消弭。从某种意义上说，鲁尔区就是德国工业革命史的一个缩影，而其环境变迁也成为德国环境史特别是工业污染史中的一个重要章节。鉴于此，本文从回顾鲁尔区诞生前的原始自然环境人手，着重分析工业区形成后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严重后果，其中选取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即埃姆舍尔河的严重污染以及空气污染，来展示100多年内该区的环境变迁。此外，如何根治德国这个最大的污染源，“还鲁尔区一片蓝天”，这成为日耳曼人20世纪60年代关注的焦点，并由此达成共识，直至最后彻底根治——将鲁尔区变成一个风景优美、宜居宜游的生态栖息地。 一、鲁尔工业区诞生前的自然环境状况

鲁尔区在1820年前后还没有出现环境问题征兆。多特蒙德、埃森、波鸿和穆尔海姆都是规模很小的城市，最多不过5000居民，他们多以工商手工业为生。尽管各城市周边地区有矿山开采业经营，但这种小规模的开采也谈不上带来很大的环境问题。这些小城周边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远离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从自然景观上看，鲁尔河以北的这些小城也和其他地方的小城没什么两样，到处是村落，四周是田野平畴。当地历史学者弗里茨（Rolf Fritz）曾对当时多特蒙德周边的自然环境有过这样的描述：“从城墙上放眼四周，景观各式各样，景色很是宜人。在这块平原上，山丘土包的微微起伏根本不会让人有乏味感。肥沃的花园和田畴尽收眼底。绿油油的草地上，几百头牲畜正在吃着鲜草。那些可人的橡树林、山毛榉森林以及其他树林已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再放眼地平线的尽头，一切都被森林群山所拥抱。”

更能给人带来田园风光感受的还要数北鲁尔区的自然风光。这个地区村落稀少，甚至有时候埃姆舍尔布鲁赫（Emscherbruch）一带还会有野马出没。除零星的小村落外，还散落着一些城堡庄园，而所谓的小城市是绝无踪影的。除田园风光外，该地区的荒原景观也可见诸历史记载。1794年法国人佩洛（Pierre-Hippolyte-Leopold Paillot）在其旅行日记中就曾记载他游览杜

伊斯堡横渡鲁尔河后所遇荒原的见闻：“这里真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远望处，尽是些零星枯死的树木和数不清的沙堆，这些沙堆随时可被风吹走，被风吹起的沙粒随之又散落在那些为数不多的刺柏和干枯的荒草间。偶尔我们会看到贫苦人家的茅屋，荒原上，有人正在割荒草，它们将做烧炊之用。登上高处的我们希望能看到某处令人愉悦的好风景，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但凡目及处，怎么也看不到田畴的影子。这可真是块不毛之地啊。”同样，德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德罗斯特-许爾斯霍夫（Anettte von Droste-Hulshoff）在其回忆录《威斯特法伦风景印象》中也表述了她参观完这片沙土荒原后所发出的类似感叹：“真是个荒凉的地方！四处是一望无际的沙地。遥远的地平线偶尔被小片森林和零星树木所遮盖。”除此之外，女作家所能看到的除睡眼惺忪的牧倌外，也只能见到溜达的小狗、欧洲盘羊和一些发出凄厉叫声的凤头麦鸡。“这就是我们一整天漫游所看到的景象，它无法让人有什么诗情雅兴。”根据上述三位作者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想象18世纪的鲁尔区曾拥有一片很原始的自然景观，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尚未显苗头，即使是埃姆舍尔河这样的河流也清澈无比，未遭受过任何污染。出生在鲁尔河边的历史学家施泰伦（Johann Dietrich von Steinen）在其1757年出版的《威斯特法伦史》中就对埃姆舍尔河有这样的描述：“这是条很有用的小河，它不仅养活了很多鱼虾，还让岸边的许多磨坊转了起来。河岸边，到处是绿茵茵的青草地。”由此可见小河流域区的生态环境之好。然而，还不到一个世纪，这条小河就成为鲁尔区各工业企业排污的一条臭水沟。 二、埃姆舍尔河污水排放造成的后果

埃姆舍尔河是一条贯穿鲁尔区南部地区的小河，总长度为110公里（今天为83.1公里，因生态修复，部分河段改直），呈东西流向，最后注入鲁尔区西边的莱茵河。由于流域内地势较平坦，上下游落差仅为121.5米，所以在工业革命前就经常遭受洪涝灾害，甚至埃姆舍尔布鲁赫一带有很大一片流域经常成为泥沼地。随着1830年前后本地区工业化的兴起，工业生产的进行和矿山的大规模开采，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污水排放所带来许多环境问题：小河和周边小溪的水位变浅，地势下沉，洪涝灾害面积不断扩大，泥沼地面积也逐渐增大，尤其是小河不再清澈，鱼虾也变得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消失。1875年2月21日，当地的《雷克林根周报》就报道过小河污染情况：“很多次我们都看到门格德（Mengede）附近的河水被染成了深黑色，河水散发着恶臭。在这片被氨水和气化焦油排泄物所污染的河段里，鱼虾、青蛙等死亡殆尽。”而到了1901年，河水中只有47%的水源为天然雨水（旱季仅为21%），其余的都是其他各种污水。所排放的9600万立方米污水中，仅工业污水就占了89%。

工业污水中，有一种含盐量很高的污水也被排人到河内。这种污水主要来自矿山坑道中的积水。由于当时的析盐成本过高，所以污水就直接被排放。经当时检测，埃姆舍尔河流入莱茵河交汇处的盐含量为每升3.6克，而其支流小溪的盐含量却更是惊人，甚至“比大西洋里的海水都咸”。更为糟糕的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种污水已不能用于灌溉。此外，流域附近的地下水来源也受到威胁，根据对当时流域内的46口水井的调查记录，其中45口水井水源减少甚至完全枯竭。还有一種被称为煤泥的污染源也对河流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为除去杂质，化

工用煤需经过水洗这道流程，由此产生的煤泥也随之被排入河内，它们随即沉淀，形成了大量淤塞，这既污染了河水，又影响了正常流速，而且河岸边植被的生长也受到了严重阻滞。 而且，这样的人为灾害又进一步引发了地区性疾病的流行：至19世纪70年代，该地区疟疾曾发生过不下五次;1887年至1900年三年内的伤寒死亡率是普鲁士帝国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1901年，当伤寒病又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蔓延时，卫生学家埃姆李希（Rudolf Emmrich）就对鲁尔区的卫生健康情况作了如此表述：“霍乱发生期间，我曾对那不勒斯、巴勒莫和君士坦丁堡的疫情做过调查，就此也看到了当地很糟糕的卫生状况。我也考察过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城市的有关疫情，然而，像埃姆舍尔河谷这样由废水、粪水乱排所引发的病情、波及范围和造成的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由于沿岸居民不堪忍受这样的严重污染和疾病肆虐，要求净化污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最终还是遭到了采矿业大业主们的抵制，因为他们应承担的污水处理成本相当高昂。一直到1904年，情况终于发生了转机，随着威廉帝国的行政干预和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这些企业终于成立了该地区第一个带有自行管理性质的互助组织——埃姆舍尔合作社，基于此，以经济和技术手段确保水质维护和治污的举措以法律形式被确定在《埃姆舍尔互助合作法》中。应该说，这一举措有效遏制了污水的肆意排放，沿岸一带的洪涝灾害也从此大为减少，百姓的卫生健康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观。然而无论如何，对自然环境来说，这些污染还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尽管沿岸农户能获得一些补偿，但所得补偿尚不能根治盐碱地灾害或洪涝灾害;许多河曲地段因煤泥的沉积已变成直流的河道;很多河段的河床内所堆积的沉积物已厚达5米甚至更多;尤其是该河和莱茵河汇合处的地势下沉严重;且1906年至1910年间，河口汇合处甚至向北挪移了3公里，从此又诞生出一条长达10公里的新河床;此外，沿岸原来的苔藓地和泥沼地经长年污染后已完全消失。 三、空气污染及其后果

和污水情况一样，鲁尔区的空气污染在工业革命时期内也达到惊人程度并引发诸多问题，这从当时许多城市档案的历史记录中完全可以看出。根据杜塞尔多夫城市档案记录，1912年前后鲁尔区南部地区的工业污染情况还能使人忍受，而北部地区“烟雾排放则是人们整天在谈论的话题”。这些烟雾所产生的废气，“不仅造成附近农村果园水果的腐烂，同时也造成北部一些县区内森林的完全毁灭”。与此相类似，埃森的烟雾和烟尘排放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困扰，“在老城和有些城区，只要挨着克虏伯厂和矿山开采区，那里的居民就抱怨更深，他们每天要遭受两次尘灰的侵袭。通过显微镜分析，这些尘灰分别由烟尘和煤尘颗粒组成。即使居家生火也排放烟尘煤尘，但绝大部分的排放还是要归咎于这些工业烟囱的排放。如果人们从远处观看埃森的话，到处可见林立的烟囱，它们吞云吐雾，烟雾滚滚，一旦这些烟雾和大自然中的雾气结合，就立刻会形成臭名远扬的‘伦敦烟雾’”。

刚开始，许多工厂还能远离居民区建设，然而，随着工业区的不断扩张以及城市居民的不断增加，不知不觉间许多工厂就已身处居民区内或附近，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多特蒙德市荷尔德

城区（Hoerde）内一个名叫赫尔曼的冶炼厂（Hermannshutte）。其在1841年11月17日获得经营许可权前，有关审查部门就担心大型蒸汽机所发出的噪声会影响周边地区居民的作息。所以，根据1831年出台的相关规定，蒸汽机的安装必须在有关安全部门的监督之下操作实施。由于缺少历史记载，所以也不清楚新安装的蒸汽设备是否最终符合法律规定而没出现噪声扰民的情况。然而，有记载的是该企业和工业革命早期新成立的一些企业一样，由于缺乏经验常识而导致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不小的环境污染，包括赫尔曼冶炼厂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附近居民做出过很多次的损失赔偿，其中最著名一起居民控告案件被上诉到法庭，直至最后居民赢得官司。1899年4月22日，该工厂附近的一女住户因不堪屡遭尘灰袭扰之苦而提起上诉。她在诉状中这样写道：“尘灰钻进所有屋子紧闭的窗户，几分钟内家具就布满了尘灰，这样的屋子已无法居住。就是廉价将此屋租住给别人也成了奢望。”经过11年的艰难诉讼，女房主最终还是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冶炼厂买下了她所有的房产，并赔付了其他有关经济损失。类似情况也可以在其他许多的卷宗档案中找到，甚至有些赔付还明确地注明了年赔付金额和时间节点，如荷尔德某工厂附近一处新教坟墓的看护人每年可以得到因尘灰污染而赔付的150马克赔偿金。根据历史记载，仅1897年，荷尔德市各企业就支付了54起损失赔偿，赔偿金达2000马克，少的仅象征性赔付1马克，多的为750马克。其中，所赔付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生活用水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污染。

和多特蒙德相比，同属鲁尔区波鸿市的空气污染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波鸿矿山学校一位名叫布罗克曼的教授就曾这样描述他生活工作的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情况：“我在波鸿生活了20年。每刮西风的时候，我就要吸入烟雾、煤灰和灰尘混在一起的黄褐色浓雾。等到刮北风时，许多矿山垃圾所散发的臭气又飘进了我鼻孔。刮南风时，我又不得不‘饱餐’一顿钢铁厂、煤气厂和化工厂喷散出的各种蒸汽。我站到哪，或走到哪，烟尘就一直跟我到哪里。白天工作时，各种噪声困扰我，就是晚上睡觉了，这些噪声也不放过我，让我有片刻安宁。”此外，他也证实了多特蒙德市荷尔德城区的空气污染严重状况：“荷尔德城区是工厂和冶炼厂最密集的城区，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夏季的清新和空气理疗。谁要是搬到这里，谁就要做好接受这些工厂各种污染的准备：各种臭味会损害他的味觉系统，各种噪声会损坏他的听觉神经！”面对这种场景，如果弗里茨、佩洛和德罗斯特一许尔斯霍夫再回到眼前的现实，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这里曾经是他们所拜访过的地方。

工业污水中，有一种含盐量很高的污水也被排人到河内。这种污水主要来自矿山坑道中的积水。由于当时的析盐成本过高，所以污水就直接被排放。经当时检测，埃姆舍尔河流入莱茵河交汇处的盐含量为每升3.6克，而其支流小溪的盐含量却更是惊人，甚至“比大西洋里的海水都咸”。更为糟糕的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种污水已不能用于灌溉。此外，流域附近的地下水来源也受到威胁，根据对当时流域内的46口水井的调查记录，其中45口水井水源减少甚至完全枯竭。还有一种被称为煤泥的污染源也对河流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为除去杂质，化工用煤需经过水洗这道流程，由此产生的煤泥也随之被排入河内，它们随即沉淀，形成了大量淤塞，这既污染了河水，又影响了正常流速，而且河岸边植被的生长也受到了严重阻滞。

而且，这样的人为灾害又进一步引发了地区性疾病的流行：至19世纪70年代，该地区疟疾曾发生过不下五次;1887年至1900年三年内的伤寒死亡率是普鲁士帝国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的两倍。1901年，当伤寒病又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蔓延时，卫生学家埃姆李希（Rudolf Emmrich）就对鲁尔区的卫生健康情况作了如此表述：“霍乱发生期间，我曾对那不勒斯、巴勒莫和君士坦丁堡的疫情做过调查，就此也看到了当地很糟糕的卫生状况。我也考察过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城市的有关疫情，然而，像埃姆舍尔河谷这样由废水、粪水乱排所引发的病情、波及范围和造成的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由于沿岸居民不堪忍受这样的严重污染和疾病肆虐，要求净化污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最终还是遭到了采矿业大业主们的抵制，因为他们应承担的污水处理成本相当高昂。一直到1904年，情况终于发生了转机，随着威廉帝国的行政干预和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这些企业终于成立了该地区第一个带有自行管理性质的互助组织——埃姆舍尔合作社，基于此，以经济和技术手段确保水质维护和治污的举措以法律形式被确定在《埃姆舍尔互助合作法》中。应该说，这一举措有效遏制了污水的肆意排放，沿岸一带的洪涝灾害也从此大为减少，百姓的卫生健康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观。然而无论如何，对自然环境来说，这些污染还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尽管沿岸农户能获得一些补偿，但所得补偿尚不能根治盐碱地灾害或洪涝灾害;许多河曲地段因煤泥的沉积已变成直流的河道;很多河段的河床内所堆积的沉积物已厚达5米甚至更多;尤其是该河和莱茵河汇合处的地势下沉严重;且1906年至1910年间，河口汇合处甚至向北挪移了3公里，从此又诞生出一条长达10公里的新河床;此外，沿岸原来的苔藓地和泥沼地经长年污染后已完全消失。 三、空气污染及其后果

和污水情况一样，鲁尔区的空气污染在工业革命时期内也达到惊人程度并引发诸多问题，这从当时许多城市档案的历史记录中完全可以看出。根据杜塞尔多夫城市档案记录，1912年前后鲁尔区南部地区的工业污染情况还能使人忍受，而北部地区“烟雾排放则是人们整天在谈论的话题”。这些烟雾所产生的废气，“不僅造成附近农村果园水果的腐烂，同时也造成北部一些县区内森林的完全毁灭”。与此相类似，埃森的烟雾和烟尘排放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困扰，“在老城和有些城区，只要挨着克虏伯厂和矿山开采区，那里的居民就抱怨更深，他们每天要遭受两次尘灰的侵袭。通过显微镜分析，这些尘灰分别由烟尘和煤尘颗粒组成。即使居家生火也排放烟尘煤尘，但绝大部分的排放还是要归咎于这些工业烟囱的排放。如果人们从远处观看埃森的话，到处可见林立的烟囱，它们吞云吐雾，烟雾滚滚，一旦这些烟雾和大自然中的雾气结合，就立刻会形成臭名远扬的‘伦敦烟雾’”。

刚开始，许多工厂还能远离居民区建设，然而，随着工业区的不断扩张以及城市居民的不断增加，不知不觉间许多工厂就已身处居民区内或附近，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多特蒙德市荷尔德城区（Hoerde）内一个名叫赫尔曼的冶炼厂（Hermannshutte）。其在1841年11月17日获得经营许可权前，有关审查部门就担心大型蒸汽机所发出的噪声会影响周边地区居民的作息。所

以，根据1831年出台的相关规定，蒸汽机的安装必须在有关安全部门的监督之下操作实施。由于缺少历史记载，所以也不清楚新安装的蒸汽设备是否最终符合法律规定而没出现噪声扰民的情况。然而，有记载的是该企业和工业革命早期新成立的一些企业一样，由于缺乏经验常识而导致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不小的环境污染，包括赫尔曼冶炼厂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附近居民做出过很多次的损失赔偿，其中最著名一起居民控告案件被上诉到法庭，直至最后居民赢得官司。1899年4月22日，该工厂附近的一女住户因不堪屡遭尘灰袭扰之苦而提起上诉。她在诉状中这样写道：“尘灰钻进所有屋子紧闭的窗户，几分钟内家具就布满了尘灰，这样的屋子已无法居住。就是廉价将此屋租住给别人也成了奢望。”经过11年的艰难诉讼，女房主最终还是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冶炼厂买下了她所有的房产，并赔付了其他有关经济损失。类似情况也可以在其他许多的卷宗档案中找到，甚至有些赔付还明确地注明了年赔付金额和时间节点，如荷尔德某工厂附近一处新教坟墓的看护人每年可以得到因尘灰污染而赔付的150马克赔偿金。根据历史记载，仅1897年，荷尔德市各企业就支付了54起损失赔偿，赔偿金达2000马克，少的仅象征性赔付1马克，多的为750马克。其中，所赔付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生活用水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污染。

和多特蒙德相比，同属鲁尔区波鸿市的空气污染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波鸿矿山学校一位名叫布罗克曼的教授就曾这样描述他生活工作的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情况：“我在波鸿生活了20年。每刮西风的时候，我就要吸入烟雾、煤灰和灰尘混在一起的黄褐色浓雾。等到刮北风时，许多矿山垃圾所散发的臭气又飘进了我鼻孔。刮南风时，我又不得不‘饱餐’一顿钢铁厂、煤气厂和化工厂喷散出的各种蒸汽。我站到哪，或走到哪，烟尘就一直跟我到哪里。白天工作时，各种噪声困扰我，就是晚上睡觉了，这些噪声也不放过我，让我有片刻安宁。”此外，他也证实了多特蒙德市荷尔德城区的空气污染严重状况：“荷尔德城区是工厂和冶炼厂最密集的城区，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夏季的清新和空气理疗。谁要是搬到这里，谁就要做好接受这些工厂各种污染的准备：各种臭味会损害他的味觉系统，各种噪声会损坏他的听觉神经！”面对这种场景，如果弗里茨、佩洛和德罗斯特一许尔斯霍夫再回到眼前的现实，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这里曾经是他们所拜访过的地方。

工业污水中，有一种含盐量很高的污水也被排人到河内。这种污水主要来自矿山坑道中的积水。由于当时的析盐成本过高，所以污水就直接被排放。经当时检测，埃姆舍尔河流入莱茵河交汇处的盐含量为每升3.6克，而其支流小溪的盐含量却更是惊人，甚至“比大西洋里的海水都咸”。更为糟糕的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种污水已不能用于灌溉。此外，流域附近的地下水来源也受到威胁，根据对当时流域内的46口水井的调查记录，其中45口水井水源减少甚至完全枯竭。还有一种被称为煤泥的污染源也对河流生态环境构成了威胁。为除去杂质，化工用煤需经过水洗这道流程，由此产生的煤泥也随之被排入河内，它们随即沉淀，形成了大量淤塞，这既污染了河水，又影响了正常流速，而且河岸边植被的生长也受到了严重阻滞。 而且，这样的人为灾害又进一步引发了地区性疾病的流行：至19世纪70年代，该地区疟疾曾发生过不下五次;1887年至1900年三年内的伤寒死亡率是普鲁士帝国其他地区平均水平的

两倍。1901年，当伤寒病又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蔓延时，卫生学家埃姆李希（Rudolf Emmrich）就对鲁尔区的卫生健康情况作了如此表述：“霍乱发生期间，我曾对那不勒斯、巴勒莫和君士坦丁堡的疫情做过调查，就此也看到了当地很糟糕的卫生状况。我也考察过法国、奥地利和德国其他城市的有关疫情，然而，像埃姆舍尔河谷这样由废水、粪水乱排所引发的病情、波及范围和造成的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由于沿岸居民不堪忍受这样的严重污染和疾病肆虐，要求净化污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最终还是遭到了采矿业大业主们的抵制，因为他们应承担的污水处理成本相当高昂。一直到1904年，情况终于发生了转机，随着威廉帝国的行政干预和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这些企业终于成立了该地区第一个带有自行管理性质的互助组织——埃姆舍尔合作社，基于此，以经济和技术手段确保水质维护和治污的举措以法律形式被确定在《埃姆舍尔互助合作法》中。应该说，这一举措有效遏制了污水的肆意排放，沿岸一带的洪涝灾害也从此大为减少，百姓的卫生健康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观。然而无论如何，对自然环境来说，这些污染还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尽管沿岸农户能获得一些补偿，但所得补偿尚不能根治盐碱地灾害或洪涝灾害;许多河曲地段因煤泥的沉积已变成直流的河道;很多河段的河床内所堆积的沉积物已厚达5米甚至更多;尤其是该河和莱茵河汇合处的地势下沉严重;且1906年至1910年間，河口汇合处甚至向北挪移了3公里，从此又诞生出一条长达10公里的新河床;此外，沿岸原来的苔藓地和泥沼地经长年污染后已完全消失。 三、空气污染及其后果

和污水情况一样，鲁尔区的空气污染在工业革命时期内也达到惊人程度并引发诸多问题，这从当时许多城市档案的历史记录中完全可以看出。根据杜塞尔多夫城市档案记录，1912年前后鲁尔区南部地区的工业污染情况还能使人忍受，而北部地区“烟雾排放则是人们整天在谈论的话题”。这些烟雾所产生的废气，“不仅造成附近农村果园水果的腐烂，同时也造成北部一些县区内森林的完全毁灭”。与此相类似，埃森的烟雾和烟尘排放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困扰，“在老城和有些城区，只要挨着克虏伯厂和矿山开采区，那里的居民就抱怨更深，他们每天要遭受两次尘灰的侵袭。通过显微镜分析，这些尘灰分别由烟尘和煤尘颗粒组成。即使居家生火也排放烟尘煤尘，但绝大部分的排放还是要归咎于这些工业烟囱的排放。如果人们从远处观看埃森的话，到处可见林立的烟囱，它们吞云吐雾，烟雾滚滚，一旦这些烟雾和大自然中的雾气结合，就立刻会形成臭名远扬的‘伦敦烟雾’”。

刚开始，许多工厂还能远离居民区建设，然而，随着工业区的不断扩张以及城市居民的不断增加，不知不觉间许多工厂就已身处居民区内或附近，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多特蒙德市荷尔德城区（Hoerde）内一个名叫赫尔曼的冶炼厂（Hermannshutte）。其在1841年11月17日获得经营许可权前，有关审查部门就担心大型蒸汽机所发出的噪声会影响周边地区居民的作息。所以，根据1831年出台的相关规定，蒸汽机的安装必须在有关安全部门的监督之下操作实施。由于缺少历史记载，所以也不清楚新安装的蒸汽设备是否最终符合法律规定而没出现噪声扰民

的情况。然而，有记载的是该企业和工业革命早期新成立的一些企业一样，由于缺乏经验常识而导致对周边地区造成了不小的环境污染，包括赫尔曼冶炼厂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附近居民做出过很多次的损失赔偿，其中最著名一起居民控告案件被上诉到法庭，直至最后居民赢得官司。1899年4月22日，该工厂附近的一女住户因不堪屡遭尘灰袭扰之苦而提起上诉。她在诉状中这样写道：“尘灰钻进所有屋子紧闭的窗户，几分钟内家具就布满了尘灰，这样的屋子已无法居住。就是廉价将此屋租住给别人也成了奢望。”经过11年的艰难诉讼，女房主最终还是获得了想要的结果：冶炼厂买下了她所有的房产，并赔付了其他有关经济损失。类似情况也可以在其他许多的卷宗档案中找到，甚至有些赔付还明确地注明了年赔付金额和时间节点，如荷尔德某工厂附近一处新教坟墓的看护人每年可以得到因尘灰污染而赔付的150马克赔偿金。根据历史记载，仅1897年，荷尔德市各企业就支付了54起损失赔偿，赔偿金达2000马克，少的仅象征性赔付1马克，多的为750马克。其中，所赔付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生活用水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污染。

和多特蒙德相比，同属鲁尔区波鸿市的空气污染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波鸿矿山学校一位名叫布罗克曼的教授就曾这样描述他生活工作的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情况：“我在波鸿生活了20年。每刮西风的时候，我就要吸入烟雾、煤灰和灰尘混在一起的黄褐色浓雾。等到刮北风时，许多矿山垃圾所散发的臭气又飘进了我鼻孔。刮南风时，我又不得不‘饱餐’一顿钢铁厂、煤气厂和化工厂喷散出的各种蒸汽。我站到哪，或走到哪，烟尘就一直跟我到哪里。白天工作时，各种噪声困扰我，就是晚上睡觉了，这些噪声也不放过我，让我有片刻安宁。”此外，他也证实了多特蒙德市荷尔德城区的空气污染严重状况：“荷尔德城区是工厂和冶炼厂最密集的城区，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夏季的清新和空气理疗。谁要是搬到这里，谁就要做好接受这些工厂各种污染的准备：各种臭味会损害他的味觉系统，各种噪声会损坏他的听觉神经！”面对这种场景，如果弗里茨、佩洛和德罗斯特一许尔斯霍夫再回到眼前的现实，那是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这里曾经是他们所拜访过的地方。